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过多地担心，于是把我跟索尔蒂之间的工作协调问题留给洛杉矶音乐管理机构来负责。然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这次洛杉矶之行的收获比以往任何一次演出都更令我感到满足。
由于当时的国际通讯还比较落后，完全无法和今天的环境相提并论，通过打长途电话解决所有事务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我家里租住的房子没有安装电话，从奥地利打往美国还真是笔不小的费用，更不用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很难承担如此高昂的国际长途话费的。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因为现在，如果有类似的协议需要签订，大家只需通个电话或几封邮件就可以让双方缔结的协议最终达成一致。
但那是在1961年，我兴高采烈地回到维也纳。我不仅在蒙特利尔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洛杉矶还有一份兼职工作。这感觉棒极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去想索尔蒂也许会对我得到这个职位感到惊讶，或许他对我的加入还不知情。
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竟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其中的缘由，真是很不可思议！我回到维也纳，深知在那儿我的音乐事业最终将告一段落。我在维也纳整整生活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即使到现在，我内心依然强烈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印度人，然而我自己思想的成熟、音乐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奥地利。我知道，我的精神属于这个国家。我在那里，熟练地掌握了那里的语言。我在维也纳结识了许多在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深深地影响着我对音乐的理解，至今都未曾改变过。
维也纳的音乐风格一直独树一帜：维也纳古典乐派及第一和第二维也纳音乐学院。具体来说，这种音乐风格的概念同样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细节上，比如说维也纳式的铜管乐器和低音乐器，有着非常特殊的音色，并且只能在维也纳才能听到或是演奏。当我心情舒畅地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并没有太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做，我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迎接即将在加拿大和洛杉矶开展的工作。
有一天，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格奥尔格•索尔蒂还未正式完成对洛杉矶爱乐乐团的职责就辞去了该职位，并且他还透露出对我本人以及我如何成为副指挥的表现极度不满。看到这篇报道，我着实感到惊讶！尽管这听起来似乎很幼稚，也让人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从这获悉了索尔蒂从洛杉矶辞职的真正原因。
我在洛杉矶工作的时间实际上只比他少四周，这样一来我作为一个副指挥的地位就显得和他有些平起平坐了，再加上没有一个人问过索尔蒂是否反对这样的安排。显然，索尔蒂对这既成事实的现状相当不满。而且，他想不明白的是前不久我才拒绝了做他的助理，而突然一下子却成了副指挥，地位就在他一人之下了。索尔蒂不能接受我将会长期待在洛杉矶工作的事实，而事先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就给我作了这样的工作安排着实激怒了他。换位思考一下，索尔蒂有这样激烈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轻信而且没有顾及年长同事的想法和感受。而索尔蒂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很被动，他本来可以主动和我沟通一下有话直说的。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一连串的误解以及我笨拙的处理方式才导致了他对我的不满。很多年以后，索尔蒂都没有原谅我，这也是我内心一直深感遗憾的事。我一直很努力地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和他再度成为朋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我的努力只成功了一半。多年来，我和索尔蒂还保持着联系，虽然只是必要性的工作联系。我俩都为美国交响乐团工作，他同时还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管理者的职位，我们也同是一家迪卡唱片公司的签约艺术家。每当有新曲目录制的时候，公司总裁总把这个机会优先提供给索尔蒂，对此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我和索尔蒂这种紧张关系整整持续了20年。然而，索尔蒂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任职最后一年时，我们的关系才开始有所缓和，以至于我可以接替索尔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并由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独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