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有三件事可以充分说明公公感情用事，心地善良。
第一件事是90年代中期他被一个远房侄儿讹诈100元。当时公公每月退休工资已从几十块钱涨到一百多块钱了，家里负担也重，他还是在农村与婆婆一边勤俭节约做农活，一边抚养孙辈。
公公所在老家周围有很多同姓人，往上推几代甚至更远可知都是同一家族后裔。因为按他们名字中间那个字就可以对上暗号接上头，确认大家各自辈分。其中有个人理起来按辈分算我公公侄儿，只是血缘关系已隔很远。大家平时也没以亲戚关系来往，只按地邻关系算点头之交。周围邻居普遍对公公这个远房侄儿评价不高，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家都是土生土长本地人，彼此知根知底，谁家也藏不了小秘密。地邻上的人都说公公这个堂侄儿好吃懒做，爱偷周围邻居家东西。当时大家也穷，家里没啥可偷的。他下手也知道轻重，偷的东西总价不贵重，比如偷只鸡或一小口袋粮食或十几个鸡蛋鸭蛋之类，属于小偷小摸，也够不上犯罪条件，让人生气又无可奈何。地邻乡亲也只在背后议论他，嫌弃他，当面仍然不撕破脸皮。
公公当然也很清楚这人的底细，他在心底很鄙视这个远房侄儿，面子上也哼哼哈哈，日常和对方点头打招呼，毕竟这个侄儿没有偷过他家。但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有一天，賊亲自门来借钱了。他见面就亲切喊一声“三爷“（公公所有长房侄儿都叫他三爷，当地方言中三爷就是三叔的意思。公公所有幺房侄儿叫他三伯伯），这声“三爷”喊得比平时更甜，贼又亲自敬了公公一只烟，还掏出打火机主动帮公公点上火。这个举动瞬间拉近公公与侄儿的感情距离，使公公立马用看亲戚的眼光，而不是看贼的眼光看对方。贼侄儿开口说要借100元。100元在当时的农村不算小数目，当时一斤新米卖不到一元钱，猪肉三元到五元一斤。公公一个月退休工资也才一百块出头。公公向来对亲戚地邻开口借钱来者不拒，当即答应，只是他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很愧疚告诉贼侄儿说这个月没钱了，等下个月发工资再借给你。贼侄儿以为公公是推口话，就走了，过后也没再追问借钱的事。
但是公公下个月真的发工资了，他拿着工资立刻想到自己当初的承诺。公公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在他人生信条中一诺千金，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是对谁。于是公公在贼侄儿已经没有再追问借钱情况下，自己亲自上门送钱去了！他恭恭敬敬把100元钱送到对方手里，完成自己之前的承诺。接下来就是安静等对方还钱了。当时农村借钱还钱也不写借条，也不约定还钱期限，只靠口头承诺和信用维系。
公公在家等了一年多，超出同村人正常情况下借钱还钱期限，而且平时碰到对方，也没听侄儿说过要求公公缓些期限的只言片语。公公坐不住了，他隐隐有些担忧，决定不怕得罪人，亲自上门去讨要钱款。公公才鼓着勇气说明来意，对方一记化骨掌语言已把他的100元化得无影无踪。只见贼侄儿用很无辜的腔调大声反问他:“三爷，你咋个又来喊我还钱呢？我不是早就还给你了吗？”在公公迷茫不解一时回不过神的状态中，贼侄儿细细描绘他还钱那天下午的场景，企图给公公植入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就像导演在给演员说戏一样循循善诱道:“那天下午我来还钱的时候，天有点麻麻黑，你披个军大衣，正站在家门口抽叶子烟。你接过我的钱还说不慌这么急还嘛，你还留我吃夜饭再走，我没吃就走了……”看看，这场景细致到天气环境、人物形象、人物对话都还原了，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然而公公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是贼侄儿胡诌的。他居然一句话也无法反驳。因为公公也第一次遇到借钱人把虚拟还钱场景描述得如此活灵活现，细致入微的。对方的表演又如此逼真可信，无一丝慌乱，找不出一点破绽，该慌乱的反而是他。这可怎么办才好？他该怎么反驳对方才合理？手里又没借钱还钱凭据，一切靠嘴说，遇到对方胡说他又不会胡说。公公呆在那里一言不发，看对方口吐莲花说一堆后，他知道贼侄儿不会还钱给他了，只好讪讪地走了。是的，借钱不还的人理直气壮，被讹诈的人心里窝火还不好意思。
人都说“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这句话在贼侄儿身上完全失灵。他养了三个女儿就有两个女儿读书成绩优异，考上大学。一个后来当了医生，一个后来当老师，都进入体制内。这在当地农村是不多见的，很多农村多子女家庭一个娃都没培养出来。所以公公和地邻一边鄙视他，一边不得不佩服他运气好，娃娃读书成绩好，说他老来有福气。这个贼侄儿现在年龄大了还在老家生活，因为经济条件好转，早就不做偷鸡摸狗事情，而是积极养蚕，发展副业，还被当地评选成农村先进分子受到表彰。公公提起他来永远表示不屑，因为他被讹诈过10 0元的阴影一直都在。
