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上了大学，便没有去过邻村的姑姑家。事实上，我上了初中后，便再没有去过，但姑姑抱怨起来，总是归因我上了大学，眼睛长到额角。在我的脑海里，姑姑家土屋的格局虽已模糊，姑姑出嫁的记忆却格外清晰。我那年12岁，临去做客却没有一条体面的裤子，奶奶便去邻居家借了一条。那条裤子实在太大，裤腿要挽好几圈才不至于被踩到脚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这使我感到很伤自尊心。那一年我已不可思议地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我认为我有权拥有一条跟自己小学四年级优等生身份相称的裤子。那天来的客人很多，我毫不显眼，直到很晚了，还没有找到睡觉的地方。屋子里到处铺着稻草，地铺上胡乱睡着的，不像是亲戚，倒像是一群难民。我终于被安排到隔壁借宿，和一个看上去比我大许多的孩子同睡一床。那孩子有一口难看的牙齿，稀落暴突，又黄又黑，使我产生了轻微的恶感，尽管我本该感谢他。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便各自倒头睡去。乡村的孩子大多怯生，我也不例外。睡到半夜我被尿憋醒了，既不敢下床到屋外去撒，睡前又没有弄清尿盆藏在何处，就这样艰难地挨到天亮。
很快我就上了初中，姑姑家隔壁那个牙齿难看的大个子男孩，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仍然没有说过话。我们曾经作为两个小陌生人，在同一床旧铺盖下，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这非但没有成为我们之间友情的基础，反倒成了我们互不说话的原因。这或许是出于尴尬，出于羞怯，或者出于别的原因，直到某一天，有同学传过话来，说他要揍我，原因是我曾在同学中散布关于他牙齿的谣言。第二天我偷窥他的神色，并未有任何的不同，这使我格外胆怯，心怀恐惧。他为什么不直接威胁我，而要借他人之口，通过只有国际上才使用的外交方式表达对我的敌意呢？他如果准确地说出他即将施行的暴行的时间、地点、程度，我也许会感到安全一些。我权衡了自己的实力：我又矮又瘦，活像草地上的一只蚂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而且由于我倒霉的家庭出身，我也找不到可以与我结盟的同学，无论上学放学，我都是独来独往。
时间一天天过去，高悬我头顶的剑没有掉下来，但威胁也没有取消。我已经打定主意，他揍我的时候我决不还手，我要放弃自卫的权利，以换来申诉的有利。我知道如果反击，不过是兔狼相搏而已，反倒使我由“无故被殴”变成了“打架斗殴”。他显然不敢在教室里或是学校操场上揍我，所以，他动拳脚的地方一定是那长达五里的乡间小路，而且，一定是放学之后。我决定，无论他在何处诉诸武力，我都要当即跑回学校，带着脸上可能留下的抓痕、鼻血之类的铁证向班主任控告。我担心的是他把我按在地上，用拳头揍我的屁股却不留任何痕迹。
终于有一天，天赐良机于他，放学后他追上了我，长长的乡路上，只有我们两人，没有任何目击者。他一把扯住了我的书包，质问我：“程宝林，你是不是丑化过我的牙齿？”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丑化”是一个很实用的、时髦的词，同时，又是一项严重的罪名——一个被裁定“丑化”“最高领袖”、“最高统帅”的人，所受到的最高惩罚甚至可能是杀头。我分辩道：“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说，你的牙齿好像没有刷过。”他反问道：“谁说我不刷牙？我从小就刷牙，一天刷两遍。我的牙生来就是这样的，你凭什么丑化人？！”他又一次使用了“丑化”这个词。我感到理亏，想起了借别人裤子穿使自尊心受伤害的情景。我差一点想撒腿就跑，但这样未免太不像一个男子汉。我暗想，让他揍我一顿算了，反正四野无人，我也不丢多大的面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有揍我。扯着我的书包的手松开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惊诧莫名的要求，作为他对我解除威胁的条件——他要我把书包里的作文本给他，他带回家去，像鸠山先生研究李玉和的旧日历一样“研究研究”。我的作文“天赋”那时已被全班同学所公认，就在这个本子上，抄着我刚写的一篇命题作文《家乡巨变》，下星期必须交卷。尽管事实上，家乡所谓的“巨变”，不过是拆除了一座战时的土炮楼，修了一座仓库而已，我却妙笔生花，写得跟大寨差不多。对于这一和解条件我心里暗喜，急忙掏出作文本，带着几分自豪、几分讨好呈献给他。一篇作文能化干戈为玉帛，这诱发了我日后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
