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公开讨论会。在这个讨论中，艾希曼审判的主要检察官吉迪恩•豪斯纳（GideonHausner）就和我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1981年，我想到了一个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在一场普通的筹款音乐会结束后，我站在观众面前向他们宣布：接下来，我们要演奏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undIsolde）的前奏曲以及《爱之死》片段。如果你不愿意听到这些歌剧的话，可以选择离开。但最后，没有任何人离开音乐会。
按照瓦格纳在一开始的《序曲》要求的方式，乐团开始轻柔地表演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突然，音乐大厅里有人叫起来，“你不应该演奏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然后开始骂我们，甚至还有些愤怒的观众想冲到台上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继续演奏。支持我们的观众为我们感到愤愤不平。然而，首席小提琴演奏者哈伊姆•塔布（ChaimTaub）明显受到了影响，因为有观众在他演出时开始拉扯他的袖子。面对音乐会这样混乱的局面，我和乐团还是坚持演奏着。因为我相信随着《序曲》□□的到来这些反对的声音一定会被淹没，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完全正确。当演奏李斯特的抒情曲《爱之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演出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第二天，我作了同样的尝试，仅仅是希望我们的演出不会因为这些情绪化的反对者们而受到影响。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些人进入音乐大厅后不停地制造骚乱，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演奏。
作为一个音乐家，我不可能忽略掉理查德•瓦格纳对音乐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也相信以色列这样一个充满□□的国家一定不会容忍这种对音乐的蹂躏行径。事后，我深感当时我确实没有去体会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感受，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感受。但我还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以色列人们会真正毫无顾虑地接受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
几个月以来，那场音乐会都是大众谈论的焦点。在一部分人眼里，我的举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但大部分人谴责我的行为，说我根本没有体会到大屠杀对以色列人民造成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和伙伴凌晨2点开车回家时，一个□□在十字路口拦住了我们，原因是我闯了红灯。我们快要离开时，他还在继续责骂我，对我在音乐会上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他说他的父亲就曾遭受过纳粹分子的折磨，到现在手臂上都还有一个文身。听了他的痛诉，我真的是无言以对，不知所措，对于那场灾难的发生我根本无力阻止。最后，这个□□却并没有给我开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