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奋发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多少次了，当我徜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大厅，脑海里总会回旋起这些炽热的意绪，心底总会涌动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感动。
不只是因为气壮山河的战争风云，也不只是大智大勇的雄韬伟略。让我感动并引以遐思的，往往是那些并不奇崛的寻常故事，那些飘落在岁月风尘中的历史散叶，那些历经时间淘洗总不磨损的民间记忆。
二
说起延安，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
苍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解放区军民一度陷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以致他不得不把“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的问题提给全党。
朱德总司令则以愤慨的言辞痛切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慷慨苍凉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严峻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毛泽东）。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延安的山川间从早到晚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
梁漱溟，这位解放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1938年和1946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头一次，与毛泽东有过8次亲切交谈。他在所写文章中对此次见所闻记述颇详，欣悦之情溢于腕下：“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倍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豪车华屋，灯红酒绿，也无法疗补心灵的颓废与空虚。
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本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固有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
毛泽东那张站在黄土院子里，身穿补丁裤，面容清癯，双手前推，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早已珍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里。但另一些故事也许并不为人熟知。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泽东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绝不能搞特殊。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电视剧《毛岸英》的播出，已让这位年轻人热情似火、英姿勃发的光彩形象深入人心；舐犊情深，毛泽东失去爱子后痛哭失声的画面也使多少人潸然落泪。未被剧本采用的尚有另外的情节。毛岸英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待的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了干部中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岸英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岸英于是谢绝了领导上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
另有一次，美联社记者访问岸英，要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谈谈看法。稿子写成，岸英拿过来请父亲审看，不料毛泽东还没看完，便一把撕掉，严厉批评说：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外国记者发表意见！声色俱厉，不容置辩，看似无情，却命意深长，颇堪每一位共产党人镜鉴。至于岸英后来去农村锻炼，去工厂工作，去前线作战，显然都与父亲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现已经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
四
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叫《忆当年，穿着细事切莫等闲看》，内容大抵是说在“衣帽取人”的旧上海，衣着时髦光鲜较之土气的，出门往往会被高看一眼，会受到种种礼待，要占许多便宜。而此时想到这篇文章，则是因为我在纪念馆获得的恰恰是对这个题目另外一种注释。
1940年，66岁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应酬深为反感。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两场招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情不自禁地感叹：“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还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一个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耍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他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分给了朱德总司令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泽东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
像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体恤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转战陕北的一个夜晚，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没顾上用晚饭，周恩来的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馒头，说现在刚刚住下，老百姓都睡了，饭铺也早关门了，好不容易买到两个馒头，同志们看你这些天越来越消瘦，让我送来了。周恩来听罢，态度和蔼地说，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最劳累、最辛苦的是毛主席，快给他送去！接过馒头，毛泽东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警卫员含糊地说一声“吃了”。警卫员走后，毛泽东想到任弼时身体一直不好，便让工作人员趁热送过去。而此时的任弼时，想到的是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转来转去，馒头又回到周恩来跟前。最后，处事周到的周恩来“命令”警卫员将一个带回给弼时，另一个送主席。
三位领袖，两个馒头，一件小事。其中也许就蕴含了那个年代全党全军坚强团结、克敌制胜的宝贵信息，却是离开大陆后的“委员长”痛定思痛未必能想到的。
五
当时的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大家庭。同时，又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诗句）的民主圣地。
人们都知道作为诗人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一样的丰富感情，但在违法乱纪、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面前，他同时也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和决绝气概。
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26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审讯时，黄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与这个事件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的两次“挨骂”。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进行制止。他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的对立面。
另一件是毛泽东通过中央调查部的送阅件知道的。清涧县农民伍兰花，因死了丈夫，迁怒社会，公开辱骂共产党、毛主席，已被拘押到延安，拟由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后处以死刑。毛泽东看罢文件，顿时大怒，对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不做调查，随便抓人、杀人，这和国民党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他把伍兰花找来，在会客室仔细听取她的意见。原来，伍一家人口多，拖累大，70岁的婆婆长期瘫痪卧床，生活十分困难。这几年公粮越来越重，干部又多吃多占，压得喘不过来气。现在死了丈夫，无异雪上加霜，情急之下，胡噘乱骂，随口伤人，感到非常后悔。听罢陈述，毛泽东安慰她说，你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你家困难多，政府应特别照顾。他随即指示保卫部马上放人，派专人送伍回家，去时带上公文，当面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对清涧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要边区政府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那个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当年访问延安后曾这样由衷赞叹：“边区司法充满了平等和正义的精神！”
60多年过去，这些激情的言说，仍如晨钟暮鼓，穿越时空，悠然回响。
六
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是首倡者，又是模范践行者。
到过杨家岭的参观者，都会见到那条由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干部战士与当地群众一起修建的“幸福渠”。这条全长5公里、灌地1200亩的水渠，几十年来波光粼粼，一直滋润着乡亲们的心田。
