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靠了九江码头，我登岸发了个明信片给介绍我搭这条船的朋友说：“好一条新船，竟还不满周岁。马达响声清朗得充满了青春的脉息，通身见不到一丝锈渍。跨在江上，真是一匹不让人的健驴，简直该留来做海上结婚用！”
也许这信不该写。船过牯岭时，天际原有的灰云凝成乌黑了。那一夜，江面布满了白雾，和谐迅疾的水上进行曲戛然打断，船泊在江心。可怜鹄立船头那个敲钟手，为了避免撞船的惨剧，他当当地一直敲了两个钟头。
（尖锐的钟声也穿不透江上苍茫浓厚的雾。）
黎明驱开了雾，雨又追踪而至了。于是，江面卷起了一排排的白牙齿，挟着飓风，向船身气势汹汹地扑来。拥来的白牙齿却皆为这匹健驴的蹄子踏成泡沫。我正骄傲小高楼上那个固执的船主逆着暴力悍然前进呢，突然船搁了浅，飓风缴了舵手的械，褫夺了他驾驭的本领。又是在半夜，狂风呼呼在江面疾步，似要率领波涛趁黑造反。
今早醒来，船已如一倦兽，喘吁着瘫卧在江边了。沙粒牢牢抓住船尾。一匹健驴，不错，然而如今四蹄已为人捆起了。它尽管沙哑地嘶叫，却翻不得身，伸不成腿，同情它的只有两岸山岭原封送还的回响！
它终于放弃了翻身的挣扎抛了锚。但是飓风呢，并没有收束的打算，沉重的雨脚落在甲板上。那一排排的白牙齿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呼呼的风声里似夹杂着狰狞的冷笑：“叫你跑！这下往哪儿跑！”
适才我扶着船栏，顺着风向，想探试一下飓风的淫威。呃，这个恶霸！它哪里答应。它咆哮，它摇撼，简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里才甘休。我隐身在船头一只黄色通气管的后面（头发早已蓬乱不堪），环顾四方，我为那孤丁形势而战栗了。不是昨天的事吗？记得船过彭泽县址时，我还对着那座蟹脚山风雅地默诵着陶渊明的诗。小孤山多么像一个大力士的臂肘啊，上面生满了蓬蓬的汗毛。那时我还悠闲地为它拍照呢，如今自由失了，这趣味当然也不存在。迎面是一个毁灭的威胁。
这时候，甲板上再见不到抽烟散步的中年绅士或披发的青年浪漫诗人了。（舱里正响着哗啦啦骨牌相碰声。怕风浪的他们却正在玩着“东风”“北风”哩！）我勒紧了破外套的领口，顶着风，向船头移步。船头正有七八个水手在搬动着一盘直径足有半尺的粗绳，是为拖救时用的。暴躁的风在他们单薄的衣襟里穿梭，雨脚也乘势在他们脊梁上乱踩。他们吃力地咧着嘴（风又趁势钻进他们的口腔，直达五脏），低哼着一种悲凄得近于叹息的调子，手不停歇地操作着。风吹动着桅杆上面的旗子啪啪作响，如劈干柴。一个水手这时正爬上桅杆，挣扎着挑起一具黑饼形的求救信号。
飓风对于从事脱险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啊！它不惜用冰凉的笞条鞭打他们。然而这些人为了确保全船的生存，一直在爬上搬下，在狂风里蠕动着，如一簇不识寒冷的生物。
我退入舱门。黑黑过道里就拥挤地躺了一堆统舱客。因为飓风太凶，被子过于单薄，都狼狈地逃到这个角落里避风。孩子饿了就知道往妇人怀里钻，男人嘴里永远吧嗒着那袋不亮也不灭的叶子烟。他们的家当不多：一条合用的破棉被，一只塞满了陈旧炊具的木箱，这一切皆跟随了他们若干年，如今也全在身边。守着舱口外的飓风，他们只是轻微地叹息着。船走，他们也享不到大餐间的福；沉了，就算结束了这不幸的生命。船除了载运他们，另外没什么惠施，他们对船也就没有什么感情。他们蜷曲在黑魆魆的角落里，静候着命运的发落。船动时，他们也不做非分的痴梦。
穿过了这不幸的一群，我闯进了官舱的餐厅。除了洋舱外，这是最阔气的地方了。餐厅四角的电扇为布厚厚地包起，应景的是温热的暖气。靠窗的一张写字台上伸着两棵粗壮的仙人掌。四张圆桌上皆有细嫩的手往来抓摸。船上几位西装青年玩起扑克了，靠门的那桌是由沙市上来的乘客，哗啦啦地叉起麻雀。一个极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随时笑眯眯地递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
