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第3版
三峡梦寻：不是为了告别——海峡两岸“长江三峡文化资产维护考察团”纪行
本来就名头响亮的三峡，由于三峡大坝的即将兴建，更变得举世瞩目。一些旅行社出于商业目的，触目地打出了“告别三峡”广告，以广招徕。一时间，海内外观光客蜂拥巴蜀，以诀别的心情争探“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的三峡奇景。
3月26日清晨，一艘简陋的客轮在薄雾轻寒中驶离重庆。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国家文物局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长江三峡文化资产维护考察团”开始了为期8天的三峡之旅。团员中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各有20余人。与普通观光客不同的是，参加考察团的两岸学者和记者们都有一个明晰的思绪——不是为了告别！
考察团团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捷先老先生一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复杂心境：“长江水利非常重要，大坝兴建刻不容缓。同时我们还看到，三峡文物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我们期望此行能够有助于推动三峡的文物保护。”
人间瑰宝，会成水下精魂吗？
丰都鬼城，忠县丁房阙，临江岩摩崖造像……考察团成员且行且看，心情时而愉悦，时而沉重：三峡文物的命运牢牢地牵系着他们的情绪。
一上船，考察团另一位团长、中国文物研究所顾问黄景略研究员便简要地向台湾专家介绍了三峡库区文物的情况。
三峡工程淹没区大部分是长江干、支流两岸较为平缓的宽阔台地，不仅是现代村落与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也是适宜于古代先民劳作生息的重要地区。在这些平缓台地上，埋藏着三峡地区绝大部分古代地下文化遗存，耸立着形形色色古代建筑。考古工作者们对三峡库区海拔高程177米以下范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初步探知将被淹没的文物点达800余处，其中地下文物400余处，地面文物300余处。
3月26日正午时分，船过涪陵，大家都挤在甲板上要看著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
白鹤梁的枯水题刻，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美誉，同时它又是弥足珍贵的石刻艺术品，有历代文人骚客题写的诗文2万余字，人称“水下碑林”，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道长约1600米、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每到枯水期才会浮出水面。它的上面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至20世纪初共1200年间72个年份的枯水情况，逢到枯水时，古人就在枯水线刻上鱼形图案，当地人因而俗称白鹤梁为“石鱼”。要研究长江上游水文变化规律，不请教这些在水下静“游”的石鱼是不可能的。
十年才一现的“石鱼”，今年难得地重见了天日。这也许是它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和世人晤面了。“石鱼”出水引起好一阵轰动。有关部门也破例首次开放白鹤梁。短短的几天，涌来了4万人。可惜当我们这条船到的时候，江水水位上涨，“石鱼”又神秘地潜回水中。
白鹤梁如何保护？如今尚未有定论。一种意见是在原址修建水下博物馆，既能保护又能成为一处新的旅游景观；另一种意见是做好详尽的资料采集工作，如录影录像甚至复制，之后在水下就地保护，以待后人。
在忠县，我们看到两座汉阙——丁房阙和无铭阙，那是三峡淹没区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无铭阙孤零零地兀立在山坡上，丁房阙则沉默地被夹挤于市井陋巷。丁房阙是巴王庙前的一座庙阙，四周的浮雕人物、车马、兽类还依稀可辨。尤为珍贵的是它模仿汉代木构建筑形式，是研究汉代建筑、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
面对这两座历经近两千年风雨剥蚀的汉代建筑，台湾文化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李乾朗显得极为震撼，他轻轻地抚摸，像是怕惊扰一位正在冥想的老人。他说：“中国人动不动就直追三代，子曰子曰的，可是不管是夏商周三代还是孔子时代的文物我们还有多少呢？见到了汉阙，我已经激动得难以自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很重，文物的传递，犹如救火队员手中的传水桶。”
这两根汉阙，基本上已经决定妥善搬迁，易地保护。
船行至万县，在孤峰突起、四壁如削的玉印山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座12层塔式楼阁，这便是有“长江明珠”之称的石宝寨。拾百米石阶而上，林荫尽头是一座上书“必自卑”三个大字的石牌坊，此句源于《礼记·中庸》中“登高必自卑”，其中大有深意。大坝建成后，水面正好淹至“必自卑”牌坊。石宝寨是原地上升，或迁至对岸，或围堤保护，目前还举棋未定。
