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沃隆斯基别墅，尼古莱·果戈理写《死魂灵》的地方，当时的大不列颠驻罗马使馆就设在那里。我父亲是大使，你父亲是参赞。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张照片像圣烛一样闪闪发光，大家都在上面。我父亲，约翰·加布里埃尔·梅尔顿，手里端着一杯没喝过的马提尼酒，毫无笑容地盯着镜头。他旁边是我的母亲，头发亮亮的，因为光线太强微微皱着鼻子。你父亲奥拉乔兴高采烈地张开双臂，倚靠在一棵假棕榈树上，你母亲凯特坐在离他一米多的地方，梦幻的眼神投向前方。你哥哥阿德里安站在她背后，眼睛低垂，他对合影这种事不感兴趣。我的两个哥哥站在后面，他们在交谈，手因为在动而显得模糊。他们异乎寻常的英俊，可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照片的这部分发出恶意的红光。我在略远处，手臂交叉，双膝并拢，直视前方。你呢，你紧挨着我，模仿我摆出同样的姿势，但你咧嘴大笑。那是夏天，在罗马，那是我们。今天的你是个著名画家，也许已时日无多，如果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是真的。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只有十二岁，跟我一样，当然也不会画画——实际上你二十八岁之前从未碰过画笔，事情并不是你如今的崇拜者们传说的那样。不过，我也许是活着的人里面唯一了解真相的人了。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我们出生并在其中长大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彻底消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我们的父母都已相继死去，阿德里安死了，我的哥哥们最终也死了——先是弗雷德，死于十五年前的一场狩猎，一两年之后，马腾也死了，被胰腺癌夺去了生命。愿他们被地狱之火烧灼——要慢慢地烧。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两个家庭最小的孩子，当年那些没完没了地合影过的人，只有我们还在人世。国庆节，元旦，女王诞辰，纪念日——在我的脑海中，我不厌其烦地一张张审视这些照片，像贪婪的秃鹫一样，在一堆模糊的面孔中找到我们俩，试图回想起那些遥远的时光。那时你我是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最年轻的人，我们的父亲携手发号施令，而我们的母亲则以各自的方式消沉。她们互相厌恶的程度旗鼓相当，只有一杯足够浓烈的马提尼酒才会让她们暂时放下嫌隙，脑袋仿佛不堪油亮的发髻的重负，往后一仰，发出同样被扼住喉咙一般的笑声。她们举止高雅，无所事事，我曾经发誓永远也不做那样的女人。
一切始于1950年秋天。你们一家先于我们一周到达罗马，因此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你家安排了晚宴，好让两家人互相认识。我们的父亲在那之前已经见过多次，尽管他们会面的具体情形我们一无所知。根据已有的经验，我知道按照礼宾规矩，两个即将共同领导使馆的家庭，第一次会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仪式。每当跟随雄心勃勃的父亲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我们这些孩子也以某种方式履行着我们的职责。在安顿新家的那些天，我已经在别墅的走廊里瞥见过你，你一言不发，影子似的一闪而过，或者像勃朗特姐妹的悬疑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躲在某个窗子后面观察我。我决定无视你，像你无视我一样，我要把力气留给即将到来的大战：冗长的、不能避免的第一次晚宴。我们都知道，它很快就会举办。几天后，我们的搬家行李终于全部开箱了，于是某天晚上，我们全家，父母、两个哥哥和我，来到你们公寓厚重的大门前，按响了门铃。你母亲来开门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在她身后，阿德里安和你穿着衬衫和西裤，靠在壁炉上，全身透着不情愿。母亲们先互致一套繁琐的寒暄辞令，接着把我们一个个推向前去，有口无心地说着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从第一眼开始，她们就知道，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彼此将会多么憎恨。阿德里安那年十九岁了，他跟父母来罗马只是为了继续学习拉丁文，很快他就将淡出我们的生活。我的哥哥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他们从小就是两个愚蠢得令人发指的孩子，也将很快长成两个愚蠢得令人发指的男人。少年时代的他们像野兽一样暴力，是两个十足的蠢货。从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也明白这一点。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话，走向旁边的客厅，我的哥哥们像猎犬一样东张西望，搜寻烟灰缸和烈酒，门厅里突然只剩下你和我两两相对。这时你冲着餐厅的方向耸起一边肩膀，对我说了那句话：“你也讨厌你的家人吗？”
