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是中国民居中正在日渐消失的部分。说到吾乡的旧式老屋，脑子里就要跳出“四井口大瓦屋”的字眼。只要有钱，用青砖红瓦盖乡间别墅，不算本领。在物质贫乏的旧时代，用土砖就可以修起气派的带有大院落的四井口大瓦屋，那是本事。小时候，这样的屋子看过很多，现在差不多全没了。
我家的房子，原本在村子的西头，只有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它位于街角，与它相邻的南街住着我爷爷的叔叔夫妻俩。这位我曾祖父的亲弟弟无嗣，所生四个孩子都夭折了（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幅度减少，可以说是新政权的功劳之一），爷爷便被过继给他为后。这“父”“子”之间，年龄相差不过10多岁，过继之时，我爷爷已经成年，家族所求，不过名分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我家里素来是爹爹（爷爷也）当家，老爹（其养父也）听政的。两人关系，一点也不和睦。这对名为父子、实为叔侄的男人，很少交谈。
老爹的房子，也是两间，屋后有门，与位于西街的我家相通。在我们两家之间，正位于西街与南街拐角处，就是维志叔家。他家与我老爹家实际上共住一个大屋子，两家以天井为界。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跑到老爹家玩。由于两位老人喜欢孩子，我基本上吃住都在他们家。老爹是个手艺人，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好一点。老太太做了好吃的，专给我留着，别的弟妹都没份的；有时过来喊，也只喊我。都是她老人家的重孙子，这种厚此薄彼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来，二妹出生，老人又将她要去，养了好多年。
我记得，平生第一次吃香蕉，就是维志叔给我的。那时，他父母都健在，父亲喜欢泡茶馆，讲故事。茶馆故事催生了我的读书欲望。
大约是1970年前后，他们家搬走了。我爷爷在拆走屋顶的墙上盖起了几间屋子，我们家这才告别了仅有两间屋的窘迫，将大门面东，开在了南街，西街的门便成了侧门。
我长大后，不止一次听老爹说：“你们那时只有两间屋子，现在住的都是我的房子！”
这其中就包括了天井。
如果记忆无误，我家是全村40多户人家中，唯一有一个天井的人家。
天井很小，南边是堆放杂屋的地方，摆着风车和石磨。雨天不出工，父亲和奶奶就磨豆饼。那当然是因为家里有好事情。至今我也算是很爱吃豆饼的。另一侧是父母的卧室，由于天井的排水沟从这间屋子底下流过，地面总是湿漉漉的，按今天的标准，根本不能住人。
我的卧室则在天井的另一侧。临天井的墙，是高粱秆加泥巴糊成的。土炕，一张小方桌，上面摆着我父亲的一个小箱子。放学回来，我从灶前的稻草灰盖着的锅里，端起一碗热菜，将书摊在小桌上，边看边吃。就这样，我小学时，就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全部注释。前几天，我看到我的美国学生在读毛选，我拿来一看，是1968年的版本，他在美国的书店里花一美元买的。我有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天井边的少年时光。
天井的好处，是可以看天。一小块天空，几片青瓦的屋顶，就是小小少年幻想的空间。雨天，从奔涌而下的雨水中，你可以如此真切地听到大自然的呼啸。冬天里，天井的屋檐会结起长长的冰柱子，拿起竹竿一扫，“哗”的一声，一把冰刀就握在了乡村少年的手上。
天井里，长年倒放着几个坛子，装的是酸菜，一年中的苦日子靠的是它们。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凳子上撞疼了小腿，气得将凳子扔进天井，砸破了一个酸菜坛子。我挨了打没有，我倒记不得了。
端午节前，照例天井里另有一个坛子，装着我放学后下田逮的鳝鱼，等端午节，拿出来蒸着吃。奶奶是从来不吃无鳞鱼的，但奶奶蒸的鳝鱼无人能比。
有时候，睡在床上，会发现天井里飞来了萤火虫，一只，两只，三只。它们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飞出天井，飞返稻田之上、露珠之间。这时候，耽于幻想的乡村少年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够去看真正的辽阔天地。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老屋半倒，久无人居，父母搬到城里，守着儿孙去了。大约是在2004年前后，远在美国的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人传来的几张照片，原来是我的老家村庄，其中就有这张天井的照片。拍照者是北京大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孙恒君教授。这位文化学者，到老家歇张村八组走亲戚，专程找人，打开了我家土屋的大门，拍下了这张天井。
如今老屋已经不存，天井只能在记忆中追寻。孙教授是有心人，帮我留住了童年的记忆。我的笔要留下的，是我们的上一代、两代乡村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无奈、无助与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