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漠、关山重重遮挡的新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感性的。
绚丽歌舞、瓜果美食、民族风情这三样，像古代的鸣镝，只能发出内容明确简单的信号。而缺乏耐心的当代人，不耐烦“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开头，于是我们很难说清稍微复杂一点的事物。不要说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这样庞大、久远、陌生的音乐遗产，就是面对新疆当代生活，也时常有见多识广、受过相当教育的“口里人”，在饭桌上问：“你是维族吗？你们骑骆驼上班吗？你们住毡房吗？新疆有多大……”
整个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新疆是一个让人无限好奇而又使人显得十分幼稚的地方。面对过于复杂的深处，人们放弃复杂，直取表象。一个躲在西方名校的洋教授，依据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木简纸帛，可以就某一小片绿洲上已经消失了的语言，研究终生，写十本书。而我们面对历史烟云和今天的雪山大漠，又常常语焉不详，不知从何说起，脑子里一片空白。
空间拉长时间，时间扩展空间。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久远、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异常丰富的伟大国度，需要更长一些的耐心和踽踽独行，才能走完真相与爱的旅程。对新疆的了解，需要像当年玄奘西行那样，穿越西域的深处。也许，那时，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的地方，会有她隐隐一线芳踪。
那么，开始吧！我们上路——
新疆的“疆”
直到今天，人类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地球上，而且大部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不能够“全球化”地飞来飞去。一个在中国沿海城市打工的乡下妹子，手中缝制的贴牌服装可能穿在英国绅士的身上，而她存身的地方，可能就是嘈杂的工厂与拥挤的宿舍——梦中回到清苦的乡下，醒来在缝纫机前飞针走线。
世界越是连成一体，故乡在一个人精神文化的版图上就越是醒目和突出。
在内地和国外，异域的生活影像，瀑布般从车窗源源不断地划过。恍惚之中，我似乎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景物，飘散着只有故乡才能散发出的模糊记忆的气息，我神情一振，马上又下意识地压制住——就像黎明时分从旧梦中初醒，贪恋那份中年人对虚假往事的依依不舍，生怕惊飞了栖息一树的时光之鸟——但是马上，就被一个明亮而尖锐的理性刺痛：那是别处，是别处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田园。是啊，这一小片可怜的、被误植在异域的田园，如同戈壁上的蜃景，诱惑疲惫的身心。
有时候，大街上毫无规律的人流中，我会突然盯住一个背影，是我的父亲或母亲？赶紧走几步……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了，看到我丝毫没有反应。所有的老人都那么相似，好像互相成为对方的替身。一种今生来世的熟悉与陌生，让我震惊，让我难过许久，我会立刻决定去父母那儿看看，看看他们在不在。
渐渐变老的事物，神秘地变得模糊而相似，他们在向同一个地点、同一片区域集中。
总有一天，一切都被归大堆，只是在最后消溶的时光里，我们要竭力记住，记住他们风化前、消失前的样子。我想，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天是那样的暗，地是那样的静，没有风，影像重重，我看不清，熟悉的和陌生的，都变成了一个样子。我想问问，问问那些只有亲人才知道的私密细节，以此找出我的亲人。但声音从嘴里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喊，嘴里像是塞满虚无的沙子，喊不出。也许，这就是幽冥的世界吧，亲人不得见，一切陌生到极致。孤苦伶仃，一无所有。
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圣地，如同沉陷中的记忆，偏僻而隐匿，黑暗而甜蜜。这令人惆怅、忧伤、难舍难分的故乡母亲，是我们血气蒸腾的内心，是我们岁月的风向标，是艰难燃烧的风中之烛，照亮返乡的小路。
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地理仍然是决定我们的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从而决定我们的历史。而自然地理影响到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质世界和客观基础——越是上溯久远，就越是如此。
2004年，在云南大理召开的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上，我的发言，以对新疆的“疆”字的“说文解字”，来叙述故乡的自然地理。
“疆”字仿佛专为说明新疆而设。
这个字左右结构，左西右东：危险来自西方。“疆”中之“弓”，一次次向西张开。它弯弯曲曲的“弓”字边，就像新疆56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而那片“弓”外之“土”，提示我们在近代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面积之大，足可立国。
2004年我去一个中亚国家。火车向西，一过阿拉山口，景观大变，林高草密，湖泊成串，气象壮阔，雄浑深厚，好一派中亚大草原原始风光，让人不禁感慨万端。
沙俄划走的土地，绝不仅是面积之巨，在质量上，尤其胜过我今天的故乡。
“弓”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国家，失败在火器盛行的工业时代。汉唐开疆扩土，不输于漠北的马镫和弯弓，但到了晚清，形势大变，再也翻不过身来，一败再败于西方的“来复枪”。
“弓”字还告诉我们，中央王朝在新疆有漫长的屯田史。
自西汉开始的屯垦戍边，绵延几千年。从政治、军事而言，代表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有效管制；从文化、文明而言，源源不断地为西域注入儒家的文明。直到今天，绝无仅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部分团场，仍然由北至南，分布在边境一线。兵团是我的血地，我在团场生活了18年。
“疆”字的右边分别是“三横两田”。“三横”由上至下排列，分别代表三条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
但这是多么大的“三横”呀！
在新疆行走，不管是走上几天、几个月，茫茫天宇之下，漫漫旅途之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你周身围拢成圆弧的地平线上，至少有一脉大山远远相随。山顶雪线，如银蛇颤动，逶迤天际。这雪线，如老人的眼睛，似乎为了看得远些、再远些，努力地眯缝着眼睛，静静俯视脚下辽阔大地，俯视大地上的沧桑变幻和踽踽行旅——你始终躲不开她的目光，你始终在她的寓言般的视线里。
“三山夹两盆”。上“田”为北，是准噶尔盆地；下“田”为南，是塔里木盆地。天山，果断地把新疆一分为二，北面是“北疆”，南面是“南疆”。就这样，新疆自然地理的骨架：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写出的一个大大的“疆”字。
游牧阿尔泰
让我们继续拆解，先说说阿尔泰山脉。
阿尔泰山脉的大部分在境外，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是她伸向东方的脑袋。
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后播出的天气预报中，这个高高翘起的“鸡尾巴”，就是阿尔泰山。她的羽毛被来自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强劲水气，吹成一朵盛开的屁股花。夏雨阵阵，冬雪纷纷。这里是新疆降水最多、植被最好的地方，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牧场和肉库。
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水系——额尔齐斯河，就发源于这里。这条穿行于白桦林和碎石河床之上、清澈见底的蓝水晶之流，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河。
阿尔泰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
历史上，它是驰骋于亚欧大陆北方游牧带的骑马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纠结点，一个远离农业文明和强大中央帝国的藏匿点，一个供无数的游牧部族舔舐伤口、休养喘息、收拢部众、积攒厮杀力量的肥地沃土和理想之国。
阿尔泰山自古以来盛产黄金。古代突厥人称之为Altun tara，在蒙古、哈萨克语中则音变为Altai，意皆为“金”。我国古代汉文典籍将之意译为“金微山”或“金山”。现存的细石器表明，远在八九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7世纪中叶，中亚草原游牧群体开始进入历史的舞台，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欧大草原中部，自然成为各种游牧力量活动的枢纽。