噢，弗兰克，我永远记得，这是我今生听到的第一句聪明话。
当你问了我那个无与伦比的问题：“你也讨厌你的家人吗？”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对你有一种从来没有对其他人产生过的亲近感。对家庭的憎恨大概就是那些年占据我心灵的感情，与我对书籍的热爱同样强烈。你还记得我们在罗马那些年，人们在使馆的各种招待会上说的话吗？我们蜷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听着客人们大惊小怪地替我母亲抱怨，怎么会有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太遗憾了，玛嘉那么光彩照人，她女儿连她的脚后跟都比不上。当然了，她也有她的魅力。”他们一直对我说我有魅力，但从来不说我漂亮。想起那些年在别墅里听到过那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谎言，我越发感到难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了让我心里好过一点对我撒个谎。《德伯家的苔丝》里有一个情节，苔丝和她的丈夫安吉尔住在德伯家祖屋里时，看见墙上挂着苔丝两位先人的画像，面目与苔丝惊人地相像，只不过是丑陋版。哈代用刻薄的笔触写道：“苔丝的美丽面容毫无疑问可以从她们被夸大了的形体上看出来。”我想，母亲在看我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我的脸是她的平庸翻版。正如小说里描述的那样，丑陋的肖像嵌在墙体里，美丽的苔丝尽管觉得丢脸，也没办法把它们取下来。然而我也没有多丑，我只不过没有完成人们在我出生前就分派给我的任务——传承母亲的美貌，把她的风采发扬光大，令世人皆知她的艳名。我的名字，海伦，来自一个因为太有魅力而引发了西方文学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战争的女人，这使我如同戴着一顶沉重的王冠。然而我的自尊心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伤害，我却没有把自己变得虚荣，去迎合抚养我的大人们的幻想。我很快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接受了自己丰满、结实、矮小的身体。十三岁那年长到一米五七后，我就再也没长高过。我的五官平淡无奇，毫无风情可言，眼珠灰绿，头发乌黑，长矛一样的小脸上嘴唇紧抿，鼻子很尖，头发剪到齐耳，这样可以不遮挡眼睛，而眼睛对我唯一的用处，就是阅读。我懂四种语言，不管什么书都读。母亲心里暗暗地怨我，大概觉得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不够用心，让她的美丽与我擦肩而过了，就像我太笨拙，没有接住她扔过来的球一样。“可怜的玛嘉！”在离我一米的地方，客人们一遍遍感叹着，好像很开心。我跟你躲在桌子下面，扑在你肩膀上泪如雨下。那时我们不知道，多年以后，你将为我作画，补偿我受到的伤害。你将描绘我真实的样子，身边是我熟悉并擅长的书、笔。我神情严肃，衣着简单，在书房，在浴缸里，在床上，在出租车里，在公园的树荫下，在所有的地方。我如此平庸的身体将出现在你的大幅画作里。对于画里的我，我想没有人再有任何理由说三道四。我将以我的方式成为永恒，而没有人，再没有任何人还记得我母亲。
至于我父亲，他被所有他伤害过的人铭记在心，他们人数众多。这些人之中，在我们生活的小圈子里最有名的，是你父亲。他在与我父亲共事的六年中一直被我父亲虐待。最近我在前使馆办公室秘书写的回忆录里读到，梅尔顿与爱泼道尔的关系是大使馆人际关系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之一（我得承认，我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才明白指的不是你我）。我们在罗马生活的那些年，我父亲用尽了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学到的一切方式侮辱你父亲，而你父亲则以他唯一不知道的方式侮辱他。我扯远了，让我们回到这第一次晚宴。