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观花看英国
在和平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很少会注意到英国人的存在。即使是美国人所说的“英国口音”也只在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通行。在欧洲大陆的报纸漫画栏目里，英国人被描绘为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贵族、一个戴着高礼帽的阴险的资本家或一个穿着博柏利衣服[24]的老处女。不管是怀着敌意还是善意，几乎所有这些对于英国的概括都是基于资产阶级的，而忽略了另外的四千五百万人。
但战争的机遇为英国带来了数十万平时不会到英国来的外国人，当中有士兵也有难民，他们与英国平民密切接触。对于捷克人、波兰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英国”原先意味着皮卡迪利马戏团和德比赛马，但他们发现自己蜗居于死气沉沉的英国东部村庄、北方采矿城镇或伦敦广袤的工人阶级社区，直到遭到闪电战的进攻，全世界才听说了这些地方的名字。那些有观察能力的人会亲眼看到真正的英国并不是导游手册里所描绘的那个英国。布莱克普尔[25]比阿斯科特[26]更具代表性，高礼帽是已被蛀烂的罕有的东西，群众几乎听不懂英国广播电台的语言。就连英国人普遍的体格也和讽刺漫画里所表现的不大一样，因为传统英国人那种瘦高的身材几乎只局限于上流阶层。工人阶级基本上个子矮小，四肢粗短，行动敏捷，而女人刚到中年就会变得非常臃肿肥胖。
将自己设身处地想象成一个外国人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刚到英国，但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由于他的工作，他能和那些有用处不起眼的普通人保持接触。他的一些总结会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战争所引起的暂时的混乱。他从未见过平时的英国，因此他或许会低估阶级区别的影响力，或许会以为英国农业要比真实情况更加健康，或对伦敦街道的肮脏和酗酒的普遍印象过于深刻。但他带着新鲜的目光，会看到许多本地观察者所忽略的事情，而他可能得到的印象值得列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发现英国平民的突出品质：他们没有对艺术的敏锐触觉，性情斯文，遵纪守法，对外国人心存猜疑，对动物有爱心，伪善，有着夸张的阶级区别，并且对运动充满狂热。
谈到我们对艺术的迟钝，越来越多美丽的郊野成片的被毫无规划的建筑所破坏，重工业获准将一整个一整个的郡区变成了黑色的沙漠，古代的纪念碑被肆意捣毁或被黄色的砖海淹没，迷人的景色被丑陋的雕像给遮没——所有这些从来没有遭到群众的抗议。当民众对英国的住房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审美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对任何艺术形式的广泛兴趣，可能就只有音乐是例外。诗歌是所有艺术中英国人最擅长的，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对普通人失去了吸引力。只有当它化装成别的什么东西时才会被接受——像流行歌曲和顺口溜什么的。事实上，“诗歌”这个词会让一百个人中的九十八个人觉得好笑或尴尬。
我们这位想象中的外国观察者一定会对我们的斯文感到惊讶：英国人群秩序井然，没有人推搡或吵闹，自觉排队，像巴士乘务员这样操劳过度和备受侵扰的人脾气也很好。英国工人阶级的言行举止并不总是很优雅，但他们非常体谅别人。陌生人问路时会得到细心的照顾，盲人在伦敦行走时上每辆巴士上一定会有人搀扶他上车下车，过每条马路一定会有人指引。在战争时期一些警察会佩带手枪，但英国没有那种住在兵营里并佩带步枪（有时候甚至配备了坦克和飞机）的半军事化的宪兵队，而这些宪兵队却是从加莱到东京的社会守护者，守护着政权。除了六七个大城镇某几个臭名昭著的地区之外，犯罪或暴力现象很少。大城镇的人没有农村人那么实诚，但就算在伦敦，报贩也可以安心地把他那堆硬币留在人行道上去喝一杯。不过，盛行的温文尔雅的举止是最近才出现的。大家都还记得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走在拉特克里夫大街[27]一定会遭人骚扰，而有人问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什么是典型的英国式犯罪，他的回答是：“把你的老婆活生生揍死。”
英国没有革命传统，即使在最极端的政党里，也只有中产阶级的成员才会想要进行革命。群众仍或多或少地认为“犯法”和“错误”是同义词。大家都知道刑法很严苛，充满了古怪的规矩，而且诉讼费用极其昂贵，总是让有钱人占便宜，让穷人吃亏。但大家都觉得法律尽管有着种种弊端，仍会被认真地执行，法官或治安官是不能被收买的，没有人会未经审判而被定罪。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民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在糊弄人，但英国人骨子里不这么想。正是这种对于法律的普遍信赖使得最近许多干扰“人身保护法”[28]的事件避开了公众的注意，但它也使得一些难堪的局面得以和平解决。在伦敦遭受闪电战打击最惨的时候，当局曾试图阻止公众将地铁站当成防空洞。人们并没有以破门而入作为回应，而是花一个半便士给自己买票，这样一来他们就拥有了乘客的合法身份，也没有人想过再把他们给赶出去。
传统的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里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战前是各个工会阻挠了大批的难民从法西斯国家涌入英国，而当1940年那些德国难民被拘禁时，提出抗议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习惯的差异，尤其是食物和语言上的差异，使得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外国人很难相处。他们的饮食同任何欧洲国家的饮食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他们对此极其守旧。他们通常都会拒绝哪怕品尝一道外国的菜肴，他们对蒜头和橄榄油这些东西非常反感，而如果没有了茶和布丁，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没法活了。英语的种种奇怪之处使得任何在14岁就离开学校的人几乎没办法在成年后学会一门外语。举个例子，在法国的外籍军团里，英国和美国的雇佣兵很少被提拔为军官，因为他们学不会法语，而一个德国人只需几个月就能学会法语。大体上，英国的工人认为即使把一个外语单词说准也是一件娘娘腔的事情。这和上流阶层把学习外语作为他们的固定教育内容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去外国旅行，说外国话，喜欢外国食物都被笼统地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习惯，是一种势利的表现，因此，排外情绪因为阶级妒忌而增强了。
或许英国最糟糕的景观是在肯辛顿花园、斯托克波吉斯（事实上，与格雷[29]写下他那首著名的《挽歌》的墓地相毗邻）和其它众多地方的狗的公墓。此外还有动物的空袭警报中心，里面有给猫准备的具体而微的担架。在战争的第一年举行了动物节，依然像以往那样盛大隆重，而当时正值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最蠢的蠢事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做的，但对动物的钟爱却风靡整个英国，或许这和农业的式微与出生率的下降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格实施配给制的那几年并没有减少猫猫狗狗的数量，甚至在大城镇的贫民窟，爱鸟之人的商店里陈列着金丝雀的饲料，售价高达二十五先令一品脱。
伪善被普遍认为是英国人的特征之一，一位外国观察者准备好了时时会遇到它，但他会在与赌博、酗酒、卖淫和渎神相关的法律里找到特别合适的例子。他会发现在英国经常表露出的反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与大英帝国的辽阔版图很难调和。如果他是一个欧洲大陆人，他会注意到有一件很讽刺的滑稽事情：英国人认为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是邪恶之举，却不认为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有何不可。他会认为这就是伪善——但这并不十分公允，因为英国事实上是一个岛国，因此不需要有庞大的陆军，而这使得英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发展，人民群众都清楚这一点。
过去三十年来，夸张的阶级区别已经开始消失，而战争或许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刚到英国的人仍然会对赤裸裸的阶级区别感到吃惊，有时候甚至觉得恐惧。绝大多数人仍然能根据其言行举止和衣着样貌被立刻“归类”。就连体格也有着明显的阶级区别，上流阶级要比工人阶级平均高上几英寸。但在所有的差异中最明显的当属语言和口音。正如温德汉姆·刘易斯先生[30]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身份“烙在了舌头上”。虽然阶级区别并不绝对等同于经济差异，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比要比大部分国家突出得多，而且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英国人发明了几样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而相比英国文化的其它产物，它们的传播是最广泛的。数千万把“football”（足球）这个词都能念错的人从来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或“大宪章”。英国人本身并不特别擅长这些运动，但他们喜欢从事这些运动，喜欢阅读关于这些运动的内容和进行赌博，这或许会被外国人认为是幼稚之举。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足球博彩业让那些失业者感觉生活仍有个盼头，这是其它任何事情所无法比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拳击手、骑师，甚至板球运动员的受欢迎程度远非科学家或艺术家所能及。不过，体育崇拜并没有如你在阅读流行报刊时所想象的那样被哄抬到无知的地步。当声名赫赫的轻量级拳击手基德·刘易斯在他的家乡小镇竞选议员的席位时，他只得到了一百二十五张选票。
我们所列举的这些特征或许是聪明的外国观察者首先注意到的。从中他或许会觉得他能为英国人的性格勾勒出一幅靠谱的图景。但这时或许他会想到：真有“英国人的特征”这么一回事吗？我们能将国家当成个体那样去讨论吗？假如可以的话，今天的英国和过去的英国之间真的存在着连续性吗？
漫步于伦敦街头，他会注意到书店橱窗里的那些旧图片，这时他会想到，如果这些图片具有代表性，那么英国一定经历了非常大的改变。一百多年前英国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暴。根据这些图片判断，英国的平民将时间花在了几乎无休止的斗殴、召妓、酗酒和放狗咬牛上，而且就连体型也改变了。那些大块头的马车夫和粗俗的拳击手，那些白裤子底下有着挺翘臀部的结实强壮的水手，还有那些丰满的胸脯胀鼓鼓的就像纳尔逊的舰队船首像的美女，他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些人和今天那些温文尔雅、含蓄克制、遵纪守法的英国人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民族文化”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就像关于自由意志或个体身份的那些问题一样，在这些问题中，理性和本能可谓背道而驰。要找出从十六世纪开始贯穿英国生活的那根主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所有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觉得联系是存在的。他们觉得他们理解那些从古代延续到他们的时代的风俗制度——比方说议会、守安息日的传统或阶级体制的细微分层——这种了解是传承下来的，是外国人所不可能有的。而他们觉得英国个体也遵循某种民族模式。戴维·赫伯特·劳伦斯[31]被认为“很有英国范儿”，而布莱克[32]也是。约翰森博士[33]和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34]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认为我们和祖先很相像——比如说，莎士比亚同一个现代英国人的相似程度要比同一个现代法国人或德国人更高——这么说或许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它的存在对行为有所影响。传说被相信，然后便成为现实，因为它们建立了一种类型或“人格”，而普通人会尽自己的努力去与之相符合。
