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终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再为传统观念所约束，开始关注起边疆问题来。
在中国，只要是读过初中的人，无人不知徐霞客的大名，他以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貌闻名，其《徐霞客游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但是，自古以来，长城以北及新疆一带，很少有人研究。
清康熙时期用兵西北，在这块地方，历经三朝才完全纳入清廷版图。于是西北舆地研究之学悄然兴起，俞正夑的《癸巳类稿》，张松的《新疆志略》都是这方面的著作。张穆在与此二人的交往中，已经粗略地了解了一些西北舆地的情形。但使他真正进入这个领域的，还是道光十六年（1836）夏应祁寯藻之托，编定他已故的父亲祁韵士生前所著的《西域释地》两卷和校订其《西陲要略》这件事。
祁韵士，字鹤皋，取《易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义，山西寿阳人。他是有清一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后改户部主事。嘉庆十九年，因事获罪，戍边伊犁时，伊犁将军松筠命其撰写新疆志书。他在原知县任延楷未定稿的基础之上重新编纂，撰成《西陲要略》、《西域释地序》。张穆对这两本书评价很高，认为：“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条分件析，考古证今，简而赅矣。”并称赞这本书体现了一个舆地学者“目验得之”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这对他后来撰写《蒙古游牧记》不无启发。
可以说，在校订前人的著作中，他走进了西北地理和历史的研究领域。
在校订完毕祁韵士的两部著作之后，张穆拟将视野从新疆扩而大之，即凡蒙古诸部落所居之地，如外蒙古及河套、青海等诸部落的历史沿革，及其所在山川古迹，一一考证，汇为游牧之书，以补地志之阙。
于是，一部工程浩大、致力十年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开始构建。
在为《蒙古游牧记》的写作做准备的同时，石舟先生笔耕不辍。1841年，张穆著成《水经注表》。《水经》为汉代桑钦所作，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河流系统。后由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曰《水经注》。张穆认为后来流传的有的《水经注》本子未依《永乐大典》为据，因而对《水经注》又作了重新研究，在校订《水经注》的过程中整理写成《水经注表》。
有趣的是百年之后的另一位国学大师，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对《水经注》的这段公案发生了兴趣。他运用从美国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用了7个月的功夫，写出了一篇长四万字的《全校＜水经注＞辨伪》。虽然，他所持的观点与张穆不同，但石舟先生的《水经注表》仍然是他的重要参考之一。
而对《水经注》的研究，又引出了张穆的另一部著作《魏延昌地形志》。
《地形志》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属于对旧史的注释及辨证。它以延昌为标志，意在补正《魏书·地理志》的不足，北魏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地理志》有上中下三篇。张穆花了十年功夫加以辨证考实，“凡古书及金石遗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详采之”从而写成了《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
《地形志》虽然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但和那些“闭门著书，不问世事”的学者不同，其中贯穿着作者的用世之意。张穆在自序中写道：“此书虽以魏事为本，鄙意则并欲为读郦者通其径术”“西北陂塘堰泽，尤为经世者讨论所必先。”说明作者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那些阅读郦道元《水经注》的人们指点迷津，更为那些有经国济世大志的人提供讨论研究的资料。
其用意与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作者写作《蒙古游牧记》的目的暗相吻合。
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穆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
上文提到过，在我国，尽人皆知那本以记述我国西南地貌而闻名的《徐霞客游记》，而西北舆地却缺乏一部内容翔实，体制完备的著作。张穆此书，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从此，南徐北张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游牧记》创作动机，发端于张穆为祁寯藻校订他先人祁韵士的著作《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两书均为韵土谪戍新疆时所作。体例皆为纪传体。此体为汉太史公司马迁所创，后为历代作史者沿袭。当时的张穆考虑到：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互为表里，司马迁《史记》作《纪》《传》，而班固的《汉书》创修《地理志》以补《史记》之不足，从而使两书相得益彰。
何不效法孟坚之于子长，以自己的舆地专长弥补祁公之书的不足。让两书互为表里，错综而发明之？
想法确定之后，还要看自己的功底。而此时的张穆已非彼时的张穆也。终过几十年的钻研磨砺，已成学界宿儒，舆地大家。从事这项繁难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这么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首先是材料的收集。
张穆著书所涉及的资料，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流传不广。但张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阅读、抄录、考订他所接触到的这些资料，甚至是被视为“府中鸿秘”“内府地图”等一些皇家秘籍，也让他钻隙觅缝搜求得到。
张穆所寓居的上斜街，距离以交易古董、古籍而闻名的琉璃厂不远。张穆经常和友人徜徉其间，购得一些涉及西北地域的行记诗文，这也成为张穆撰写《游牧记》的主要参考资料。
此外，友人的慷慨相赠也是张穆资料来源的一条渠道。比如那个徐冰，就多次以家藏的资料相赠，有些甚至是他未曾使用过的查实而备用的史料。而那个徐伯星所收藏的《内府十三排图》也让张穆亲手摹绘。在撰写过程中张穆也曾与大学者魏源有过商讨切磋。魏源著作《圣武记》也就成为《游牧记》中引用资料最多的著作之一。
动机明确，资料齐备，体例择定之后，张穆开始了艰苦的撰写过程。
上文讲到《蒙古游牧记》是想用“志”的形式以补祁韵士“纪传”的不足。因此，它采用的是清代学者常用的正文与注释相辅相成的写法。其中引用资料都要注明出处。作者的辨证考订，则以“穆案”为标识。广采博取，深思熟虑，一字落笔，辄费踌躇。
《游牧记》的内容，以《二十四史》相关的《志》、《传》以及历代重要的舆地著作为基本史料，又辅以当代的官修书籍与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汇成了这部划时代的西北舆地文献。可谓是博大精深，无与伦比。
