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入京前没有多想，黎元洪并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大总统的合法性会遭到质疑，因为当时是他自己选择离职，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现在回来根本不能算“复职”。他召集智囊团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无懈可击的理由。一年以后，曹锟当大总统的想法越来越明显，他以总统不合法等理由赶走了黎元洪，自己则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再次被驱逐的黎元洪，携家眷回到天津的住处，从此再也不过问政事了。
投资金融，兴办实业
黎元洪的经济才能在清朝末年就得以展现。从军校毕业后，黎元洪掌握了娴熟的军工制造技能，曾多次被清廷派遣修建炮台、担任枪炮厂监工，在湖北期间，他借助职务之便，或从中帮忙，或亲自主持了不少官办的军用工业。在张之洞手下，黎元洪还帮忙建造了两湖劝业场、兵工厂、药厂等，积累了不少兴办实业的经验。当时，黎元洪脑海里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观念，与其说是兴办实业，不如说是为朝廷办理差事。
黎元洪第一次被赶下总统职位，到天津寓居时，认识了一位叫华克的美国朋友，华克是名政客，但是很有经济头脑。在华克的熏陶下，黎元洪对投资实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国陆续开放了很多通商口岸，外国商品浪潮一般涌入中国，并受到市场的欢迎。华克看到其中巨大的市场，便与黎元洪一起在北京创办了中美实业公司，由黎元洪担任公司董事长，后来这个公司还把张勋、冯玉祥、冯麟阁等纳入其中。中美实业公司主要从美国进口电料、汽车等工业产品，并把中国的大豆、猪鬃等农副产品出口到国外，创办初期，业务十分红火，黎元洪、华克等人都从中大赚了一把。不过，后来公司路线发生了转变，开始把大量资金投到西北买地造林，没过几年时间，公司就倒闭了，黎元洪成了损失最大的一个。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黎元洪就此放弃，他对资本投资这种用钱生钱的模式非常感兴趣，加上政治上的不得志，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在经济领域大展手脚。尤其是后来当上大总统，黎元洪逐渐有了一定的积蓄，他更倾向于把这些钱投资到实业领域，一方面自己可以赚到钱，另一方面兴办实业也能为国家经济出一份力。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之后，黎元洪后来的投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在实业方面，中国的矿产、纺织、食品、造纸、运输全都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黎元洪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在这些方面均有投资。比如在矿产方面，黎元洪投资了煤矿八家、铁矿三家，另外还有盐矿、综合矿业等公司，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中兴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临城煤矿公司、中华矿业公司等，这些矿业公司遍布全国各地，又以直隶、湖北居多。
黎元洪还投资了多家食品公司，天津民丰机器制面公司、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中华国民制糖公司等，尤其糖果饼干等食品，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闻所未闻的情况下投资的，主要销往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广东等地，销量非常好，可见黎元洪在经济方面是非常有头脑的。
兴办实业是民国时期的大潮流，很多略有财力的名人都曾经投资过实业，尤其以煤炭、化工、食品这些居多。但是，黎元洪还投资了一些时人想不到的产业，比如他曾投资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盛信托公司等金融业，甚至还投资了一家名叫“孔雀”的电影公司。黎元洪投资行业的跨度之大，在当时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金融、实业，黎元洪还投资银行。有人做过统计，北洋政府时期，经黎元洪投资的银行达到二十家，在他投资的银行中，有两家是为现代人所熟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当然，黎元洪时期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现在的并不是一回事。
值得称赞的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拼命往自己腰包里揽钱的资本家。拥有了一定资本之后，黎元洪把目光投向了教育。
黎元洪九岁才正式入私塾读书，他对于受教育机会是非常珍惜的，对老师更是无比尊崇。所以，黎元洪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家里也有专门的学馆，聘请各行业最有名的老师前来教书。当时，常常出入黎元洪私家学馆的，不仅有南开中学的教员，黎元洪的英语秘书，还有天津着名的书法家赵元礼，“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华凤阁。黎的子女在学馆里学成之后，黎元洪还利用自己的权利，让南开大学给他的子女颁发毕业证书。