在1940年那个糟糕的时期，英国的国民团结要强于阶级仇恨这一点展露无遗。如果真有“无产者没有国家”这么一回事，1940年就是无产阶级给出证明的时候。然而，正是那个时候阶级情感退居幕后，直到燃眉之急过去之后才重新出现。而且，英国的城镇居民在轰炸下的冷静表现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民族“人格”的存在——那就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已有的观念。传统的英国人冷漠镇定，毫无想象力，不会轻易动摇。只要英国人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倾向于成为那样的人。讨厌歇斯底里和大惊小怪，崇尚坚定，这些就是英国的普遍特征，除了知识分子之外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愿意接受斗牛犬作为国家的象征，而这种狗素以丑陋、冥顽和愚蠢而出名。他们很愿意承认外国人比自己更加“聪明”，但他们认为英国由外国人统治是天理不容的事情。我们这位想象中的观察者或许会注意到这场战争几乎催生了类似于华兹华斯[35]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写的十四行诗。他知道英国催生了诗人和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神学家或任何类型的纯粹的理论家。或许他最终的判断是，一种深刻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爱国主义和没有能力进行逻辑思考才是英国人的性格亘久不变的特征，这从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中可以找到痕迹。
英国人的道德观
大约一百五十年来，有组织的宗教，或任何形式的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对英国人民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并非只有在婚嫁或葬礼时才会走进教堂。一种模糊的无神论和对来生的断断续续的信仰或许传播相当广泛，但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你问一个普通人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是什么，他会完全以伦理学的词语去定义它（“无私”或“爱你的邻居”会是他所给出的定义）。到了工业革命的早期或许情况也差不多，那时候古老乡村生活突然被打破，英国国教已经失去了它对信徒的感染力。但最近一段时间非英国国教的教派也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力，而在上一代人中，阅读《圣经》的传统已经式微。如今你会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甚至连《圣经》里的那些故事都不知道。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平民比上层阶级更保持了基督教的本色，或许比起任何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宗教式的现代权力崇拜。他们对教会声言的教义几乎不屑一顾，却又坚守着教会从未明确阐述的教义，因为他们认为强权并不代表公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群众有着最大的分歧。自卡莱尔[36]以降，但尤以上一代人为甚，英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欧洲获取思想，深受最终起源于马基雅弗利[37]的思想习惯的影响。过去十几年来兴盛一时的思想流派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分析到最后都是某种形式的权力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与其它国家不同，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最热心的拥戴者是中产阶级。它的方式，如果不是它的理论，显然有悖于所谓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即“做人的基本道理”），在道德问题上，正是那些无产者有“资产阶级倾向”。英国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是杀死巨人的杰克[38]——与大人物抗争的小人物，米老鼠、大力水手和查理·卓别林都是同一类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就封杀了卓别林，而且英国的亲法西斯作家对他极尽攻讦之能事。）英国人普遍痛恨恃强凌弱，而且往往站在弱者一方，就因为他是弱者。因此，英国人崇拜“体面的输家”，在体育、政治或战争上对失败富于宽容。即使是在非常严肃的事情上，英国人并不觉得未能取得成功的行动就必定毫无意义。1939年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的一个例子就是希腊战役[39]。没有人指望它会取得成功，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展开这一行动。民众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几乎总是蒙上要与弱小的一方共同进退这一本能的色彩。
最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中的亲芬兰情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几次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补选就可以看出来。民众对于苏联的观感在之前本已有所好转，但芬兰是一个遭到大国进犯的小国，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就够了。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的工人阶级支持北方——这一方的立场是要废除奴隶制——虽然北方对棉花港口的封锁使得英国的情况非常艰难。在普法战争时期，英国的亲法情绪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当时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对那些被土耳其人压迫的各个小国抱以同情。当英国公众愿意去关心的话，他们同情的是抗击意大利人的阿比西亚人，抗击日本人的中国人和抗击佛朗哥的西班牙共和党人。当德国国力衰弱而且武装落后时，英国对它也很友好。这场战争之后看到类似的情绪转变并不会令人觉得惊奇。
这种你应该与弱小的一方共同进退的情绪或许源自从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奉行的势力制衡政策，欧洲批评家会补充说这是一派胡言，并拿出证据指出英国自己就对印度和其它地方的人民实施压迫。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如果英国人民能够作主的话他们会如何决断印度事务。所有的政党和无论什么政治色彩的报纸都串通起来不让他们了解问题的真相。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有时候会与弱者一道与强者抗争，即使这对他们来说明显没有好处。最好的例子是爱尔兰内战。爱尔兰叛军的杀手锏是坚定地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英国的公共舆论，阻止了英国政府以唯一有效的手段镇压叛乱。就连布尔战争时期也有很多人在大声疾呼支持布尔人，虽然声音还不足以强到影响事件的地步。从中你可以总结认为英国平民已经落后于他们的世纪。他们没有跟得上强权政治、“现实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信条。
英国人普遍痛恨恃强凌弱和恐怖主义，这意味着任何使用暴力的罪犯都得不到多少同情。美国式的黑帮主义在英国没有市场，而美国的黑帮从未尝试过将他们的活动引入到这个国家，在有需要的时候整个英国会团结在一起，与那些绑架婴儿和在街头以机关枪进行扫射的黑帮分子进行斗争。就连英国警察的高效也取决于在警察部队的背后有公共舆论在撑腰这一事实。这种现象的负面作用就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容忍残酷而落伍的惩罚。英国仍然有类似鞭笞这样的刑罚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它继续存在，一部分原因是英国人在心理学上的普遍无知，一部分原因是只有那些犯下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罪行的人才会受鞭笞之刑。如果鞭刑被重新用于非暴力犯罪或军事犯罪，或许将会引起公愤。军事惩罚在英国并不像在大部分国家那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民意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犯了懦弱罪和逃兵罪得被判处死刑，不过杀人犯会被判处绞刑这倒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大体上英国人对于犯罪的态度无知而落后，就连对少年犯加以人道宽待也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如果艾尔·卡彭[40]生活在英国的话，他进监狱的罪名可不会是在个人收入上逃税。
比英国人对待犯罪和暴力的态度更复杂的问题是清教徒主义的继续存在和举世闻名的英国人的伪善。
英国人口的主体，构成四分之三人口的工人阶级，都不是清教徒。加尔文主义的阴沉的神学理念从未在英国流行，不过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倒是盛行了一阵。但广泛意义上的所谓的清教徒主义（即道学、禁欲主义、反对享乐的精神）是地位仅比工人阶级高出一点点的小商人和厂主阶层并不成功地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信仰。究其根源，它的背后有一个明显但无意识的动机：如果你能说服那些工人每一样娱乐都是有罪的，你就可以让他们多干活少拿钱。在十九世纪早期，甚至有一种思想认为工人不应该结婚。但要说清教徒的道德戒律只是一派胡言是不公平的。它对不道德的性爱的怀有夸张的恐惧，并延伸到反对戏剧、舞蹈甚至色彩鲜艳的服装，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中世纪后期真正的堕落的抗议。还有梅毒这个新的因素，它大概于十六世纪在英国出现，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不久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那就是蒸馏烈酒——杜松子酒、白兰地等——这些可比英国人喝惯了的啤酒和蜂蜜酒要更加来劲得多。“节欲”运动是对十九世纪由于贫民窟的情况和廉价杜松子酒所引起的骇人听闻的酗酒现象的善意的反应。但它必须由狂热分子去领导，他们不仅认为酗酒是不道德的，就连适度饮酒也是有罪的。过去五十年来，甚至有类似的反对吸烟的运动。一百年前或两百年前，吸烟是很受反对的事情，但只是基于吸烟肮脏、低俗和对健康有害等理由之上，而认为吸烟是邪恶的自我放纵之举则是现代的事情。
