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霞
很难把杨绛进行何种归类。她是翻译家，翻译过《堂·吉诃德》《小癞子》等西班牙名著；她是文艺理论家，对中西方小说、戏剧理论有系统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她又是剧作家，40年代就以“喜剧双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在沦陷区的上海家喻户晓。新时期以来，七八十岁高龄的杨绛愈加出手不凡：长篇《洗澡》堪与《围城》媲美，成为描写知识分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散文创作硕果累累，一连推出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多部散文集，她被誉为“大陆近几十年来出色的女散文家”[93]。杨绛的这批创作于80年代的散文作品，以回忆的方式，通过中国当代一个著名学者在非常时代的不幸与磨难，折射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命运；通过对阴霾岁月里美和丑的再度展示，抒发了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和对人间温暖的真挚怀念。杨绛以有“距离”的审美态度和从容淡定的襟怀气度，在看似平静的笔调中，凝敛着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与巨大的情感波澜。同是对“文革”浩劫的历史记录，这里没有号啕顿足，有泪也是“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这里也没有控诉唏嘘，反而表现出一种情随事迁的平静与节制；但是，正像遭到日本人用食指抬起她下巴的污辱时，杨绛“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94]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有泪不轻流的坚强，有苦不轻诉的坚忍，有难一人当的坚韧，这是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从容，这是人性尊严的顽强维护，是抗议“文革”的另一种决绝姿态。
本文主要以《干校六记》和《将饮茶》为例，论述杨绛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
严谨的写实作风是杨绛散文的最大特点。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亚伯拉姆在他的名著《镜与灯》里认为作品可分两类：一类作品把心灵比作外部事物的反映器，像镜子一样；另一类把心灵比作发光的投射器，把光照到它所感到的事物上面，像灯一样。“镜子派”作家严格写实，力求再现生活；而“灯火派”作家则深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不免时时想做些破除黑暗、烛照万有之类的伟大创举。杨绛无疑属于“镜子派”作家。她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一系列遭遇和生活情状：从“三反”“五反”接受再教育、下放干校到“文革”中的挨批陪斗及其间见缝插针的学习生活，无一不是那段岁月的具体再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恶，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所以，无论是“文攻武斗”“洗澡”“擦背”的功过是非，还是当地农民的纯朴善良与狡猾刁蛮，她都“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杨绛的散文浑然本色，没有一点世故气，给人一种亲切可信之感。
朱光潜先生认为，作者对读者的态度可分为“不视、仰视、俯视、平视”四种，最受读者欢迎的无疑是“平视”。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平视”时说，这种心灵感通之中不容易有骄矜，也不容易有虚伪的谦逊，彼此平面相视，赤心相对，不装腔作势，也不吞吐含混，作者与读者成为最理想的默契。[95]严谨的写实作风使得杨绛与读者构成的正是这种最客观、最诚恳正直的“平视”关系。如对三姑母杨荫榆这位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杨绛以一个与之关系疏远，感情淡漠的侄女的眼光，通过富有感染力的生活细节和生动具体的故事叙述，客观地展示了这位由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社会，由于政治上的短视，在历史潮流中浮沉但晚节彪炳的女性的坎坷一生。通过她在婚姻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晚景的凄凉，悲惨的遇害，写出了杨荫榆青年时期对社会的反抗，她的志趣和理想追求，同时刻画了她狭隘、孤僻的性格特点，使人们看到了这位“带着一颗伤残心灵”的“畸零人”的多舛命途。杨荫榆以前留在读者心目中的一向是鲁迅笔下她在女师大事件中依附军阀、迫害进步学生的帮凶形象，杨绛却给读者呈现了这位历史女性不为人知的令人同情、令人钦佩的另一面。《记钱锺书与〈围城〉》，则从钱锺书许多鲜为人知的学习、生活细节入手，表现他大智若愚的“痴气”，显示了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未甘术取任缘差”[96]的高尚境界，带我们会见了“真实的、可亲可敬的”钱锺书先生。这种平等亲切的谈话式的叙述语气，如良朋在座，如清风拂面，如明月当空，令人顿生知遇之情，默契之感。杨绛的散文大都以时移事往的人事为题材，但作者绝不因时间的推移而随意篡改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是因着时空的距离、岁月的观照更加客观地审察、评价、记录历史。杨绛向读者举起了生活的真实的镜子：“给德行看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97]因此，杨绛为历史留下的这份真实的形象记录，读来令人齿颊生香、兴味无穷。