云阳的张飞庙更是与环境浑然一体，其山门是别出心裁的“斜门歪道”，意寓张飞永远西向成都，忠于刘汉。张飞庙的搬迁也已成定局，但搬到哪里就有了争议，有人主张搬到对岸县城新址去。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傅连兴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说：“张飞庙是借着山势水势才显得这般大气磅礴，如果搬到对岸，原有的意义荡然无存，且不说别的，门难道向东开？难道要让张飞投降？”傅老还引申道：“文物建筑搬迁是一项极严肃的工作，要分类、制档、编号，严格遵守保持文物原状的原则，但是环境的再现恐怕要花更大的力气。搬迁选址一定不能忽略与环境相协调，并且要抓住每个文物点的个性。”
因刘备托孤而声名鹊起的奉节白帝庙雄踞瞿塘峡口。它始建于唐代，自明清以后，成了祭祀蜀汉君臣的地方，历来是人们游历三峡登临怀古必至的名胜。当团员们知道三峡水库对巍乎高哉的白帝庙没有什么本质影响，都快慰地松了一口气。
地下宝藏能否重光？
即将淹没的三峡库区两岸台地，分布着极为密集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发展体系。身为考古专家的黄景略团长说：“如果我们不及时抢救，长江流域文化留下的历史和地域的空白将是永远无法弥补和替代的。”
在忠县的中坝遗址、瓦渣地遗址，团员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和历史近在咫尺，他们和古人仿佛呼吸相闻——那里的地上，祖先留下的陶器残片几乎俯拾即是，所以当地百姓才会朴素地把那里叫作“瓦渣地”。大家在一间矮旧的农舍前啧啧称奇：那整整一面墙上竟然不经意地嵌满了各式陶片，要知道那陶片上还残留着至少是春秋战国时代先人的手泽呵！这里曾经是历史上的盐卤集散地，从它丰富的文化堆积就可以想见这里当年的繁荣富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说：通过1989年中坝遗址的小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了解到，这里文化层堆积约9米，出土器物最早距今4500年左右，直到商周以后，基本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在整个三峡淹没区中，夏商周的遗址有近百处。如果能够系统发掘，巴人千古之谜是否能就此揭开？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峡大坝的兴建对考古工作者们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据文献记载，三峡淹没区恰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巴族的聚居区，可是巴人发展的历史轨迹，却一直湮没无闻。巴文化是从此绝迹，还是大白于天下，是两岸文物考古专家都极为关切的大事。
有一点是考察团成员们的共识，三峡库区可能会有堪与川北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同等量级的震惊世界的发现！因为已有的零星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一地区至少在商代已经创造了能够和中原青铜文化相媲美的三峡青铜文化。
在世界闻名的大溪文化遗址，团员们离船上岸，这里已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麦田。可是就在这里，曾经出土过新石器时代先人的遗物。在库区，还存在着若干个不同于“大溪文化”的原始文化类型。而旧石器时代巫山猿人化石的出土，更证明了三峡库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这里长眠的先古瑰宝，目前还不能在地上流光溢彩，但这光彩业已透出了一线微芒。
三峡，是一片文物的宝地，是一片有待开垦且定能获得重大成果的处女地。地下宝藏的开发更是刻不容缓！台湾中国工商专校建筑科副教授阎亚宁先生说：“三峡不光是湖北、四川人的三峡，也是全中华民族的三峡。三峡的文化工程和水坝工程同样重要！”
为了三峡文物，人们在行动
考察团在船上开了几次讨论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向随行的台湾记者作了这样的介绍：
三峡水库的修建经历了数十年的起伏，因此从50年代开始，三峡库区就一直出没着考古队员们的身影。1984年至1986年，为配合三峡大坝的前期工程，对三峡库区海拔150米以下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时，国家文物局还组织对坝区部分遗址进行试掘。最近的一次文物调查，则是在去年为制定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而进行的。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局长张德勤任组长。预计今年可以拿出一个文物保护的具体方案来。
库区的文物保护将分为地上、地下两大部分分头进行。地下部分拟选择占总面积约10%左右的遗址、30%左右的墓葬进行重点发掘保护。而地面文物的保护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就地保护，如白鹤梁枯水题刻、重庆弹子石大佛、万县钟楼等；第二类是搬迁保护，如张飞庙、屈原祠和三峡两岸大量的石刻、题记、石窟造像等；第三类是取齐资料，这是指那些不可能或无必要搬迁，从而将会淹没水下的文物点，如古栈道、纤道等，必须采取照相、绘图、记录、拓片、复原模型等手段取齐资料。