餐桌周围就座的，有我们的父亲，他们不关心我们的母亲，不在意孩子的教育，注定要相互诋毁；我们的母亲，颓废、自私，对彼此的仇恨已经无法掩饰，那仇恨像客厅里的吊灯一样发出耀目的光芒，笼罩着餐桌；还有阿德里安，你那异常严肃的哥哥，他日后会娶你们父亲老家村里的一个姑娘，在三十岁左右当上牧师，后来升任教会高级督察，正直、勤恳地在那个位子上工作了七年。1978年我趁去英国的机会看望他，彼时他刚升职不久，他用苦笑回应了我的例行道贺：“我在父亲老家的村子里当牧师，弗兰克凭着他的画走遍世界，海伦，你到底祝贺我什么呢？我是长子，我恭敬顺从，像几乎所有的长子一样。我不知道人还能那么做。你懂吗？我不知道可以说不。”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激情。两个月之后他死了，身边是妻子和五个孩子。那天他送我到花园尽头的小门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仍在我耳中回响。“海伦，真相是不会伤害我们的。”我眼前仿佛又看到那天晚上举行晚宴的豪华的大厅。果戈里在这里待过，当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还有沃尔特·司各特、斯丹达尔，也在这里待过。我打量身边每一处，却尽量不去看坐在对面的哥哥们的脸。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他们对我做的事，后来当我知道了那个词，我后悔不该知道。晚餐进行到后面，甜点上来的时候，你微微侧身向我，低声问道：
“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摆脱这一切？”
就这样，从第一个晚上，我就确认了一件事，弗兰克，照看你将是我一生的使命。
开始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记忆里关于最初几年的胶片仿佛重叠在了一起，我无法回忆起一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那些话语、动作、彼此交换的礼物、亲密的举动、相互的感激、逐渐生长的默契，让我们一步步接近，并永远联系在一起。赖内·马利亚·里尔克[3]在他的《安魂曲》之一中写道：“事件总是先于我们的意识发生，我们永远不可能赶上它的脚步，也永远不会了解它的真实面目。”1950年暑期过后，我开始跟你一起上玛丽蒙国际学校。每天早上，来接我们的司机把车停在门口，你总是略微迟到一会儿。你上车，跟坐在后排的我会合。我们开始交谈，无休无止地交谈。对父母的痛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口蜜腹剑，行为卑鄙。1953年春天，你父亲和我母亲成了情人。忍受了我父亲三年的攻击后，奥拉乔勾引了美貌惊人的大使夫人作为报复。
噢，我母亲也并非无辜，我猜她从第一次晚宴之后就在盼着这个，她想报复父亲对她的冷漠，还想伤害你母亲。对我俩来说，这桩糟心事反倒只有好处，父母没有心思再监控我们的行踪。我们夜里出门，在沉睡的罗马城里游荡，用脚步丈量每一条街道，同时没完没了地聊天。一年后，这桩国际外交界隐瞒得最差的秘密终于尽人皆知，你母亲突然离开了你父亲，跑到潘波勒[4]附近的一座城堡中住了下来。城堡是她早就买下的，丈夫和孩子们对此一无所知。她的出走显然经过了精心筹备，一切进行得沉着冷静，悄无声息。那是一处豪华的宅邸，坐落在一个到处是马匹的园子里。她将在那里度过余生，陪伴她的是佣人们和她的动物。你永远都不会原谅她。而我，弗兰克，随着时光流逝，每一天我都对她理解得更多一些。
那一年，就是凯特出走的那年，我十六岁。哥哥们也在长大。我有时在走廊里撞见他们褪下裤子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他们向我投来火辣辣的目光，把黏糊糊的手帕塞在我枕头下，我甚至在读的书页之间也发现这东西。我感到厌恶，屈辱，不正常，我的小内裤也无法解释地一条条失踪，母亲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唯一试图和她谈这件事，是我十岁那年，愤怒的我想让她注意这个时时威胁我的巨大危险，她轻描淡写地一挥手，像她每次挥手驱散自己吐出来的雪茄烟雾一样，仿佛这样就驱散了我的恐惧。她的表情几乎称得上自豪，觉得儿子们表现出了男人气概。她就像封建时代的城堡女主人，为儿孙们有本事奸淫杀戮、掠夺乡里自鸣得意。为了让她更得意，他们都去学希腊罗马式摔跤。我有时碰到从摔跤课回来的他们，只见他们浑身油亮，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边动作淫荡地把保护绷带从手上解开。我吓坏了，只能向你诉说。回忆罗马的岁月，我想起的首先是那个矮小、焦虑、不被理解的女孩，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才能保护自己不受哥哥们的侵害。她爱的只有书和你。弗兰克，那时我爱你甚于一切，你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1954年的某个晚上，我待在你房间，固执地不肯离开。我并没说我们做吧，没说要我吧，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那里，我记得你进入我时闪闪发光的脸。事后，我们并排躺在别墅的静夜里，你小声说：
