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老荒，是在十三年前的秋天。当时我正面临要否离开学校，转入新的工作岗位的选择。市妇联领导约我到长乐路妇联机关谈话，并与杂志社现任领导见面。那天，一个瘦削枯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两用衫，一双同样洗得发白的黑布鞋，花白的头发整洁地齐耳剪着。这样的装束在80年代的上海是不多见的。有人介绍说，这是老荒，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姓，以为一定是“老黄”，于是这样称呼着谈了一会儿。
老荒的神情是严肃的，注视着我的眼神是探究的。她说得不多。在送我走时，她站在街沿，十分凝重地对我说：“盼你来。”
我骑上我的小轮车，蹬了几下，回头望望，她还站在那儿看着我，秋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了开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的最终离开十分眷恋的复旦园，跟这次谈话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和老荒共事将近两年。那正是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生活和周围环境正发生着很大的变故。我们同处一室，谈办杂志，谈工作，也谈这以外的其他许多话题。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有老荒这样经历的前辈，我是满怀崇敬的。
我说，荒砂这个名字真美，这么浪漫，充满诗意，老荒总是笑笑，然后会沉思着讲一些过去的事。讲她从中学起即加入地下党，后来如何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如何在战火中行军、编报，如何在解放上海时进驻电台，对那不堪回首的廿年，她说她学会了沿着墙壁、低着头走路。到她被“改正”重新出来工作时，已是一般女同志退休的年龄。
老荒不苟言笑，似乎总在思考着什么。有时下班后，她夹着很少离手的烟卷，在窄窄的办公室里踱着步，我则在烟雾缭绕中坐到办公桌上，听她讲那些久存于心的故事，直到很晚很晚仍意犹未尽，我们便推着自行车，沿着清冷的马路再走一程。
老荒是简朴的，她有六个孩子，其中女儿居多，于是她常常会穿着不怎么合宜的大约是女儿们不再穿的衣服；杂志社搬迁新址，没有食堂，她常常拎着个小钢精锅上班，里面盛着一点饭菜作午饭；中午，只需两个椅子加一个拉开的办公桌抽屉便可午睡。老荒每天以一辆“老坦克”代步，逢下雨天，穿上薄如蝉翼的袖珍雨披，望着她在风雨中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的背影，谁能相信这是位年届六十五的资历很深的高级干部呢。
老荒是勤勉的，她始终在认认真真、孜孜矻矻地做着手中的每一件工作。这中间，我们经历了《现代家庭》的创刊，经历了反自由化、期刊整顿和整党。作为两代人，我们各自沿袭着自己的历史，但因为有共同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追求，彼此的心灵又能走得很近很近。这不妨碍我们之间的认真，整党期间，在我们之间及支部会上曾有过的谈话和批评，其尖锐和坦率，于今天的社会真是十分陌生了。
老荒几乎是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进程中撒手离去的。她说有点累，想洗个澡，于是倒了下去，再没有起来。
消息传来，我正公出深圳，一时竟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倚着高层旅舍临街的大玻璃，哀思难禁。老荒离休这十年中， 我们来往不多，因为忙，也因为她总是沉重的心情。去年我因腰椎间盘突出做摘除手术，老荒打电话到病房问我痛不痛，问我开了刀人会不会矮一截。后来她又冒着酷暑抱着西瓜和老关、老曹两位前辈一起来看我……
眼望着公路上刷刷飞驰而过的汽车，感受着这拔地而起的繁华城市的年轻气息，我想，继往开来不是一句口号，它似乎在猝不及防中不断开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