最早记录这个地方的，是游历了中亚的古希腊人阿利斯铁阿斯，著有叙事诗《独目人》。古希腊史料所述的“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似乎就是阿尔泰山的古部落。林梅村先生认为，先秦典籍中记载的“秃发国”和“一目人”，与古希腊文献中的“秃头阿尔吉帕人”“独目阿里马斯普人”，有着隐约而珍贵的呼应和对接。“独目人的族名Arimaspu确为塞语名称。前一部分arima（一）相当于阗塞语的arma（孤独的），后一部分spu（目）则相当于阗塞语的spasa（观察者），那么斯基泰人对独目人的称谓意为‘孤独的守望者’”。
之后，汉代的匈奴呼衍王出入“金微山”。而后，柔然又把“金山”作为主要活动区域。突厥崛兴，“金山”也是其重要的发祥之地，由柔然的“锻奴”起而立国，并由此东征西战，创建赫赫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分裂后，臣属于西突厥的“葛逻禄”主要活动于“金山”西南，之后又归于蒙元时期的窝阔台、察合台统辖。11世纪在黄河以北败于契丹从北京出逃，在“金山”的额尔齐斯河流域重整旗鼓，建立包括中亚和天山南北的西辽王朝——喀喇契丹。随后，喀喇契丹与伊斯兰联军在阿富汗会战并大胜，使西亚诸国“谈契丹色变”，并造成历史性误会，中亚之人和俄罗斯，至今以普遍用“契丹”的各种音译来称呼中国。
维吾尔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1069—1079年在喀什噶尔完成的哲理性诗剧《福乐智慧》，就是“奉献给东方的君主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书中有“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的句子。长春真人丘处机来西域会见成吉思汗，仍听见“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汉人也”的赞赏。而“桃花石”一词，据中外学者的意见，就是“拓跋氏”的音译，“拓跋”正是鲜卑宇文部后裔。甚至连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母独孤氏，都是汉化的鲜卑后裔，隋、唐皇族一脉，都是标准混血儿。
成吉思汗曾六渡金山。旌旗翻飞，铁骑成云，率领蒙古大军远征欧洲，开山辟路，四十匹神骏拖着华丽的宫帐大车，隆隆驰过阿尔泰的成吉思汗大道。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就这样被游牧的铁蹄、箭镞、雄心、热血耕耘出来。明代“瓦剌”（卫拉特蒙古）代兴，这里又被划入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今天，此处则是哈萨克、蒙古、汉、回等民族的生息地。总之，这里一直游牧民族的“安乐窝”和“洞天福地”。
历史上，战争是游牧生活的重要内容。
很难想象，那些流散于旷野长风之中，孤独地哼着忧伤的长调，成天尾随于羊群之后，过着简单困苦的生活，善良、可怜、待人热情的牧人，怎么就呼风唤雨、摧枯拉朽，把一个个古老而强大的文明打趴在地。
在人类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镫和弓箭组成的军旅，代表机动、速度和力量之王，是“上帝的鞭子”，如同今天的特种部队。无论多么庞大精良的农人的武装，在这样原始而生猛的骑兵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农业政权是龟缩在高大城墙里的政权，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其祖先也是游牧的羌人，深晓游牧民族的厉害，一统江山之后，甚至要把城墙修到草原的边缘，为的是阻挡匈奴的铁骑。
反复上演、剧本如出一辙、残酷血腥而又无聊乏味的连续剧就这样开始了。如同冬天凛冽的西北季风，一个又一个骑马民族，周期性地从欧亚大草原的深处，挥鞭南下，无情地冲击着中原的中央王朝、恒河流域的文明和古罗马的层层关隘。
星天旋转
诸国争战
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互相抢夺、掳掠
这段卫拉特蒙古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的句子，形象地说明游牧力量在亢奋时的样子。不知疲倦的蒙古大军席卷亚欧，所到之处，富庶的城镇顷刻变为废墟，宏丽的庙宇瞬间化为火海。一个弃城而逃的不花剌人惊魂未定地这样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在这场蒙古旋风之中，先后有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归顺蒙古帝国。
不管是匈奴还是蒙古，无论游牧者统治的疆域消长盈缩，她总有几个不变的“原点”“老巢”或“根据地”：顺利时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瓦解时又龟缩此处。这样的“原点”星罗棋布，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游牧带连成一线。比如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石室出发，而黄河河套地区曾经是匈奴的历史摇篮，著名的蒙古高原，几乎就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老窝子”，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和牢固的大后方。
一些冗长拗口、写法不一、难懂难记的地名、山名、河名、族名、人名，连同相关的习俗文化，如花花绿绿的补丁，打满了汉文典籍。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得意时狼烟突起，从这里南下、西进，搅得鸡飞狗跳、周天寒彻，落败时退缩漠北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幸亏守着一个与之打打停停的中央王朝，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留下了文字的记述。否则，这些来如风、去无影的牧人，真要被“长生天”和草原母亲春绿秋黄的宽广袍衫掩盖得严严实实，成为悄无声息的巨大谜团。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历史大时光的消磨中，游牧线不断地往北退缩，这样的“原点”也不断北移。越是深居漠北的，更原始、更新鲜、也更有战斗力的部族，也越是后来居上、有着更大的机会：这些“披发左袵、穹庐毡帐、食肉饮酪”的后起之秀们，瞄准日益成熟的农业社会的果子，扶摇直上？直到把自己消融在农民世界的稠人广众之中——“征服者被征服”，进入农耕区的游牧统治者，很快汉化，融入农业文明，一般是在50年之后，就谙熟农耕之道，成为儒家文化的坚定的维护者，据关守隘，或凭借城池之险，徒劳地抵御着他们的后继者——新的游牧力量的进攻。几千年过去，牧人数量变化不大，少见城郭和地面上的变化，到今天依然地广人稀，而农人的世界却人满为患，市井如沸。
这些“原点”“老巢”和“根据地”，多是山高、林茂、水丰、草密之地，而其中以阿尔泰山最为典型。古代金山，居于亚欧北方草原带之十字路口，东进、西攻、南下、北上，自由挥洒的空间比较大，而相距其他大的势力范围又较远。众多游牧势力麇集于此、养精蓄锐，成为共同的祖源地，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91年，东汉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失去了阿尔泰山的北匈奴西进东欧。就是这批欧洲人称之为“匈人”的匈奴，公元451年又在首领匈奴王阿提亚率领下攻入高卢，与西罗马军团对决于巴黎东南的特尔瓦。这一切连串反应，像多米诺骨牌，匈奴人的西迁，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整个欧洲的民族大迁徙。
按照语言学的分类，我国北方潮水般消长激荡的游牧民族，几乎统属于阿尔泰语系。匈奴、突厥、回鹘、黠戛斯、哈萨克等，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而鲜卑、柔然、室韦、契丹等则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
在卫拉特蒙古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也多次提到阿尔泰山，而且似乎“江格尔可汗”的理想国——“宝木巴国”的核心区域，就是阿尔泰——至少，“江格尔”的勇士们要为他们的圣主“江格尔”建造的宫殿是在阿尔泰。
美如开屏孔雀的阿尔泰山西侧，
生长着万年的旃檀。
在万年旃檀的中间，
杂生着珍珠宝石树，起舞婆娑
紧靠着五百株万年旃檀
为圣主江格尔建造一座
举世无双的十层九彩金殿
于是，勇士们用黄金、珊瑚、象牙、珍珠和宝石，为“江格尔”建造了一座“离天上的白云还差三指”的宫殿。在今天阿尔泰山脉的崇山密林和山间草地上，找不到“江格尔奇”们用空前的想象、巨大的愿望和最华丽的词藻建造的“宫殿”。
我不相信建立了煌煌帝国的游牧统治者，没有永垂不朽、青史留名的意愿。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用不着风吹雨打，他们自己就是“风吹雨打”——他们对待历史的方式，如同他们自身存在的方式，是否仍在大时光的上游飘忽不定、“逐水草而居”？是否在用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方式传递千古之谜？
《参考消息》的一则有趣的信息是，欧洲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根据DNA测定，从血缘上看，成吉思汗的蒙古在全世界留下了最多的遗传基因。目前，这里留下的是岩画、鹿石、青铜器、铁器、草原石人、石棺墓和大型石堆墓。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三海子附近有30多座石堆墓，其中最大的当属什巴库勒石堆墓。该墓直径60多米，高20米，用石量应当在两万多立方米，这是个浩大的工程，外围还附以多层石圈，并有十字形石道相连。这个巨石构成的金字塔，从上空俯视如同巨大的车轮平放在草原上，景象壮观。在中亚草原，这个石堆墓，是此种文化类型中最大的一座，简直就是由无数黑石块堆垒而成的小山。