从此我们的关系变得正常，比陌生人亲近比朋友疏远，这种情形，直到我考上大学后因病休学为止。
我住在小镇上的中学里养病。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原来是他。他没有考上高中，回家当了农民。这回他是到镇上买化肥，顺便来看我，提着两瓶罐头。在农村，给病人买礼物，通常都是罐头，礼轻、情义重。我招待他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饭，便一起沿着公路散步。由于谈得很投机，竟然走到薄暮时分，走出小镇十几里。他谈到了他读过的一本苏联小说《爱》，把故事津津有味地复述给我听。正是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爱”居然还可以分成“情爱”和“性爱”，二者我都还未曾感受。最令我吃惊的是，临别时，他竟要我拿出我写诗的硬皮笔记本来，为我题词留念。那是我第一个专门写诗的本子，封面上用包扎伤口的胶布贴成了《春草集》的字样。他叼着笔，苦苦思索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然后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组文句不通的《十六字令》，计有3首，48个字，共有9个错别字。他搁下笔，扛起早已买好的一袋碳酸氢氨化肥，大步踏月而归。目送他月光下远去的背影，我内心感动不已，又好像隐隐作痛。
大年初一他出乎意料地来了。那时，我已复学，重新成为一名受人羡慕的大学生。他本来是该去给未来的岳父岳母拜年的，半头猪肉、几十斤鲜鱼都已按乡村的规矩备办齐全，女方忽然捎信来解除了婚约。情爱也罢，性爱也罢，一句话顿成泡影。他便干脆来给我拜年，提着显然属于彩礼组成部分的一块肉、几条鱼。吃过早饭，我们又在乡间小路上散步，他谈起自己的婚姻，始而大骂，继而大哭，嗫嚅中含糊吐出“举世独浊，唯我独清”的警语，再一次令我如雷贯耳，惊愕不已。
不知不觉，在家乡，我渐渐成了一个多少受点尊敬的人，尽管在城里我仍然毫不显眼。十多年不曾进过姑姑的家门，姑姑早已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也想去看看她家门前那像刀子一样挂在树上的皂角，记得小时候的一句顺口溜叫“皂角树上千把刀”。于是，这次我带老婆孩子回老家，便决定去看望姑姑。
那棵老皂角树依然，姑姑的老屋依然，只是姑父略有不同，更苍老一些，原来的那位早已患肺病安息九泉。进得姑姑家门，便有一高大粗壮的年轻黑汉，从姑姑家侧房中睡眼惺忪地跨出来。我一看，正是他，这位初中同学。糟糕的是，十年未见，乍然相逢，我竟忘了他的名字，只好亲热地、含糊地招呼了一声，在互相敬烟的客气气氛中，绞尽脑汁地回忆他的名字。原来，他是在帮助料理村里一个老太婆的丧事，一时闲着，听姑姑说我要来，便在姑姑家的侧房里一边睡觉，一边等我。姑姑正在厨房忙活，我找个借口去厨房问了姑姑，这才重新获知他的名字。我没有用“想起”这个词，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起。
我们就一些可以寒暄的话题谈了一阵。他对我的了解很有限，只知道我从北京去了四川，至于在什么城市干什么工作，都不甚了然。我便一一据实回答。想起他曾为我题词留念，我本想告诉他我这些年来痴迷于诗歌，但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我问了他家庭的一些情况。他有两个孩子，第二个是计划外生育的，罚了1300元钱；种着几亩地，前些年学会了吹唢呐，婚丧嫁娶之类红白喜事，事主都会请他，吃喝之外，还有烟、钱之酬，日子还过得去。我们又就小麦与油菜的收成、水稻和化肥的价格等话题随便聊了一阵。对于这些话题，我虽然十分关心，却毕竟陌生有年了。接着，我们便没有什么可谈，就像我在他床上借宿那晚一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和难堪，但更多的是难过，不知是为他还是为自己，抑或是为我和他两人。
离出殡的时刻还早，太阳才刚刚爬上树梢，禾场上坐着一群乡村里深谙一切礼仪的老人，正在一边晒太阳，一边扎花圈，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这位老同学走过去，坐在他们中间，熟练地划着篾片，主持他们的谈话，声音很高，好像在骂着什么。在太阳下我又看见他那一口很不雅观的牙齿。过了一会儿，他又吹起唢呐来。他的唢呐吹得还不错。我坐在禾场另一端的石磙上，远远离开这一群准备出殡的农民，感到石磙这种古老的原始农具，在冬日的早晨是那样冰凉，又那样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