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二人在个人友情上也因此破裂，司马光发誓终身不再与之往来。不过，司马光一直对王安石的文采持肯定态度，他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卷63，《与吕晦叔第二简》）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也曾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4，转引顾奎相：《司马光》）。
这期间，神宗皇帝曾经准备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的第二把手。可是，司马光却站出来坚决反对，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神宗：除非皇上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或将王安石逐出权力中心，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当年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
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如此任性尚气，实令人感慨万端。
好在神宗赵顼认为司马光也是一片忠心，没有对他意气用事。于是，司马光在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从事《资治通鉴》的创作。这部历时二十五年的巨著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成为中国历史上惟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此时，他在反对派们中所起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方面。
程颢对这两位执拗公各走极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后，还是无力回天，他只好另辟蹊径，从学术上正本清源。
从公元1069年到公元1085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变法运动，尽管有皇帝的支持，前后推行了十七年。但他们也异常艰难，王安石本人也是几起几落，身心疲惫不堪。
在这场剑拔弩张的政潮中，神宗赵顼也尝到了急功近利的苦果，以至于连继承人未选定就病入膏肓。到了元丰八年（1085）二月，当赵顼病危时，一度出现了立嗣危机。
当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曹王赵頵。而副相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力举拥立神宗长子、年仅10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
于是，由章惇将太子的名字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才正式确定下来；进而又请神宗之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
这场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的改朝换代，形势相当严峻。当时，开封知府蔡京奉命率壮士持刀剑在皇宫外高度戒备，拟捕杀持异议者。而且事前也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的。
同年三月六日，神宗皇帝去世后，哲宗皇帝赵煦在内东门匆促地继承了皇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尊生母德妃为皇太妃，其实际权力完全落到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
面对这一天赐良机，众多的朝廷耆老、致仕大臣、失意贬臣们，几乎把消除变法影响的改弦更张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司马光却认为，高氏虽然不喜欢王安石的变法，但态度还不明朗。且此时朝中大权仍是王安石集团掌控，政局扑朔迷离，即使执政，也无异于接过烫手的山芋。
所以在皇帝去世后，司马光以自己足疾为借口，自避锋芒，独自在洛阳独乐园设灵堂祭奠，闭门谢客。三月八日，三朝元老文彦博亲自前来拜访，他竟以身体不适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三月十日，朝议大夫王尚荣、王慎言进独乐园问疾，他又以头昏目眩而谢绝会客……
就在反对派心急如焚的关键时刻，人们希望在洛阳讲学的程颢，临危受命，前去说服司马光。
其实，司马光与程颢父子是世交。
早年，程珦与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同属洛阳“同甲会”（类似于“耆英会”）成员，并与司马光交谊亦深；后来比司马光年轻15岁的程颢，又与司马光成了忘年之交。先后一起在嵩阳书院、伊皋书院讲学，还一同侍候过两代皇帝：英宗赵曙和神宗赵顼。
司马光在创作《中庸解》时，于不尽融通之处，常暂付阙如以待程颢前来解答。一旦程颢前来拜访，两人举茶论《中庸》，司马光一语之问，程颢一语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马光常常赞叹说：“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程颢也十分欣赏司马光的为人处世与品行道德，二程与他在一起时，往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与二程的天理史观基本相同，但程颢认为司马光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得到理学的真谛，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他曾不客气地说：“君实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元不知学。”（《二程集》p27）
