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就这样装疯作傻，骗过了朝廷的使臣，于公元1399年七月七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朝廷的使臣，此时，他的病态病容一扫而光，对众人宣布道：“我哪里有病，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如此。”接着兴兵南下，经过三年内战，推翻了朱允文，朱棣称帝登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
故意干点不得民心的事
置身官场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许多人总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个好的名声。岂不知这却潜伏着危险。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上，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势态，你的灾祸大约也快要临头了。
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暗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抑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于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反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作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了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回京师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以为皇帝出征在外，他便尽心尽责的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作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作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相信不过呢？这是因为，在官场上是没有真正的友谊、盟友的。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的核心集团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自然首当其冲。萧何虽然不断地自毁名声，却并未能消除刘邦的猜疑，就在刘邦将状纸交给萧何的同时，因萧何顺便请求将皇家花园中的荒废土地拔出一些交给百姓耕种，刘邦立刻变了一副面孔，说萧何故意讨好百姓，将他收进监狱。刘邦之类最高掌权者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盘剥百姓、结怨于民，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段，他不只不会管，还会加以纵容；你要真正想替百姓办一两件好事，说一两句公道话，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名声，他便非要整治你不可。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抑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都被封为“王”，也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首都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这些兄弟虽然资为皇天资胃，实际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
只有北海王曹衮，这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衮的美好品德。
曹衮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他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君子动手不动口
祸从口出，这是一个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官场上的人自然更知道其中的利害。然而，人有四有舌，有七情六欲，心有所感，必然要宣之于口，也不能说当了官，便只能说“吾圣明，万岁万万岁”。无奈官场上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和仕途的穷通困达有关，而这，都是“政治问题”，是犯忌讳的，所以，官员因口舌遭祸的便特别多。
官员们由于言出祸随，也就抱定了“三缄其口”、“沉默是金”的信条，遇事唯唯诺诺，唯上是从，由那“口含天宪”、“朕即国家”的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专制制度下的官场便经常承现出万马齐哈的局面。
贺敦是周朝的一名大将，立有大功，因为对朝廷赏赐不公心怀不满，便口出怨言，结果被权臣宇文护通令自杀，临死时，他叫来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不能不记住！”接着用锥子将贺若罚的舌头刺出血来，以此告戒他慎口少说。他开始还能记住，经常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来提醒自己，遇事三缄其口。可随着他在隋朝功劳日大，地位日高，便把父亲告诫忘到脑后去了。同父亲一样，他也因对朝廷封官不满而大发牢骚，被免去了官职；他不接受教训，反而怨言更多，于是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斥责他道：“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在下面散布，说这两个人只配吃干饭，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因此奏请将他处死，文帝因他立有大功，免他一死，但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太猛；目无君上的心太猛。”
这的确是贺若弼的致命要害，同僚有劝他嫉妒，同僚升迁他不服气，有一次，皇太子杨广同他谈起朝中几位杰出将领，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个人都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
贺若弼口没遮拦，毫无顾忌地回答：“杨素是员猛将，但没有谋略；韩擒虎是员战将，但不会带兵；史万岁是员骑将，别的本领平常。”杨广问：“那么谁可以称之为大将呢？”
贺若弼深深一拜说：“这就要看殿下你的眼光了。”
他自以为比别人都高明，贬低一切，殊不知这样一来，既得罪了同僚，又引起了杨广的戒心。后来杨广当了皇帝（即隋炀帝），对他便十分疏远。
最为致命的要害还是最后一个太猛：目无君上之心太猛。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战役将要开始时，他便对人说：“江南倒是不难平，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之事呢？”明显地表示了对隋文帝的不信任；有一年，他随从隋炀帝出巡北方，在榆林，好大喜功的炀帝设置了一个可坐千人的大帐，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事其实和贺若弼毫无关系，他又在私下里评头品足，乱发议论，说皇帝太奢侈。这事被人告发，他被处以死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
唐朝功臣刘文静也是因为爱发牢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既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民部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在与家人宴集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