不过，这些人工的大石堆，是不是墓，还得两说。联想到广泛流布的岩画上的众多车轮图案和后来这一带高车人的频繁活动，说它是平放的车轮形象，也不是没道理。小麦、青铜冶炼、动物驯化、车轮均发祥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由此东传。中亚草原带的某个游牧部族联盟，接过滚来的车轮，继续向东滚去，由此被农人的中原命名为“高车一族”。
高车是广泛活动于阿尔泰、漠北、河西走廊和青海的游牧民族。
“高车”这个部族名，直接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的高大的、车辐众多的木制车轮。青海诗人、新诗的杰出代表——昌耀先生有一首1957年创作的诗歌，专写此物：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关于这座石堆墓，近年来多有媒体炒作，一些时髦的说法甚至附会到了“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身上。林梅村先生认为，这个“巨石冢”可能是“独目人”部族酋长的墓，而林学堂、吕恩国先生则认为，这是当时草原上盛行的萨满教的祭祀圣地——太阳神殿。
据和田人毛拉·艾斯木吐拉所著《乐师史》记载，阿尔泰也是伊斯兰文化中最伟大学者法拉比的出生地。《乐师史》这样说：“阿尔泰巴拉沙衮是艾甫纳斯尔·法拉比的出生地”，而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其《音乐的西流》、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在其《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都认为，法拉比是突厥人，而西突厥活动的范围正是以阿尔泰山为核心区域。
法拉比（公元870—950）是伊斯兰文化历史中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精通教义学、教律学、经义、圣训，也精通医学、哲学、修辞学、诗词、国际象棋和音乐。在音乐学科方面，他造诣很深，不但亲手创造了卡龙，自己能够制弦弹奏，并且将此乐传给了其他乐师和自己的学生。他创作了‘拉克’‘乌夏克’及其间奏曲，并在世界上加以传播……他著有《乐师书》。书中写道：‘乐曲没有明言的共鸣声音，则是在人们的灵魂里点燃精神之火的因素。诗词、民谣一旦与此融为一体，乐曲的秘密就会变得明晰起来’，‘一百年来，以祈祷都未能得到的乐趣，将从我的钢丝上得到’”[1]。
法拉比继承发展了阿拉伯文化、突厥民族的文化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西方文艺复兴是从阿拉伯文献那里，找到久违的地中海的文明。法拉比的音乐体系对今天影响很大，他创造了用阿拉伯语名称图形谱记录的规则，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木卡姆艺术，有复杂、深刻的影响。
法拉比，也称艾甫纳斯尔·法拉比，全名是穆罕默德·依本·艾甫纳斯尔·艾勒·法拉比。西方学者认为他是阿拉伯的哲学家、音乐理论家，我国《辞海》条目也这样解释。这样说主要因为他用阿拉伯文著述，但不能说用阿拉伯文著述就一定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也是用阿拉伯文所写，但他出生在喀什阿帕尔村，晚年也生活在那样，其“麻扎”是当地群的朝拜圣地。阿拉伯的“五弦乌德琴”是法拉比加了一根弦，“五弦”是龟兹人发明的乐器，法拉比能为阿拉伯的四弦加一弦，说明他熟悉龟兹五弦。
关于法拉比的身世、族属，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学者都在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拉郎配”，成为热闹的景观。也许，这是很难彻底说清、也很难统一认识的历史之谜了。这种“拉郎配”，与历史上潮起潮落的游牧力量总是比较短命，与文化变迁或者断裂、缺乏历史记述有关。
阿尔泰的深山之中，有太多的历史秘密和千奇百怪，如同大海微微颤动的渊面，光天之下，天地旋转，魅影重重。
游牧力量的大时光，潮水般退去。
祥和、平静、如深山美人般不为人知的阿尔泰，正在被小康社会日渐兴盛的游客围观。封闭了漫长岁月的阿尔泰，如一坛刚刚开封的老酒，凛冽清纯，醇香四溢，醉人心脾。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蒙古人后裔——图瓦人和他们的木头房子，一到旅游旺季便塞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景区内的一小盘清炖羊肉，敢要你300多块，而且不能有意见，因为能吃到嘴里已经是不错的了，许多人还站在旁边翘首以待呢——尽管这几乎是一只肥羊的价钱。
不要忘记，为了最美的风景，这的确不算什么。
人类净土喀纳斯，如同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如同高效的安慰剂，会化解你所有的怨气。忘掉消费主义时代斤斤计较、脑满肠肥的沉重肉身吧，就像歌里唱的：“亲爱的，你慢慢飞，飞到前面去看小溪水”——喀纳斯湖在等着你呢。同时，还应该想到，布尔津县的许多领导，由于整整一个夏季不得不待在山上应付南来北往客，已经被山风吹成黑人，他们和家属两地分居，“翠花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中，有一具原始的滑雪板，讲解员声称这是人类最早的滑雪板。滑雪板上蒙有一层马小腿的皮毛，油滑粗硬的毛顺向时，减少磨擦阻力，加快了速度，猛一转身、马毛逆向时，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
遥望历史，冬季的阿尔泰雪深一两米，万山岺寂，林间谷地，闪动着一个个操阿尔泰语音的古老族群，好一派雪原景致。日本和苏联的滑雪教科书认为，阿尔泰是人类滑雪活动的起源地，这里的岩画中也有早期人类滑雪的图案。
除了滑雪板，在布尔津县的一家餐厅里，还可以看近两米长的大红鱼标本。这几年借助媒体，传得最凶的就是喀纳斯湖的湖怪，中央电视台专门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深湖魅影》，结论不了了之。这两年，又有人要带潜水设备，一探这隐秘世界。
面对大好湖水，多有内地之泳士，到此欲畅游一番，但被接近冰点之寒水所吓退。曾有一个内地广播战线之泳士，来此参加全国广播学会的一个会议，不听当地人劝阻，游了一个来回，一年后此人殁。肉后酒足，心火之苗炽盛，毫无防备之时，当胸浇以千年冰水，寒气渗入骨髓，阳寿尽矣。
关于“湖怪”，当地传说久矣。
曾有湖边饮水的牛羊被“湖怪”吞噬。这个中国最深、湖光变幻莫测的喀纳斯，曾引来大量科学工作者前来踏勘。一个差强人意的解释是：“湖怪”是学名叫“哲罗鲑”的大红鱼。我的一个曾经在阿勒泰地区生活了30多年的老上级，说过的一个名山轶事倒是真的：在“反修防修”、意气风发、斗志正酣的年代，一架苏修直升机，油尽灯枯之后，慌不择路，只好落在山上。当地哈萨克牧民挥舞马鞭，围斗不止，生擒苏修飞行员。传来传去，传成这直升机是被牧民用套马杆套下来的。
如果你来阿尔泰，建议你在10月中下旬来。阿尔泰山最好的风景，只有大雪封山前的十几天时间。这时，“长生天”命令所有的树木开始燃烧起来，天地骚动，轰轰烈烈，仿佛有一只巨手从天空快速泼下辉煌繁荣的色彩，一棵棵白桦树爆炸般喷射出绚烂疯狂的光焰，似乎之前的季节只是用来成长和积累她的力量，好在瞬间挥霍掉全部的青春生命。
向美而亡，激情如飞蛾扑火。这，让我想到一个词：牺牲。
准噶尔的“草”与“苗”
在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即“疆”字的上“田”。
准噶尔盆地的核心部分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蒙古语的意思是“三堆芨芨草滩”，这里是芨芨草、梭梭和骆驼刺的世界。芨芨草就是古代边塞诗中常提到的“白草”，一墩一墩，其茎细长，劲直柔韧，如箭杆密集地怒放。过去，当地常有人用芨芨草杆扎成大扫帚，直到兰新铁路建成，道通物畅，才被更耐用的竹枝扫帚所取代。
总体来说，准噶尔盆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植被情况，要比塔里木盆地好过许多。历史上，这里是传统的游牧区，现在有水和地势平缓的土地，早已开发成连片的农业区，深山、浅山和盆地深处半荒漠的地方才是牧区。游牧和农区的交相混杂，加之以相对发达的交通线和密集的城镇，是北疆的特点。
我生活过的那个团场的连队，就在准噶尔盆地边缘。
一到冬天，大雪铺地，连队边闲置的破房子里，不知是哪一天，就搬来几户哈萨克牧民。早晨干冷的空气中，飘来异样的奶香和膻味。老乡的牛、羊和骆驼，在连队每家每户的柴火垛旁、林带里和被厚雪掩埋、只露出草尖的条田里乱窜。它们一定是迷路了，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抽空吃一点庄稼秸秆和地上的树叶。就像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迷迷瞪瞪，神不守舍，充满疑惑与好奇。这里曾是游牧民族的冬牧场，连队的位置，正是过去牧民们传统的“冬窝子”：背风、雪浅、有草可吃。
牧区和农区是可以互补的，大家相安无事。
这些混迹于连队的牛、羊、骆驼，这些会活动的“肉”，在那个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年代里十分安全。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纪律和公有制观念，已经渗到血液里，尽管人们粗粮也吃不饱，很少有肉可食，却从没有人打这些门前屋后的牲畜的主意。
牛、羊、骆驼们，也是吃到哪就睡在哪。