窗口外，飓风呼呼地逡巡着。寒冷虽碰不到他们，那一排排的白牙是看得见的。看见那个，他们心烦了。记起大江那端有人怎样翘候，算算船的愆期将使他们生意受到怎样的损失，忧愁涌上他们的心头，泛滥到脸上了。乘着他们叹息，茶房有意夸大其词地说匪窝离这儿多么近，“红军”如何杀起人来不留情的话了。即刻，桌上伸抓着的手指松下了牌，恐怖扫过那些张肥胖和尖瘦的脸。
“老爷，就开开心吧，反正也没有办法！”一个时装却戴了碧玉坠子的妇人，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杂着牌声，是莫可奈何的叹息。
甲板上有了一片嘈杂的响声，乘客们向船头蜂拥了。（热情的甚而扬起手巾，跳跃着，互相安慰着：上海是到成了。）那么些双眼睛全向远处瞭望，一只黑烟囱变得庞大了。那小高楼上即刻发出求救的灯语，一明一灭着，有如乞儿的泪珠。甲板上的人们也真的就用那心情等待这救命星。
那条船只还了一个灯语，一个我们完全不懂的暗号。然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是在表示：“等着吧，我会来救你们。”我们等。走近了，却是条美国兵舰。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如果拖救不力，这只有那么些炮口枪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保护我们度过可怕的今夜吗？船开得很近了，我们便希望它停下来。
多么失望啊，它一点也没减速！它竟擦着肩，笔直向下游开去了。
到这时，搭客们才记起了寒冷。他们愤恨地骂着，又跄踉地退回舱里。
傍晚，当大家正心惊胆战的时候，江上起了一声啸叫。一条船在苍茫暮色里向我们驶来了。昏暗中，它桅杆上那盏红灯牢牢抓住大家的心，成为众望的焦点了。瞭望小高楼上又打起一明一灭的灯语了，两三个水手还爬到桅杆上挂起求救的旗子。仰起了头，大家把希望寄托给那飘在空中的符号。
船老远便连连还着灯语，由那一亮一暗中，我们直是看到了善者一对慈祥的眼睛。我们感激得说不出话，连三岁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
终于船走近了，由烟囱判明了是条英国的商船，稳健而大方地向这方驶来。船头激越着白的泡沫，那好像是热诚的标记。甲板上穿西装的即刻卖弄起历史知识，夸奖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过去的仗义来。
船员这时可忙了：水手们又高高系起一面白底红道的乞救旗，两个穿洁白制服的二副，一个站在货舱顶盖上用望远镜端详起这条友船的雄姿，另一个立在船头，迎风挥着求救旗子。满船都充满了热烈的生存希望。
粗大绳缆搬到船头了。救生船也奉命准备落下，载运绳缆到援船上去。商船走近了：灿烂的灯光，甲板上立着许多人，遥遥看着我们。热情的人们啊，他们招手，挥动手绢，甚而同情地呼叫。然而船却驶得越来越远。
“它也许拣顺风的地方停吧？”
“靠太近也不妥当。”
甲板上待救的人们还这样借原谅别人来安慰自己呢。那“援”船竟径自开向下游，稳当而且大方，如一有教养的绅士。虽走却还闪着那秋波似的灯语，好像在说：“爱莫能助啊。”
这时，那光亮引起的却是愤怒了。
夜由两岸黑丛丛的莽林里扑来了，黑的水上仍龇着一排排的白牙。几只江鸥环着船身飞了一遭，拍动着它们雪白的羽翼，咦咦叫着。是安慰，还是嘲讽？
过分的失望增添了甲板上搭客的疲倦。人们垂着头，一个个走回舱门，咒诅着那“狠心的船”，抱怨着旗语打得不利。
直到天明，江边还躺着这条载满了叹息的船。
1936年5月（选自《珍珠米》，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7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