推己及人，等他的子女踏入社会，黎元洪就把精力投入到兴办民国教育上。当时，西方新式学堂在中国兴起，这些学堂不以学生家境好坏区分学生，教授课程涉及数、理、天文、英语等各方面，黎元洪非常看好这些学校。辛亥革命刚刚结束，黎元洪当上了副总统。有一回，他回到北塘为父亲扫墓，看到当地的适龄孩童因为家里贫穷不能读书，还在街上到处闲跑，他深感愧疚——堂堂中华民国副总统，居然连自己家乡的教育都照顾不到。黎元洪觉得，必须有一批门槛低、学费低的学校，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读上书，进而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他没有犹豫，当即给当地划拨了北塘境内的一片荒地，并给了当地两千元的中国银行股票，让他们从速建立学校。正是因为有了黎元洪的支持，没过多久，当地第一所近代学堂——北塘贫民小学建立了。这所小学以吸纳贫民子弟读书为宗旨，全年仅收二元学费，使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终于迈进了知识的殿堂。据说，当时学校的教员们被黎元洪打动，全部改成义务教学，这样一来，到北塘小学读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919年，黎元洪筹资在武昌建立了“江汉大学”，并捐建该校校舍；同年，他又给天津南开大学捐款八千余元，支持学校建设。后来，黎元洪还赞助梁启超在上海建立图书馆，支持公共事业。
不管黎元洪在政治上多么软弱，多么无能，他在经济、教育领域的作为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寓居天津，终年国葬
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在天津居住了五年。这五年时间里，除了进行一些投资之外，其余的时间他拒绝过问政事，专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
黎元洪的寓所在天津租界内，居住条件非常优越，不仅有洋房阁楼，还有花园亭台。黎元洪喜爱西方文化，后来，他从美国朋友那里学会了网球，干脆就在自家后院修建了一个网球场，没事的时候就去打网球。到了冬天，积雪覆盖了网球场的地面，他就命人把积雪处理好，在上面溜着玩。
黎元洪喜欢西方文化，当上大总统以后，他经常穿一身西装出入各种场合，吃饭也只吃西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京剧的痴迷。有一次，总统府请了戏班演戏，演出的剧目情节松散，演员唱功也一般，大家都觉得这场戏实在不怎么样，但黎元洪还是很高兴，还赏给这个戏班五百大洋。
黎元洪思想逐渐西化以后，与原配夫人吴敬君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和民国很多正室夫人的命运一样，吴敬君慢慢也成了黎家的活牌坊，姨太太危文秀则日渐受到宠爱。
危文秀也是大家闺秀出身，长得落落大方，举止得体，又很见过世面。早年间，危家家道中落，家人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不得已把她卖到烟花之地。当年，黎元洪还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和危文秀相爱后，他始终觉得自己身份低微，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后来，他在张之洞的提拔下当了湖北混成协的协统，危文秀早已为自己赎身，到了汉口的时候，她听说黎元洪就在这里，便托人给黎元洪捎信。黎元洪得知她到来的消息，非常高兴。那段时间，吴夫人早就不陪同黎元洪了，作为一军协统，黎元洪也不便经常出入烟花场所，得到吴夫人同意之后，便把危文秀娶进家门。
危文秀因为见过世面，常常以黎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武昌起义黎元洪拒绝当都督的时候，危文秀还写信劝说。黎元洪晚年居住在天津，危文秀更成了日夜相随的伴侣。随着电影传入中国，黎元洪就带着危文秀一起看电影。
天津有个皇宫电影院，黎元洪最喜欢去那里。有一次，危文秀带着一枚闪亮的钻戒去电影院，看完电影后，发现口袋里多了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尊宠钻戒，拟借数日，明晚在皇宫电影院掷下，否则恐不利于贵人也”。危文秀看了很害怕，连忙把钻戒取下来，还对黎元洪说，近几天不要去皇宫电影院了。没想到，黎元洪却满不在乎，他说，要钻戒又不是要命，有饭大家吃，有钻戒也可以大家一起享用。
第二天晚上，他又带着危文秀去皇宫电影院，还让危文秀把钻戒戴在手上，等候有人来取，电影快演完了，那个人还不来，黎元洪请电影院在大屏幕上显示“索钻戒人，请如约来取”，直到电影演完，“索钻戒人”还是没有出现。最后，黎元洪只能略感失望地离开电影院。
黎元洪非常好客，经常接待各类宾朋到自己家中做客。为了请客方便，他后来又在天津购置了一处房产。1926年，世界青年组织一千多人到天津游览，黎元洪热情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做客，还给他们准备了一千多份西式茶点。
黎元洪虽然从政的时候没什么党羽，但在私交上却朋友众多。他常常以个人名义邀请天津军、政界人士到家里做客，还设宴款待他们。因为早年学过英文，他还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有时候，他请京剧戏班到家里唱戏，有时候，他会把朋友们召集到家里，举办舞会、篝火晚会等。可以说，黎元洪晚年的生活是十分时尚的。
