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讲什么学、什么论、什么派，又喜欢系统、结构，喜欢答案、判断而不喜欢提问题。这大概至少是从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的传统分类定性习惯，是应考试、进研究院、得头衔所必需的。我们能不能脱离大学教室和讲义来评论创作呢？能不能提符号而不必去管符号“学”，提“集体无意识”而不必去戴“精神分析”的帽子呢？作为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专家，讲“学”和体系是必要的。作为一般人，就不一定习惯于那些翻译的外国术语和公式了。我们可以借用或只抓要点而自己发挥，不必亦步亦趋吧？因此，对文化符号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理解，外国人的只作为参考。理论不是机器。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也不必引进全套设备和生产线。那是大学和研究所的事。作家和评论者都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的“集体无意识”。那是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挖出来的未知数。借助外力可以，单靠外人不行，也不能“合资”拼凑。
未知数却又是摆在眼前的可知数，正如同代数中的X。究竟是A还是B？先出现的是个X。“围观”和“示众”等等只是X，也就是符号。
怎么从X找出AB等等？也就是怎么挖出根？那就先得分析和认识符号。这就一言难尽了。这也不是正在发展中的外国的各种各样符号学说以及中国古代的类似想法所能一下子回答的。
即以陆文夫的《美食家》而论。改为电视剧后和小说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里就有符号问题。电视的视听符号和小说的印刷文字符号不同，这只是一项。两者所选择和构成的形象及事件符号又有不同。单就小说论，有人读了注意的是苏州，问作者是不是苏州人，有人注意的是吃，有人注意的是社会变化及政治因素，有人评论故事和人，有人追问作者用意，有人问作品效果，有人用政策标准衡量，有人就艺术手法考察。注意点不同，读者“心态”又不同，问的问题和得的答案也不同。这就是挖根的方向不同。不管作者挖的是什么方向，在读者心中挖的往往是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于是冯骥才就出来答复。可是他的答复仍是符号，又会引出读者由此向他再追问下去，关心下一篇怎么写，仿佛记者访问。作家挖的是文化根，而读者挖的是作家的根。这是常有的情形。
由此可见，符号的作用或功能不是简单的。X不一定正等于A或B，其中有个变量。“小脚”这个符号指示的是什么？从此向哪里挖？挖出来什么？作家和读者想的不会是一样。符号和意义不会是简单的能指和所指。小说是由语言符号构成，但普通语言学回答不了小说中的文学问题。小说都可以分析出结构。号称打破旧形式的所谓“新小说”也在内。但是结构还不足以说明小说。整体认识可以作一种说明。但是小说的种种符号（语言、人物、情节之类）全带有模糊性，不仅抗拒分析，同样不允许整体明确。小说符号其实也正是文化符号。我们很难又很容易作简单的判断。难，在于确切全面。易，在于定性，好或坏，喜欢不喜欢等等。
将小说作为作者“心态”（思想感情意志）的符号去挖根，或则将小说作为脱离作者的文化符号去挖根，这些都是读者和评论者的事。作者的事还在另一方面。不管他怎么去挖根，问题是他挖到了什么，怎么表达出来。
这便引出第三个问题：小说和论文的问题。
仍以《金莲》小说为例。照我看，从一种观点说，从认为小说是写人的观点说，《金莲》是一篇论文。不管其中用了多少口语和人物及事件，加了多少图表，还是小说体的论文。同一作者的说自己“为什么写”的文章倒可以算是一篇小说。《金莲》小说中写了集体的人，追究“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却缺少活人，人物是“代表”。《为什么写》文章中明显突出了一个作者，一个人；而这“一个”又可以是多数，却不是“代表”。总之，可以看作一篇第一人称的小说。这是个胸怀大志的小说家。他的大志出发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是集体的，大家的。
现在不谈《为什么写》文章，谈小说。从结构论，这是论文结构。点题，展开，铺排，转折，作结。这还是严密的八股文结构。头一句是：
“今儿，天津卫犯邪。”
这是“破题”，一句话笼括全局。用八股文作法评点《水浒》的金圣叹会立即加批：“先点出‘邪’字，是一篇主旨。”这个“邪”，字是天津口语吧？未必是传统“正、邪”的“邪”。
这一句用逻辑课本的语言说，是个命题，是判断。一句中成分若分析开来，时间、地点、性质都有了。作为哲学命题，这是判明本质及属性，由时地区别出对象的轮廓。语言学分析：“儿”、“卫”、“犯邪”带有方言性质。在天津人或则到过天津的人的耳中，这几个不发音的文字符号可以化成天津口音的一句话。说这话的是谁？作者。这是他的议论，一个命题，八股的“破题”。
照八股作法，“破题”以下是“小讲”，要“起、承、转、合”铺排一番。然后正文开始，一股一股对偶下去，十六回，共八大股。最末，上一代裹脚，下一代放脚，“牛俊英……小鸡儿”，结束。牛俊英是女的，“小鸡儿”指示男的。总结是：女的事情关键在男的。这算明白作了结论。论文告一段落。
八股文讲究铺排，无话找话，话中套话。一连串的同类词句，仿佛赋体，而又是议论。作论文，除逻辑关系外还讲究证明，要有引证。往往引证别人的话比自己的还多，这才有学术气氛。《金莲》小说正是这样。大量铺排的词有时好像分类词典。读起来气势浩瀚，仿佛念《幼学琼林》或《两都赋》、《子虚赋》。小说和文章都有这气派，也许这就是作者的风格吧？
若不分小说和论文，只看文学的社会活动流程，那就是：作者→作品→读者。
然后是：评论者→评论文→作者。
于是作者自己动笔又写出了论文。回答问题，或则说一声“无可奉告”，要说的话都在作品里了。
这又回到文化符号问题。作者由外界的“实”（符号）到内心酝酿成为“虚”的“理”（符号关系），然后发酵喷发出来又成为“实”（符号）。读者由这后一个“实”推出其中之“虚” “理”，更进一步悟出前一个“实”。但这个“实”不会和作者原有的一样，有时是南辕北辙。原因是：文学的“实”是符号。流程是：实→虚→实→虚→实……这便是文学语言符号的妙用。否则文学成为数学公式或则语法习题及答案了。
论文和小说的异同是文体问题，是另一种符号问题，和文学及文化的符号问题不同。
清朝男人剃发留辫是个政治符号。开国时为此杀了不少汉人。亡国时剪辫子又是政治符号。在满族人，那本是民族符号，有一定的规格。四面剃去，以头顶为中心留出辫子。人死了，后脑勺不剃了，为的是“留后”。《努尔哈赤》电视剧中人不剃后脑勺，熟习本族规矩的满人看到银幕上全是活动的死人，直叹气，看不下去。好在懂得这类符号的人不多。古装电视剧没有几部免得了大批错误符号，还可照样流行。这些实际演的是现代。
“缠放缠放缠放缠”
《金莲》的这一句回目标明了全文符号的线索。作者又在文章中表明了他探索包含在文化符号中的“集体无意识”，要挖出这个“根”，使它从“无”变有。这也表现出了当前许多小说家的心意吧？不论各人挖出的结果怎样，总之，我对他们衷心佩服。我感到这样挖才能继承鲁迅和茅盾。他们人虽故而事业未绝。不免引古书掉一句文：“先生之志则大矣！”
下一句应当是什么？原文不能用又无书可引，我也不知道。对那一大堆“围观”、“示众”等等文化符号，说不清楚指示什么。这里只好用70年前欧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句话作结：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