悠闲的哈萨克人，只留几头奶牛拴在房前屋后，供日常喝奶之用，基本不用太管流窜在各处的牧畜。春天到了，要转场到山上的夏牧场了，他们才会找齐牛、羊、骆，打点好不多的家当零碎，开始上路。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寒假的一个重要的乐趣，就是合伙逮住几头牛犊子，拴在自家门前的沙枣树上，得空就骑上，快一阵、慢一阵，摔下来再骑上，乐此不疲，兴奋地在家属区横冲直撞。骑完了还舍不得放掉，拴好，抱一堆苞谷秸秆喂着，完全比对自己的亲弟弟还要好。
有时玩腻了牛犊子，也打过骆驼的主意。但听大人说，骆驼发怒时喷出的唾沫有毒，会让人皮肤发痒、长癣、溃烂。同时，骆驼对我们这些“半桩子”而言，也显得过于高大、陌生了些。因此，几欲下手，围住了这些林带里努力吃树叶的大家伙，但终究无从下手，只能悻悻而去。
夏天的时候在连队，也看到骑在马上、绝尘而去的哈萨克。
骑在马上的哈萨克，多少有些令人生畏。这些从山上的夏牧场匆匆而来的陌生人，还奇怪地穿着冬天的大皮裤，带着浓烈的青草气息和羊皮子的味道。在我们的眼中，与冬天里缩在连队旧房子里老乡似乎并不一样，显得威风神气多了。
夏牧场的生活肯定充满暗示与活力。有一段时间，我们这群孩子用竹条作弓，从竹门帘上抽下细竹条，用火化开臭油，焊上小钉子，躲在门前林带的柴垛里射马。当然是十次九空，偶尔射中一次，还未看到马惊时摔下老乡的景象，就吓得怪叫一声作鸟兽散了，生怕那些哈萨克骑着高头大马追打过来。我们哪里知道，怎会有从马上摔下来的牧人呢？
这个孩子气的游戏，是否也隐含两种文化的、心理的关系呢？后来，我见过一些主政一方的哈萨克族领导，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一到夏天仍然心里痒痒，隔三岔五往山上跑，回来后就精神焕发，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农耕社会的封建文人进城做官，无论官做多大，最后都愿意告老还乡，回到他出发的地方，田园才是他真正的家。而游牧民族对夏牧场的眷恋，也使他可以抛弃城市，找到自然之子的感觉。
《大唐西域记》有云：“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也许，农民的地气在田园，而牧人的地气则在山上的夏牧场。气失神伤，魂飞魄散。隔段时间去接接地气，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农业文明是大河文明，大河的泛滥与治理，催生中央集权国家，那么游牧文明是以草原中的山岳为原点，山岳是进退出入的焦点。村落、族群、文化，就像野生动植物，就像由心灵、肉体和观念构成的水土，环环相扣，暗藏天机，出生、发育和成长在哪片地方，多少有一定之规。虽经千年万年不断驯化，看上去似乎已经脱胎换骨，但一不留神还会“返祖”。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也。
今天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主要出现在沙漠绿洲的生活环境之中，但木卡姆的文化基础，应该包括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无论是历史上“西域大曲”的时代，还是“西域大曲”这个名称被“木卡姆”覆盖以后，新疆的历史始终都有草原游牧与绿洲农耕两支力量，穿插交织，鼓动激荡，潮水般涨落起伏。新疆的民族、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始终都在草原游牧与绿洲农耕——这如磁铁之两极所构成的一个强烈的磁场之中。与南北的农耕与游牧相对应，东西方向的丝绸之路，把东西方文化连接起来。这样，我们如同得到一个空间上大大的、有些旋转摆动的“十”字，游牧力量主要是南北向，当然也有“西来东去”或“东来西去”，但丝绸之路在大的视域里，在宏观上，是东西的轴向。
从“西域大曲”到“木卡姆”，它的发展变化，就是这“十”字轴转动、融合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各种木卡姆中，找到游牧文明的内容，“刀郎木卡姆”就特别明确、显著；我们也可以看到，“木卡姆”这个名称、包括其中一些木卡姆的具体名称以及歌词内容、音乐风格、习俗等方面，受到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教东渐后的一些影响。当然，即使在“西域大曲”的时候，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穿插交织的游牧与农耕文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四个“影响极”。
我们在史料中经常看到和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是西域音乐对中原、对中央王朝的影响，无论是皇家官史、史家个人的记述，还是文人们诗词歌赋中点点滴滴的津津乐道，这一点都非常明显。但中原音乐对西域的影响往往被忽视，这一方面是研究者的疏忽，西域自身的史料记述远非完整系统，“礼失求诸野”的田野考察，又旷日持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18世纪末期，西方的目标不一、心怀各异的探险家们在西域的猎获激起阵阵涟漪，中亚的学问由此而热，西方先入为主的学术架构，是立于“西方中心论”的支点上，学术上的强弱对比，形成套路后又影响我国的研究者——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比较习惯“由西向东”的视线和“流向”。其实不仅是音乐，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现象。事实上，在更为长久和连续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一直是更为高耸的“文化水塔”，东方的滋养，东方的灌输，东方文化的水量的持续力，对西域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记述，都比较留意“进来”的东西，而忽视“出去”的东西。有点“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意思，走了就走了，漠不关心。中华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半径，在汉族知识分子那里，留意不够。古老的谦谦君子之风，或者说过分的谦虚和虚怀若谷，使我们的自我评价更倾向于打折、低估，更重视别人、他者、遥远之处，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展开对自己的评价。
从多个音乐研究者那里和我自己一知半解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感受上，有一点感性的认识，就是哈密地区和和田地区的某些音乐中，特别是民歌里，可以找到西北地区民歌乃至中原戏曲的元素——从根本上说，音乐及其他，万事万物，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绝对的独处、孤立，真正的纯而又纯、一尘不染，是不存在的，是形而上学，如同“老光棍”“亢龙有悔”，无法“发展”、没有后裔，是会灭绝的。
总之，草原“行国”和绿洲“城国”，东方和西方——四种文化力量构成木卡姆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基因。但木卡姆毕竟最终落实在绿洲生活之中，落实在一个历史上信奉过多种宗教，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中间，是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卡姆的文化血缘，应该说主要是绿洲生活的因素在起作用。历史上“西域大曲”是如此，后来“木卡姆”时也是如此。
天山半岛
“疆”字中间这一横，是“天山”——“天尔塔格”。
在新疆的“三山”之中，天山无疑最为重要，是新疆地理的脊梁，是新疆之书的书脊。天山，承上启下，与昆仑山和阿尔泰山隔“盆”遥相呼应，东到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西从伊犁入哈萨克斯坦，绵延数千公里，占有最重的分量，在新疆的历史地理中位置显赫。
这条被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称之为沙漠瀚海中的“天山半岛”，“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就是引导草原游牧民族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农业民族”。最典型的例子是回鹘汗国溃败之后，公元840年，从漠北西迁南下，入主天山南北，与绿洲上的土著居民混合而成现代维吾尔族，并从一个游牧民族演变为农耕民族。
以农业民族的眼光来看，巨大的山脉往往是阻碍。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水草的山脉，是驰骋的高速公路。特别在西域的大漠热风中，天山犹如干旱世界和生命禁区的生命孔道，历史上活跃于西域的每一个游牧力量，无不是藉此东去西来、南下北上。天山的千千万万个细小褶皱中今天不为人所知的一条条马道，筛子般漏下一股股箭镞的铁骑，从而显影出历史上游牧力量在西域的影响。
天山，是历史转折时的高速公路，是牵动西域的神经和血脉。
这种历史文化的“导管”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新疆，作为一座跨国山脉，在它西段的中亚诸国也上演过同样的故事。松田寿男的结论是，“天山路通往亚洲的所有地方。古代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势力，全都与天山路相联系，并以此十字为中轴而进行活动”。作为“亚洲心脏”的天山山脉，被赋予丰厚的历史意义：
匈奴侵入天山南北，是为了联合羌人对汉朝构成北、西、南三面合围，而西汉军队西进，“断匈奴右臂”，是为了打破合围，据有丝路商道；
