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亲爱的手足：
当你们看到这信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因为去了的，从来也没有过回报。我可以说的，便是明晨萨宁宫的石阶上，血肉狼藉的那条尸首并不是我。好也罢，坏也罢，我留在你们的记忆里。那记忆，我相信愈冲淡，就将愈清晰。因此，明天不用浪费你们的泪水和鲜花，正如今日你们不必浪费有失自己身份的言辞一样。时间会裁判我的，我逃不掉。
向来法官对自杀者的结论是“神精失常”，我愿意你们知道，有生以来，我没有比今日更清醒。刚才我还在汽车里和司机搭讪。晚饭我没喝一滴酒。我并且还在钢琴上奏了葛瑞克一段夜曲。就算我的葬曲吧！你们尤其不可相信鲁斯先生的话，怀疑是共产党把我从窗口推下去的。他们能蠢到那个地步，自己拆联合政府的台，供给各地黩武政客以口实？你们也可以由我尸身上找指痕呀！不。今夜，房里只有嘀嗒嘀嗒的桌钟，但它是机械的，不足以影响我；窗外是一牙新月，照耀在布拉格的屋顶上，灰而忧郁；但对月亮出神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知道它辽远，我也知道它圆缺是循环的，它影响不了我。我甚而清醒到能够预料到一小时后我必然会尝到的痛苦，很短暂，但那依然是痛苦的。（我已抚起脑袋了，这为母亲洗梳过，为情人吻过，如今已微秃了的脑袋，等下便砰然与硬石相碰，即刻脑浆便溅射到路墙上。）我既不够怯弱，也不够勇敢来自杀，然而我居然这么做了。我为什么？
一个人不适于离开本土过久。随着贝总统流亡在伦敦的那些年，我虽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与那七八年的捷克，我终于还是脱了节。我不知道那期间的仇恨是怎样滋长的，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田地。那时，做着民主国家永远联盟下去的好梦的，何止我自己？多少贤达不曾往还欧洲首都奔走吗？谁不珍惜人民的血？谁不认为苦战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点休息？谁愿意把世界分为两个，让佛朗哥之流还尸复活？司徒森、戴威思和斯大林不是始终表示世界可以兼容并蓄吗？而从美国施行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化是已成为定局的了，资本主义早就挂了白旗。及至我由旧金山开会回来，便逢到英国保守党的空前惨败，我为欧洲的进步、光明是抱了怎样的热望啊！和多少人一样，我是痴想着欧洲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终归有人会写出一部希可斯基元帅坠机殒命以后的欧洲——或者说世界外交史，然而在第三次大战以前，这本历史不见得能出现。敢写不敢写还是另一回事，多少档案根本摸不到。等能写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存在，那就不知道了。然而我认为欧洲的分裂，也即是盟国的破脸，是由那时候开始的。当时伦敦波兰的死硬派如果把公道看得比西方支持更重，至少一个祸根可以除去了。为了中欧命运，当时我曾坦白写过一文，还惹起波兰大使的抗议。这文章是不难找出的。请你们参照那个去研究一下。当伦敦与鲁布林同时有了两个政府时，欧洲的和谐早已不存在了。等到原子弹及跟在后面的原子外交出现，两极化的大势便已完成。两年前的盟友，今日是敌人了；两年前神圣的“是”，今日是不可恕的“非”了。英国的贝文不必死，因为他从始便看清了这个厄运，而且已“适应”了。铁托及摩尔那也不必死，因为他们始终稳站在河的一岸。我却是个梦想者。我父亲多玛士的梦想完成了，因为那时世界是错综复杂的，而不是单纯两极化的。你们放心，有千贯家财万军人马的“第三”方面失败了的，天底下怎样白痴也不会梦想担当那蠢务。我不够聪明，但还知自量。和平需要桥梁，厮杀当儿是用不到那个的。今日是不许想，不许犹豫，是脱下外衣投入战团的时候了——无论投入哪边，生活都比我的有意义。我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
我既然委托时间来仲裁，就不必再饶舌了。我流亡前后，及在伦敦期间的演讲信札是已印行了的，我为公事投票的记录你们是有的。根据那些，裁判我。没有署着我名字的，我不能负责。我信任你们那份公平。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
桌钟嘀嗒嘀嗒着，时间已晏了。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但方场的钟，沉痛地响了。夜空浮动着远地的舞乐，让青年们能享受时先享受吧！小时候，我挟了书包不知走过那座钟多少趟。它看见过奥匈殖民地的捷克，它看见过慕尼黑前后的捷克，经过八年的沦陷，它也看见了新的捷克，也看见了一个捷克人的死。然而它始终是叮当当当，当叮叮叮地敲着。愿祖国捷克和时间一样永恒。祝福捷克人民。
J.玛萨里克
（原载1948年4月16日《观察》第4卷第7期，收入《萧乾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