再来说公公在单位上与人打架的事情。公公五六十年代曾在某小单位兼任会计和出纳，这种职务放在今天妥妥的便于贪污公款。公公却没有贪过一分一厘。因为当时人心普遍朴实善良，贪污受贿现象少。加上公公胆小，一生谨小慎微，生怕自己有经济污点会被开除回农村原籍不划算。有一次，公公单位一个职工找他从公款里借四十块钱。他手里现钱也不多，为满足职工需求，他打借条向上级部门借钱。考虑到其他职工万一也有借公款需求，公公借了两百元备用。谁知只有这个职工借了四十元，他手里剩下160元公款还找不到人借出去。公公捏着公款很不自在，他是个按规矩办事的人，不属于自己的钱，多捏一天都心慌。他居然想了个馊主意，决定将就这160元先预支几个同事本月的工资再说。当时单位每人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钱，剩下的也够发四五个人工资。公公只想早点把钱发出去脱手，忘了这种只发几个人工资做法带来的弊端。当时人们都穷啊，都想第一时间领到钱。即使不花，存到银行得利息也好。有个整天上班无所事事打毛线的女工找公公领钱来了。她来就说:“听说xxx和xxx他们已经领这个月工资了，我也要领。”公公此时的钱已发完，拿不出钱发，只好赔着笑脸解释事情前因后果，说自己现在手里没钱，等到了发工资日自然发。女工不依不饶，不听解释，只顽强坚持说她不管，别人领了钱她也领，一直在那里吵闹不休。唉，公公要是一直把160元捏到发工资日一起发就没这么多糟心事了。谁叫公公好心干坏事，这下搁不平了。女工靠走后门上班，来头不小，历来在单位飞扬跋扈，正事不做专门磨洋工。公公本来也讨厌她，加上公公也是充满自信，一辈子认为自己常有理，他的脾气也不好，公公忍不住了也与女工对吵起来。女工发现与公公吵架一时难分高下，她欺负公公个子不高，竟然先出手打人了。她以为好男不与女斗，说不定公公不好意思还手。她没想到这次情况特殊，公公反应迅速，立即投入战斗。双方扭打在一起，不分高下，最后还是被单位同事分开。此事也让公公一度被传为笑柄，他的感情用事与过度善良成了他的弱点，而不是优点。多年后，我先生与公公聊天时也分析过公公当年确实也有不对的地方，就是不该预支几个人工资，造成别人误会说他不公平。然而公公口气就没软过，他一辈子坚持自己做法对完了，错的都是那个女工。
公公平时对大保一辈子千恩万谢，实际他也有对大保不满意的地方。这种不满意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他是气大保太坚持原则，不愿意在工作上拉弟妹一把。
原来大保在她所在市里长期担任劳动局正局长，权利很大，安排谁在哪里当个工人上班是件小事，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马，手下也可以帮她办好。她却不为自家亲戚谋一点私利。尽管公公多次劝说过她，她也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原则，一定要高风亮节。
公公不满意的是自家六姊妹中，大哥没文化就算了，幺幺脾气古怪没读过初中也算了，自己有工作也不说了，最可惜的是小保和小老子最年轻，又都是初中毕业学历，在当时五六十年代农村算文化人。他们明明有几次机会出去上班被公社书记卡着。大保这个亲大姐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大原则情况下，适当想办法把两个弟妹调出去工作。偏偏大保又无动于衷，眼睁睁看着两个弟妹一辈子陷在农村也不管。她的理由很高大上，她要保持晚节。她宁愿自己节约一辈子，从工资里拿点钱支援弟弟妹妹，也不给他们谋一份脱离农村的工作。她本来办得到，她的弟妹文化水平也能胜任。无论公公怎样劝说，她也不为所动。小保比大保小十九岁，面对年龄可以当母亲的大姐严肃坚持原则做派，她也想求大姐帮忙找工作，又不好意思开口。小老子更小更没有发言权。只有公公气得写信说他大姐这种做法只能让弟妹当她一辈子的债主，说她一辈子都要给弟妹还经济债还不清。确实大保支援了弟妹一辈子，却没想到给弟妹安排个好工作胜过这一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公公还说当时大保单位一个当官的，职位比大保低，违规安排三十六个农村亲戚进城当了工人。这个领导当时就扬言不怕被开除，到时这些亲戚每人每月送他一元钱答谢扶持他，他都能生活。结果他没被开除，只是被撤职当普通办事人员。他安排的亲戚工作都保住了。
虽然这个人做法太激进，但大保做法太气人。她就爱护眼珠子一样珍惜自己的名声。而公公为弟妹的利益也不惜亲自批评恩人，也是要鼓很大勇气的。我以前还觉得大保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贪利，后来看一篇文章说她这种行为也是贪，贪名。唉，搞不懂。
大保甚至对自己养子下手也狠，六七十年代流行知识青年下乡。她的养子高中毕业也没大学可读，又算独生子女符合可以不下乡政策。周围同事都劝她说下乡条件艰苦，让她把养子就近安排在工厂上班。我这个爱护名声的大保一心跟党走，必须事事做表率，硬把她儿子弄去下乡两年才安排回城进印刷厂上班。好在当时印刷厂效益好，谁知后来又遇到印刷厂破产倒闭。要是她当时未卜先知，把儿子安排进政府部门也好啊。
大保当了很多年劳动局正局长，她的亲戚包括她的亲弟妹，亲侄儿男女硬是没有沾她一丝工作上的光。她高风亮节一辈子，过分正直到迂腐一辈子，清廉一辈子。晚年她才发现别人根本不按她那一套行事，别人见风使舵，油滑钻政策空子，反而过得风风光光。她退休后再想去办啥事已经人走茶凉不灵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保此时才开始疑惑，开始反思，甚至开始后悔，但已经迟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劣币驱逐良币，太坚持原则的人反而没有好下场。公公早就得比她明白，却又无能为力改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