居洛期间，司马光还常常与二程兄弟讨论他的巨著《资治通鉴》。
那天，司马光特地与二程兄弟就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交换看法，双方都一吐为快。司马光首先问程颢：“伯淳，吾修《资治通鉴》至盛唐，在评价帝王将相时，窃以为，应以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为重。不知汝意下如何？”
“颢以为，当以礼仪名分制度为重，以维护‘三纲五常’的秩序！”程颢回答说。
“那么正叔，汝是如何评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呢？”
“不瞒先生说，窃以为，唐太宗乃轼兄篡位之不肖之徒，他乱三纲坏五常之举，严重地悖离天理，罪孽深重！如此乱伦，影响很坏，此例洞开后，唐肃宗也如法炮制，贻害无穷。所以对此人宜抑而非扬也。”程颐毫不客气地回答道。
“此言差矣，唐太宗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建立强大繁荣的唐帝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有目共睹！而太子李建成乃碌碌无能、无所作为之辈，理应遭到历史的淘汰。两相比较，李世民顺天意，得民意，继承皇位乃历史使然。”
“恕我也不敢苟同先生的观点。”程颢也表态说。
“那么你们又是如何评介魏征其人的呢？”司马光接着说。
“此人罪应当诛！”程颐干脆利索地抢答道。
“这是为何？”司马光又问。
“因为他先事太子李建成，后又事李世民，如此反复无常、不忠不义之徒，难道不该诛灭么？”程颐反问道。
“不然！魏征正是忠义的化身。他事李建成时，建议其早除秦王，这是他对主子的忠诚；李世民当国后，他将自己当初的建议和盘托出，非但没有惹祸上身，反而得到重用，他亲身体验到李世民的确是一代明君，所以他对其披肝沥胆，为社稷鞠躬尽瘁，为民请命，岂能获罪！”司马光将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说明。
“非也！那是后世人以其功掩其罪，如此颠倒是非，完全应矫枉过正！”程颐说。
“至于易主之事，历史上也不胜枚举。名垂千古的一代贤相管仲不也是先事子纠、后事小白的吗？”司马光引经据典地回答道。
“先生，魏征岂能与管仲相提并论？二者情形天壤之别，不可类比！……”（《二程集》p19）最后，还是程颢收场，司马光这才转移话题。
面对司马光在家闭门谢客，反对派大老将说服司马光进京吊唁的重任交给了司马光的世交程颢。程颢不负重托，于三月十七日毅然走进了独乐园，叩开了钓鱼庵的板门。
当司马光听说是程颢前来，立即扶椅而起，设坐斟茶，高声相迎：“伯淳至矣，我岂能宁居，快请坐！”
程颢忙执大礼请安，寒暄后，便直奔主题，他说：“先生，太师文潞公（彦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议大夫王老尚荣、卫州防御使冯老行己，均于前日赶赴京致哀了，您怎么还无动于衷呢？”
“长者先行，乃光之所企盼，光安敢僭越而与其一同前往。再说，光委实足疾缠身也！”司马光漠然回答。
“恕颢直言，先生之心病大于足疾矣！时下，观文殿学士孙固和父，也于三天前由郑州趋车进京吊丧了。你也是先帝的重臣……”
“知我者，伯淳也！不过，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间，曾侍神宗皇帝于颖王府邸，元丰五年虽因反对‘用兵西夏’而贬居郑州，终系神宗皇帝股肱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不仅如此，资政殿学士韩维持国，亦于三天前由许州抵达京都了。”
“呵，持国兄早在英宗治平年间就是颖王府记室之参军，其功大焉！熙宁七年，他之所以移知许州，是因为其兄韩绛子华入京为相，兄弟避亲之举。光系贬逐之臣，怎敢与持国兄同步入京。”
“先生谦逊谨慎，怕锋芒太露而遭忌，怕声震京都而招祸，难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灾吗？”程颢声色依然平和地说。
然而，程颢话音未落，司马光却神情震惊。
程颢见时机成熟，索性和盘托出，他说：“先生居洛十有五载，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敌，或亲或仇者，无一日忘却先生；现处斗转星移之时，暗流涌动，风暴将至，独乐园篱笆疏稀，远非绝尘之境。先生于朝廷亲友之企盼，可以咽声作谢，于仇雠者的吠声相诬，也可以咽声作哑吗？若蔡确、张璪之辈以‘怨恨在怀，情无哀悼’八字谤论先生，先生将何以作答？”
司马光突然神情大骇，惶恐顿足道：“哎呀，原来光仿惶疑虑，不敢辄行，今经伯淳提醒，委实计小失大矣！”
“现在该是先生下决心的时候了！老实讲，以个人计，先生与颢乃世交；以社稷计，先生乃国家巨石；当下实为千钧一发之关键时刻，诚望先生以社稷生民为念，三思而后行，但愿颢这一趟没有白跑！”程颢随即便起身离坐，向司马光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了。
司马光觉得程颢所言极是，决定立即起程赴京。
三月十七日午时，他拉低帽檐，与弟子范祖禹、儿子司马康驰马直奔汴京开封。
洛阳至开封，驿卒快马奔驰一昼夜即可抵达。可是，由于司马光身患足疾，所乘之马也是劣马，所以，他们足足走了两天两夜，于三月十九日午时才走进了开封城下——南薰门。
“司马相公来了！……”不知是谁发现了十五年不见的司马光，司马光的担心发生了！
顿时，追逐着，呼喊着，十里御街成为沸腾的海洋。宣德门前哀悼神宗皇帝的浓重气氛，几乎变成了欢迎司马光进京的仪式。
少顷，嘈杂的呼喊声变成了有节奏的请求：“司马公请勿归洛，留京辅佐天子，拯救百姓！”