黎元洪在天津的生活潇洒自在，但并不能改善他的身体状况。1926年10月，黎元洪突患脑血栓，经过一番治疗，到第二年春天渐渐康复，连续两年没有复发。192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蒋介石带兵攻入临城。因为长时间欠饷，他就打算把中兴煤矿没收。中兴煤矿是黎元洪的企业，黎元洪晚年的潇洒生活全靠这个煤矿支撑。他一听说这个消息，急火攻心，旧病复发，晕倒在地。醒过来之后，他赶忙让儿子到临城疏通关系，找蒋介石商谈。蒋介石听说这是黎元洪的企业，当即表示不予没收，但要他们购买一千多万元的“二五库券”。无奈之下，长子黎绍基找银行通融，打了个折扣把这些库券买了下来。蒋介石并不罢休，要求中兴煤矿再交出一百万的军饷，否则就要收走煤矿，黎绍基不得不从。
一系列的打击，让黎元洪精神受挫。从1928年5月之后，他便一病不起。1928年6月3日晚上，昏迷数日的黎元洪离开人世，享年六十五岁。
关于黎元洪的去世，还有一段离奇的传说。黎元洪兴趣广泛，曾在家里养了两只孔雀，1926年他患脑血栓昏迷的时候，其中一只孔雀死了。那时候，黎元洪隐约觉得自己时日不长了，但是经过治疗，他的病渐渐康复，后来也就忘了这回事。1928年6月，黎元洪昏迷不醒，就在6月3日晚上黎元洪离世之前，另一只孔雀也死了。黎的家人看到孔雀死掉，觉得黎元洪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便着手给他料理后事。
临终前，黎元洪以口述遗电的方式立下遗嘱，一方面，他对子女很不放心，一再叮嘱他们专心实业，不要参与政治；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境况也不放心，在遗嘱的最后，还向当时的执政者提出了十点忠告。
（1）国民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得有轨外行动；
（2）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3）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袍泽失所；
（4）调剂劳资，应适合全民心理与世界经济趋潮，统筹兼顾，豫定翔实法规，行之以渐，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
（5）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6）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毋忘数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7）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图，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8）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以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毋遂思破除国界，为外强所利用；
（9）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以法治范围全国，应持中至当，可大可久，毋以偏激，旷滋流弊；
（10）民国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应仍旧保存，请勿轻议纷更。
后人常指责黎元洪庸碌懦弱，但从他的遗嘱中可以看到，黎元洪其实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指出了应对的方法。比如辛亥革命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传统道德礼教中的精华却遭到破坏，他提出不能忘记立国的根本精神；比如多年混战，导致农工荒废，他提出应该鼓励农工商，“化兵为农工”，兴盛农业，兴办实业。历史学家评论民国时期的历史，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中国也能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黎元洪的观点与他们相似，他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混乱不堪，就是因为一切变化太激烈了，“革命”是不得已为之的事，不能当做家常便饭，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让起自然发展，才能产生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体系。
黎元洪一生重视道德，死后，民国政府决定对其实行国葬。国葬是当时最高级别的葬礼，民国政府设计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在天津入殓，随后到北京追悼，最后再到武昌安葬，黎元洪的葬礼空前盛大，这三个步骤，足足进行了十年都没有完成。1938年，日军入侵武汉，黎元洪的墓葬被迫停工。
最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黎元洪和其夫人的尸首也被人挖出，当时武汉文物保护单位极力劝说，却没能阻止。后来，人们只能在黎元洪墓葬原址上修建空冢供后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