这些想法从来没有真正地吸引过英国群众。充其量他们只是被中产阶层的清教徒主义吓得只能偷偷摸摸地享受他们的乐子。大家都承认工人阶级要比上层阶级更有道德，但性爱本身是邪恶的这个看法并没有群众基础。音乐厅的玩笑、布莱克普尔的明信片和士兵们自己写的歌曲完全不符合清教徒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英国几乎没有人同意卖淫。在几个大城镇里卖淫非常公开，但那完全没有吸引力可言，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地被容许。它不能像在某些国家那样被加以管制和人道化，因为每个英国人都打心眼里觉得它是错的。至于过去二三十年里所发生的性道德的普遍淡漠化，它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原因是人口中女多男少。
在饮酒这个问题上，一个世纪的喧嚣的“节欲”运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只是伪善的些许增加。酗酒这一英国恶习现象的消失并不是那些狂热分子反对饮酒进行呼吁的结果，而是与之竞争的娱乐、教育、工业条件改善和饮酒本身变得昂贵的结果。那些狂热分子能让英国人喝啤酒变得困难，而且心里隐隐觉得这是不对的，但不能真的使他戒酒。酒吧是英国生活的基本设施之一，虽然非英国国教的地方政府奉行骚扰策略，但它们仍在继续营业。赌博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形式的赌博都是非法的，但它们都在大规模地进行。英国人的格言或许就是玛丽·劳合[41]的歌曲中的歌词所写的：“来点乐子对你有好处。”他们并非奸邪之人，甚至并不懒惰，但他们想要来点乐子，无论那些高层人士有什么样的说法。在与提倡禁欲的少数派的斗争中，他们似乎正逐渐获胜。就连英国星期天的恐怖也已经在过去十几年来缓和了许多。一些受法律管制的酒吧——每一条法则都在和酒吧老板作对，并让喝酒变得意兴索然——在战争期间也变得宽松了。而那则愚蠢的禁止孩子进酒吧的规定，其目的是使得酒吧变成一个很不人性化的纯粹只是喝酒的地方，现在在英国的某些地方正开始不被当成一回事，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传统上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在一个推行征兵制和身份证的时代这种事情不可能是真的。但对组织化的仇恨，那种你的闲暇时间由你支配和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思想而获罪的观感，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战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过程虽然仍在推行，却还没有将其摧毁。
确实，英国报刊所大肆吹嘘的自由其实是名不符实的。首先，报刊的集中所有制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不受欢迎的意见只能刊登在发行量很小的书籍和报刊上。而且，大体上英国人并不是特别重视出版物，因此对这一方面的自由权利并不是很警觉。过去二十年来有很多干涉出版自由的事情发生，但民众并没有真的进行过抗议。就连《工人日报》遭到查禁时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也可能是由一小群人在幕后操纵的。另一方面，英国人确实拥有言论自由，几乎所有人都尊重这一自由。只有极其少数的英国人害怕在各个场合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没有多少英国人会有不让别人说出意见的念头。在和平时期，当失业情况可以被当作武器时，的确存在着对“赤色分子”进行小规模干涉的情况，但真正的极权主义的气氛，国家努力控制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情况很难想象会出现。
防止极权主义的安全措施是对于良知品德的尊重和愿意倾听双方意见的心态，这在任何公共会议上都可以观察得到。但这在一部分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思想的结果。英国对思想问题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对它们比较包容。“思想偏差”和“危险思想”在他们看来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普通的英国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或别的什么人几乎从来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他所信奉的信条的全部逻辑内涵，他总是说出一些异端的言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左翼或右翼的正统思想主要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盛行，而理论上他们应该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
英国人不是很会记仇，他们很善忘，他们的爱国主义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产物，他们不崇尚军事上的荣耀，不会对伟人顶礼膜拜。他们身上有着老派的优点和缺点。他们不会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反对二十世纪的各种理论，只会以模糊的被称为“做人道理”的道德品质进行抵制。在1936年德国人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当天，我在一座北方的采矿小镇。在这则明显意味着战争的消息公布后我碰巧走进一间酒吧，刚好电台进行了广播，然后我对酒吧的其他人说道：“德国军队已经开过了莱茵河。”有个人似乎接了茬，用法语回答道：“你说呢？”这就是他们的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些人醒过来。但当晚迟一些的时候，就在同一间酒吧里，有人唱了一首刚出的歌曲，大家合着唱道：
在这儿你不能这么干，
不，在这里你不能这么干。
到别处去你可以这么干，
但在这儿你不能这么干！
我惊讶地意识到这就是英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不管怎样，它确实还没有在这里发生，虽然条件其实非常有利。我们在英国所享有的自由、思想或别的什么不应该被夸大，但经过近六年的绝望的战争它并没有明显地消亡，这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
英国人的政治观
英国人不仅对教义的细微之处漠不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十分无知。现在他们才开始使用在欧洲大陆国家已经盛行多年的政治术语。如果你从任意哪个阶层随便找一群人，叫他们指出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法西斯主义，你会得到极其模糊的答案，有的答案傻得叫人吃惊。
而且他们还对本国的政治体制十分无知。近几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政治活动有所复兴，但长久以来，对党派政治的热情一直在减退。许多英国成年人一辈子都不曾投过票。在大城镇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议员的名字或他们生活在哪个选区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战争那几年，由于未能更新登记资料，年轻人没有了投票权（29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度是没有投票权的），而他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以为然。古怪的投票制度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议。这套制度总是偏向于保守党，不过1945年的时候却对工党有利。英国人关注的是政策和政客（张伯伦、丘吉尔、克里普斯[42]、贝弗理奇[43]、贝文[44]），而不是关注政党。认为真正掌控事件的是议会，而当新政府成立的时候有望贯彻实施重大变革的这种感觉，自从1923年工党首度执政后就已经逐渐消失。
虽然有许多细分的不同政党，英国事实上只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工党，此二者基本上代表了英国的主要利益。但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政党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每个人一早就知道任何政府，无论它的政治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肯定不会做出某些事情。因此，没有哪个保守党政府会回归十九世纪的所谓保守主义。没有哪个社会主义政府会屠杀有产阶级，甚至不能无偿将其财产充公。关于政治气候改变的一个近期的好例子是对“贝弗理奇报告”[45]的反应。三十年前，保守党人会将其斥为国家慈善，而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它是资本家的贿赂而拒绝接受。到了1944年，唯一发生的讨论只是到底它将在全国实施还是在局部地区实施。政党区别的模糊正在几乎所有国家发生，一部分原因是，或许除了美国之外，每个地方都在迈向计划经济。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国家的生存要比阶级斗争更加重要。但由于英国既是一个蕞尔岛国，又是帝国的中心，自有其特别之处。首先，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英国的繁荣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帝国，而所有的左翼政党在理论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对者。因此，左翼政党的政治家意识到——或者说最近意识到——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必须在放弃某些原则和降低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之间作出选择。其次，英国不可能像苏联那样经历革命的过程。它太小了，太有组织性了，太依赖于进口的食物了。英国内战意味着饥荒或被某个外国势力征服，或两者同时发生。第三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内战在道德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任何情况下，汉莫史密斯的无产阶级不会举行起义并屠杀肯辛顿的资产阶级：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即使是最剧烈的变化也会以温和的形式发生，并展现出合法性，除了各个政党的“极端分子”之外可谓人尽皆知。