二
散文是一切文体中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它不像诗讲究灵感可以破空而来，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物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平等对话的姿态，所以其人其品尽在文中。因此，道德人格的内在追求形成了杨绛散文的又一特色。
杨绛散文的道德精神首先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把握上。杨绛认为：“人的贵贱，不在地位血统，只以美德为贵，美德靠个人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①体现在散文的选材上，“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②。普通民众、凡人琐事是杨绛散文的主要题材。《干校六记》主要写落难知识分子，《将饮茶》落笔于故旧亲朋、“牛鬼蛇神”，《杂忆与杂写》更是市井琐碎无不涉笔。从对车夫保姆的同情关心到为他们的仗义执言，都可见出杨绛的人道主义精神。即使处于被批斗下放自身难保的艰难时世里，杨绛的仁爱之心仍无所改变：入乡随俗，走贫访穷，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替他们写家信、出板报；自己每天的饭菜也是难以下咽，但看到社员们“红棕色的面糊和馍”，还是感到一种负疚、一种因目睹民生疾苦而产生的忧伤。这种仁慈的情怀甚至施及一条小狗。风云突变的时代会使人类的“误解和愚蠢”更加泛滥，当道德的人被抛弃到不道德的世界备受折磨与创伤时，人性的挣扎不可避免。杨绛在这样的历史噩运面前也经历了从伤感到超脱的德行修炼。面对机械呆板的干校劳动和无所事事的生命虚耗，她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悲怆感喟——“但有灯光处，只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但《干校六记》《将饮茶》更多表现的却是人在灾难和死神面前的从容与平静，对道德和人格的执着与固守。这是对黑暗现实的勇敢反击。这种反击并非刀光剑影般的厮杀拼搏，而是理智信念对荒谬的嘲讽与解构，是道德①《塞万提斯的思想》第372页，《杨绛作品集》第3卷第25页。
②《杂忆与杂写·自序》，《杨绛作品集》第2卷第191页。
文明对愚昧的否定和超越。这种超越并非超尘遁世，而是以入世的精神看待人生，亦即一种忍辱精进的顽强精神，一种在困顿和逆境中磨炼铸就的，顽强得近乎荒诞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抗争。所以当被剃了阴阳头后，杨绛抱定“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决心，“费了足足一夜功夫”，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用女儿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地缝上去，“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硬是做成了一顶假发”。当钱锺书被诬陷蔑视领导著作时，杨绛连夜写了小字报，带着手电张贴出去，为丈夫辩白，为此专为她开了一场斗争会。但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能使“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是个有体面的人！’”，“士可杀，不可辱！”这种对人格、尊严的坚定维护，对险恶环境的不屈抗争，构成了杨绛散文巨大的道德感染力。
三
杨绛的散文呈现出清雅隽永的艺术风格。
《干校六记》《将饮茶·丙午丁未年纪事》记录的都是杨绛夫妇在“文革”前后的遭遇：女婿死于非命，女儿孑留北京，夫妻相继下放咫尺天涯难得一见，呕心沥血披阅数载的译稿下落不明，打扫厕所成了专职……面对这些巨大的悲苦，杨绛却以出离悲愤的姿态，悠悠不迫，娓娓道来，表现出“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艺术境界。这让人想起孙犁，他的笔记体作品《芸斋小说》中，史无前例的十年动荡，亲人的生死离别聚散茫茫，世态的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劫难重创，人格尊严的屈辱和被践踏，都在平静的语气和淡泊的笔调中徐徐吐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面对着这样的精神境界，真让人喟叹折服而又惶惑感伤。
美国的小说理论家塞米利安在充分肯定了“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气质中，总有一种近乎癫狂的激情”之后，紧接着如是强调，“不受节制的激情只是激情而已，而有所节制的激情才是天才。写作的技巧就是节制和适度”[98]。杨绛正是这样一位长于“节制和适度”的作家。