据当年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回忆，中央机关驻在杨家岭和枣园时，每年都要给老乡们拜年。有一年春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工作人员带着糖果、对联等年礼来到乡政府。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问，杨乡长，你们辛苦一年了，年过得好吗？杨一边应答，一边忙着递烟、沏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说杨乡长你就别忙了，毛主席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引我们到各家走走吧！杨成福一想，全村几十户人家，山上山下，住得很分散，哪能让首长们到处去跑。就说，你们都忙，挨家挨户就不必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长们的心意转告给大家。毛主席一听，连连摆手，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我们去吧！一句话把众人逗笑了。但商量的结果，还是采纳了杨成福的意见：把每家的家长都请到乡政府，一来主席都见上了，二来也更热闹。乡亲们来了，主席和其他首长拉着老年人的手，热情地递烟，敬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并详细征询对中央机关的意见，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和来年的生产安排，促膝交谈，亲如一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多次陪同客人参观，听过杨成福的介绍，这些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生动画面，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脑海里，历久弥新。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产，也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著名的延安文艺运动，构建了中外文艺发展史上气象巍然的辉煌景观，开辟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广阔道路。同毛泽东一样，每到春节，延安的文艺团体都要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拿出各自的拿手好戏，与群众共庆新年。1943年春节，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第二年，延安南门外人山人海，两万多军民聚集在广场上观看鲁艺等单位的演出，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大受欢迎。颇有意思的是，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那天天气不大好，空中尘土飞扬。李波回忆说，她见毛主席在大风中坐在那里，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身边有人递给他一个口罩，马上被他用手扒拉开，仍是兴味盎然地看着，不时张嘴哈哈大笑。这一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那次演出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成功实践。1944年春节，各单位组织的秧歌队就达到27家，上演节目150多个，延安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我最早是从张汉武同志嘴里听到的。这位党中央在延安时的延安市市长，“文革”时从省上下放回延安，担任地区革委会顾问。为研究解决黄龙山区严重的克山病问题，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病区，翻山越岭，奔波不息。我没有问过他，但我揣想，他这种急群众所急的作风，或许与他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1944年的一天，毛主席把张汉武找来，问，听说西川侯家沟的妇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众很着急，有各种议论，市上知道不知道？张汉武答，有这么回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主席说，那么多人不生孩子，可不能掉以轻心。会不会是水的问题，应该派人去化验一下。张汉武知道，在生产落后的陕北，没有孩子将来就没有劳动力，主席为此操心，看似小事，实是大事。谈话过后，正准备去作调查，中央医院的医生和领导也赶到了。原来，毛主席同张谈毕，又对医院负责人安顿过了。化验的结果，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
在延安纪念馆陈列厅，我还看到一张便笺，是毛泽东写的，按时下的说法，是一张“条子”。讲解员介绍说，那一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吴吉清的孩子得了重病，找了几位医生都束手无策，毛主席知道后，便写了这张条子给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建存，请他“费心医治”。
一张“条子”，几多叩问，引人思索。
七
1948年3月23日，为了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他登上黄河东岸，回望陕北高原，情不自禁地说道：“陕北是个好地方。”人们明白，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作为中国革命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在这个地方，成就了他本人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同时他还会想到那些13年来与他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正直、善良、坚毅、忠诚的人民，那些高唱《东方红》《绣金匾》，高唱“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哪怕人头挂高杆，一心要共产”的人民。
他会想起谢子长和刘志丹。正是这两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从大革命时期就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在危急关头迎接了自己的中央，迎接了“那些被通缉的人”。中央到达陕北的半年多前，谢子长已经牺牲，但他深受群众爱戴，被称之为“谢青天”；他一家26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生命的情况，毛泽东一定是知道的。否则不会三次为他题词，并亲自为他的陵园撰写碑文。刘志丹将军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曾遭到错误“肃反”的残酷迫害，但他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在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下，为促成西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做出宝贵贡献。刘志丹1936年4月东征牺牲后，毛泽东无比惋惜地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会想到吴满有和杨步浩。他知道，有一年过年，劳动英雄吴满有把杀好的一头猪送给中央办公厅，他自己大年初一却在家里吃糠窝窝。而杨步浩，这位从小逃荒要饭的农民，在听到王震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也要和战士一样，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后，心里非常不安，再三申请要求为他们代耕。第二年麦收，他赶着两头毛驴将一石小麦送到杨家岭，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他，向他表示感谢，鼓励他带领乡亲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支援抗战。杨步浩4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朱德特地派人送去贺礼，大红贺幛上写着“与人民同寿”五个大字。我在延安工作时，杨老就曾住我家隔壁，我多次听他讲过解放后三次去北京“探亲”的情况，讲毛主席如何给他的“盅盅”（小碗）里添饭，说他饭量大，一定要吃饱。那情景，真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听来让人羡慕。不幸的是，在1977年7月6日那场特大洪灾中，杨老一家四口被夺去了生命，令人痛惜。
当然，他更会想到撤离延安前夕，在新市场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排山倒海般高呼“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数万军民。会想到转战陕北的日子里，那些为“三支队”（中央代号）连夜通消息，冒雨带路，趟水架桥，过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不吐一词，从而掩护支队即使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在听到敌人的马叫声，军官的喝骂声时也能安全脱险的老乡们。甚至会想到靖边县小河村那个叫卜兰兰的小女孩，他曾教她识字，认她做干女儿，这个机灵的孩子还亲自动手为他做了一双布鞋，临别时非跟他走不可，哭得十分伤心。是的，他怎能忘记，这些可亲可敬的干部群众，为支援战争、争取全国胜利，曾承担了多大的牺牲！这个只有200万人口、20多万劳力的地方，1947年到1948年，就有两万多名青壮年参军，一万多名参加游击队。在生产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老百姓节衣缩食，为部队提供公粮568万石（每石300斤），军鞋30万双，到1949年的两年零五个月中，支前民工200多万人次，担架67万副，牲口250万头次，缴送的公草，仅1948年的粗略统计，就有3223万斤。无怪乎彭德怀感慨：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对革命最有认识的人民！
执大象，天下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
八
日月如梭，岁月不居。岁月深处，有一个民族迅速崛起的精神宝藏，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
1949年9月29日，为祝贺新中国的成立，延安各界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去贺函。毛泽东接到贺函，“十分愉快和感激”，他在复电中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他“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且强调“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去延安看望老区人民，再三强调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延安精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任何时候，延安精神都不能丢！
毋忘延安。毋忘老区。毋忘那些卓励奋发的红色岁月。忘记，意味着背叛。
话虽旧，真理不会老去。
2011年4月26日
原载《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