这些情况构成了英国人的政治观的基础。人民群众希望有深刻的改变，但他们不想要暴力。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希望觉得他们并没有在剥削较为不幸的民族。如果你在整个英国发一张问卷，问题是：“你想要从政治中获得什么？”绝大部分人的回答会大致上一样。大体上它会是：“经济平稳、能保证和平的外交政策、社会更加公平、解决印度问题。”而在这些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失业甚至是比战争更加可怕的梦魇。但很少有人会认为一定要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都没有多少感情上的吸引力可言。听到将英国银行收归国有这个想法，没有人会心惊肉跳。另一方面，关于坚定的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套陈词滥调已经不再被群众所盲目接受。他们知道“顶层有的是地方”并不是真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想爬到顶层，他们只想有稳定的工作，并让他们的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对旧式资本主义明显的效率低下的不满和对苏俄的崇拜，民意明显转向左翼，但并没有变得更加教条主义或明显带着仇恨。没有哪个自称是革命党的政党其信徒数量有明显增加。这些政党大概有六七个，但他们的党员数目全部加起来，即使算上莫斯利[46]的黑衫军的残余，数量也不到十五万。它们当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成立二十五年后，应该被认为以失败告终、虽然它在条件有利的时候拥有可观的影响力，它从未展现出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法国共产党或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共产党那样的大党的迹象。
多年以来，共产党的党员数目因应俄国的外交政策而上升或下降。当苏联与英国友好时，英国的共产党员奉行“温和”的纲领，和工党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的党员数量会增加到数万人。当英国和俄国的政策分道扬镳时，那些共产党员就会回到“革命”纲领，其党员数量就又减少了。事实上，他们只有放弃他们的基本目标才能争取到一批有分量的追随者。其它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宣称是真正的没有被腐蚀的列宁的继承者，它们的情况甚至更加绝望。普通的英国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教条，对他们的牢骚也不感兴趣。在英国，遍布警察的欧洲国家所形成的那种阴谋论心理是一大障碍。许多英国人无法接受任何以仇恨和非法为基调的信条。欧洲大陆那些无法无天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包括教皇至上的天主教信仰——都只有知识分子才接受它们的纯粹形式，他们是茫然无知的群众中顽固偏执的孤立派。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革命作家不得不使用杂交式的词汇，大部分关键词语都是翻译过来的。他们所表达的概念几乎没有相对应的原汁原味的英国词语。比方说，就连“无产阶级”这个词也不是英语，而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要说真有什么意思的话。它的普遍用法就只是表示“穷人”。但即便如此，它体现出的是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倾向，大部分人会告诉你铁匠或补鞋匠属于无产阶级，而银行职员则不是。至于“资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只有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才会使用它。这个词只在作为印刷业的术语时才真的被普遍使用。而如你可能会预料到的，它被英国化了，被读成了“布尔乔斯”[47]。
不过，有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被广泛使用，它的意思很空泛，但大家都很了解它的含义。这个词就是“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人确实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度。没有人会笨到以字面的意义去理解这个词。如果民主意味着由人民进行统治或社会平等，那显然英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个词自希特勒的上台后有了第二层含义，而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确实拥有民主。首先，少数人拥有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权利。但不止这些，当公共舆论决意要表态时，它是不容被忽视的。它或许只能以罢工、示威、给报纸写信等间接的方式进行表达，但它可以并且明显确实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英国的政府或许并不公正，但它无法独断专行。它不能做出一些极权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成千上万的例子中只挑一个，那就是德国进攻苏联。这件事情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德国不宣而战——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是它的发生事前没有经过任何宣传。德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与一个昨晚表面上还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交战。我们的政府可不敢做出这么一件事情，而且英国人很清楚这一点。英国的政治思维被“他们”这个词所统治。“他们”高高在上，是掌握实权的神秘人物，对你做出违背你的意愿的事情。但大家普遍都觉得虽然“他们”暴虐专横，但并非无所不能。如果你不嫌麻烦向他们施压，他们会有所反应。“他们”甚至可以被免职。虽然英国人在政治上非常无知，但当某件小事似乎表明“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的时候，他们会总是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敏感。因此，虽然表面上麻木不仁，他们时不时会对操纵补选或国会里某个议题的操作太“克伦威尔”[48]突然激起一阵鼓噪。
有一件事情很难加以确认，那就是保皇情绪在英国的延续。至少在英国南部，直到英王乔治五世逝世之前，保皇情绪很强烈而且很真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35年举行“国王登基二十五年庆”[49]时民众的反应让当局很是吃惊，庆祝不得不延长了一周的时间。平时只有那些有钱人才是公开的保皇派。比方说，在伦敦西区，电影放到结尾时人们会唱《天佑吾王》并起立致敬，而在贫民区人们会直接走出电影院。但在“国王登基二十五年庆”时对乔治五世所展现出的热爱显然是出于真挚，甚至可能从中看到一种几乎和历史一样古老的理念的残余或复兴，那种国王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对抗上层阶级的理念。比方说，伦敦贫民区有的街道在“二十五年庆”时挂出了非常奴颜婢膝的口号，如“虽是穷人，忠心不改”。而其它标语将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地主的仇恨联系在一起。比方说：有的标语写着“国王万岁，打倒地主”，更有的标语写着“不要地主”或“地主滚开”。要说保皇情感是否已经被逊位事件[50]消灭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逊位事件给了它沉重的一击。过去四百年来，它随着境况而兴衰。比方说，在她统治的一部分时间里，维多利亚女王很不受欢迎，在十九世纪的前二十五年间，公众对皇室的兴趣根本不能与一百年后相提并论。目前大部分英国人或许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但情况也有可能是，另一位长期在位的君主就像乔治五世那样复兴保皇情感，并使之——就像1880年到1936年那段时间一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
英国的阶级体制
在战争时期，英国的阶级体制是敌人进行宣传的最佳论据。关于戈培尔博士斥责英国仍然是“两个国家”，唯一符合真相的答案应该是，事实上，它是三个国家。但英国的阶级区别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们的不公正——因为说到底富有和贫困在几乎任何国家都是并存的——而在于它们与时代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完全反映了经济上的区别，一个本质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被等级体制的幽灵上了身。
对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通常会是三个称呼：上层阶级或资产阶级，中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一划分大致上符合事实，但你从中无法得出有用的结论，除非你考虑到各个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别，并意识到英国人的世界观蒙上了浪漫主义和刻骨势利的色彩。
英国是最后一批仍然坚持外在的封建主义形式的国家之一。头衔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在创造新的头衔，而且由世袭贵族为主体的上议院拥有实权。与此同时，英国没有真正的贵族阶层。贵族统治通常赖以建立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期就开始消失，那些中世纪的名门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而那些所谓的世家是那些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发家致富的家族。而且，认为“高贵者生来就是高贵的”和“即使你是穷人也能是一个贵族”的这些观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已经式微，莎士比亚对这件事发表了见解。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的统治阶级从未变成纯粹而简单的资产阶级。它从未具有纯粹的都市气息或赤裸裸的商业气息。希望成为乡绅，拥有并管理土地，从地租中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一理想经受住了每一次变迁。因此，每一波新的暴发户没有简单地取代原先的统治阶层，而是接受了他们的习惯，与他们通婚，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变得与他们没什么两样。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或许是英国面积狭小，而且气候温和，风景秀丽而多变。在英国根本不可能走上二十里还碰不到一座城镇，而就算在苏格兰也不容易。乡村生活不像国土更辽阔冬天更寒冷的国家那么土气。而英国统治阶级相对比较有道义——因为说到底，他们的行事作风并不像欧洲大陆的统治阶级那么卑鄙下流——这或许是和他们自认为是封建乡绅有关系。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士也拥有这样的世界观。几乎每个有条件去当一名乡绅的人都会去当乡绅，或至少朝成为一名乡绅作一番努力。带停车位和围墙花园的庄园主屋以缩小的样式重新出现在股票经纪人的周末度假屋和带草坪和绿草隔离带的郊野别墅，甚至在港湾公寓的窗台上出现了盆栽旱金莲。这一广为传播的白日梦无疑是势利的，它的目的是稳固阶级区别，并对阻止英国农业的现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与某种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一种认为风格与传统要比金钱更加重要的感觉。