此时此刻，司马光呆在马背上全然懵了。他害怕显山露水，招惹是非，谁知一阵清风却引起了这场始料不及的大祸，掀起了这场震动京都的大波！
他正准备打道回府，顿时，程颢的提醒仿佛在耳边回响。进而，他强打起精神，望着四周叠足聚观，招手相亲，声浪暖心的黎庶，拱手泪落。他不禁掩面伏鞍、泣咽出声，吩咐继续前行。范祖禹、司马康高高拱手，高声请求人们让路……直至皇城司巡街的几十匹铁骑路经此地，司马光一行才借便走出人群，来到哀乐梵音低吟的景灵东宫。
真是岁月不饶人呀！两天两夜的鞍马颠簸，让他的两腿发麻，站立不稳。再加上刚才的人群欢呼，他的心更是七上八下，不敢抬头，只能由范祖禹和司马康两边架扶，默默地跟随在吊唁的官员之后，听从主祭官的指挥，挪着脚步向前。
白茫茫的灵幡使他泪眼朦胧，凄凉的哀乐让他心灵颤抖，佛僧的超度声使他哀痛难忍。昏沉沉、凄惨惨的祭堂使他的神志失控，他猛力推开范祖禹、司马康架扶的手，向皇帝赵顼的灵柩扑去，踉跄几步，便重重地摔倒在祭案前。
他极力挣扎着爬起，恭敬跪倒，连叩三头，放声而泣：“圣上，一代明主，壮心未酬，奄弃天下，世之大哀。罪臣司马光哀荒摧绝，有话谁诉？有心谁鉴？无地自处啊……”
他的哀悼之语尚未道尽，便昏厥过去了……
经太医紧急抢救，原来是劳累过度所致。司马光苏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竟躺在礼部为接待京外五品以上官员而开设的“春官居”驿馆。
他觉得“春官居”驿馆太显眼，正欲吩咐范祖禹和司马康悄悄换一家旅馆。突然一个叫刑恕的来访。
刑恕字和叔，原是程颢的门生，此时投靠右相蔡确。蔡确惟恐司马光复出使自己的大权傍落，便利用司马光与程颢的友谊，把程颢的门生、司马康的朋友、有着曾强烈反对“变法”特殊经历的邢恕，深夜光顾“春官居”，探摸司马光的底细。
邢恕以其特有的乖觉和机巧的辩才，在表达了对恩师程颢“一日门下，终生为父”的深厚感情后，便为司马光解愁消间地谈论起恩师程颢在教学中“执简忘路面碰壁”、“呻吟入理而流泪”、如醉如痴于“理、气、道、性”的学究趣闻，引得司马光欢笑而叹：“果若伯淳，果若伯淳，邢郎知其师啊！”
他们交谈正酣之际，忽然“春官居”门前人群有节奏的呼喊声传来：“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在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清楚响亮。
司马光闻此言犹如晴天霹雳，顿时神情慌乱，踱步徘徊，喃喃作语而不知所措……
少顷，他住足而仰天呼号： “民心沸腾，惊扰宫阙，乱由我起，祸缘我生。我不该来到这京都啊！”
随后，司马光当机立断，吩咐范祖禹和司马康收拾行囊、套车，星夜赶回洛阳。
司马光的决定，令刑恕心花怒放：司马光一走，蔡确就可放心了，自己就到主子那儿去邀功了。
此时，前门人山人海，是走不出去的。于是，刑恕迅速帮助司马光打开后门，不一会儿便逃之夭夭了。
等大内宦侍头子梁惟简率大内威风凛凛地前来“春官居”，向司马光宣读太皇太后懿旨时，“春官居”却人去楼空。他们只好星夜快马加鞭，朝洛阳独乐园奔去。
三月二十二日入夜，司马光在洛阳家中，一边跪接梁惟简送来的懿旨，一边思考着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和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不禁心事重重。
进而，他觉得自己有着天公难助的劣势：一个两次中风、右肢偏瘫的67岁的老人，终归是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即使拚着老命逞强一搏，也不会躲过命运的“天数”。随后，他怅然长叹，长跪谢恩道：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赢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光所祈祷者，愿以‘广开言路’（《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只好带头惆怅回去复命了！
太皇太后见司马光如此情形，无奈地于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道诏令：
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宋史.本传》）
司马光原以为自己的“广开言路”妙计会在朝野引起轰动效应，哪知却放了个哑炮。
他在家里耐心等了个把月，竟一点好消息也没有。四月二十日深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便毅然决定再次上疏：在论述于此非常时期“广开言路”的重要性的同时，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着重把神宗的改革精神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严格区分开来——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肯定“变法”的必需，肯定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同时，不点名地对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
次日，他将这个名为《乞开言路状》（《温国文正司马文集． 卷四七》引）草拟后，经反复润色，于二十二日清晨，把此奏状交给弟子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朝廷正式受理百姓信访的专门机构——登闻鼓院。
四月三十日，司马光登上马车，在儿子司马康的陪伴下，离开独乐园，向千里之外的陈州赴任去了。
五月四日午时，司马光乘坐的瘦马布车驶近榆园，突然，八名大内禁卫跃上官道，一字排开，堵住了去路。原来是刑恕同内臣张茂则奉太皇太后诏令“诏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直奔他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