“我们刚才是不是该铺上条毛巾或别的什么东西？”
“做什么用？”我问。
“有血呀，女孩们第一次会出血，不是吗？”
“是的。”我吹气似的回答，身子一动不动。
“你看。那床单上肯定有血了，咱们得想办法盖住。等一下，让我看看。”
你开了床上方的小灯，小心翼翼地把我身体周围的床单抚开，仔细检查。关于女孩你了解不多，但你懂得及时抽出，也知道她们第一次会流血。不管怎么说，那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仍然施行反避孕的法西斯法令。到标志着新时代开始的《甜蜜生活》上映的时候，我们离开罗马已经四年了。我们与费里尼的罗马失之交臂：维内托大街上的美国影星、超低胸上衣和吉祥泉[5]。我们的罗马只有庇护十二世，和他令人难以忍受的演讲，以及审查和贫穷——战后的罗马。
“没有血。”你最后说，一脸困惑。
我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你试图搞明白状况。
“你觉得是因为我做得不对吗？”
“不，你做得很好，弗兰克。”
“那么应该有血啊，不对吗？第一次……”
这时你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也没再说，看着我，我已经哭成泪人。
“海伦，海伦，海伦……”你拥我入怀，摇晃着，在我耳边喃喃低语，“海伦，海伦，海伦。”
这一夜，仿佛为了抹掉哥哥们对我做过的事，我们再一次做爱。在罗马漆黑的夜里，沉默地紧咬牙关，生怕惊醒别人。清晨，我们又做了一次，仿佛出了门的人徒劳地返回查看，确认锁是否上了两道。
那一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整日琢磨怎么摆脱我的家庭，终于有一天，我想到了母亲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她少年时代，双亲相隔几个月先后死于疾病，她最年长的哥哥当时二十四岁，已经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因此立刻接手了家里的生意。对母亲来说，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她继续住在父母的房子里。父母不在了，她还有五个兄弟姐妹。长到二十一岁，她拿到分给她的遗产，就在王子街购置了这套三层公寓，在那里住了两年，直到1930年6月与我父亲结婚。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只是听说过，知道它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处家族房产，并且哥哥们永远都不会想去那里居住，那么我就可以为了你把它要下来。第一次跟母亲谈我的计划时，她一脸怀疑地打量着我：
“你到底想去阿姆斯特丹做什么？”
“读书。”
“读什么？”
“文学。”
“荷兰文学吗？”她嘲弄地扬起一边眉毛。
“所有的文学，妈妈。”我回答，一边不可抑制地泛起一阵快意的寒颤。“离开家”“去读书”“安安静静地读书”“永远不再回来”，这些词语仿佛在快活地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那你为什么觉得在阿姆斯特丹能学到呢？”
“那儿有所大学，再说我可以看书。”
“Boeken！[6]”母亲用荷兰语说。她长出一口气，转过头，让美丽的侧影对着窗子。“书，书，总是书，海伦。我离开了阿姆斯特丹，为了你父亲离开我的祖国，我想看看世界，我带着你们，我的孩子们走遍了欧洲。可是现在呢，你，我的女儿，海伦，你想回阿姆斯特丹，就为了去看书。你住在罗马，阳光灿烂，你却想去天天下雨的荷兰。为什么？”
她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我知道，要回答她的问题，最简单利落的答案是：如果我待在这儿，哥哥们会继续强奸我。然而这样回答是没有意义的，母亲不会听，因此我说：
“我只不过是想，我可以去你原来的公寓住。”
“我的公寓？”
“对，跟弗兰克一起。”