听得出来，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还有大量的极为艰苦和细致的工作要做。最为现实也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巨大的资金缺口目前还没有着落。
台湾方面的陈捷先团长说：“听到一些将要被淹的文物仍能保护好，看到主持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先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工作，感到极为欣慰。有人说过，要灭一个国家，就先灭它的历史。三峡文物保护事关重大。”
北京，在“海峡两岸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说：在三峡工程论证和审议过程中，多次提出和明确过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方针，就是要对文物古迹予以高度重视，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他说：“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海内外同胞，与我们共同承担起这一重大责任，以无愧于长江三峡悠久绵长的历史，无愧于举世瞩目的伟大的三峡工程！”
4月7日，考察团的台湾团员飞离北京，但是他们却把无限的牵挂留在了北京，留在了三峡。他们说，为了三峡，还会再来！
6月23日第5版
京城有这样一位老人，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文物专家，嗜与小虫为友，自谓“不冤不乐”，很有一番——
“玩”中痴情
阳光过于灿烂，使街景在视线中显得飘浮不定。我在这样的一天，极冒失地闯入王世襄老先生的家中，一时难以适应屋内那份悠然的黯淡，待到聊上几句，更如不知深浅地探进了一眼古井。我很惶恐。
王老七十有九，然而不像。后来我知道，那大约是比常人多了一种乐趣，多了一种境界的缘故。
且不说王老家中明式大橱上矗立的那一排学术专著，诸如《中国美术大辞典·工艺美术卷》《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要何等的心力才能完成，单只说王老玩物的境界，便非常人所能企及。
“才起秋风便不同，瞿瞿叫入我心中。古今痴绝知多少，爱此人间第一虫。”王老微笑着抱来一部书稿《蟋蟀谱集成》，还有上面这首自嘲的小诗。他是个蛐蛐儿迷，而且他爱玩的还不只是蛐蛐儿。正如启功老人所言，王世襄堪称是“京城第一玩物大家”。明清家具之类，那是他“玩”的专业，养鸽子、种葫芦、放鹰、驱狗、美食烹调……种种种种，算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一玩便痴，一痴就非穷根究底，追踪溯源，弄出一门学问来。
王老是世家子弟，祖上赫赫有名。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遗有经济要籍《石渠余记》；他的父母也都不凡，学贯中西，满腹诗书。故而，恐怕王世襄一出生，就带着王家累世积存的书香气。然而，王世襄贪玩。
他11岁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他的爱宠——鸽子，终于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的地步，将其作文掷回，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
及长，进了燕京大学，养狗、放鹰、种葫芦，全神贯注，无所不为，弄得医学专业的课几近荒废，幸而国文、历史那是从小就种在骨髓里的了，便索性转去国文系躲懒。期末他果然轻松地考个优等。
以王老的出身、经历，这几十年来自然也是个屡受折腾的老“运动”员，“文革”中更免不了“牛棚”之厄。即便如此，秋风一起，听到秋虫唧唧，他还是宠辱皆忘，如聆仙乐。逢到造反派偶有“失察”之时，他便骑上自行车奔向西郊荒野之中，侧耳蹑足，左拨草，右擎网，老夫聊发少年狂——逮蛐蛐儿是也！等到月色朦胧回到家中，倘或手提的小罐儿内有了足健口利、鸣声悠长的佳虫，这一夜必是人虫促膝，喁喁私语，不知东方之既白——大有“我见‘蟋蟀’多妩媚，料‘蟋蟀’见我应如是”之意趣。
王老曾极下工夫钻研蛐蛐儿罐的形制、渊源和艺术品位，以及旧时斗蛐蛐儿的礼仪规矩，制罐艺人和收藏者的轶闻掌故等等。那小小的罐儿内，一般儿也有卧处、食处、饮水处、起居处，又通风又敞亮，四壁刻画又不乏美学趣味。此时王老恨不得幻化为虫，也能享其中之至乐。到那痴迷之时，虫耶我耶？我耶虫耶？令人几不能辨——其实又何必辨？
王老引同好的一句话说明个中境界，曰：不冤不乐——即不历艰辛磨折，焉有真乐趣可言？我看这也是王世襄的自身写照。由是推而广之，还大有禅意呢！
如今，王老与蛐蛐儿这老朋友已黯然相别久矣！他实在是没空，已把那与“老友”的晤对之乐转到笔下神交之中了。自1989年夏以来，王老广泛搜求前人论及蟋蟀的典籍，详加点校注释，并加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辑得一部《蟋蟀谱集成》，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在声光电化早已烂漫于世的今天，读者徜徉其间，想必也觉别有洞天。
碰上爱玩、且能玩物成痴、玩物成癖的人，总能令人愉快地会心一笑。因为深信明人张岱的话：“人无痴，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王世襄老先生醉心于玩，不如说他醉心的是“玩”中的文化，这样的境界就不是一般玩物者所能领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