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纳粹来说，弗雷达·温曼的罪行很简单：她是犹太人。1944年5月，在法国的圣埃蒂安，她被亲德的法国民兵组织“米利斯”抓捕，连同她的双亲和三个兄弟，一道被送往巴黎近郊臭名昭著的德朗西集中营，然后再被运往位于德占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
1944年6月初，火车载着弗雷达一家以及其他近千名犹太人，穿过比克瑙那座红砖岗楼，一直开进了营地。当火车车厢门打开，她们重见天日时，弗雷达却感觉自己来到了“地狱”：“气味！这气味真难闻！”但她此时还不知道比克瑙的真正用途。这个地方很大，到处都是囚犯，也许新来的人都会被送去干活吧。
当她和家人站在铁路旁被称为“斜坡”的地方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来自某个特别部门的囚犯，穿着好似睡衣一样的制服，向新来的人们喊道：“把孩子交给年长的女人！”于是，有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母亲把一个婴儿递给了弗雷达的母亲。
犹太人被命令在“斜坡”上排成两支队伍：一支是男人，另一支是妇女和孩子。弗雷达感到不解，于是她和母亲一起站到妇女和孩子那支队伍里，母亲手里还抱着那个婴儿。当队伍排到母亲时，一个党卫军医生——弗雷达相信那就是门格勒博士——让她站到右边去。弗雷达也想跟着母亲过去，但她回忆道：“门格勒把我叫了回去，他说，‘你往左边走’。我说，‘不，我不会和母亲分开的’。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说，‘你的母亲会照顾孩子的，你得和年轻人一起去’。”
弗雷达“不懂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也不懂为什么要把孩子交给年长的女人，我妈妈只有四十六岁。我对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感到困惑，它们都来得太快了”。
当弗雷达的母亲带着婴儿离开时，队伍也排到了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他们被允许继续待在一起。但当他们站在“斜坡”上时，弗雷达的大哥大卫看到他们的母亲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认为他们最小的弟弟马歇尔应该和母亲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母亲能够照顾马歇尔的话，可能对弟弟“更好些”。于是大卫让弟弟陪母亲一起去，马歇尔很听话，跑去和他的母亲团聚了。无意之中，大卫把马歇尔送上了不归路。
他们不知道，此刻他们刚刚经历了党卫军医生的筛选，他在几秒之内就决定了哪些人可以暂时活着，哪些人将立刻死去。这趟火车上的很多人将被送往比克瑙的毒气室迅速杀死，包括弗雷达的母亲以及她怀里的婴儿。纳粹不愿意让孩子、老人和病人在集中营多活一个小时。
弗雷达、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都被选中去劳动，尽管纳粹最终打算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但这至少延缓了死亡的来临；而大卫把马歇尔送到母亲身边，让他确定无疑地加入了立刻死亡的那群人。马歇尔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在筛选时是两可的，所以党卫军医生不会在乎他是否和母亲一起死去。正如弗雷达所说的，大卫的决定“在其他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奥斯维辛那个毫无人道可言的地方，“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斜坡”上，年轻的母亲们被告知交出她们的孩子，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通过党卫军医生的筛选。即便母亲年轻而健康，党卫军医生在最后筛选时也很少会把她和孩子分开，以免在新来的人群中引起恐慌。迎接新人的囚犯知道弗雷达的母亲年龄过大，不会通过筛选。既然她肯定会死，婴儿也肯定会死，那就把两者放在一起好了。这样，那位年轻的母亲就有可能活过这一天。
这是一种怎样的世道呢？正直和道德的标准会如此不可理喻地颠倒。哥哥出于关心让弟弟和母亲在一起，却变成了让弟弟送死；让一位年轻的母亲活过这一天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她的孩子从她手中夺走并杀死。
更广泛地来看，纳粹为什么决定要消灭这一整群人？为什么他们要带走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向他们注入毒气，枪毙他们，让他们挨饿，把他们打死——想尽一切办法置他们于死地？这场种族灭绝在纳粹所做的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并制作了一系列关于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纪录片。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去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拜访过数百名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包括那些深受纳粹之苦的人（就像弗雷达·温曼）、旁观者以及犯下过罪行的人。这些为我的影片搜集的证词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出版过。
“大屠杀”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恶行，我们需要弄清楚这种丑恶是如何发生的。正是为此目的我进行了尝试，本书不仅使用了这些新鲜的史料，也参考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当时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