中国幕府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战国时期。其时，七国争雄，养士成风，最为著名者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竞相招贤纳士，号称“四公子”，他们的门下食客多至数千人。甚至一些官宦之家也有舍人之类。虽有鸡鸣狗盗之徒混迹其内，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齐之冯、赵之毛遂等亦大有人在。蔺相如出仕之前亦曾是宦者令缪贤家中的舍人，后经主人荐之赵王，卒成一代名相。这些食客、舍人，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或奉委承办事件，虽非国家官员却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四公子”所以名噪一时，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实则多借食客之力。他们同主人之间只有私人情谊，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对客随意进退，客对主来去自由。凡此种种，与后世之幕僚极为相似，可姑且视为中国幕府制度的萌发时期。其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渐趋定型，大约在汉代已形成制度，而到了唐代则兴旺发达起来，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至于幕僚的名称，则又有从事、参军、记室及长史、司马、别驾等等，名称不一而职能相同，都是地方主管官员或奉命出征的统兵将帅自行招聘的辅佐人员。“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隽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1]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大将军年羹尧“网罗英杰，凡瑰闳奇特之士，与博弈挞鞠，擅一长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2]湖广总督毕沅则广收幕僚编写书籍，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实多借幕僚之力。
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必须对他们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他们亦往往自恃其才，礼仪稍疏，即拂袖而去。而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所以，有的人招聘幕僚，其主要目的不在治事，而是为了借以勾通上下左右之间，尤其同上司间的声息。也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账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从而使他们得以从中操纵把持，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依然如此。
不过，对于未入政坛的士人来说，充任幕僚可以收到历练政务、增长才干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时期充任幕僚，而后成为名臣，显示出幕僚制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所以，一些考场失意的士子多乐于充任幕僚，一则可借以维持生计，一则可获得历练政务的机会。不过要胜任这一工作，尤其做一个好的刑名师爷，“必求申、韩老手，北面师事，朝夕切磨，积数年之久，方可出而应世。”[3]这样，培养合格的幕僚也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一些有名气的幕僚则不仅广收门徒，且往往著书立说，为学幕者编写教材。于是，《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幕学举要》《刑幕要略》等相继刊行于世，遂使佐幕之任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名之曰“幕学”。这也是中国幕府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这都是讲的清初至道光末年的情况，也是平时的一般情况。及至咸、同两朝，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情况又为之一变，形成清代幕府制度史上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
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政府。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各有隶属，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自行其是，遂使各项大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顶峰。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旗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就财权而言，各省地丁等项收入都要上报户部，听候指拨，督抚不得擅动。就人事大权而言，三品及其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军机处根据考绩拟名呈进，由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员的任命，则一分为三，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掌握，各有定额，不得侵混。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清政府财政拮据，兵不堪战，不得不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作战，一时形成犬牙交错、各自为战的局面。这样，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于这些统兵大员身上。然而，他们所用的兵员主要是“兵为将有”的自募自练之勇，所用军饷主要系劝捐、厘金等自筹之银，而所行之事则多与国家定制相悖，倘若囿于文法，拘于旧章，必致寸步难行，束手待毙。正像曾国藩总结的那样，“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4]于是，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包揽把持，独断专行，将昔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三宪并称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等各项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如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若在平时，聘请几个幕僚，至多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而此时的督抚勇要自募，饷要自筹，粮台要自办，劝捐、征厘、办理盐务，在在需要人手，原有属员不敷分配，实缺官员本有定额，只好多多招聘幕僚，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于是，地方分权和幕府制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迅速膨胀，一时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随之兴盛起来。其时，用兵各省普遍如此，尤以湘、淮各军，曾、胡、左、李各帅最为突出。他们虽非建立幕府、征厘筹饷的先行者，但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战场充任主力，办理最著成效，其幕府亦成为典型。而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深远，则又以曾国藩幕府最为称盛。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翰林出身。历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他在从军、从政的过程中，设置了大批办事机构，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不仅于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且培养出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52人，官至督抚、堂官者达26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文学家和科学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
