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在草原、高山或荒无人迹的森林之间，偶尔会碰到有一千至多两千居民的小城市，这些木头建造的难看的城市都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一座在墓地，——更像莫斯科郊外的那些有一座教堂的大村镇，而不像城市。它们通常都配备足够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以及其余的各种下级官员。一般地说，西伯利亚虽然天气寒冷，在这里当差却非常舒心。居民都很朴实，安分守己；牢固的旧秩序世代沿袭而备受尊崇。官吏理所当然地充当西伯利亚贵族的角色，他们或是土著，根深蒂固的西伯利亚人，或是来自俄罗斯，大多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追求的是这里不入账的额外薪俸、双份的差旅费或对未来的诱人的憧憬。凡是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满怀喜悦地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以后都收获了丰盛甘美的果实。然而那些轻佻而不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很快就对西伯利亚感到厌倦，懊恼地自问：当初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呢？他们急不可耐地想干满三年任期，期限一到便张罗调任，回归故里，还嘲骂西伯利亚。他们错了：不仅在职务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西伯利亚获得人生的享受。气候好极了；有很多慷慨好客的富商、非常富足的异族人[7]。夫人小姐都花枝招展，而且在道德上全无顾忌。野禽在大街上乱飞，会自动撞在猎人的身上。香槟酒喝得出奇地多。鱼子是非凡的美味。有些地方的收成达到种子的十五倍之多……总之，这是一片人间乐土啊。只要善于利用它就行。而在西伯利亚的那些人是善于利用它的。
一座这样快乐的自给自足的小城，有非常可爱的居民，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我在这里遇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移民，他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贵族和地主，后来成了二类服苦役的流放犯，罪名是杀害自己的妻子，在判定的十年苦役期满后，就作为移民在小城К温顺而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余生。其实他的户口是登记在城郊的一个乡，不过他住在城里，可以靠给孩子们上课谋生。在西伯利亚的城市里常常能遇见流放的移民在当老师；没有人嫌弃他们。他们主要是教法语，在某种人生舞台上，法语太重要了，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人，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对这种人生舞台就连个概念也不会有。我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初次见面是在一位老派的可敬而好客的官员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家里，他有五个不同年龄的女儿，个个都前程似锦。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给她们上课，每周四次，每次的报酬是三十戈比[8]银币。他的外表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苍白而干瘦的人，还不算老，三十五岁左右，矮小羸弱。总是干干净净地穿着西式服装。要是您和他交谈，他总是非常专注而留神地看着您，毕恭毕敬地听着您的每一句话，似乎在仔细揣摩其中的含意，仿佛您的话给他出了难题或是要打探他的什么隐私似的，然后明确而简短地回答，可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每句话都那样仔细斟酌，您突然会不明所以地感到不好意思，最后，您自己会因为谈话结束而感到欣慰。我那时就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这才知道，戈梁奇科夫的生活在道德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否则伊万·伊万内奇也不会把他请到家里来给自己的几个女儿上课，但此人十分孤僻，避不见人，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不过寡言少语，总之，很难和他深谈。有些人硬说他就是个疯子，不过他们也承认，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不少体面的市民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都非常亲切，他可能还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能写个申请书什么的。人们认为，他在俄罗斯大概有很多至亲好友，也许还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自从被流放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切断了与他们的一切联系——总之，是害了他自己。而且我们这里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新婚不到一年就出于忌妒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随即自首（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他的刑罚）。