杨绛的“节制和适度”在她的散文中主要体现为审美的“距离性”，这是形成她散文清雅隽永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杨绛的散文善于在充满喜怒哀乐的平凡人生中发掘淳朴的诗意。杨绛同情感慨人生的普遍苦难，但又如旁观者置身局外而非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她能贴合着自身经历，捕捉最能体现出人物性格的琐碎细微处，但彼此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她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形象，她自己对于这情感变成了一个站在客位上的观赏者。因此，面对自己“游街”时“戴着高帽、举着铜锣”边敲边喊的“精彩表演”，杨绛居然也辟出一段“距离”加以“欣赏”：“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精彩极了。”冷静超然的描述，含蓄有致的语气，作者的感情近乎一种“零度介入”。同样，无论是对愚顽不灵令人生厌又惹人可怜的佣人，还是虚荣平庸的“走肖赵”门房，杨绛都寄予了同情感慨，但这种感慨均产生于一种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正是这种审美态度的形象概括。这种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使得杨绛历练出一套感情内敛的功夫：不是痛苦不幸的一味宣泄发散，而是平静超然的感情节制。抗战八年间，父母相继谢世，生死聚散，世事变幻，这是最易警醒凡人俗世的，杨绛下笔却轻淡如烟。又如历陈三姑母的功过是非之后，结句却是“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行文婉转，看似轻描淡写，情却深重可感。这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已近一种禅境，体现出一种阅透人世的明慧与通达。
细究起来，这种有“距离”的审美态度和由此形成的清雅隽永的艺术风格与儒道哲学不无相通之处。道家代表庄子主张摒弃功名利欲等一切身外之物，反身追求心灵的虚静，推“忘己”“无己”为至高境界。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形成了历来人们特别是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无力反抗黑暗现实、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人生观。儒家代表孔子提倡中庸之道，主张适度，反对“过”与“不及”，这种哲学观在美学上便表现为中和之美，亦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不过据此断言杨绛散文美学风格的形成便是儒道哲学影响的结果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尽管两者的相通之处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
美丑互现、悲喜相映是形成杨绛散文清雅隽永风格的又一因素。杨绛的散文，通过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揭示人格尊严被糟蹋的时代里人性和良知的真诚流露。因此，当妻离子散的不幸袭来时，杨绛夫妇体验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给予的体恤关心：推车送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钱锺书也是“有事弟子服其劳”：热水瓶砸了，就有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自告奋勇不远千里捎去，天气冷了，“钱先生宿舍里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糊得风丝不透”……《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记述了作为“牛鬼蛇神”的挨整陪斗，但写得更多的是人们对杨绛的关心和帮助：煤厂工人为她送煤，年轻人帮她义务做砖坯，革命群众替她捆扎行李、代抄笔记、布置房间，而小组秘书保护并找回《堂·吉诃德》译稿，更让杨绛感慨万千：“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了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杨绛私下里曾以戏谑的口吻称那些监管他们这帮“牛鬼蛇神”的人员和革命群众是“披着狼皮的羊”。在兽性泛滥的黑暗年代，人们不得已只好给自己披上一层狼的外皮，但其善良美好的人伦天性却是无论如何都扼杀不了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疯狂年代里这种熠熠闪光的人性更凸显出人间情谊的美好温馨。
正是这种有“距离”的审美态度和美丑善恶的互现手法，使得杨绛散文呈现隽永清雅豁达冲淡的艺术风格。
四
杨绛散文的语言，感性与理性紧密交融。一方面叙事非常具有“临场感”，令读者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另一方面，智慧与幽默、诗意与哲理又洋溢其中，因此作品文采生风，气韵流动。
杨绛散文的语言可移用古人的八个字来概括，即“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干校劳动把钱锺书折磨得憔悴不堪，“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寥寥数语，却蕴涵着强烈的辛酸悲凉。杨绛从不奢用笔墨。写对父母的深深哀思：“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语短情长，表达了多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世事苍茫的深沉感慨！