在中产阶级内部，那些以挤进上流阶层为目标的人和那些不想这么做的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根据常见的划分方法，在资本家和挣周薪者之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归为“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哈利街[51]的医生、军官、杂货店主、农场主、资深公务员、律师、神职人员、校长、银行经理、包工头和拥有自己的渔船的渔民，都属于同一阶层。但是，没有哪个英国人会觉得他们属于同一阶级，而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收入上的区别，而在于口音、举止和，在一定程度上，世界观的区别。任何真的关注阶级区别的人会认为一个年收入1000英镑的军官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于一个年收入2000英镑的店主。即使在上层阶级内部，类似的区别也是存在的，拥有贵族头衔的人几乎总是比没有头衔但收入更高的人更加受人尊敬。中产阶级则依据他们与贵族的相似程度进行划分：专业人士、资深官员、军队里的军官、大学教师、神职人员，甚至文学界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都要比商人高，虽然在整体上他们的收入较低。这个阶层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最大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一位成功的贸易商人会把儿子送到当地的文法学校读书，而一位牧师则会把一半收入用于供孩子去一间公学读书，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虽然他知道花的这笔钱是得不到直接回报的。
此外，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旧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位绅士”和“一位非绅士”的区别。然而，过去三十年来，现代工业的需求、技术学校和地方大学造就了新的类型的人，有中产阶级的收入和他们的一部分习惯，但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太感兴趣。像无线电工程师、工业化学家这样的人，他们的教育没有让他们学会尊重过去，他们倾向于住在公寓楼里或居民小区里，那里的旧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他们是英国最接近于没有阶级的人。他们是社会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们的数目在稳定增加。比方说，这场战争使得成立庞大的空军部队成为必要，因此就有了数以千计的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毕业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进入技术中产阶级。现在任何严肃的工业重组都会有同样的效果。那些技术人员的特别的世界观已经在中产阶级的旧阶层里传播。这种情况的一个迹象就是，中产阶级内部的通婚要比以往更加自由。另一个迹象就是年收入2000英镑以下的人越来越不愿意因为教育搞得自己倾家荡产。
另一系列改变或许始于1871年的教育法案，正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你不能完全无视英国工人阶级的势利或谄媚。首先，工资条件较好的工人和那些极度贫穷的工人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也会很经常发现对住在贫民窟的人（总是用那个德文词语“流氓无产阶级”[52]）抱以轻蔑的口吻，而生活水准很低的外来劳工，如爱尔兰人，则备受轻视。比起大部分国家，英国人或许更倾向于接受阶级区别是永恒的，甚至接受上层阶级生来就是领袖。意味深长的是，在大难临头之时，最有能力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人是丘吉尔，一个贵族出身的保守党人。“老爷”这个称呼在英国频繁使用，那些明显看上去就像是上层阶级的人总是能受到本不应有的来自门卫、售票员、警察等人的礼遇。正是英国生活的这一方面最让来自美国和自治领的游客感到惊愕。变得奴颜婢膝的趋势在过去二十年两次战争之间或许没有减弱，甚至或许增强了，这主要是拜失业所赐。
但势利与理想主义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给予上层阶级他们应得之外的尊重这一趋势是与对于良好举止和被称为“文化”的事物的尊重分不开的。在英国南部，毫无疑问大部分工人阶级想要模仿上层阶级的举止和习惯。鄙视上层阶级，认为他们娘娘腔和“装腔作势”的传统态度在重工业地区流传最为广泛。带着敌意的绰号像“花花公子”和“公子哥儿”已经几乎绝迹了，就连《工人日报》也刊登“高级绅士裁缝”的广告。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英国南部几乎普遍都觉得伦敦土腔听起来叫人觉得不舒服。在苏格兰和英国北部，对于本地口音的势利心态确实存在，但并不强烈，传播也不广泛。许多约克夏人对自己浓厚的乡音感到很自豪，以语言学作为依据捍卫自己。在伦敦，仍然有人把“脸”说成“两”[53]，但或许没有人会觉得说“两”更有优越感。即使是一个宣称鄙视“资产阶级”及其一切的人仍然会小心翼翼地让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话时带着H音[54]。
但与这一同出现的还有政治意识的长足发展和对阶级特权的愈发焦虑的态度。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加仇视上层阶级，而在文化上则不再那么仇视。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两种趋势都是机器文明所引发的事物平等化的特征，并使得英国的阶级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英国仍然有明显的阶级区别，这让外国观察者感到很吃惊，但它们远不像三十年前那般显著和真切了。不同社会出身的人，在战争期间团结在一起，或参军，或在工厂或办公室上班，或担任火警观察员和加入国民自卫队，比起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期间更加容易相处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这众多的影响将会使得所有阶级的英国人彼此之间越来越相似——从技术上说，似乎就是这样。
首先是工业技术的改良。每一年，越来越少的人在从事让他们总是疲惫不堪，让某些部位的肌肉异常发达和赋予他们独特举止的重体力劳动。其次是住房条件的改善。在两次战争期间，房屋重建的工作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他们建造了一种房子（市政公屋，有浴室、花园、独立厨房和室内厕所），更像是股票经纪的别墅而不像是帮工的小木屋。第三是家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平时可以通过先租后买的方式买下来。结果就是，一间工人阶级的房子的内部装修比起一代人之前与一间中产阶级的房子更加相似。第四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廉价衣服的大规模生产。三十年前英国几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可以通过他的外表去判断，即使相距两百码之外。工人阶级清一色穿着成衣，而成衣不仅不合身，而且总是模仿十或十五年前上流阶级的时尚。布帽基本上是地位的象征。它在工人阶级里很盛行，而上流阶级只会在打高尔夫球和打猎时才会戴。这一情况正在迅速发生改变。如今的成衣紧跟潮流，有很多不同的尺寸，适合每一类型的身材，即使是非常廉价的衣服在外观上和昂贵的衣服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结果就是，要一眼看出社会地位一年年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女人。
大批量生产的文学作品和娱乐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比方说，电台节目对每个人一定都是一样的。虽然电影隐含的世界观总是极其反动，它们必须吸引数百万的公众，因此不得不避免引起阶级敌意。而几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也是一样。比方说，《每日快报》和几份报刊过去十几年来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潘趣》明显是一份针对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的报纸，但《画报》则没有针对哪一个阶级。租赁图书馆和非常廉价的书籍，比方说企鹅出版社，普及了阅读的习惯，或许在文学品味上起到了拉齐平均水平的作用。即使是食物的品位也变得越来越一致，这都是拜廉价但相当时髦的餐馆纷纷开业所赐，如梅斯餐馆、里昂斯餐馆等。
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阶级区别事实上正在消失。英国的主体结构仍然与它在十九世纪时的情形几乎一样。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区别显然正在减少，那些在几年前还死命地抓住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放的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并表示欢迎。
无论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最终的命运会是怎样，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显然正在合二为一。它的发生或许快或许慢，得视情况而定。这场战争加速了它的进程，再有十年的全面限量供应、统一的服装、高收入税收和强制性参军服役或许会一步到位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预测它的最后结果。本土的和外国的观察家认为英国所享有的相当大的个体自由依赖于一个明确的阶级体制。根据有些人所说，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趋势是奔向更大的社会平等，而那正是英国的人民群众所盼望的事情。
英国的语言
英语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大部分它的细微特征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它们上面。这两个特征就是非常大的词汇量和简单的语法。
英语的词汇量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也肯定属于最大的行列。英语其实是两种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和诺曼—法语。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它刻意大规模地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词根拓展新的词汇，进一步扩大了词汇量。但除此以外，通过词性的变动，英语词汇要比看上去的多得多。举个例子，几乎任何名词都可以作为动词使用，这事实上就相当于多出了一堆动词，因为你有“knife”（刀子、动刀子）和“stab”（刺、戳），“school”（学校，上学）和“teach”（教导），“fire”（火、烧）和“burn”（燃烧）等等等等。然后，有的动词能够通过添加介词表达多达二十种不同的意思，比方说：“get out of”（出去）、“get up”（起床）、“give out”（公布）、“take over”（接管）。动词也相当自由地可以变成名词，而通过词缀的运用，如“-y”（……的）、“-ful”（很……）、“-like”（像……），任何名词都可以被变成形容词。英语比大部分语言更加自由，通过“un-”（不……）这个前缀就能变成其反义词。而形容词能变得语气更加重或被赋予新的意思，比方说，“lily-white”（百合白）、“sky-blue”（天蓝）、“coal-black”（炭黑）、“iron-hard”（铁硬）等。
