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大陆的民族政策比起过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相对完善许多，在过去国民党时代，不太尊重这些山胞的文化，会强迫他们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或文化习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迫山胞要改汉姓，身份证上一定要写汉文名字，所以有很多固定姓氏产生。这些姓氏还常常是“政府”办事人员“赐”的，比如说高（高山族）、潘（河流＋番）、汤（河川）、杨（大树）、石（山川），就是“原住民”汉姓的大姓，“原住民”也加入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宗亲会，后来还搞出改姓后近亲结婚的事情。说起来“原住民”很可怜，在清朝时就被“赐姓”，到了日据时代又要求改日本名，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身份证又强迫要用汉文名字。汉名只是一个小例子，另外还有，比如说将“原住民”传统猎场划为林场，在聚居地附近盖核废料场等。当局的心态是山胞迟早都会被同化，于是做出一副家长老大姿态，山胞们只能一直隐忍。
都说“原住民”同胞特别纯朴、善良、热情，个性也比较豁达乐天，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比较不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利益。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是怎么住到山上的，有一个说法是，汉人来了之后，用少见的烟草、棉布等东西，向生活在平原上的“番”骗取土地，坏一点的直接用暴力赶走，土著遂逐步移居至山腰。之后，客家人也来了。他们也用一样的方法，又从“原住民”手里骗取土地。这些“番”呢，只好继续往更高的山地去住，诸如此类，汉人骗“原住民”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原住民”各族的语言各异，但有一个词几乎是通用的，就是“白浪”，这可不是指白浪滔滔，这个词原来是从闽南语“歹人”而来的，指的就是汉人。“原住民”生活简单，个性又单纯，早期在与汉人的接触当中总是吃大亏，而汉人也只把他们当作“番”，两方的矛盾与心结也越来越尖锐，这个看似好玩的语源，其实充满了辛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一方面打压“原住民”文化，一方面又不太照顾他们所需，给人一种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感觉。再加上“原住民”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所以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非常匮乏，这也影响了“原住民”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及经济资源的不足。统计显示，“原住民”的普遍收入，只有汉人的六成而已，这也让许多“原住民”必须离乡背井到大都市里工作。但都市里居住太不易，所以这几年也出现了许多违章搭起的“都市部落”现象。而教育资源的不足，也造成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必须外出打工养家，在教育程度不高又需要钱的情况下，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或当兵等较粗重的工作就是首选。“原住民”女性更可怜，常常沦为帮助家庭经济的牺牲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就常常有“原住民”少女被家里卖去当雏妓的新闻，又或者许多“原住民”女孩嫁给同样弱势的外省老兵。
有个“原住民”的诗人就曾做了一首诗叫《恢复我们的姓名》，用来控诉这一切。
我们的姓名
在身份证的表格里沉没了
无私的人生观
在工地的鹰架上摆荡
在拆船厂、矿坑、渔船徘徊
庄严的神话
成了电视剧庸俗的情节
传统的道德
也在烟花巷内被蹂躏
英勇的气概和纯朴的柔情
随着教堂的钟声沉静了下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住民”渐渐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地位。1986年，发生了一件“汤英伸案”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山地同胞在社会快速变迁中遇到的困境。
“汤英伸案”在之前书里提过了，住在阿里山地区的曹族山地青年汤英伸，在读师范学校时成绩品行都良好，可是因为学校教官的歧视挖苦而被迫退学，他只好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一来台北就遇到无良中介，把他卖给黑心老板，又扣留了他的身份证，让他在恶劣环境当中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他想要离开，老板还不准，拿着他的身份证要挟他，反控他欠钱没还。才工作九天，汤英伸忍无可忍，又在一点酒精的催化下，杀了雇主全家。后来汤英伸没有否认，也没有办法否认，因为他完全出于冲动杀人，事前没有预谋，事后也没想到要收拾现场。
当然汤英伸罪证确凿，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这件事也让20世纪8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蠢蠢欲动的台湾，有了第一次社会运动团体的大串联。以前，台湾人总是很单纯地认为，山地人个性就是善良、热情、纯朴、乐天，怎么可能犯下这种泯灭人性的案件？会这样想是很正常的，这种想法中却含着一种刻板印象的歧视，因为山地人善良，所以就算被欺负也只会呵呵苦笑地带过。这些山地青年男女在找工作时，多少都有被欺骗、侮辱和剥削等经验，再加上安分认命的个性，常常变成自卑自弃，觉得就让命运去摆布吧。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山地民族的豁达，事实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
所以，“汤英伸案”一发生，社会舆论就热烈地讨论，给当时台湾社会很大的冲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以前没注意到、没关心到，又或者是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应该是”善良纯朴的山地同胞青年，居然干下这种事情。这件事让全台湾的社运界人士有了首次大串联，纷纷声援汤英伸，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枪下留人”的舆论压力，甚至上书给蒋经国，希望能特赦他。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可是长期以来，平地人怎样对待山地同胞，政策怎么不尊重，甚至漠视他们，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正是这样畸形扭曲的社会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汤英伸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但他的死，让台湾人首次开始正视少数民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