（一）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名之为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对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人员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必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是草拟奏章者必须为上上之选。由于他们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好，得保最易，得缺最早，使其他人员望尘莫及。同曾国藩关系密切而后又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先后在秘书处任职。
（二）思想文化机构，包括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简称忠义局，又称采访忠义科，其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的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护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汪士珍、方宗诚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宿学名儒，如刘毓崧、刘寿曾、张文虎、李善兰等。
（三）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稍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备，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搜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编纂《贼情汇纂》一书，其工作人员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
（四）司法机构，包括审案局、发审局和查圩委员。审案局大约于咸丰三年初设立，主要审理湖南地方案件，其承办人员有厉云官、刘建德等。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有时也称发审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即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劫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以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沛苍、李兴锐、吴汝纶等。同治四至六年在皖、豫、苏、鲁剿捻期间，曾国藩还曾仿照湖南“清查土匪”的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同捻军的联系。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命令，对一切靠拢湘、淮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从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被视为“能员”。查圩委员主要有桂中行、朱名璪、薛元启、尹沛清等。
（五）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工程、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工程、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人员主要是李榕、庞际云、洪汝奎等。
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大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粮台分为行营粮台、中转粮台和后路粮台，其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而不同的粮台则又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特点。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对前线各军的供应。它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一起行动，有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常于行营总粮台之外另设台、所，如祁门粮台、徐州粮台、安庆与金陵银钱支应所等，以就近解决前线某军或数军的供应问题。这些台、所实际上也属于行营粮台之列。行营粮台的经办人员主要有李瀚章、张韶南、隋藏珠、王延长、李兴锐、李鸿裔、李作士等。中转粮台又称转运粮台或转运局，主要有岳州转运粮台、汉口转运局、清河转运粮台和灵宝粮台。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居间转运，其经办人员主要有夏廷樾、胡大任、吴世熊、钱鼎铭、薛书常等。后路粮台主要有长沙粮台、南昌粮台以及驻扎江宁的北征粮台，其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也负责外出采购或组织监制。此外，设在长沙的后路粮台还负责向裁撤回籍的湘勇发还欠饷，向新募湘勇提供就地训练和路途行军的费用。后路粮台的经管人员主要有裕麟、厉云官、李桓、孙长绂、彭嘉玉等。
报销局主要有吴城—湖口报销局、安庆报销总局、金陵报销总局，分别负责办理几个不同时期的军费报销事宜，其经办人员与行营粮台的人员大致相同。
曾国藩兴办的军工科技机构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生局。其中两所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新式枪、炮、弹、药及大小轮船以应军需。轮船分兵轮、商轮两种，兵轮用于作战，商轮用于军中运输。同时，江南制造（总）局还担负新轮操练和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翻译馆属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语教学和翻译、出版三项任务。驻美中国留学生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遣送和在美学习等事务。首批留美学生分军政、船政、科学技术三项专业，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在上述机构中担任科技、管理、制造、训练、教育、翻译、出版等工作的中国人员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吴大廷、丁日昌、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容闳等，另外还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籍人员。
粮饷筹办机构的筹款系统，主要有各地劝捐局、饷盐局、厘金局、盐务局及其为数众多的下属分支机构。劝捐局包括衡阳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汉口劝捐局，以及设于各府、州、县的分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其主要任务是劝谕富绅出钱助饷，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饷盐局主要是樟树镇饷盐总局及下属局、卡，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招商承运的办法，将浙盐运往江西销售，从中抽收税金，以应交户部之盐课抵该部应拨曾国藩一军之饷，故称此盐为饷盐。办理劝捐与饷盐的人员主要有黄赞汤、万青黎、万启琛、郭嵩焘、胡大任等。