张穆将侧重点放在对历史和地理的考证上。
如对蒙古名称的考证。《卷之七·喀尔喀》：旧说契丹建国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即《尔雅》“白金之美者为镣”，故女真抗辽则名其国曰金。达达抗金，则名其国曰蒙古，蒙古，银也。博民《西斋偶得》曰：“辽为契丹，金为女真。契丹本名为契塔特；女贞由朱里贞迭改，其本音乃米里扯特。（见《元秘史》蒙古文）今蒙古人犹以是呼之。”
再如《卷三十·记中右翼左旗札萨克》，引证材料遍及古今，既有今人许松的《西域水记》，又有《唐书·突厥传》，还有《地理志》及《西域记》诸书。
《游牧记》在叙述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土尔扈特汗部以及乌望海诸部时，有较多的篇幅涉及俄罗斯。因此，此书一出便引起俄国学界的注意，很快被译为俄文。
在阅读这本卷帙浩繁的舆地著作时，你并不感到枯燥。因为它在对历史和地理的考证中，不时引用相关的诗文，使这部舆地著作兼有文学色彩。
比如，熬汉北境有玉瀑一条，乾隆有诗记之曰：“大者明珠小者玑，如倾栲栳投深渊，虎狼骇走不敢饮，下疑千载苍龙眠。”如喀拉湖产白莲，《松漠草诗注》记之曰：“杂茎亭亭，无异中土，唯瓣厚无香，似歧似苋。”这些张穆都予以引证。读来兴味盎然。
这部鸿篇巨制以地志为经脉，对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至清代时期的游牧所在，舆地形势，及道里四至都予以记载。同时，它又对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元亡以来各部落的变迁以及满蒙关系作了更为详尽的记载。
在行文叙述上，以盟、旗为单位，将内蒙古二十四卷合为六卷；将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列为四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分为三卷。各部类均有总述，又自为注，使这部煌煌之巨著，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其注释文字多于正文，这又有别于他著。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致力十年，草稿屡易”。
这两位文化巨人，虽然涉足于不同的领域，但他们写作态度的严谨，付出的辛勤，又何其相似！
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曾经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矣。”
祁寯藻在评价张穆时也是这样讲的：“陈古义之书，贵于实事求是，论今事则贵于经世致用。而石舟《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在张穆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兼而有之的学者能有几人？就是现在的所谓饱学之士，他们所玩的那几招花拳绣腿，写的那几篇应景时文，在这位先辈面前也只能羞愧的汗流浃背，无地自容。
《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中国蒙古蒙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它既是一部蒙古史学著作，也是一部西北部边疆的舆地学著作。
蒙古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但直到清朝前期，也无专人从事蒙古历史研究。自祁韵士在乾隆年间于国史馆撰写《蒙古王公表传》，中国学者才开始了对蒙古史地的系统研究。应当看到，《王公表传》是纪传体，而其后的续作《藩部要略》则是编年体。两者都设有摆脱由《左传》和《史记》开创的传统修史的模式，对蒙古地区舆地方面的记述都极为筒略，“详于史而略于方域”。至于出川形势则多未备载。
读史而不明舆地，必有难通之处，这就给后来的治史者带来诸多不便。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打破了蒙古史的研究有史而无志的局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这无疑是他的一大贡献。
我国的古代的地理著作，北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有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长期以来，长城以北及新疆一带鲜有人问津。直至清中叶，才始渐有记录。其后祁韵士、徐松等人相继被谪发新疆，他们谪居之时，作了一些实地考察，相继撰写了《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西域水道记》《新疆志略》等重要著作，西北舆地才渐渐有人关注起来。
但因官修史书藏之于内府，一般学者无法检阅，而个人著作又偏于一隅，其著作内容也大多局了限于清代。学者无法窥其全貌。
《蒙古游牧记》的成书，使西北舆地研究的空白或半空白得以填补，也为后来从事边疆舆地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梁启超把张穆与魏源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国北方的邻邦，但长期以来我国和双方的边界许多地段未正式划定，时有争议，有时不免兵戎相见。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便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行和平睦邻的外交政荣，与俄国和蒙古重新划定有争议的地段。据说，在划界的过程中，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的重要参考依据。恐怕连石舟先生也不曾料想到，他的这部学术著作会成为新中国定界的国典。
《蒙古游牧记》不仅为中国史地学者所津津乐道，而且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学术著作。
该书付梓刊行之后，俄国人首先注意到它的价值，率先译成俄文，不久又被译成日文。英国的蒙古史学者巴德利和法国的汉学家希泊，在他们的著作中，都高度评价了《蒙古游牧记》。至今，它仍然是域外学者研究中国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
笔者有一位同乡在某大学教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内蒙古大学去参加一个学术研究会议，恰逢几位俄罗斯学者也在座。一听说了他是张穆的同乡，他们立刻变矜持为尊敬，并向他索取有关张穆的资料。交谈中，他们提到，在俄罗斯历史地理学界，张穆是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大学教授们讲课时，如果提到他的名字，前面必须冠以“尊敬的中国学者”几个字；否则，便会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在许多大学的历史、地理系，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必读的参考书。
但这位与会的张穆的同乡，手头既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资料，对他的力作《蒙古游牧记》也知之甚少。在这几位谈起张穆及其著作来如数家珍的外国学者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