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一生交友甚多，他既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朝廷重臣，也不是拥有万贯家产的巨商大贾，只是一介书生。对朋友们的成就，他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
就拿他与王筠的友谊来说吧。王筠以治《说文》闻名于世，而张穆也是个小学大家，他向这位老友建议，应当把清代前期治《说文》的名家一段、桂两家的学说折衷处理，“以贻治许学者。”王筠接受了他的建议，“日课一纸”，开始了《说文句读》的写作。张穆时刻关心着此书写作的进展情况。以辛未年间，张穆写给友人许翰的信为例，五月一信云“《句读》已完，真神勇也。”十月间又一信说“菉友时相见，精神甚好，意气甚平，现著《句读》已两卷”。
积三十年的功力，王筠写成了《说文句读》，他请张穆为之序，张穆慨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序》的开头是这样评价王筠的：“贯山之于《说文》，如亭林之于《音韵》。后有作者，补笡匡正焉可矣，必无能过之。”
他认为：王筠对于《说文》的研究，正如同顾炎武对于《音韵》的研究一样，后来的学者可以补充匡正，但绝对不会超过他们的水平。
张穆就是这样为他朋友的成就呐喊助威的。
但是，对于朋友们的一些缺点，他也毫不掩饰，诤言规劝。
前文提到的那位请张穆代草弹劾琦善的疏奏，以直言敢谏而名闻天下的当朝御史陈庆镛，也是一位跟张穆过从甚密的朋友。但由于他人身在官场，应酬甚多，无暇顾及学问之事。张穆见此，援笔成书，写成《致陈颂南书》，犯颜规劝这位挚友：“窃见先生年来以招呼名士为事，从无闭门自精，读书味道之事。”
在张穆看来，这位陈御史近年来每天只是沉迷在招呼名士的活动之中，而自己从来没有关起门来，读书研究，修身养志的时间。又指责他每天和人“所谈者皆泛泛不关痛痒之言”“经学既已荒废，治术又不练习。”如此下去“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那陈庆镛年长而位高，张穆后生而位卑。
此信一出，连张穆的好友李慈铭也认为：其言为平交所不堪。
但张穆和陈庆镛的友谊不是平交而是“心交”。陈御史看完张穆的信后，并不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不敬，而是接受了这位诤友的“抗直”之言，和他相交如初。演绎了一段诤友敢于直言相劝，而长者又能虚心纳谏的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的历史佳话。
因为“疏劾”得罪了当朝的利益集团，后来陈庆镛由监察御史转任工部给事中，名义上由从五品官升为正五品，实际上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许多权力。而被他弹劾的那个卖国贼琦善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道光皇帝还赐给他头品顶戴。
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官运亨通，节节上升；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直之士滞留原位，甚至不升反降，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道光二十六年，年仅52岁的陈庆镛去职还乡。张穆闻讯后，屏退送友，独邀相送，并赋诗五首相赠。其中有句云“归田更何歉，儒业期永保”。安慰他这个“心交”，辞官归田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只是希望他不要放弃学问上的进取，作个饱学之士。
当年在陈庆镛位高权重、众人攀附之日，唯独这个张穆，敢于犯颜直谏，指责他的过失；现在陈御史去职还乡，门庭冷落之时，还是这个张穆，屏退众友，温言相慰。
张穆之于朋友，可谓至矣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