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八根木条组成的不及一米高的栅栏，分隔出两个世界。我和十几位同病相怜者在里面，白衣白裤，脸黄憔悴；医生、护士、工务员在外面，口罩、手套护卫着安全。那位从新疆回来的临时工工务员指着马路对面的黑铁门说得有趣：
“那是看守所，知道吗？他们呢，名声不好，你们呢，身体不好。哪样更糟？我看一样的。”
初时觉得他挺幽默，时间一长，竟颇同意他的深刻感受力。
两个月前的一天上午，我在单位全体会议上念一个文件，几十双眼睛望着。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女人老起来真快，你看她，跟前一阵没法比了。”
“是她衣服的颜色不好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她的脸发黑？”
……
无须说，我听见了。
我觉得累，弯着的手臂一个劲地酸疼，胃也疼，腹部胀气，无精打采。入冬以来，连续伤风感冒不下十次，这是本人历史上没有过的。好几天不想吃饭，星期天早晨不想起来，小妹掀开我的被窝，大嚷“妈妈，你懒惰！”可我一到下午又不可抑制地想“懒惰”，任凭她用小手指捏我的鼻孔，用小手掌揉我的面颊。我这是怎么啦？
窃窃私语漫延开来。有人严肃地指出我应该停下念那个文件，并且拿来了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灰黄的脸，还有几乎全是黄色的眼白。
于是我到医院去。
内科医生翻起我的眼皮，竟然从座位上直跳起来，“这样典型的黄疸肝炎症状，怎么还到处跑？为什么不去看传染病科？”
一把饱含着消毒药水的小拖把随即举到我面前。
我惶惑地站着。
我想我可以睡好几天而不被小妹说“懒惰”了。我想我可以摆脱一下那叫人觉得像穿上了红舞鞋一样的感觉了。我想我可不能回家，那会传染给她……
住院竟也这样难。到处托人，找关系。最终得以在一幢传染病大楼里觅到一张病床，已经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我提着脸盆、网兜立即前往。不曾想这便开始了与小妹她有生以来最长久的分离。
我心满意足地在雪白的床上躺了两天。外面的一切都隔离开了。这里的生活是这样单纯而有规律，手臂上吊着的盐水，一滴一滴也是那么纯净透明。全当疗养度假吧，我向来壮健，不生病也从不知害怕病，这几年到处奔波忙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清静和闲适。
可是第三天起，心境就不那么泰然了。
先是白天并不给你很多自由，不允许不停地看书。吃过午饭都要睡觉，天一黑又一律熄灯；再是入夜难以入眠（多半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的缘故），辗转反侧，听隔壁重症病房不停地传出阵阵呻唤，痛苦凄凉，每隔几日，还会抬出一个，方始明白，这里并不是好去处。
我可以无休无止地东想西想。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过去不曾想到却很明白的道理，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我往往视为神圣的所从事的事业，不论我怎样，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地球照样运转，事业照常前进。唯独对于家人尤其是小妹，心理的倾斜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们为我去办各种手续，为我担忧，每天为我准备有营养的菜。弟媳不经意地谈起，小妹在外婆处，半夜醒来，嚎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伤心至极。问她怎么啦却无论如何也不说。
于是我心潮澎湃起来。说来奇怪，女儿放“全托”，平时也只是一周见一次面，还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如今身陷病房，占据我整个思想空间的，竟都是她。我想见见她。
每周一次的探望，总是丈夫来。七八个人隔着栅栏说话，交错着，拘束着。外面的人是怎么站也不妥帖的，人挤，又得当心着别碰着哪里——传染病区，不定哪儿就附着什么病菌或病毒。我几次想说，你下次带小妹来，见这般情景，又咽了下去。
但我实在想她，想极了。因我而连累了她。幼儿园规定在发现我患肝炎后的四十天内，她也必须隔离。她觉得委屈，早就练得什么都不在乎的气概没了，时不时嘤嘤哭泣。她还什么也闹不明白，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事。别人能不能跟她讲清楚呢？
我在医院的长廊里徘徊，凛冽的北风吹在脸上，一刺一刺的微微疼痛，却会使精神振作些。病房里暖气烧得很热，似乎更烘托同病相怜的气氛。
