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民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
一、农民社会流动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人口流动
由于人口流动这一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人口流动现象描述使用了：Migration，Movement，Circulation不同的词。其中，Migration使用得较为正式和广泛，国内通常称之为“迁移”。人口迁移（Migration）是指人们跨越一定空间界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其常住地从一个地理位置转移至另一个地理位置。这种常住地的改变通常是永久性或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逆的。Circulation则指在那种较短时间跨度内，不以改变常住地为目标的，通常是循环往复式的人口移动。而Movement则主要是从运动的角度说明人口空间位移这一现象。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在此使用了广义的人口流动：既包括改变常住地式的以户口迁移为特点的人口迁移，又包括不改变户籍登记地的人口流动，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户分离”现象。本文采用广义的人口流动，除了指人口在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含义外，还包括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在地理空间移动的同时导致社会经济结构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即具有社会流动的含义。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二）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sociolmobility）是指人们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社会位置，它可以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从较低（高）的社会位置转移较高（低）的社会位置。由较低的位置转移较高的位置必然使个人收入增加、权力变大、声望提高。垂直流动即职业流动，大部分职业流动者社会地位获得了提升。水平流动是指人们在同一社会层次的横向流动，人在流动前和流动后财富、权力或声望等方面的状况基本没有变化。水平流动即职业没有发生改变，流动者只是从原生活地域流动到新的生活地域。无论职业的垂直流动还是水平流动都伴随着地域流动。
社会学家还关注另外两种社会流动：第一种类型即代际社会流动，是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或孙子女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相比较而言的；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在社会地位方面发生变化。第二种类型即代内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例如，某个人从一个较低的社会阶级开始逐渐变得富有。不过，两种情况都会既包括有向上的流动也会有向下的流动。
（三）农民的社会流动
农村人口是由户籍标明的与城市户口相对立的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口，由此决定了与城市居民相对立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类别。因此，农村人口社会流动，也就是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民的社会流动既有水平流动，水平流动以农村到农村为主，如跨地域的农业种植者，农业雇工等。也有职业流动，以农村到城市、城镇流动为主。农民的社会流动既有代际社会流动，也有代内社会流动。农民的社会流动是整个社会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有序良性的农民社会流动能有效地提升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无序、结构不良的农民社会流动则会对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因此，政治学关注的不是农民流动的规模，而是农民社会流动的政治社会秩序和农民权利的实现以及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
（四）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
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有政策的限制，是完全自由的；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中，农民的社会流动基本是由国家控制的，农民失去自由流动的政策条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它是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人口在一定时间、地理空间内的移动或社会位置的位移，并影响社会结构与运行的过程。包括农村人口的居住地的短期的或长期的迁移和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换。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流动，规模巨大，且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分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变、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因此，研究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应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农村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境内的地理位置移动（经济学或人口地理学上的地域流动）；二是农村人口在社会地位、身份上的变化导致的社会位置位移（社会学上的社会流动）；三是农村人口迁移与社会流动的社会功能，即影响农村社会结构和运行（社会学上的社会分化）。
二、国外关于农民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农村人口转移
关于农村人口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自古代城市的雏形产生之后就存在了。古希腊时期，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就详细地论述了工匠制作商这种社会分工形式的存在是小城市繁荣与兴旺的基础，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经济意义；此外他还谈到人口的转移，尤其是富有的外国人到雅典定居可能对雅典带来的影响。柏拉图在其著作《国家论》中，涉及到了城市最佳规模的研究，他认为“国家（古代小城市）恰好适量的人口应当是5040人，”南亮三郎，张毓宝译.人口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页.这个适量的人口规模是“能够满足居民生活，并且一见面能够相互认识的那个限额”。应该说这个时期人们对社会分工、人口的转移、城市的规模认识是粗浅的，但对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理论上，对农村人口转移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出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Petty）通过对一些国家的考察发现，不同产业的人均收入是不同的，工业的收入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人们把他的这一发现称为“配第法则”。这一法则表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重心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的转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大，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国民财富的增大依赖于现代都市社会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缩小带来农产品价格的相对提高的同时，工业吸收了由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由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扩大了生产，结果使工业品的价格相对降低。因此，工业化虽然使农业规模缩小，但却带来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财富的增加。
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Clark）通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比较，把经济发展过程归纳为低开发经济、制造业比重提高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三个阶段，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次由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移，全社会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在逐步提高。同配第一样，克拉克也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这种非农化倾向，是由各产业间的收入差异所引起。后来人们把这一由配第和克拉克所提示的就业结构变动规律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方甲、吴春波、彭世元等.西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63页.
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与克拉克的上述理论，提供了一条通过产业结构及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经济发展的新途径，也为以后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济研究确立了大致方向。最早对劳动力转移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中，比较著名的当首推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年、1889年，他在自己的两篇论文中指出，迁移不但与距离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而且具有梯度推进的特点。大部分的迁移者迁移距离较短，如果出于对某个大的工商业中心的偏爱，则会做出较长距离的迁移。在迁移过程中，迁移一般是按照城市近郊的农村居民迁入城区，更远地区的农民迁入城市近郊的路线层层梯度推进的。拉文斯坦还认为改善其物质生活的内在愿望是人们选择迁移的主要动机，同时在选择迁移地的时候，城乡居民之间、男女之间存在着迁移倾向的差异。一般来讲，城镇居民的迁移倾向要弱于农村居民，男性主要选择长距离迁移，而女性主要选择短距离迁移。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农村人口转移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并存两大经济部门。一个是与自给自足相联系的，采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包括小型商业和某些服务业；另一个是外部世界相联系的，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城市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种植园。在自给自足农业部门中，存在隐蔽性失业者（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过于丰富的劳动力），他们构成农业部门中“零值”劳动力。农业部门中“零值”劳动力的存在必然降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要把农业部门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其主要通过在时空上并存的两种形式实现的，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即社会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流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即社会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因此，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从地域上讲，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暗含对农业作用的忽视，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工业化技术选择、人口增长和城市就业状况等宏观变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受到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Fei）于196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理论》，在刘易斯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二元经济模式，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二元结构理论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为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农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农产品的短缺将会导致工业部门贸易条件的恶化和部门内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他们二人对刘易斯模式进行了修正后，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劳动无限供给、农业劳动者持续不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至大于零但小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纳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大量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工业部门可以在既定的工资率下获得所需的劳动力；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是一些边际生产力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会出现农产品价格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上升现象。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会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部门的扩张，解决这一难题取决于农业与工业的同步发展；在第三个阶段中，农业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劳动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的工资便不再由习惯、制度或道德力量决定，而是由市场力量来形成。
乔根森（D.W.Jorgenson）创立了一个不同于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新的二元模型。乔根森模型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或转移的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因为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虽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只有农业剩余的出现，才为农业人口流向工业部门提供了充要条件。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剩余的规模将不断扩大，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部门。因此，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在所有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中，被最为广泛地引用的就是托达罗的农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这主要是因为托达罗用城乡预期收入解释劳动力转移，在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具有最基本的意义。在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二元经济理论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转移的过程，城市工业有足够的吸纳能力，现实情况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失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弥补了上述缺陷。托达罗模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其依据有两个：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机会的概率。引入概率因素是托达罗农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的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移民的选择，进一步论证了移民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