柔然将天山南北作为粮草财源，突厥汗国也把天山南北作为其行政中心之一；
“大唐雄风置安西”，不仅现在的新疆，昭武九姓——现在中亚的许多国家，都归其管辖。其开放的气度和恢弘的视野，使中央王朝的事业和疆域步入辉煌；
回鹘汗国在内乱、流疫和黠戛斯人的三重打击下，据天山而入农耕，最终与当地土著合流，形成今天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
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和察合台，正是以西天山的“阿里麻里”（今伊犁一带）和天山北麓的“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
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西天山的隘口——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沙皇压迫，从伏尔加河流域，冲破围追堵截，毅然率部东归，长途中跋涉，杀出一条血路，出发时17万人，死伤多半，回到伊犁时，只剩下7万人，牲畜皆无，族人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
游牧民族的迁徙征战、离合分聚，把天山同世界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公元前150年左右大月氏自天山西迁，瓦解大夏，并在印度建立贵霜王朝，正是由于贵霜王朝的推动，佛教东传，成为世界性宗教；
公元6世纪末，自天山西进的柔然部众，号角齐鸣，枪戟蔽日，攻打东罗马帝国都城拜占庭；1219年，十万蒙古大军汹涌澎湃，聚集伊犁河谷，听从成吉思汗西征号令……
诗人、散文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周涛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记述，浏览天山，判断山河，从天山的褶皱中，可以看出古代操阿尔语系的突厥民族的形貌神情。其实天山所蕴含的，远过于此。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把当时的世界分为四类：南为“象主之国”——指印度；西为“宝主之国”——泛指波斯、大食、大秦和西域绿洲圈；北为“马主之国”——指北方游牧圈；东为“人主之国”——指中央王朝华夏腹地。
“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宝主之乡，“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毳张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照明，冠带右衽，机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玄奘的论述准确精当，比照西域，“人主”“马主”和“宝主”，还有“象主”的“特闲异术”，都曾在这里争奇斗艳，此消彼长，融会流布。
但，总体来说，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最为持之以恒、绵远悠长。
“人主之国”的韧性，隐约如历史之“经线”，一以贯之，气息深厚。而每当“经线”气若游丝，陷于内乱而自顾不暇、力有不逮而废弛收缩之时，“马主之国”的轻灵闪动、迅疾易变，如“鸟居逐牧”，沿“三座大山”，飞来飞去，落脚在西域的绿洲。众多游牧力量，“走马灯”般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方唱，及时穿插，以色彩缤纷的“纬线”与一以贯之的“经线”密密交织。如此，终成正果，收归一统，大成中华历史之锦绣，使西域如中华华丽披风的壮美一角，飘动于时光的长河。
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南疆绿洲城国孤岛般的分散情状，较少产生大的联合势力，这里重演的是，如同长城内外的老故事：从漠北西来、从北疆南下的游牧力量，在平息了内部纷争后，沿着丝绸之路和连接南北疆的天山马道、隘口，一次次潮水般覆盖绿洲城国，建立游牧性质的地方政权。
除羌之外，现在知道的、出现在新疆的最早的族群，是《汉书·西域传》中的“塞种”或“塞人”，古波斯语称之为“saka”。“saka”本来就有游荡、游牧的意思，这支游牧力量，后因从河西走廊西迁的大月氏的冲击，从阿尔泰山、天山草原和盆地绿洲大规模迁徙，大部分退到帕米尔高原一带，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高车、铁勒、嚈哒、突厥、回鹘、蒙古……如出一辙地重复着熟悉的剧情。
与华夏腹地不同的是，西域绿洲的农业力量是如此分散，不比始皇帝留下的“大一统”，可以被后来者反复演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常有翻牌的机会并直捣漠北老巢。而且，中央王朝与游牧力量在争夺西域经营权时，不弃不离，坚持到底，只要国力允许，便放手一试，仅屯田政策，自汉在轮台、尉犁始，就绵延几千年，因而更富成效。
若单以某个曾经出现过的游牧力量集团而论，据有西域的时间，都远远无法与中央王朝相比。而且，“鸟居逐牧”、变幻无常、如风如云的游牧集团自身，越是到了后来，越是从文化到肉体，更彻底地融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如契丹、鲜卑等。即使是入主中原、据有大一统的游牧力量，如元朝、清朝的蒙古族和满族，也基本如此。
中国统一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农耕与游牧，如一对数千年老夫妻，讲起婚姻史，纷争也罢，恩爱也罢，打到了肉里，也爱到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缘混杂，最终是不分彼此、融为一体。
在农民、牧人、商人中，农民的活动半径最小。被束缚在田园中的农民，对土地有宿命的理解，所理解的大自然是驯熟和物化的，集中映现在脚下不变的、生死相依的土地上。失地的农民则成流民，是危险的一群，是历朝历代动摇封建统治的活跃力量。除了流民力量，还有一支动摇中央王朝的统治的重要力量，就是游牧势力。牧人是自然之子，有着最大的活动半径，山川土地是流动而野性的，牧人和自然的关系最为直接，生存节奏似乎也被自然规定：在历史的大碾盘里显得飘忽不定，是一些细微、坚韧、敏感、不易捕捉、传导迅速，但又难于坚持、极易疲惫的——北方的神经。
而封建时代的商人，沟通乡野与城镇、农民与牧人。行商坐贾，特别是利润更为丰厚的所谓行商，掌握着比较全面的社会性知识，多是一些见过世面、精于算计之人。我们眼中的“天山半岛”，不仅是“草原行国”的乐园，由于丝绸之路的培育，它也是漫长封建时代最杰出的丝路商人活跃的舞台。“牧”和“商”，加上作为商业驿站的片片绿洲，天山、西域——这块亚欧大陆的腹地，集中了最多的活跃因素。天山的意义——它如同搅拌器的叶臂，快速旋转划动，有力地把三种生产生活方式，把牧人、商人、半农半牧半商的绿洲主人，连接在一起。
啊，塔里木
“疆”字的下“田”，是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是装满沙子的大容器。
这个大容器有5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里面共有9条河流，从盆地周边的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向盆地中心汇聚流淌，大部分最终汇入并构成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沿盆地四周的河流，共发育出80多块绿洲，大一点的约有上万平公里，小的不足1平方公里。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绿洲，负载着历史上的绿洲城郭。
新疆给人的印象，是地广人稀。地广是不毛之地的沙漠、戈壁广，把沙漠、戈壁算进来，与人口总量比，人显得稀。其实新疆人烟稠密，特别是在南疆绿洲，人口密度不让江南的市井阡陌。著名的和田绿洲，人均土地不足一亩。
新疆绿洲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解放后。解放后，特别是近30年，新疆进入稳定繁荣时期，相对宽松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使绿洲人口密度后来居上。前年在新疆第一人口大县莎车，参加木卡姆艺术节，我在街上看到稠密的人群，宛若陷入一个繁荣沸腾的大城池。
在新疆漫漫沙漠、戈壁长路上行车，最初上路时的兴奋、热情，被枯燥单调、无边无际的雄浑壮阔，抚平、稀释、浇灭……突然进入绿洲，仿佛重返人间，看到稠密、鲜活、发育健康、浓烈如诗、香醇如酪，一浪一浪迎面而来的人流，你会觉得绿洲像个大会场、大巴扎、大节日，原来沙漠、戈壁上的人，终年都在这里晃荡、赶集、过节呢。面积广大的塔里木，留给人们的可耕地，就是80多个墨绿色的小点。而由九条河流汇聚而成的塔里木河，串起这80多个墨绿色的点，像康定斯基的抽象画，随意、诗意地挥洒在黄褐色的牛皮纸上。
古人把塔里木河与黄河联系起来，塔里木河消失于罗布泊之后在沙下潜行，与黄河沟通，因此也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黄河之水天上来，直到清朝宫廷派出寻找河源的大队人马，才搞清河源不在西域。“塔里木河”这个名称确定于清代。“塔里木”，在古突厥语中是“注入湖泊的沙漠之水”，现代维吾尔语则是“田园”或“耕地”的意思。
塔里木河，是横亘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一道绿色屏障，沿河岸形成厚厚的胡杨林。很久以前，胡杨林中曾出没过老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探险者还对这种活跃于胡杨树林中的老虎有过记述，维吾尔人中有叫“饶勒瓦斯”的，意思是“老虎”。至于狮子，与佛教有关，历史上西域曾有“五方狮子舞”。有舞蹈研究者认为，汉地的狮子舞，也是从西域传入。