传染病房的四周是空旷而寂寞的。不是为了卸不下的责任或是心心相印的牵挂，谁都离这儿远远的，没有人会愿意来这里闲逛。
那么小妹呢？她是不是也如我这般思念着、忧虑着呢？
曾经有几次，我见她因为短暂的分离而惊慌了。
第一次，是因为一个港澳幼教工作代表团来上海访问，要参观小妹所在的幼儿园，我陪着去。一个幼儿园，几百名小朋友，这样走马观花似的参观，我想未必会引起刚进小班的小妹的注意，何况参观计划内只有大班，据我知道，只可能从她所在的教室的门口走廊上过一下。然而我是低估了这“过一下”。就在那一瞬间，当我情不自禁扭头，希望从开着的教室门里看见她时，一个小小的人儿从小椅子上站了起来，独自往门口跑来——“妈妈——妈妈——”
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我自然也在自然而然中抱起了她。她骄傲地向大家笑，以为可以回家了。
我把她抱回座位，逃一样离开时，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当代表团一行走下楼梯，欲走出幼儿园时，小妹从二楼的教室里冲到阳台上，两只小手从铁栏杆当中的空档伸出来，大叫“妈妈”。所有的人又都一齐停下，任我怎样向她解释，她只是拼命绝望地哭叫……
最终我在小妹老师的一再示意下离开的那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后悔着：不该来的，不该引出这样的哭叫来的。
另一次，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个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愿意带孩子到公园去，所有的孩子也都希望跟爸爸妈妈上公园去的星期天。我们俩欢欢喜喜地出门，走了大约两站路，快到公园时，在一个拐角处的商店里买冷饮。人太多，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待我终于拿着两块冰砖挤出人堆的时候，小妹不见了。我绕着周围看了一遭，仍不见。我急了，额上沁出了汗。她会不会被人拐走？会不会自己乱跑着找我去了？车流如梭，她该不会出事吧？心房像击鼓一样激烈地撞击着。
我张惶地东张西望，突然看见不远处小妹正低着头在慢慢走着。我几乎扑了过去，却听她正惊惶而小声地反复唤着：“妈妈——妈妈——”看见我，她竟闪着泪汪汪的双眼，笑了。
那场虚惊让我们一整天都手拉手，再不敢松开了。
再有一次，是她发觉我又要出差了，正帮着我理这理那，把所有我要带的衣物一件件捏成团团，塞进旅行包里。她已经有了“出差”的概念，不像以前那样疑疑惑惑地总问，出差就是买菜菜吧？
妈妈你要不要带篮子呢？她知道我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在家，悄悄在我衣袋里塞进她的折纸、图画，莫非她已懂得睹物思人？
忽然，小妹丢下手里的东西，紧紧抱住我的腰，“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喜欢你”。
我和丈夫都愣住了。这种凝重的情绪，这样理智的，似乎是经过深思的话语，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早了些呢。她的认真，一下子使我们都觉得很不是滋味。
孩子总要长大，情感也应多有磨砺。但我总希望这过程平缓些、自在些，这于我于她都会好受很多。
“三八”节的中午，我从工务员手中接过家里送来的网兜，除了各种吃的，还有几张叠得小小的纸，打开，我惊喜得叫了起来。
“妈妈好！”三个稚拙的字，歪七竖八地填满一张。她还不会写字，但这一定是她写的，丈夫会教她。还有一张，方的太阳，歪斜着的房子和烟囱，如小鸡似的鸟在太阳边上飞……大红大绿涂得满满的。
是的，这就是我的女儿，愣头愣脑，不修边幅，从来没有耐心，难为她，画了一张又一张。我端详着，想象着她常常有点黏乎乎的小手，如何捏着笔，在自己家或是外婆家或是奶奶家一点一点地画。这是为我画的！我的因隔离而十倍、百倍膨胀泛滥的思绪因此而得到抚慰。
“妈妈好！”这被无数个孩子说过无数遍的话，却依然能那般沉沉地温暖母亲的心。实在，因为太忙，我是很不尽责的。比起别的母亲，我有更多的歉疚，但我很少解释。人生难求完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比比皆是，小妹总要懂得这些，为她的将来。
我把那几张花花绿绿的叠得很小的纸片压在枕下，我盼望着早日痊愈，早日出院。到那时，我要轻轻松松地告诉小妹，妈妈不讲卫生，所以生病了；因为要传染，所以要隔离。小妹要讲卫生，因为隔离了就不能跟小朋友玩了。我会把跟小妹的“疯玩”排上议事日程。哦，那耳鬓厮磨的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