人们总是把这样的罪行看作一种不幸而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却躲开所有的人，只是为了上课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起初我并不特别注意他；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渐渐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身上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要同他深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他总是回答我的问题，甚至神情凝重，仿佛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至关重要的义务；可我听了他的回答，却忍不住要接着问下去；而在这样的交谈之后，他的脸上总是有一种苦恼而疲惫的神情。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他走出伊万·伊万内奇的家门。我突发奇想，邀请他到舍下略坐片刻，抽支烟。我无法形容，他的脸色显得多么恐怖；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囔着什么，突然，他瞪了我一眼，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简直大为骇异。从那时起，一遇见我他就带着一种惊恐的神气望着我。可我不肯罢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一个月后我无缘无故地顺路去看戈梁奇科夫。不用说，我这样做是愚蠢而失礼的。他在小城边上一个年老的女市民家里赁屋居住，她有一个害肺病的女儿，而这个女儿还有个私生女，孩子大约有十岁了，是一个漂亮、快乐的小女孩。我走进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女孩身边教她识字。他见到我是那么惊慌，仿佛在犯罪现场被我抓到似的。他完全慌了神，从椅子上跳起来，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们终于坐了下来，他注意我的每一个目光，似乎怀疑我的每一个目光都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特殊的含意。我猜想是他的疑心病太重。他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几乎要问：“你能不能快点离开啊？”我和他谈起我们的小城，谈到最近的新闻；他沉默着，面带憎恨的冷笑；他竟然不仅不知道城里最普通的、人人都知道的新闻，而且也不想知道。后来我谈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及本地区的贫困，他默默地听着，那样怪异地看着我的眼睛，使我终于为这次谈话而感到内疚。可是我又因为几册新出的书刊而几乎惹恼了他；我刚从邮局收到的书刊就拿在手上，我把这些尚未拆开的书刊推荐给他看。他投以贪婪的一瞥，却又立刻改变主意，谢绝了，借口是没有时间看。最后我向他告辞，出来后我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感到羞愧，觉得纠缠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远远地躲开整个世界啊。但事已至此，悔之莫及。记得，我在他的房间里几乎没有看到书，可见，说他博览群书是与事实不符的。不过，有两次我深夜从他的窗前路过，发现他屋子里有灯光。他独坐通宵，在干什么呢？不是在写作吧？倘若是在写作，那么究竟在写些什么呢？
有三个月光景，我因事离开了我们的小城。回来时已是冬季，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秋天死了，死时孤单一人，甚至一次也没有请医生来看病。小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我立刻去见死者的女房东，想打听一下，她的房客独自在家干些什么，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我给她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她给我捧来了死者遗留的一大筐手稿。老太婆承认，有两个小本子已经被她胡乱用掉了。这是一个愁眉苦脸、不爱说话的妇人，很难向她打听出什么有用的情况。关于自己的房客，她对我说不出任何特别的新鲜事儿。据她说，他从来就几乎什么事也不干，一连几个月不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可是整夜整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若有所思，有时还自言自语；他很喜欢也很宠爱她的外孙女卡佳，尤其是在知道她的名字叫卡佳以后，他每逢圣卡捷琳娜节必定去为某人做安魂祭祷。他不能容忍有客人来访；只是在要给孩子们上课时才走出家门；老太婆每星期来一次，哪怕稍微替他收拾一下房间，他也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她。整整三年，几乎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地看了看我，转过身去，面朝墙壁哭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个人毕竟还是能赢得别人的喜爱的。
我带走他的手稿，整天翻阅。这些手稿有四分之三是空白的或写些无关紧要的文字的纸片，还有学生临帖习字的作业。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厚的笔记本，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不过笔记本没有写完。也许是作者自己把它扔掉，后来也就忘了。这是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经历的十年苦役生活的记述，不过写得语无伦次。有些地方记述中断，插进一个别的故事和一些奇特而可怕的回忆，仿佛是受到某种胁迫而在慌乱中仓促写成的。我曾反复阅读这些片断，几乎深信不疑，这都是他在精神失常时所写的。但是关于苦役生活的手记《死屋场景》——他在其手稿的某处是这样称呼他的手记的，在我看来不无趣味。一个前所未知的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些奇怪的现象、对沉沦的人们的某些独特的观感使我为之入迷，因而我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了某些章节的。不言而喻，我的看法可能有误。姑且挑选两三章付印，以供读者诸君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