狮子是佛教中的吉瑞之兽，是佛佗释迦牟尼的坐骑。
佛教在西域漫长的历史时期曾炽盛如春花，这“五方狮子舞”，搞不好，是佛教文化的遗存。“五方狮子舞”，今天也主要保留在从罗布泊迁出、信仰伊斯兰教相对较晚的尉犁县维吾尔人中间。
前几年去尉犁县，听县文化部门的同志收集到的罗布人的民歌，忽然听到一首民歌，直接就是内地寺庙旁小店里播放的佛唱。这首让人安静的佛唱，非常完整地保留在罗布民歌中。
维吾尔人有叫“阿尔斯兰”的，就是以“狮子”自名。在伊斯兰文化中，狮子有什么文化渊源，不太清楚。不过，叶尔羌汗国的一位汗王，就叫“狮子汗”。狮子代表“雄心”“气魄”，拿破仑曾比喻过去的中国，是“沉睡的东方雄狮”。狮子群居，成群出现，打猎时讲究合作，有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和合观念相通。
胡杨就像棕黄色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狮子，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胡杨纷披的树形，像瀑布般流泻的金色鬃毛，一团一团，厚厚实实，显示未经梳理的自然美。胡杨给人的感觉，就该在沙漠里。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胡杨和沙漠，性格、形象是相通的。沙漠喂大胡杨，沙漠衬托胡杨，沙漠也埋葬胡杨。没有胡杨的沙漠，不美，也失去灵性。同样，胡杨如果长在别处，好像也少了那份独有的韵味，有一种明珠暗投、大材小用、生不逢时，被浪费了、耽搁了、发挥不出优势的感觉。胡杨和沙漠，如同夫妻，是完美的一对儿。
漫漫沙海之中，胡杨象征不屈不挠的绿色生命，被认为是“站着生长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英雄树。为什么长命百岁？为什么死而不倒？为什么倒而不朽——是舍不得沙漠，是爱的忠贞，是不愿意把沙漠扔在荒凉孤独的世界里。
罗布人使用的独木舟——卡盆，是用整棵粗大的胡杨树干掏空而制，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太阳墓”——用竖埋的木桩构成太阳和放射的光芒——用的也是胡杨木，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的“小河墓地”，大量的船形棺和彩绘立柱，用的也是胡杨……现在的胡杨树，主要用于审美。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古树黄叶间翻打的场面就是在胡杨树林中拍摄的，大批如袋鼠般的摄影家，为胡杨的金灿灿的秋色所沉醉。塔里木盆地的胡杨离不开塔里木河，过去由于上游的大规模开发，下游断流，胡杨树如沙漠火海中的凤凰，灰飞烟灭，这些年从博斯腾湖的千里调水，为的就是抢救这道绿色屏障。
历史上，塔里木河结束的地方，是游移之湖罗布泊——罗布淖尔。古代典籍称之为“盐泽”“泑泽”“蒲昌海”“牢兰海”。塔里木河又有“无缰野马”“乱河”的声名——塔里木河似乎也有“游牧”的秉性，经常改道，因而这个外形极似“大耳隆”的湖，被斯文赫定认定是：就这样飘来飘去。亨廷顿认为是随着气候干湿变化的“盈亏湖”，陈宗器则认为是随注入河水分配情况而迁移的“交替湖”。
居于湖边的楼兰国彻底湮灭后，得识罗布泊真面目的人很少。19世纪末，罗布泊之谜，引起世界上一些学者争论不休。直到70年代，上游开发造成断流，美国的卫星图片说明此湖已经干涸，国人才知道古书中所载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已经消失了。明暗相间的耳轮线和地质调查证明，罗布泊是渐次干涸的。
这里是彭加木迷失的地方，在那个没有新闻的年代，官方大规模的搜寻和新闻报道，让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尔后坊间神秘的猜测更是激起阵阵涟漪——一种最离奇荒诞的版本是：这个“苏修特务”被老毛子的飞机接走了。试想一下，连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都一夜间叛国出逃，一些高精尖的“臭老九”在罗布泊这样一个鬼不下蛋的地方，被苏修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飞机接走也很正常。这里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地方，由于当时我们在团场讲的河南话和科技知识缺乏的缘故，以及小孩子莫名其妙的兴奋，都把“核武器”误读为“黑武器”——一种像黑夜一样可以笼罩大地、使人间进入深夜的武器。我至今觉得，这个误读，还挺准，更接近核武器实际的效果。罗布泊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和“黑武器”相联系的地方。伴随这些年旅游探险的热潮，上海人余纯顺光天化日之下，离奇地命亡沙漠，又引起媒体一阵的热炒。
自古以来，罗布泊就是个谜一样的地方：遥远、神秘、敏感，引人入胜，牵动我们的神经。直到世界上第一条沙漠公路南北纵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海闪现石油之光，勘探石油的大马力沙漠车隆隆开进瀚海，一人多高的大轮子狠狠地轧出人字形车辙，印章般盖满如屁股般优美起伏的沙丘，人们才得以轻易靠近罗布泊。进入上世纪末，更因为钾盐开发，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建制镇——楼兰镇。“众臀”簇拥下的罗布泊，果真生殖力顽强，枯树抽新枝，千年冷灰，重续人间香火。
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是沙漠，沙漠与神有缘。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皆起源于沙漠绿洲的环境。
佛教诞生于热带雨林，雨林四季如一季。生如死、死如生，生死一体。所有的树是一个树，所有的绿是一个绿，如沙漠一样是无方向的、均质的。极度繁荣与极度荒凉，迷失于雨林和迷失于沙漠，有点差不多。所以，雨林也可以叫做“绿色沙漠”。
人间的方向消失之后，天国的方向直插内心。宗教的土壤，似乎总是和森林、沙漠、高寒的大山这些极端地理现象有关。四季变幻、温润宜人、人烟稠密、尘世的发展一日千里的大河三角洲，缺乏大自然的严峻考验，“此岸”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沉溺其中的快乐，使人忘记向死而生的“彼岸”。
作为宗教与古代语言的“走廊”和“博物馆”的西域，几乎沉淀了亚欧大陆各种宗教和语言的影子。宗教与语言的变迁、层积是如此之多、之厚、之复杂，许多宗教与语言的传播假借土著之手，最典型的是历史上曾经十分活跃、尔后融合消失的商业民族“粟特人”。
“粟特人”居于费尔干纳盆地，从未建立强大的国家，善于在夹缝中处理政治逆境，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这样的命运，也造就特殊的生存本领。“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能手和语言天才，是中亚和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教师”，除了商业渔利、参与游牧民族的政事，也“兜售”文字、历法、宗教和筑城的知识。“有一个突厥词汇——‘城市’（Kart）——原先就是来自粟特语”。《唐会要》记“康国”事说：粟特人生子，必让口食蜜，手中置胶，希望孩子长大，口说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这些商业利益狂热的追求者，同时也无意间成为文化传播的“活雷锋”——在贩运人类早期的奢侈品时，也免费奉送精神的奢侈品。丝绸之路也是“求经传教之路”和“语言文字之路”。
塔里木遗落了最多的古代语言——在最安静无声的地方，留下人类最多的众声喧哗。据新疆博物馆副馆长、学者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的统计，新疆发现的古文字种类计有：
汉文文字系统：汉文、西夏文、契丹文、日文；
阿拉米文字系统：佉卢文、波罗钵文（亦称帕赫列维文、巴列维文）、粟特文、摩尼文、突厥文、回鹘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哈卡尼亚文（又称喀喇汗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满文、托忒蒙文；
波罗米文字系统：婆罗米文、梵文、焉耆-龟兹文（亦称吐火罗文）、于阗文（亦称于阗塞文）、吐蕃文、吐火罗式回鹘文、八思巴文。
除上述之外，还发现有希腊文和拉丁文。有些古文字文物发现量较大，如汉文、佉卢文、焉耆-龟兹文、回鹘文，有些则量极少，仅见于印章和钱币，如契丹文、拉丁文、日文等。
新疆发现的古代语言包括属上述四大语系的诸语言，属印欧语系的语言：塞语、吐火罗语、犍陀罗语、粟特语、梵语、大夏语、婆罗钵语和帕提亚语；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就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乌孙、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等的语言都属阿尔泰语系。属该语系的有文字的民族有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满族等；汉藏语系的语言：汉语、羌语（羌族没有文字）、古藏语、党项语（即西夏文所表现的语言）；闪含语系的语言：阿拉伯、叙利亚语等。应该指出，新疆所发现的大量汉文文献说明，汉文及汉语是新疆最古老的文字和语言之一。
有人说，只要能读懂丝绸之路上语言文字，就能搞清许多历史、宗教和文化之谜。疯狂掠夺西域文物的斯坦因，曾引起了欧洲对西域文书的“供不应求”。于是，南疆一名叫伊斯兰·阿訇的游方郎中，声称在流沙掩埋的古屋中发现一批“古代文书”，引欧洲人蜂狂蝶乱高价求购。阿訇的买卖越做越大，甚至可以“提前订购”，这些惟妙惟肖的“阿訇文书”，让一些学者皓首穷经研究了一辈子。如果阿訇见好就收，不被欲望冲昏头脑，也许不会被识破，那么，西方的博物馆里真会永久保存一种“阿訇文字”供后世研究、瞻仰。