而且英语善于借用其它语言，甚至到了没有必要的地步。它随时在吸收任何似乎能满足需要的外来词语，而且经常会改变其词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blitz”（闪电战）。这个词直到1940年末才出现在印刷品中，但它已经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大量的外来词语的例子还有“garage”（车库）、“charabanc”（旅游大巴）、“alias”（化名）、“alibi”（不在场证据）、“steppe”（大草原）、“thug”（恶棍）、“role”（角色）、“menu”（菜单）、“lasso”（套索）、“rendezvous”（集合点）、“chemise”（女式内衣）等。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外来词其实已经有相对应的英语词汇，因此，外来词使得本来就已经很庞大的同义词进一步增加。
英语的语法很简单。这门语言几乎完全没有词形变化，这个特征使得它与中国以西的几乎所有语言有所区别。任何英语的规则词汇都只有三种词形变化：第三人称单数，现在进行时和过去式。因此，比方说，kill（杀）的词形变化有kill、kills、killing和killed，就只有这些。当然，英语有许多时态，在意思上有细微的区别，但这些时态是通过本身几乎没有词形变化的助动词的运用而实现的。may（可以、或许、可能）、might（可以、或许、可能）、shall（应该，将要）、will（将要、会）、should（应该、将要）、would（将要、会）根本没有词形变化，除了已经弃用的第二人称单数。结果就是，像“kill”这么一个动词算上每种人称和时态只有三十种形式，包括代词在内，如果你把第二人称单数也算在内，大概是四十种形式。而举个例子，法语对应的形式有将近两百种。英语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用来构成各种时态的助动词在所有情况下都一样。
英语没有名词的词尾变化或阴格阳格这种事情。不规则复数或比较级也不是很多。而且，英语的发展趋势总是在语法和句法上变得更加简单。带有从句的长句越来越不受欢迎，而不规则但省时的结构，如美式虚拟语气“it is necessary that you go”（你必须去）而不是“it is necessary that you should go”（你必须应该去）越来越为人所接受，而难以掌握的规则，如“shall”和“will”或“that”和“which”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被忽略。如果它继续按照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最终英语将与东亚那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更加接近，而与欧洲的语言更加疏远。
英语最美妙的特征在于不仅词义广泛，而且语气也非常丰富。它能表达无穷无尽的微妙含义，从最高妙的修辞到最粗俗的表达都能应付。另一方面，相对简单的语法使得它很容易以简短形式进行表达。它是诗一般的语言，也可以用于新闻标题。虽然英语的拼写并不规则，但低层次的英语非常好学。它还可以被缩略为非常简单的洋泾浜英语以便在国际通行，从基础英语到太平洋南部的“比斯克英语”[55]。因此，它很适合充当世界语，而事实上，它的传播比其它任何语言要更加广泛。
但以英语作为母语也有非常不利的因素，或者说，巨大的危险。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英国人学语言很糟糕。他们的母语在语法上是如此简单，除非他们在童年时经过学习一门外语的训练，否则他们总是无法理解什么是阴格阳格、人称和属格。一个完全是文盲的印度人学起英语要比一个英国士兵学印度斯坦语言要快得多。将近五百万个印度人拥有英语识字能力，有好几百万人能说蹩脚的英语，有数万个印度人能几乎完美地用英语说话。而能完美地用印度语说话的英国人不会超过几十个。但英语的一大缺陷是它很容易变得蹩脚。正是因为它是如此简单好用，它很容易就被用得很糟糕。
要用英语写作，甚至用英语说话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可靠的规则，基本原则只有：具体的词语要好于抽象的词语，而无论表达什么，最简短的方式总是最好的。单是正确并不足以保证写得好。像“an enjoyable time was had by all present”（一段美好的时光被在座诸位享受了）是正确无误的英语，而一张收入报税表上那些不知所云的词语也是正确无误的英语。无论是谁，在用英语进行写作时，都要进行一番挣扎，就连一句话也不能放松。他在与晦涩含糊作斗争，在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侵蚀作斗争，而最重要的是，在和这门语言乱七八糟的过时的表达和僵死的比喻进行斗争。在说英语时，这些危险要更加容易避免，但口头英语与书面英语之间的区别要比大部分语言更加明显。在口语表达中，能省略的每个词都被省略，能用缩略表达就用缩略表达。大部分的意思通过强调进行表达，不过很奇怪的是，英国人不会打手势，而你有理由认为他们会这么做。像“不，我不是指那一个，我是指那一个”这么一句话在大声说出来的时候，即使不用动作，意思也是非常清晰的。但当口头英语要变得庄严和富有逻辑性时，它总是会沾上书面英语的坏习惯，如果你在众议院或海德公园的大理石拱门待上半小时就知道了。
英语特别容易受行话的影响。医生、科学家、商人、官员、运动员、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有他们标志性的语言毛病，可以通过相应的杂志进行研究，如《柳叶刀》和《劳动月刊》。但或许好的英语最大的敌人是所谓的“标准英语”。这一沉闷的语言，社论文章、白皮书、政治演讲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无疑正在社会阶级由上至下传播，并由内至外影响了口头语言。它的特征是依赖现成的表达方式——“in due course”（在适当的时候）、“take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抢占先机）、“warm appreciation”（热烈欢迎）、“deepest regret”（深表遗憾）、“explore every avenue”（不遗余力）、“ring the changes”（老调重弹）、“take up the cudgels”（揭竿而起）、“legitimate assumption”（合理假设）、“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予以肯定回答）等等等等——这些表达方式曾经是生动活泼的，但如今已经变成了只是节约脑力的套话，它和鲜活的英语的关系就好比假肢和真腿的区别。任何人在准备一篇演讲稿或给《时代》写信时都会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使用这一语言，而且它也传染到了口头英语。我们的语言被败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斯威夫特那篇关于礼貌的对话中的傻乎乎的聊天（讽刺斯威夫特那个时代上层阶级的谈吐）以现代标准去衡量的话不失为一番精妙的对话。
正如许多别的情况一样，英语的这一暂时的衰微要归结于我们不合时宜的阶级体制。“有教养”的英语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因为过去长久以来它没有从下层汲取活力。最有可能使用简单具体的语言，以唤起生动画面的比喻进行思考的人，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有接触的人。比方说，像“瓶颈”这么一个好用的词语，最有可能去使用它的人是那些在传送带工作的工人。又或者说，那个形象的军事术语“winkle out”（逐出）意味着对“winkle”（螺蛳）和机关枪阵的熟悉。英语的活力取决于这类形象化的语言源源不断的供应。当受过教育的阶级与体力工人失去了接触，语言就会受到戕害，至少英语是这样。照当前的情况，几乎每个英国人，无论他是什么出身，都觉得工人阶级的谈吐甚至习语很低俗。分布最广的伦敦土腔最为人所鄙视。任何被认为是伦敦土腔的词语或用语都被看作是低俗的表达，即使有时那其实只是古语。一个例子就是“ain't”（不是，并非），现在已经被摒弃了，更喜欢用的是语气上要弱得多的“aren't”（不是）。但在八十年前“ain't”是标准的英语，维多利亚女王说的就是“ain't”。
过去四十年来，特别是过去这十几年来英语从美国那里借用了许多内容，而美国并没有展现出从英语中借用内容的倾向。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美国的反英情绪要比英国的反美情绪强烈得多，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用他们知道是英式英语的词语或短语。而美式英语在英国为人所接受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俚语形象生动，几乎有诗的品质，一部分原因是某些美国用法（比方说，在名词后面加“-ise”[……化]将其变成动词）很省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能采用一个美国词语而无须碰到阶级上的障碍。从英国人的观点，美国的词语没有阶级标签。这甚至适用于盗贼的行话。英国人觉得像“stoog”（下手）和“stoolpigeon”（告密）这样的词语远没有“nark”（密探）和“split”（揭发）那么低俗。就连一个非常势利的英国人或许也不会介意把警察叫成“cop”（警察、官差），因为它是美国用法，但不愿意把他叫成“copper”（警察、官差），那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另一方面，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使用美式英语是摆脱伦敦土腔而不使用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的权宜之计，他们出于本能讨厌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而且要掌握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尤其在大的城镇，工人阶级的孩子现在从开始学说话起说的就是美国俚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那就是，即使当美国式的词语并不是俚语，而英语里已经有对应的词汇也不用，比方说，用“car”（车子）代替“tram”（电车）、“escalator”（电梯）代替“moving staircase”（移动梯子）、“automobile”（汽车）代替“motor-car”（汽车）。
这个过程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你不能单是对其提出抗议就将其阻止，不管怎样，许多美国词语和表达都是值得吸收的。有些是必需的新词，其它（比方说，“fall”[秋天、凋零]代替“autumn”[秋天]）是旧时的词语，我们本不该将其放弃的。但应该意识到的是，大体上美式英语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已经产生了败坏语言的效果。
首先，美式英语有英式英语的某些恶习，而且更加夸张。不同词性的词汇之间的互相通用性被进一步深化，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别被打消，许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语被使用。比方说，在英式英语中，一个动词配以不同的介词表示不同的意思，而美式英语的趋势是给每个动词加上介词，却又对它的意思毫无影响（“win out”[胜出]、“lose out”[输掉]、“face up to”[仰面对着]等等）。另一方面，美式英语比英式英语更加彻底地与历史和文学传统割裂。它不仅制造了像“beautician”（美容师）、“moronic”（白痴的）和“sexualize”（使性感）这样的词语，而且经常将意义强烈的直白的词语替换成语气轻柔委婉的词语。比方说，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dead”（死）这个字和许多与“dead”联系在一起的词语（“corpse”[尸体]、“coffin”[棺材]、“shroud”[裹尸布]）几乎是不可以提起的。但最主要的是，全心去吸纳美式英语或许意味着词汇的大量损失。因为，尽管美式英语制造了生动而机智的表达方式，它很不擅长为自然物体和地点起名。就连美国城市的街道也叫的是数字，而不是名字。比方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以美式英语为榜样，那我们就应该将瓢虫、长腿蜘蛛、锯蝇、水蝽、金龟子、蟋蟀、黑甲虫还有几十种其它昆虫全部归于乏味的“虫子”这个名字。我们会失去我们那些野花诗情画意的名字，而且我们给每条街道、酒吧、球场、巷子和山丘单独起名的习惯可能也会失去。要是接受美式英语的话，这就是大体的趋势。那些从电影和诸如《生活》和《时代》这类报刊里学习语言的人总是倾向于机巧省时的词语，而不是那些背后有历史的词语。至于口音，如今很时髦的美式口音是否要优越一些仍无法肯定。“受过教育”的英式口音是过去三十年的产物，无疑非常糟糕，很可能被遗弃，但普通的英国人或许和普通的美国人一样口齿伶俐。大部分英国人会模糊化元音的发言，而大部分美国人的辅音发音很含糊。例如，许多美国人在说“water”（水）这个词时似乎里面没有T的音，甚至听起来好像只有W这个辅音。大体上，我们有理由对美式英语抱以怀疑。我们应该准备好吸收它最好的词语，但我们不应该由得它改变我们的语言的实际结构。