厘金局包括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江北厘金局、韶关厘金总局及其下属分局、厘卡，广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六省，其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厘税，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饷，各省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以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厘金征收办法一般是按照货价值百抽一，而江西与湖南则有所不同。江西厘金自同治元年开始两起两验，实际税率已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湖南东征局则于湖南征收的厘金外再加抽五成，实际上与重征无异。厘金各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起陆续设立，同治四年前后陆续移交各省办理，其间解款成数也屡有变更。设立之初所收款项全部解送曾国藩粮台，本省不得扣留。自同治二年起各省开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后不等，直到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征收。经办厘金的人员主要有黄冕、郭崑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孙长绂、万启琛、李宗羲等。
盐务局包括泰州招商总局、大通招商局、瓜洲盐务总栈、江西督销局、湖北督销局、淮北督销局、武穴督销分局、新堤督销分局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主要分布于湖南（其督销局由东征局兼任）、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监督淮盐运销，征收与查验盐税，借以筹集军饷，而不同种类的盐务局其具体任务则又各有侧重。泰州招商总局负责整个淮盐的招商承运工作，瓜洲总栈负责长江过往盐船纳税单据的掣验事务，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运和过往盐船的厘金征收两项任务。其他各督销局则负责所在省、区的岸销事务：一是平抑盐价，防止暴涨暴跌；一是维持引岸秩序，监督盐船、贩夫，禁止跌价抢售或越序争购。此外，为了使淮盐畅销，增加税收，曾国藩还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陆码头设立盐卡，加抽盐税，以减少邻省私盐入境。其中较为著名的盐卡有吴城、湖口、万安、新城等卡。办理盐务的人员主要有张富年、刘履祥、程桓生、李宗羲、杜文澜等。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则又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第一，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实为他人所望尘莫及。就个人资历而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他中进士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大员。左宗棠中举之后三试礼部而不中，长期充任馆师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官运不佳，直到咸丰四年投靠曾国藩时，方刚刚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实缺道员。就当时的实际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国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国藩的奏荐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拥有的权力而言，胡得任封疆最早，但从未担任过钦差大臣，左、李担任钦差大臣则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一再加任，殆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过去由何桂清、和春、张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权力，统统握在他一人手中。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胡林翼限于湖北，左、李亦至多两省，而曾国藩则管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而其他三人之兵一般只有四五万人，最多也不过六七万人，皆不能与他相匹敌。毫无疑问，兵多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3000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样，他既有需要，又有条件，其幕府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第二，曾国藩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比拟的。胡、左、李三人皆有真才实学，亦堪称有清一代之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士林中的名气，却远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词章，早在道光末年为官京师时，即已称誉士林，闻名全国，故能将刘毓崧、周学浚、李善兰等宿学名儒一一聘请入幕。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战争形势和曾国藩个人地位的变化，其发展过程亦呈现出形成、发展、鼎盛、萎缩四个不同阶段。
（一）形成期，大约为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地主阶级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
（二）发展期，大约为咸丰八年（1858）六月再出领军至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攻陷安庆。这一时期，由于曾国藩统兵渐众，饷需日增，且事机较顺，处处得到两湖及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尤其是咸丰十年六月受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对士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遂使机构益增，人员益众，设置渐趋齐备，幕府渐具规模。这一时期，除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湖南东征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等筹饷机构相继成立外，还增设了山内（又称祁门）粮台、吴城—湖口报销局、江西总粮台、东流总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江西支应局以及两江采访忠义局、江西递文所等。同时，办事人员大大增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李鸿章、李宗羲、李兴锐、李榕等，都是这一时期入幕的。由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胜败未分，曾国藩大营迁徙不定，险象迭出，立足不牢，所以不少人仍望而却步，入而复出，幕僚时聚时散，人数仍不太多。