新疆，特别是南疆，是丝绸之路最艰险、最易断的区域，是地图上随时可能消失的“虚线”。浩瀚沙漠只有驼队能够通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地理方位、国俗民情的记载方面相当准确，但在旅途的自然和气候情况的描述上，就陷入魔幻传奇的倾向，而帕米尔的高海拔也让19世纪末的探险家留下“头疼山”的名讳。但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世界文明的面貌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丝绸之路，“东方与西方文明，互相接触，有如异花授粉，更吐异样的芬芳”。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找到了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在风尘弥漫的绿洲厚土之中，按生产方式和生活类型分类，始终存在三种因素：农业文明、商业文明、游牧文明，而且基本上如五色土般插花交替地累层，出现了历史文化上最复杂有趣、多迷难解和绚丽多姿的情况，这座历史文化的迷宫，吸引着重量级的研究者，使中亚黄金腹地的研究成为学术上的“奥林匹斯”圣山，每一个要成为“宙斯”的神灵，都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以西域为代表的中亚的学问，被视为畏途，成了许多学术大家最后“发言”的地方。
如果说历史上北疆文化的底色是游牧的，那么天山以南的绿洲农业是最重要的人文单元。“宝主之乡”的绿洲圈，其文化含义不限于农业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看，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的商品与文化“中转站”。
松田寿男在《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说：“像这样的国家，虽然具有卓越的经商能力，但在政治力量方面却反而较弱。由于地理上的情况使之难以摆脱小国分立的状态，而没有涌现振兴起来的集团势力。”和平年景中的绿洲，沙漠像厚厚的绝缘层，只有丝绸之路像一根导线，带来电压不稳的电流。总体上，这里倒符合老子所言的“小国寡民”“清净无为”的状态。比较重要的帖木儿帝国、黑汗王朝，也没有离开游牧者的“遗传基因”，甚至从那种“双都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两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互为倚重。倒是之后的叶尔羌汗国统治者，游牧民族的基因随时间的流逝而渐弱，绿洲农耕者的文化特点相比之下的性质更大一点。
喀什噶里、莎车地区，是基本连片的南疆的最大绿洲群，面积有3.6万平方公里，历史上，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政治势力集团，而且也是在音乐文化上最具代表性、结构最为完整庞大和严谨的“十二木卡姆”的诞生地。绿洲是文明的容器，也是人文的结构，绿洲的大小，某种程度上决定文明的规模、构架和稳定性。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因为丝绸之路，因为城郭的特点，披上了一层古代商业文明、古代城市文明的薄纱，这里的农民，除了果园和田地，也继承了游牧者“好动”的特点，他们自己或者在东西方商旅的带动下，也热衷于驼背上的长途贩运和集市里的讨价还价。在唐朝的长安，西域人做官、经商、开酒肆、从事歌舞的人有1万多户，以当时长安80万人计，这是个不小的比例。比较有名的诗人，几乎都描述过这一情景，唐玄宗最迷恋的乐器就是西域的羯鼓，而且是大唐数一数二的高手，史书记载，唐玄宗经常把宫廷乐队赶走，自己和一、二羯鼓高手击鼓为乐。就像现在的北京有“京漂一族”一样，在唐朝的长安的上上下下的娱乐圈子里，来自西域的是“主流的京漂”。商人的队伍也大致如此，喜欢新鲜玩艺儿的大唐，甚至在长安专门辟出一个街区，来安排这些来自西域和西方的商人。
回鹘在漠北时受“粟特人”影响，就有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强烈的商业意识，商业比较发达，和中原的官方生意和民间生意都做得极好，规模很大，也比较规范，这方面有明确而详细的史料记载。回鹘回迁之后，与当地传统相结合，重商意识有增无减，在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交易契约。伊斯兰教的朝拜中心麦加，在沙特阿拉伯的希贾兹境内，是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本身就是古代传统商道的会合地。伊斯兰教东渐以后，宗教传统也与商业文明暗合，因此，西域之商业文明是一贯的。
这样一些古代商业文明和古代城市、集镇的文化特点，自然而然渗透到木卡姆音乐、歌词当中，我们在歌词中看到的场景、环境有许多集市里才有的细节，出现的一些物产、用品，也是琳琅满目、来自各地，而且在一些民间长诗的情节中，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音乐上，木卡姆传播流布的方式，就依赖商道、驼队，把各个分散的绿洲联系起来，木卡姆演奏的场合主要是果园、庭院、麦场、农村集市、富宅、城镇的广场和茶馆饭馆，而且音乐本身也曲折、复杂地透入古代商业文化和古代城镇文明的因素。
祖源昆仑
在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是自西向东。
传说虽非信史，但也不是完全的虚无飘渺。
唐代高僧玄奘认为“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在佛经中世界四大洲中，昆仑、帕米尔是中心。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史学入门》中说，“世界人类最古是在帕米尔高原繁衍起来的。以后，从这里分为去亚洲的、去欧洲的、去非洲的若干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勇敢超越传统史观，提出“异端学说”，认为中华古人类起源于青藏高原，起初只是古羌族，为今日中华版图共同的祖先。近代的羌学研究者，追溯羌人的祖地，最终聚焦在“羌塘”地区。“羌塘”指的是昆仑山北缘的“若羌”地区，古羌人在那一带聚居生活。
应该说，不管哪个民族，都或长或短地经历森林时期、草原游牧时期，之后才是农业定居，由早期简单的聚落，进入发达的城郭时期。按《圣经·旧约》中的说法，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放羊人，一个是农民。而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即是在这两弟兄之间，所谓“兄弟阋墙”，由此而来。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基本是从农业时代的甲骨文时期开始，而在此以前的时代，或是后人的追述，或流于浪漫的传说。据古文献记载，人文初祖伏羲之母华胥因踏巨人脚印“而生庖牺于成纪”，伏羲之后炎帝（神农）、共工都姓“姜”，都是羌人。“炎黄”为同母所生，也出于羌系，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大禹也“兴于西羌”。活动于“姜水”并以“姜”为姓的华夏祖先，是确凿的转入农业定居的“羌”的一支。基本上可以说，比较可信的是，农业的汉族，最早的祖先，是由“羌”中的一支转入农业定居而来，而后文化领先，不断与“羌”冲突、磨擦、融合，渐有华夷之分。
羌的种类繁多，追溯今天众多民族的祖先，多与羌人有关。继羌人之后，新疆最早的人种“塞人”，自西东进，覆盖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按林梅村先生的观点，当古欧罗巴人种的“塞人”，东进新疆，一路覆盖过去，将要进入中原时，正是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一带，遭遇羌人的阻挡，停了下来，否则中华民族之历史面貌，可能类于印度恒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情况。
支持中华民族发祥地起于西北的，是浪漫的“传说时代”。
“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之首的“伏羲”出自昆仑山，活动于甘肃一带。更早一些的创世神话，则更是在昆仑山一带。整个中国神话系统，特别是创世神话，无论从神话的内容上看，还是从记述的时间上看，昆仑神话系统都在先。黄帝、昊帝、伏羲、后羿、嫘祖、女娲、西王母等赫赫神灵、先祖，均活动于昆仑山。昆仑是众神之山，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记载中华早期人类活动的典籍，从《山海经》到屈原创作的《九歌》，昆仑都是个源头，都躲不开昆仑。周穆王西巡，相会“西王母”，是在昆仑。屈原《九歌》，“登昆仑兮食玉英”，屈子向往的神仙居所，在昆仑……情况很清楚，西域、昆仑，绝不是自张骞“凿空”之后，才进入中原的视野和记忆。
剔除神话成分，古代典籍中记述较多的西王母，应该就是昆仑山一带原始氏族母系社会的豪酋。《山海经》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可以说是“美”而“蛮”，还带一点神秘。
