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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届。这3天，决定我这辈子，将永远离开歇张村。我拿着大队开具的介绍信，到公社所在地烟垢粮管所，办理了粮食户口迁出手续。这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即将成为吃“商品粮”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粮的！”
记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着斗笠劳动时，村道上过来一个骑着飞鸽车、穿着“的确良”、戴着上海表、脚登黑皮鞋的干部模样的人时，田里的妇女们，就会抬起斗笠下汗水湿透的脸，无限羡慕地望着那个人，渐渐驶近、又渐渐走远。如果那个骑车者，不识相地、夸耀地故意将自行车的铃铛摇响，他就会得到这样的一句咒骂。
在村子的东边斜坡上，有几间当地唯一的砖瓦房，带有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位，全称应该是“漳河水库管理局大碑湾三干渠管理处歇张管理段”，简称“管理段”，但在村民们口中，却成了“管你蛋”。因为在湖北乡间口音中，“段”（du3n）和“蛋”（d3n）同音。在我童年发生的事件中，包括这样一件：某个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吴集放电影，我们一群孩子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长李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神气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地点正好是一座已经干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读小学2年级。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拥而上，有的拉自行车的后架，有的干脆朝上面跳。车头东扭西歪，终于，李胖子连人带车，跌进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后一个抓住他自行车的人，就是我。他咒骂着爬起来，将自行车拽上堰堤时，其他的孩子早就一哄而散，跑得远远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傻傻地愣着，等待他扬起满是污泥的大手，给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却将后背糊上了一大块污泥。李胖子掉转车头，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国──那几间砖瓦屋骑去，来时的白色身影，此刻变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长，自李胖子开始，后来换了好几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粮”的，每月的伙食，来自一个神圣的、神奇的粮本。凭着那个本子，他每月骑自行车，或是差手下人，到几里路外的粮站，称来几十斤大米。后来的段长，却得自己每个月从家里用自行车将大米驮来。村民们就说：“这个段长是‘款’米袋子的。”“款”是当地土话，动词，“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也曾到这个管理段当过帮工，负责巡视渠道，并在菜地里干点杂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坚决逼迫父亲，辞去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当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给我的一巴掌，恰到好处地教训了我的恶作剧。记得他从泥塘里爬上来，见到是我时，气呼呼地骂道：“好小子，妄图谋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无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话，只是那个荒诞扭曲时代的流行语，一种类似于今日的时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师也只是在班上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却并没有将它上纲上线到“谋害革命干部”这样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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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人划分成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两类。种粮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人多理应势众，却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低人几等的地位。这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中国农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难忘的体验。在旧中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有许多条。比如，到城里的商铺当学徒，进工厂当徒工，慢慢熬成老板或师傅，在城里安家立业。1949年之后，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后，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一个农家女孩，无论如何聪明，貌如天仙，也没有一个城里人肯将她娶回。因为，她在城市里没有，也不能获得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在那个近乎赤贫的时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绝对养不起一个吃白饭的人。她只能留在农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将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亲一方挂钩，也就是说，新生儿出生后，是吃“商品粮”，还是“‘款’米袋子”，视乎母亲的身份而定。母亲是农民，子女就是农民，哪怕父亲是城里的干部。
这样的歧视，不胜枚举，几十年不废。
1975年夏天，公社组织了现场批判会。我家附近的小庙大队，一位大号熊传飞的回乡知青，在田边地角的小块荒地上，种上了自己的庄稼：水稻或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斗笠大、扁担长，块块种上革命粮。”熊的罪状是：种下这些粮食，落入自己口袋。结果，数以万计的公社社员，以及全公社十几所中小学的全体学生，分期分批来这个村里，观看“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我小学班上的女同学彭金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将瞎眼爷爷种在路边荒地上的烟叶，扯得干干净净，换来了一张大红的喜报：《斗私批修扯烟叶》。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荒地，作为我的“小菜园”，种了几棵菜瓜和西红柿，也被举报到学校，遭到老师的批评。班主任还亲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两平方米的“小菜园”是否确实属于非法开荒，是“资本主义尾巴”。“举报”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欢到我这里借书但后来打过架的一位伙伴；我一报还一报，“举报”他在自己院子里种西红柿，结果被班主任当堂驳回。热爱大自然，热爱植物与种植的童心童趣，就这样被荒唐而严酷的政治践踏，而“举报”之毒，这样早，就普遍植入了无知少年的心灵深处。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互相“举报”，父子彼此“揭发”，反伦常被歌颂为“立场鲜明”，反人道被标榜为“斗志坚强”，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无处不有，其来有自。
从1958年的不准搭火车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准在荒地上私种庄稼，“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一脉相承的，是对人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轻贱和漠视。
前些天，给我家乡的少年伙伴打电话。他时常关注我的博客，对我批判那个时代及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文章，既不以为然，也隐隐担心。他说：“你那样评论，是不对的。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曲折呢？就像我们自己，哪个人的路走得很顺？”