她仿佛在思考我的请求，显然很吃惊，没想到她平庸的小女儿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我当年没有不顾一切地抓住这个机会，尽管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如果1956年的秋天，我没有在父母面前坚持要求去阿姆斯特丹，我不仅不会有后来的人生，甚至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生。荒谬的是，被忽视是我最大的幸运。正因为我引不起父母的兴趣，才得到远走高飞的机会，至于我去哪儿，他们并不在乎。这种漠不关心，加上我们生活在外交官圈子，以及又有你充当保护人，虽然出人意料，也足够让他们下定决心了。可是你呢，我跟你提出的时候，以为你会权衡利弊再做决定，因为我就会这么做，然而你只是要求我给你讲讲这个我们将要去的城市。于是，在我们夜间漫步时，我一遍遍地向你描述。雾气弥漫的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只是在书里读到过，那里有静静的运河，有楼梯狭窄的高大房子，有鲜花市场。我还没想好你要去做什么，可至少给我们找好了一个地方，一个目的地。你唯一要做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通过毕业考试。
公布结果的那天，我们先是在通过考试的名单里找到了我的名字，接着寻找你的名字，却没有找到。你落榜了。可笑的是，你总在我面前坚持说，那是个好兆头，好像考试失利不是耻辱，反倒是幸运，是聪明和杰出的标志。不过你从未跟任何人讲起过这件事，而且也没打算把这桩逸事变成你艺术家传奇的一部分，尽管那肯定会增加你的魅力。因此我明白，考试的失败对你确实是个打击。事实上，这次失败是你即将面对的艰难十年的开端，你的低谷直到你开始绘画才算真正结束。如果说今天你的名字意味着成功，那在你成年的头十年里，经历的只是一连串的失败。发榜的那一天，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我们踱着步子走回沃隆斯基别墅，一路想着怎么向父母宣布成绩，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我们筹备了几个月的计划，让我们同赴阿姆斯特丹。我们两人都觉得让你复读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要分离，我将在哥哥们的淫威下生存，而你只能跟随你即将被调任的父亲，在米兰的领事馆里苦苦煎熬。你说自己气得发狂，狠狠地踢着树干，但我知道，你内心深处感到绝望，发过誓要保护我，可是你不能了。你觉得已经不可能说服你父母让你走了。
“他们永远都不会乐意的。”你悲伤地一遍遍说。
“对，他们是不会乐意的，可是他们会接受的，这不一样。”最后我对你说。
我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来的激烈辩论，而且跟你走在一起我觉得尴尬，我口袋里仿佛已经揣了那张毕业文凭，你却两手空空。我们俩都没料到这个结果。虽然我认真复习功课的时候，你躺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假装看书，但我们好像觉得，既然两人做什么都齐心协力，那只要一个人用功，功课就都能过。在我们两人之中，我一直是认真、羞涩、遵守秩序的那一个，虽然我的成绩在整个中学期间一直比你好，我始终怀着敬意地认为，你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学好的人，因为你从没有留过级。为什么这次你的方法不灵了呢？我不知道。可是在这个失败中，有件事情有点可怕，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局限，而且我想你自己也看到了，你想逃走，想躲避别人的眼光，据说有些动物要死时也会这样。你被一个自己不太看得起的机构宣布失败，这伤了你的自尊。鄙视那些自己能轻松超越的事物是体面的，鄙视一个判定我们无能的机构就显得不够大气。我们就这样走着，阴沉而焦虑。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我的不安在慢慢长大，直到长成一个有重量有形状的东西。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陌生的决绝在生长，我从自己的惊愕和愤怒里汲取了力量，用来对付当天晚上我们的主要对手——你的父亲。我替你争取陪我去阿姆斯特丹的权利，仿佛是为了否认你的失败，抹掉它，恢复我们之间的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是这样赢得了这场对我们是决定性的战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没有比这更好的制敌之术了。我是大使的女儿，你是第一参赞的儿子，我们成绩的高下之分，是在给两个父亲六年间的高低之争火上浇油，但这却帮了我们的忙。你没有拿到文凭，第一眼看上去是家庭的私事，然而在使馆的小圈子里这就不是私事了，尤其是对手的孩子居然榜上有名。我一开始跟奥拉乔交谈，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是我最好的同盟，因为他是唯一跟我有同样强烈愿望的人，我们都想忘掉这件事，而这对他来说是让别人忘掉你的失败。我告诉他我们的成绩时，他喃喃自语：