杨绛把小说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到散文创作中，用简洁厚实的文字描摹富有感染力的事件、细节，人物从着墨较多到寥寥几笔，无不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三姑母恼怒于她母亲当众嘲笑她“鼻灶向天”，气呼呼地回敬对方：“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一连三句语气不断加重的“就是你生出来的”，生动传神地刻画出这位女师大校长当年的率直与可爱。再如“我”与农村老大娘抢捡疙瘩菜：“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留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下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争、只等她捡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平直的文字却把农村妇女的质朴与狡猾刻画得非常具体。写门房赵佩荣的虚荣，突出他接电话的一个细节：“赵佩荣拿起电话听筒，不论是收听或打出去，必定先切实介绍自己：‘我是庙堂巷杨家的门房，我叫赵佩荣，赵——就是走肖赵——走肖赵……’他的声调至今还在我耳朵里呢！”
杨绛散文的语言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一文中，作者写道：“可是，智慧和信念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力的现实吗？”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及作者深深的忧虑都表露其中。写保姆林奶奶，“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辞儿一般不用在小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行文颇具鲁迅遗风。感性与理性的互相交融互为表里，使得杨绛散文的语言富有理趣。
苏锡方言的出色运用为杨绛的散文增添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有的方言直接概括了人物性格。“直头硬个”（“直头”可作“到底”“实在”解，强调“硬”的程度，“个”作语助词），写出了父亲刚直不阿的一面；“哈鼓鼓”（相当于北方话中的“马大哈”）和“摘狗肝”（相当于“化整为零”）两方言又把父亲只管偷工夫钻研学问、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高贵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又是个“要紧人”（最主要的人），他一人要养活全家大小几十口，但他在官场上却秉公执法，两袖清风。这四个方言互为补充，把父亲的性格勾勒得鲜明而丰满。形容二姑母是“独幅心思”（“独幅”即没有旁幅，意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个方言揭示了二姑母冷漠自私的性格。
有的方言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三姑母常骂她自己是“开盖货”（“着三不着两”“不着不落”之意，相当于上海话中的“十三点”、南京话中的“二百五”），在自责中寻求宣泄与平衡。这个方言揭示出了三姑母性格中的自卑情结。门房赵佩荣，明明生病，只说“有点呒不力”（“呒不”即“没有”，指没有力气），连“生病”二字都忌讳，反映了这位常逞英雄气概的善良百姓胆怯愚昧的一面。
有的方言折射出了地方民俗色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观念意识。如诅咒某人、希望其倒霉便是苏锡方言中的“钝”（即《易经》《屯》卦中的“屯”，遭难当灾之意）。大王庙小学的女生痛恨她们的老师孙光头，“就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画像拜拜……为的是要钝死他”。这与《红楼梦》里马道婆扎纸人念符咒暗算仇家的方法倒有些相似之处；那些女生还认为女孩子不能像“男老小”（即男孩子）一样追追打打，只能“步步太阳”（即古人“负暄”之意，“负”读如步）。这一“拜”一“钝”、“步步太阳”，写出了民国时期无锡民众的迷信与愚昧，带有鲜明的时代历史印记。
细节刻画上的方言运用达到了普通话难以企及的效果。形容二姑母的凶，用了“着得里一记”，相当于普通话中“霹的一记”。但“着得里”不仅写出了声音，所谓着地有声，还反映出了落手的快、重，一词兼具三层意义。形容杨必的眼睛是“豁其眼梢”，“豁”即上挑。同是表现眼睛的神气，《红楼梦》写王熙凤是“两弯柳叶吊梢眉”。相比之下，“豁”既具备一种有起始的方向感，还蕴含干脆利落的味道，比“吊”更能突出眼睛的英气逼人。普通话中的“发火”，方言叫“火冒”，“火”至于要“冒”，“火”程度之重、数量之多，“发火”二字远不足形容。因此，方言的出色运用给杨绛散文带来了无穷的新鲜趣味。
杨绛的散文，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思考，分量厚重，凝练深沉，文质俱胜，华实并茂，是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那种艺术境界的珍品。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