古人用字是很讲究的，寥寥数语，往往信息含量很大。这里用“蓬发”，而非一般的两汉文献中，描述北方游牧民族，常用“披发”。“蓬”与“披”，一字之差，判若霄壤。可见，西王母应该有一头蓬松、柔曲、浓密的长发，而且似乎像今天的先锋派时髦女子，高高耸起，做出了一定的形状，比较夸张、夺目，符合当时的“领导形象”。母系时代，部落首领，往往也是萨满，这样的形象打扮，是身价的标志。至于“豹尾虎齿”之类，可能是酋长必要的装饰，用最高的战利品和猎获物，炫耀至尊的地位。而且，我还觉得，那“豹尾”，就是今天仍然出没雪线之上的雪豹之尾。至于“虎齿”，或者是对牙齿的装饰，或者为面具类的东西。两只小虎牙，我们民间的传统中，是褒扬。在今天的日、韩女青年中，仍很流行有“虎齿”：在妩媚中来一点野蛮，浪漫中夹带着残酷。“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形容大美人的《硕人》，也是“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虎齿”在那个时代或今天，都不能算难看。至于“善啸”，不仅昆仑女酋，孔子时代的中原内地，特别是楚地，多“善啸”之人，而且是隐士、狂徒们的传统标志。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时，就常遇之，并被记在《论语》里。无论哪个民族群体，早期都是“善啸”的——那是他们呼朋唤友、壮胆围猎、欢庆兴奋、抒情壮志时的习惯。你看美国反映印第安人的影片，白人中埋伏时，往往先听到不绝如缕的“啸”在山间回响，白人士兵一抬头，就看到山顶岬角豁口露出戴着羽翎、涂成五花脸、拉弓搭箭的印第安勇士。“戴胜”是戴“玉胜”，不是戴翎子。昆仑自古出美玉，看来戴玉的传统，无论后来的中原汉人，还是氏族社会时期的昆仑山的女酋长，都是一致的。至少在两汉以前，玉在中原，也只有皇族能用，那时的盗墓贼，偷金缕玉衣，只要金线，任玉片散落在墓室和盗洞。因为平常之人有此玉，想必是盗掘自皇族之墓，那是要杀头的。搞不好，玉在昆仑人氏中，也只有“西王母”这个女酋长能用。这一点，也与华夏腹地的规矩有隐隐的相通。
汉族的玉崇拜，最崇拜的是和田玉。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玉石之路。这个创世神话，这个玉文化，追到源，是昆仑。这是不是华夏族代代相传、稀薄而夸张，对祖源地、对古老家园的集体意识呢？一个创世神话体系、一个把玩几千年的和田玉，都显得莫明其妙，都把自己和千里万里之外的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越往上推，越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越是让人感到震惊。是不是在人类大洪水之时，就像电影《海世界》描述的，在人还没有重新变成海洋动物之时，就只有这么一片未被淹没的陆地，洪水消退，祖先四散，向东的一支，落脚于河洛，文明草创，抚今追昔，对依稀模糊的过去，仅留下两样：口传的集体意识——昆仑神话和手里攒着的温润美石——昆仑玉，好像一个人，从梦里醒来，迷迷瞪瞪，失神之中，忽然忆起祖先的亡灵和遗物，从而以昆仑为创世地、以昆仑玉为神秘的礼器。
殷、周，一直到汉，河南南阳的妇好墓、江苏徐州的楚王墓、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河南的梁孝王墓和山西的晋侯墓……王族大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大量的玉器，所用之玉多有和田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从古至今，昆仑美玉，一直被上层奉为至宝，为皇家专营。西域的玉、汗血马、歌舞艺术、高僧大德，一直是中央王朝向往之物，为此不惜开动战争机器。可以肯定地说，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还有一条玉石之路，在玉石之路之前，昆仑山一带也有中原居民大量活动的印记。
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过石器时代，可能都曾和玉这样比较硬、比较美的石头有过蜜月接触。但像中华民族这样，与玉、与美石，厮守终身、从一而终的，恐怕绝无仅有。中华民族对美石的挑选不是今日开始的，是从石器时代，也就是史前文明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相中了昆仑玉。而且，一定终身，不离不弃，再不移情别恋。汉字中“玉”旁的字，在各国各民族中，恐怕是最多的。而且，皆是美意。而玉中又独独钟情于昆仑玉，与昆仑玉相比，其他地方的玉，只能算“偏房”“妾”、私房丫头。现在看来，中华民族如同“贾宝玉”，是“衔玉而生”，而且是衔昆仑玉而生，并以地球上最大的山脉——昆仑为基座，演绎创世神话、祖先功绩。
新疆境内的昆仑叫“喀喇昆仑”。突厥语“喀喇”，直译是“黑”，最常用的意思，也是“黑”。但“莽昆仑”“冰山昆仑”怎么会是“黑”呢？这不对。其实，“喀喇”还有一解，是“北方的”“威严的”“伟大的”，用这个意思，才对头。如同历史上的“喀喇汗王朝”，一些译文叫“黑汗王朝”，都是误译。昆仑我上三次，在近5000米的马尔洋大坂，找一块石头喘息坐定。我在想，祖先为什么把最早的神话放在这里呢，为什么能在这浩瀚荒寒的地域找到如此美石呢。就是在今天，如果所有关于玉的知识都不存在，只给你物理和形象的描述，就是派一个军的解放军战士，撒在昆仑山上，找上10年，也未必能找出和田玉来。关于昆仑玉，一定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有可能发现这样的美石。
昆仑是中华民族的祖源地。
昆仑是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域，是一座精神之山。
中华民族始终一贯的“昆仑情结”，一定还有更深的原因，那永远迷失的黑暗记忆，很可能是中华先民的早期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不要低估我们的先人，不要以个人和后来历史的尺度，囿于上古的情况。
地质和气象学说明，8000至10000年前，昆仑山麓和西域地区，自然情况远比今天优越。联系到更早的世界各民族均有的“洪水神话”，被逐渐证实是冰川消融的结果，华夏大地上的远古人类，能生存下的，可能也就是活动于昆仑的那一支，然后再由此四散流布，只留下神话，从洪荒蒙昧中，闪现雷电般的光，泄露模糊依稀的远古记忆。
这种神话传说，也见于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人的族源传说中，有一个“公主堡”的故事。“公主堡”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以南70多公里处，海拔4500多米，扼守瓦罕走廊入口。在塔吉克人的传说中，这里是他们民族诞生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太阳，母亲是秦公主。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以其先视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神，故其自称汉日天种”。传说，波斯王梦见自己脚下出现一轮月亮，找来巫师圆梦，巫师要他从东方迎娶一位公主为妃，波斯王遣使臣带重礼长途跋涉来到秦国都城，秦王将自己最美的女儿许配波斯王，一路浩浩荡荡返回，因前路发生战事，使臣和将士在路边修起一座城堡安置公主，没想数月之后战乱平止、准备启程时，公主已有身孕。使臣惊惧，因为除了宫娥无人能接触公主，忙询问贴身侍女，侍女告诉使臣，每天正午，有一束光自太阳而来，与公主幽会，公主遂有身孕。这支队伍进退不得，既怕波斯王怪罪，也不能返回秦地，只能就地安家，扩城立国，推公主为王，这个城堡即是公主堡，公主子孙繁衍成后来的塔吉克人。在伊朗古代史诗《波斯王传》中，也有伊姆思德王娶中国王妃的记载。塔吉克人是中国目前唯一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体质与伊朗人同，这则传说虽非信史，但隐约透露的信息是，帕米尔高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方，其中包括源于羌的汉人。在新疆，有三个民族有木卡姆艺术，除了流传比较完整的维吾尔族外，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也有木卡姆，只不过现在未曾发现传本与传人。
西域之昆仑，这自然的巨人，千百年来“西域大曲”和“木卡姆”与之为邻、为友，相互学习。木卡姆中的凛然、贵重和大气，木卡姆的不弃细沙涓流以成大者，木卡姆中“雪晶”般散落的细腻感受，木卡姆“缺氧”一样高亢激越明亮湛蓝的“高海拔”，都让我把木卡姆和昆仑联系在一起。
在十几年前的一个正午，在喀什噶尔的一个公园里，我蹲在那里，静静地看一个山上下来的塔吉克老汉，在树荫下跳舞。老汉衣衫褴褛，深眼窝，鹰钩鼻子，浓密的眉头要把眼睛遮住，脖子上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肉球随脖颈滚动，鞋子破了一个洞，露出脚趾头。他在随地上放着的破录音机里的音乐跳舞，反复不停的就是一个动作，是鹰舞中的旋转，右手折小臂上举，左手呈弧度向下倾指……一会儿在树荫里，一会儿又露在烈日下，面容如婴儿，单纯、灿烂，不含一点杂质，黑黑的额头渗出汗水。他跳啊跳啊跳啊，好像停不下来了。我蹲在那儿，看着，抽了好几支烟，内心起伏、震撼。我看了十几年舞台上的新疆歌舞，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舞蹈……昆仑在远处隐隐现现，古城的正午懒洋洋的，录音机嘶哑的杂音埋在嘹亮的旋律里，一个昆仑山上下来的老汉，独自起舞，世界生动无比。
经过询问得知，这是一段塔吉克的木卡姆里的音乐，老汉是公园里的常客，过一段时间就来一次，就一个人在公园跳舞。
音乐是有“地基”的，木卡姆就在昆仑这个“高台”上。莎车县卡穹地区的“卡穹赛乃姆”，是山地维吾尔族的歌舞，新疆歌舞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卡穹赛乃姆”，在里面，也可以看到高原之韵，可以看到“雪线”，嗅到凛冽、凉爽的天风的味道。
沿着唐玄奘走过的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山谷——瓦罕走廊，继续前行，就到了大唐帝国的“昭武九姓”分布之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