在越洋电话中，我无言以对。这是我小时候常常睡一个被窝的伙伴，在村里门与门相对。因为阅历、视野与审视的角度不同，他将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无心之过”，而我，觉得是“制度之恶”。如果执政者，不牢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训，隔三年五年，就来一番“一刀切”、“全国一盘棋”、“一风吹”之类的折腾，那样的荒诞、荒唐、悲惨，还会重演。近年来，“半夜偷加印花税”、“人民币一夜‘勃起’”之类的事情，不是一再发生，跌破了国人与世界的眼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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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位读者对我的评论，称我为“农民作家”时，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带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还是自豪。毕竟，从1991年，写下第一篇关注“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散文《水稻》以来，我这一题材的散文作品，已经多达近百篇，许多都被收入全国性选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更获得中美两国约60家报刊载文评论，并入选“网络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我从网络检索得知，郑州市第11中学，更将该书列为当年高中生10大课外必读书。在网友的博客中，提及、摘录这本书的文章，据我偶尔检索，竟然有50多篇。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远离了农村，甚至远离了中国。如今，我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夏威夷任教，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离那个村子，村庄一天比一天破败冷清的情形下，我于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财力，资助父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舍，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的内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觉凄凉。那三间瓦房，耗资不过两万元人民币，竟然成了村里近十多年来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万确，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气派”的房子，与周围老旧、衰败，毫无生气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哗、孩子们打来打去的“大街”上，母亲也种上了蔬菜。南宋词人曾有“故宫离黍”的悲叹。昔日的宫殿，如今长满了“黍”这种古老的庄稼，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亲种植的这一片蔬菜，其“农村凋敝”的象征意义，实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与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中国的城市日新月异，现代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农村却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残，独守着孙儿孙女？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增长，为什么没有惠及我老家，那个江汉平原边缘，东距沙洋县城不过30分钟车程、北距荆门市不过一小时车程、到处是肥沃黑土、亩产稻米千斤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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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里的村庄，有40多户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于一处高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庙，称为“歇张庙”，据说道教祖师张天师，曾在此留驻，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庙中佛殿，想必是用铁所铸（距离我家数百里的武当山顶峰的佛殿，就是铁铸），所以，也被称为“铁庙子”。庙在村北半里许的一处高岗上，是全村的制高点，风水应该很好，周围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沟。那里曾被开辟成生产队的禾场，修有一间土屋，当作仓库。我曾在那里，将晒干的稻谷扛进仓库里。后来，禾场被废，成为麦地，土地深处，时常还有残存的瓦片被耕出来，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庙里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情景。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偶尔会在一张白纸上，试图将我小时候村庄的格局，完整地画出来。我的努力总归于失败，因为我并无任何绘画才能。那一间间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画在纸上的，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有照相机，能为我的村庄，留下一些照片，该有多好。
在我六七岁之前，我家的房子，并非我们家独居，而是和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长的范维志家合住，隔着天井，他们家住一侧，我们家住另一侧。这一点，怕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未必知道。他们家后来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树下，另建新屋，这座土屋才归我们独居。当时两家是如何协商的、有哪些补偿条件，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队的最高领导、村支书程应海家。他家晚饭吃得最晚，“夜深犹唤儿吃饭”，那个细节已被我写进散文《回家吃饭》中。而《回家吃饭》中写及的那个当镇长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监记》中的主角。所谓世事如云，命运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书记的隔壁，是队长曾祥生家。这个当权时凶巴巴的精瘦老头子，我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曾几次弄电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将仓库关起门来当电影院，使四邻八村对我们村羡慕得要死。他还曾请了一个河南的梆子戏班，在村里连唱三天大戏，轰动四乡，出够了风头。我尤其记得，他将一个河南讨饭的老头，收留下来，安顿在村外的养猪场居住，提供口粮，让这个异乡人，在我们村过了好几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来，将他接回河南。老人离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送了些大米。这个讨饭的异乡人和他的儿子是背着满满两大袋大米离开村子的。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光着上身，走到我家门前。我敬了一根烟给他，他感伤地说：“宝林，你下次回来，怕是见不到我这个老头子了！”与我非亲非故，当权时曾多次欺负我家成分不好的这位前队长，对我说出的这句感叹，令我感动和感伤。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恶”，归于时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刘汝谦家了。一个农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这是我儿时常常思索的问题。他会所有的农活，但他却能在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块地方，将那里变成语录栏，写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语录。刘汝谦是个任何时候都笑哈哈的农民，他脑子运转得越快，眼睛眨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武汉某中学的语文老师，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文件和手续，他就当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后来被赶出武汉，回乡来当了农民。有好几年，他在队里的窑上烧瓦，将黄泥做成“瓦圈”，晒到半干后，一拍成四瓦，手艺属一流。他后来成为我的地理老师，我高考的地理成绩是81分，这其中就有他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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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有许多史实，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半个村庄，成为我们村子的一大劫难，它究竟是怎样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队的民兵，用绳子牵着我家对面的曾姓富农的老婆，游街示众，甚至到小学里敲锣，在全校师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骂。她的胸前，吊着一双破鞋和一把稻谷。她真的偷过队里的稻谷吗？游街示众的决定是谁作出的？
宋代儒者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时易，境迁，这些我都难以企及。只有“为生民立命”这句，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尝试。“生民”这个词太大了，我所能替他们说几句话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写这样的一部《村庄史》。
这部书，我目前还没有写出来，但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梦，一个承诺，一份责任。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