（三）鼎盛期，大约为咸丰十一年八月进驻安庆至同治七年（1868）六月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这一时期，曾国藩有权、有位、有地盘、有官衙，对太平军的战争稳操胜券，在统治阶级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加以统兵骤增，需饷孔亟，用兵、筹饷、恢复地方政权和文化事业在在需人，征聘日广，荐举日众，充任曾国藩幕僚一时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即无做官之念者也以一与交往为荣；遂致机构设置日增，投效人员日众，“拚命做官”者去而复返，遁迹山林者出游幕中。军政办事机构中的编书局、安庆善后总局、金陵善后总局及其所属机构，供应机构中的金陵粮台（后改北征粮台）、徐州粮台、清河转运粮台、灵宝转运粮台、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筹饷机构中的广东厘金局、江北厘金局、泰州盐务招商总局、瓜洲盐务总栈、大通招商局、江西盐务督销总局、湖北盐务督销总局、淮北盐务督销局以及长江沿岸和皖北各地的盐务厘卡，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或接管的。曾国藩幕中的一些重要或知名人物，如“文学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汉学家刘毓崧、刘寿曾，数学家李善兰，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留美归国的容闳，以及后来官至军机大臣的钱应溥等，都是这一时期投入幕府的。此时的曾国藩幕府，机构最多，人员最众，声望最高，盛极一时，无论古往今来，抑或同时流辈，都无人能与之相比。
（四）萎缩期，大约为同治七年七月剿捻战争结束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这时，战事基本结束，各项制度渐复旧制，战争期间设置的一些机构有的精简裁并，有的移交所在省份地方官员接管，遂使幕府萎缩，机构骤减，得以保留的只有秘书处、营务处、忠义局、编书局、报销局、军需总局（由北征粮台改名而来）、各种盐务机构、军工科技机构等，新设机构只有中国驻美留学生局（又称留美学生事务所）、补习学校。有的机构，如秘书处、营务处等，虽名称依旧，人员却大为减少。这样，整个幕府用人大减，而前来投效者却络绎不绝，遂使曾国藩大有人满为患之感，不得不将一些有用人才荐往他处，平平之辈赠金遣回，并四处写信劝人不要来营求差，不要再荐幕僚。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江南制造总局不断发展，所用科技、翻译和管理人员较多，在幕僚中所占比例增加。不过，由于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合办的，幕僚究竟属于谁的门下不易辨明，只能根据情况作一大致区分。
总之，曾国藩幕府直接为战争服务，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实际上是他统兵作战的参谋部与后勤部，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权组成形式和培养人才的学校。同时，它又是中国幕府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清代咸、同年间督抚专政、地方分权的产物，对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曾国藩幕府这一课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和中国幕府制度，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有所助益的。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重要课题，总是泛言者多，深究者少，致使事过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门著述仍只有一书一文。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实际上只是一个83人的人名录，尚不及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时，由于他同治四年方始入幕，为时较晚，仅据眼见耳闻，所知多有局限，尤其对前期幕僚，知之甚少，多有遗漏。曾在曾国藩幕府担任要职而后又官至二品者，如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万启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过往游客，如吴敏树、王闿运、俞樾等却被拉入名单。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不过依照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略增数人[5]，摘录有关传记编排而成，全书仅6万字，且有不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则尚无一部研究曾国藩幕府的专门著作，有关文章亦不多见。前不久见到台北新出版的《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但其有关幕府与幕僚部分，却基本上是李鼎芳一书的翻版，虽字数略有可观，仍没什么学术价值。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则不外有二，一是档案缺乏，资料分散；一是概念不清，界限不明。前者使欲行是事者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虑，望而却步，不肯躬亲一试；后者则使人们囿于旧说，难以将这项研究深入一步。按照曾国藩自己和一般人的通常说法，所谓幕府与幕僚，专指那些在幕主身边出谋划策、草拟文件及办理书启、文案的人员。但若囿于此说，就很难揭示出曾国藩幕府的实际状况和时代特点。薛、李二人未能将这项研究深入展开，与此亦不无关系。他们所列八九十人，多属从事“文事”的文秘人员，但却又有一批办理粮台、厘金、营务、军工科技及忠义局、编书局的人员，如李瀚章、甘晋、李宗羲、李兴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混杂其间，在体例上显得颇形混乱。这说明他们对于界定曾国藩幕僚的标准并不明确，基本上接受了上述说法而在实际上又不能严格遵照办理，加以他们采用以人系事的办法，以各人的特长分类，而对于这些人的在幕时间与所任职事却多不详，遂使幕僚之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唯一根据就是曾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的见闻与记忆。这就使后来而有心者很难着手，只可在此基础上小打小闹，修修补补，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认为，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不应限于身边文秘人员，实际上他所新设的各种机构[6]都属于他幕府的范围，其中的办事人员，即所谓“委员”，都是他的幕僚。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7]据笔者考订，曾国藩在其从军从政的近二十年间，所设机构不下数十，幕僚总数超过四百[8]，实际上要比薛福成、李鼎芳开列的名单多出三倍以上。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摈弃了他们那种以人系事的做法，直接从曾国藩幕府的组织机构入手，先查它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能、实施方针、办理成效，再查其中的办事人员以及他们的在幕时间、所任职事、幕中活动、一生经历。然后进一步考察了曾国藩的人才思想、用人方针、培养方法、荐举手段，以及曾国藩幕府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最后又将曾国藩幕府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中国幕府史的角度考察了它的历史成因和地位，并对曾国藩及其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不过，由于资料与水平所限，这种研究仍属于初步的和基础性的，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且其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求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