然而，除非我们赋予英式英语以新生，否则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抵制美国的影响。在词语和习语没办法在各个阶层中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各个阶级的英国人如今在表达难以置信时脱口而出就是美国俚语“sez you”（随你怎么说）。许多人甚至会信心满满地告诉你“sez you”没有英语的对应表达。事实上，它有一堆的对应表达——比方说，“not half”（信一半都不成）、“I don't think”（我不这么想）、“come off it”（别扯了）、“less of it”（少来了）和“then you wake up”（然后你就醒了）或简单地说“garn”（接着扯）。但大部分这些表达被视为粗俗的言语，比方说，你从来不会在《时代》的社论里找到像“not half”这么一个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许多有必要的抽象词语，特别是源自拉丁文的词语，被工人阶级所抗拒，因为它们听起来带有公学的气息，“时尚”和娘娘腔。语言应该是诗人和体力工人共同创造的产物，在当代英国，这两个阶级很难一道合作。当他们能再次携手时——就像在封建时代他们以另一种的方式携手一样——英式英语将比现在更加清楚地表明它和莎士比亚和笛福的语言有着血缘上的关系。
英国人民的未来
这本书并非在论述外交政治，但如果你要探讨英国人民的未来，你就必须先从他们或许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和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将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说起。
国家不会总是灭亡。英国人民在一百年内仍将继续存在，无论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如果英国要以所谓的“大国”地位继续存在，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而有意义的角色，你必须确保某些事情。你必须假定英国将继续与苏联和欧洲保持友好关系，将继续与美国和各个自治领保持特殊的关系，并以友善的方式解决印度的问题。这些条件或许太多了，但不能做到的话，大体上，人类的文明将会失去希望，而英国本土将更加绝望。如果过去二十年来野蛮的国际争斗再继续下去，整个世界将只能容纳得下两或三个超级大国。从长远的角度看，英国不会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它没有人口，也缺乏资源。在强权政治的世界里，英国人将最终降格成为附庸，他们或将失去作出独特贡献的能力。
但是，他们能作出什么独特贡献呢？英国人突出的——按照当前的标准——非常独特的品质是他们不“互相残杀”的习惯。除开那些“模范”小国不谈，它们的情况比较特殊，英国是唯一的以比较人性化和体面的方式处理内部政治事务的欧洲国家。它是唯一荷枪实弹的军人不会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而且没有人会害怕秘密警察的国家——早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就是这样。整个大英帝国，虽然有着种种高调的暴行，有的地方经济萧条而有的地方在进行剥削，至少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国内相安无事。虽然它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它总是能以极小的兵力维持局面。在两场战争之间，它的全部兵力顶多不过60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印度人。在战争爆发时，整个大英帝国能调动的兵力大概是一百万受过训练的士兵。光是罗马尼亚就能调动这等规模的兵力。比起大部分民族，英国人或许更擅长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要说真有哪个地方可能在不毁灭自由的前提下消除贫困，那就是英国。如果英国人能尽力设法让自己的民主体制发挥作用，他们将成为西欧的政治领袖，或许还将成为世界的另一部分的领袖。他们将能够在俄国的极权主义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之间提供另一条急需的道路。
但要发挥领袖的作用，英国人必须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他们得保持自己的活力。为此，接下来的十年需要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这些方面包括出生率上升、更多的社会公平、更少的中央集权和更加尊重知识分子。
在战争这几年出生率略有上升，但这或许意义不大，整体的人口曲线是呈下降趋势。情况并不像有时候说的那么糟糕，但只有在人口曲线于未来十年内，最迟二十年内呈剧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才能将情况扭转。否则，英国人口将不仅会下降，而且更糟糕的是，将由中年人口构成主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的话，人口的下降将是无法挽回的。
说到底，出生率下降的种种原因都是经济原因。说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英国人不爱生小孩是在胡说八道。在十九世纪早期，他们有着极高的出生率，而且他们对小孩子的态度之冷酷无情如今在我们看来实在是难以置信。六岁大的孩子就被卖进矿井和工厂，而公众对此并不会表示反对。一个小孩子的死亡在现代人看来是最骇人听闻的事情，当时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英国人家庭很小是因为他们确实喜欢孩子。他们觉得除非你完全肯定能养育孩子，为他们提供不低于你自己的生活条件，否则把孩子带到世上是一桩过错。过去五十年来，拉扯一户大家庭意味着你的孩子只能穿比同一阶层的其他孩子更加邋遢的衣服，吃得少一些，受到的照顾也少一些，或许还得早一点去工作。除了非常有钱的人和那些失业者之外，这种情况对所有阶级的人都是一样。无疑，婴儿数目的不足一部分程度上要归因于汽车和广播电台，但主要是因为典型的英国式的势利和利他主义夹杂在一起的结果。
当较大的家庭成为普遍现象时，崇尚多子本能或许将会回归，但实现这一情况的头几步必须是经济上的措施。敷衍式的家庭补助是无济于事的，而当现在房屋紧缺严重时更是如此。人们应该因为养育孩子而变得更加富有，就像他们在农业社区里一样，而不是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陷入经济拮据。任何政府只需要动动笔头就可以使得不生孩子成为就像现在一户大家庭那样无法忍受的经济负担，但没有哪届政府选择这么做，因为那个无知的想法，认为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多。比迄今为止任何人所提出的方案更激进的措施是，税收将实行累进制，以鼓励养育孩子和让带小孩的女人不用离开家庭去工作。这包括重新调整房租，在托儿所和活动场地等方面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营建更大更方便的房屋。或许还得包括延长和改善免费教育，这样的话，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高得离谱的学费压榨殆尽。
经济上的调节必须先行，但世界观的改变也是需要的。在过去三十年来的英国，公寓楼拒绝接纳有小孩的租客，公园和广场竖起围栏不让小孩进去，理论上非法的流产被看成是一种过失，商业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享受”和青春永驻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报纸一手炮制的对动物的狂热喜爱，或许在出生率下降这件事情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直到最近政府当局才严肃地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如今的英国比起1914年少了150万儿童，多了150万只狗。但即使是现在，当政府设计一座预制房屋时，它只设计带两间卧室——也就是说，家里最多只能养育两个孩子。当你考虑到两次战争之间那些年的历史，或许出生率并没有出现灾难性的下降实在是令人惊讶。但除非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街头的平民百姓意识到孩子比金钱更加重要，否则出生率是不可能上升到人口更替水平的。
比起大部分民族，英国人或许对阶级区别并不是那么焦虑，更能包容特权和像贵族头衔这样的荒唐事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人们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大的平等，收入在一年2000英镑以下的人大体上都希望阶级之间表面上的区别能够消除。目前，这种情况只是在不自觉地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结果。问题是，这种情况如何能加快速度。因为正以不同的名义在所有国家发生的——或许只有美国例外——向中央集权经济的转变在本质上将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平等。一旦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阶级区别就是一个明显的恶。它们不仅引导许多人将生命浪费在追求社会地位上，而且还会导致巨大的才华浪费。在英国，不仅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所有的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也都只属于一个阶级。除了一小部分“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的人士和劳工政治家之外，那些控制着我们的命运的人是十几间公学和两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当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时，这个国家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能力。你只需想想过去二十年来占据极其重要的职位的某些人，并想想要是他们生于工人阶级又会是什么遭遇，你就会知道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而且，阶级区别总是在打击士气，在和平时期如此，在战争时期亦如是。人民群众变得越意识清醒，教育程度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他们”这个词，大家普遍的感觉是“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制订所有决策，只能以间接而含糊的方式对“他们”加以影响，这是英国的一大障碍。在1940年曾经有过明确的趋势，“他们”将被“我们”所取代，现在是时候将这一趋势永远固定下来。有三个措施显然是必需的，它们将在几年内开始产生效果。
第一个措施是收入的增加与减少。战前英国的财富悬殊绝对不能再次重演。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收入都应该被课以重税，全部归公——这应该与当前的最低工资有固定的关系。至少从理论上说应当如此，而且这已经在发生了，并带来了益处。