“这小白痴，婊子养的。”
这时他才想起我的存在。他点了一支雪茄，让自己恢复常态，然后挤出一个彬彬有礼的微笑，用他那张巧舌如簧的外交官的嘴问我：
“那你呢，海伦，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很好。”我回答。
“很好？你通过了？”
“是的，我不是说了吗。我通过了。”
一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我赢了。我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夹，可子弹袋还没空呢，他就投降了。奥拉乔唯一想要的，就是摆脱窘境的办法，我恰好有个现成的主意：我父母早就答应我去阿姆斯特丹学文学，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就住我们家的公寓。你注册一个函授学校，来年春天就可以重新考试，这样的安排再隐秘不过。我们会在一起，规规矩矩，用功学习。你刚刚结束中学的课程，不必再去上课，你需要的只是第二次机会。我坚信你会抓住这次新的机会，因为我或多或少会给你做个榜样，甚至可以帮你复习。奥拉乔从没有真正喜欢过我，不仅因为我是他最痛恨的人的女儿，也因为我们两人的天性水火不相容。我的理智令他不安，跟他那种任情绪左右、凭本能行事的风格相冲突。而且，我认为，他有些怕我会对他与我母亲的风流韵事有看法，他害怕我的眼神，可同时他又尊敬我，因为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他以他的方式敬重我，因为我与他如此不同。我虽然有时讨厌他，却始终实事求是地认可他的品质。他不是个愚蠢的人，尽管在道德上极令人质疑，但不乏聪明和细腻。他狡猾、活泼，有时还显得很有风趣，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最终放手让我们走了。
于是，1956年的夏天，我们就在英国老家忙着走亲访友，你在贝德福德郡，我在多塞特郡。我们直到八月底才重逢，就在公寓的门前，两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莫名其妙地同时到达。我仍然记得，看见你拖着箱子出现在街道那头时的激动心情，而我走在那条街道上也才几分钟。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一步步走近，直到面对面站在正确的门牌号前。一切宛如今日，我如饥似渴地端详着你，无法相信你出现在我面前。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向你诉说，我在往事的洪流中跌跌撞撞，被记忆的风吹得头往后仰。无边的记忆，无情的记忆，我无法打断记忆的洪流，也无法让它放慢脚步。那年的夏天，就是我们离开家的那个夏天，在离阿姆斯特丹数千公里的地方，大西洋的另一边，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你我都对此一无所知。在纽约州的一个村庄，一家美容院的招待员受到女顾客的邀请，陪她去情人在长岛的房子度周末。她们乘坐早班火车出发，情人开车来车站接了她们，带她们到自己家中。后来，三人乘坐情人的老旧汽车，出门去听音乐会。情人很生气，因为他不想去听音乐会，但他的女友坚持要去，他因此灌了自己很多酒，以示抗议。女友日后写了一本招人唾骂的书，书里描述，汽车在一条僻静的路上转弯时，失去控制，以一百一十多公里的时速冲入树林。情人与女接待员当场毙命。接待员叫艾迪·麦茨吉尔，1956年8月11日早上，她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几个小时之后会死在由杰克逊·波洛克[7]驾驶的汽车里。很多年里，我都不知道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夏季。然而自从我有一次看闲书看到之后，我几乎难以把二者区分开来。1956年的夏天，杰克逊·波洛克死于车祸。而我，海伦，我把你，弗兰克，带到阿姆斯特丹，在我母亲的房子里给了你一个房间。后来，你需要一间画室的时候，我又把最里面那个有彩画大玻璃窗的房间给了你。可你呢，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我送给你的，关于财产或交换你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概念。对我来说，从我们十八岁的那个夏天，我把一套公寓的备份钥匙郑重其事地放到你并拢的双手掌心那一刻，你就对我欠了债。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让你的债务越来越沉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