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类最艰难的工程，唯政治与教育二事。”这句话放在1945年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上，就得到了印证。在过去台湾，政治与教育常常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统治阶层很了解这一点，而政治教育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有重大影响。
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50年，一切都偏日化，在学校和公家场合讲日本话，在家里讲闽南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台湾本省人在这50年间出生，自然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尽管在那时候还是有些私塾，比较有钱的人家也会请一些老先生教些汉文儒学，但那只是少数。为了使台湾人民成为忠贞不二的“天皇臣民”，在日本殖民后期开展了“皇民化”运动：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参拜等，并在“国语（日语）运动”雷厉风行下，人人说日语、写日文，殖民政府当局以语言教育作为人民意识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非常成功。
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台湾，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去除日本殖民的影响，建立中国化的教育，贯彻国家及政治意识形态，以稳定民心。
几乎第一要紧的事，是立即成立国语（北京话）推行委员会，并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经历了“失语震撼”，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几年后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大概是最近台剧和电影的流行，很多人发现台湾人把“和”这个字读“han”音。有个朋友每次听到台湾人说“我han你”都会起一阵鸡皮疙瘩，他恐怕没注意就连有文化者如李敖大师也会念作“han”。
原来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推行国语，请了一位字正腔圆的北京先生在广播中教国语，国语教学都以这个广播站为主。那位北京先生就是读成“han”。如果去听那些比较老的相声艺人，比如侯宝林的段子，也会赫然发现，他也读作“han”。还有一些老北京会说“咱俩谁和（han）谁呀”“这哪儿和（han）哪儿啊”，原来念作“han”是来自北京话，就是因为国语推行运动，所以全台湾都念成“han”了。
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广播中就提到：“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学校既然是中国的学校，应该不再说日本话、不再用日文课本。现在各级学校暂时一律以国语、国文、三民主义、历史四者为主要科目，增加时数，加紧教学……”
总之，国民政府在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针，是通过国语国文、历史和“三民主义”的教学，来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钳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激情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共产党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为了有别于当时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国父、蒋公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甚至以前还有人拍马屁，做了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示意图”，一系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