第二个有必要的措施是教育方面实施更大的民主。一套完全统一的教育体制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年轻人适合接受高等教育，有的不适合，应该把文字教育和技术教育区分开来，而且一些独立的实验学校应该存在，这样会比较好。但应该像有的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规定所有的孩子到十二岁或至少十岁之前应该就读同一类学校。过了规定的年龄就有必要将那些更有天赋的孩子从那些天赋较差的孩子中分出来，但在年纪较小的时候实施统一的教育体制可以将培养势利心态最深的根源之一给斩断。
第三点是有必要将英语中的阶级标签去除。这不是在说所有的地区方言，但应该有一种说话方式是明确的国家通用语言，而不仅仅是对上层阶级的说话方式的模仿（就像那些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口音）。这个全国性的口音——对伦敦土腔或某个北方口音的改造——应该一视同仁教给所有的孩子。他们能够转回地方口音，在英国的某些地方或许他们会这么做，但当他们愿意时，他们能够用标准英语说话。没有人应该将身份“烙在舌头上”。就像在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一样，不应该能够从口音判断出某个人的地位。
我们还需要减少中央集权。英国农业在战争时期重新振兴了，而且这一重振或许仍会继续，但英国人的观念仍然非常都市化。而且，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国家过于中央化了。不仅整个英国实际上由伦敦实施统治，而且地方意识——比方说，除了英国人外，还有伦敦东部的圣公会信徒或伦敦西边的农民——在过去一个世纪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那些农场帮工的理想总是到城里去，那些小地方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去伦敦。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正在进行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们是出于经济上对于英国的不满，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地方自豪感。而且，没有任何独立于伦敦和大学城镇的文学或艺术运动。
我们不能肯定这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是否能彻底得以扭转，但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去阻止它。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可以而且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大的自治权。地方大学应该拥有更好的设备和给地方报刊更多的补贴。（目前几乎整个英国由八份伦敦的报纸所“覆盖”。伦敦之外没有一份拥有大发行量的报纸和一流的杂志。）如果农场的帮工有更好的小屋住，如果乡村城镇更加开化，贯通乡村的巴士更有效率的话，让人们留在本地这个问题，尤其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能在部分程度上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在小学教育就应该培养地方的自豪感。每个孩子都理所应当得学会关于他们的家乡的历史和地方志。人们应该为自己家乡感到骄傲，应该觉得那里的风景、建筑甚至饮食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样的感觉在北方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但在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了，它会加强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将其削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英国的自由言论的幸存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愚昧无知的结果。那些人太蠢了，不配成为追捕思想异端的目标。你不会希望他们变得更加不宽容，而在目睹了结果之后，你也不会希望他们变得很有政治头脑，就像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或贝当上台前的法国那样。但是，英国人所依赖的本能和传统只有在他们过着非常幸运的日子时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地理形势优越，他们免遭大型天灾人祸的侵袭。在二十世纪，普通人的狭窄兴趣，英国教育的低下水平，对“高雅”的鄙视和对美学问题几乎普遍的麻木，这些都是严重的障碍。
上层阶级对“高雅”的想法可以根据授勋名录加以判断。上层阶级觉得头衔很重要，但几乎从来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被授予任何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科学家受册封不会超过男爵，而文人则不会超过爵士。而街头的贩夫走卒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每年花费数以亿计的钱在啤酒和足球博彩上，而科学研究却因为资金紧缺而陷入困顿，又或者，我们有钱建造不计其数的赛狗场，却甚至连建一座国家大剧院都没钱，但他们对此根本漠不关心。在两次战争期间，英国能够容忍闻所未闻的愚蠢的报纸、电影和广播节目，这些东西使得公众更加麻木不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至关重要的问题。英国出版界的这种愚昧一部分程度上是人为的，由于报纸依靠消费品的广告而生存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在战争期间，这些报纸变得更有思想，却并没有失去读者，数百万人读的就是他们几年前会因为内容“高雅”而根本不肯去读的报纸。然而，问题不仅是品味的整体低下，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学方面的考量有什么重要意义。比方说，房屋重建和市镇规划平常在进行讨论时甚至从不提及美丑。英国人热爱花卉、园艺和“大自然”，但这只是他们对于农业生活的模糊的向往的一部分。大体上他们不会反对“带状发展”或反对工业城镇的肮脏和混乱。他们不觉得在森林里乱丢纸袋，用罐头和单车架子填埋池塘与河流有什么不对。而且他们一味听信任何记者告诉他们要相信自己的本能，鄙视“高雅”的言论。
这一切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孤立。英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敌意。或许有一些人例外，但大体上，任何喜欢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56]甚于阿尔弗雷德·诺伊斯[57]的人都鄙视英国，或认为自己应该鄙视它，这确实是真的。在“开明人士”的圈子里，表达支持英国的言论需要很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来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对于其它国家形成热烈的民族主义式的忠诚，而那个国家通常就是苏俄。这种事情或许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因为日落西山的资本主义将文学家乃至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推到了安全无忧又无须承担多少责任的位置。不过，英国公众的庸俗将与知识分子的疏远进一步加深。这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它意味着那些眼光最长远的人——比方说，那些人比英国的公众早了十年就已经察觉出希特勒是一个危险分子——无法与群众接触，对英国的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
英国永远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国度。他们总是更青睐于相信本能而不是进行逻辑思考，相信品格而不是相信智慧。但他们必须摆脱他们对“机灵”的露骨的轻蔑。他们再也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不对丑陋的事情予以包容，更加有冒险精神。他们必须停止鄙视外国人。他们是欧洲人，而且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与海外的其他说英语的民族有着特别的关系，负起帝国的特别义务，应该比过去这二十年来展现出更多的关注。英国的精神氛围已经比过去活跃了许多。战争虽未消灭某些荒唐事情，但也将其重创。但仍有需要在全国进行有意识的再教育。朝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改善小学的教育，不仅要提高离校的年龄，而且要保证经费充足，有全面的师资和设备。电台、电影——如果能彻底摆脱商业利益——还有报刊——都拥有巨大的教育方面的潜力。
接下来的这些事情似乎是英国人民的当务之急。他们必须加紧生育，更加努力工作，或许生活得更加简单，思想得更加深刻，戒除他们的势利和不合时宜的阶级区别，更加关注世界，少点关注自己后院的事情。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热爱祖国，但他们必须学会有智慧地热爱它。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听从那些告诉他们英国已经完蛋或告诉他们英国将回归过去的人。
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将在战后的世界拥有立足之地，而如果他们能有立足之地，他们将向数百万正在等候的人树立起榜样。世界厌倦了混乱，厌倦了独裁统治。在所有的民族中，英国人最有可能寻找到一条避免这两者的道路。除了少数一部分人之外，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需要进行的剧烈的经济变迁，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或被外国征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要统治整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他们早在四十年前就知道了，而德国人和日本人刚刚知道，俄国人和美国人还不知道。他们最想要的是生活在国内和世界的和平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或许都做好了为和平牺牲的准备。
但是，他们必须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在英国的贩夫走卒也能以某种方式掌握权力的情况下，英国才能履行它特殊的使命。在战争期间我们经常听到这一次当危险过去后，不应该再坐失良机，而过去也不能再度重演。经济不能再度陷入战争所带来的萧条，不能再有劳斯莱斯从排着长队领救济金的人身边驶过，不能再回到英国的萧条区、时刻都在煮茶的茶壶、空荡荡的手推车和“大熊猫警车”[58]。我们不能肯定这一番承诺能否实现。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保证它将会实现，而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我们不会再有机会。过去三十年来英国人的善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挥霍。里面的储蓄或许不是取之不尽的。到了下一个十年末便可最终知晓英国是否能保持其大国的地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正是人民群众促使了它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