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国与国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一种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过程。谁更适应环境的变化，谁就能生存下去。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帝国在其达到军事力量巅峰状态即相对于弱国占有较大优势时，会有所觉悟的，这样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中的所有征服者中都找不到。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公元纪年开端的时候，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二者之间是过去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几个继承者。公元1500年前后的非西方世界，各个“权力中心”包括：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 ? 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西方世界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但后来降为区域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却逐渐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
工业革命后，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发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一些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都是来自欧洲。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清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可以算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局导致大国格局的变化。几个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大国的交椅，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权力逐渐向非欧洲国家转移。一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对于战争，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视角，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对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善于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未来，政策前后连续，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而美国“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同时他又指出，中国有鲜明的帝王血统以及韬光养晦的战略传统，这两样是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极度辉煌的关键。
与布热津斯基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基辛格指出，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的思考。《孙子兵法》在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与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孙子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与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及安东尼·亨利·约米尼则将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
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优势，使冲突还没开始时，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检验其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其道理。
基辛格认为，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真正控制它。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之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只是战场上军队的取胜，而是军事手段使其政治目标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其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远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实战更有效。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另一种情况下，孙子也会在做好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即：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而在战略上攻击敌人与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因此必须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即：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相互影响，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中没有任何孤立事件。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这即是所谓“势”。“势”在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由此，一个称职的战略家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时，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与坏、近与远、强与弱、过去与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
大国博弈，更多是经济实力的比较，中国的区域差异是由其地理条件造成的。同印度、巴西等其他大陆国家相比，中国的海岸较短、内陆居多。对依靠水土产粮供给人口的社会形态而言，不成问题。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地理条件带来的区域差异会非常明显。原因不在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而在于沿海地区可耗费的能源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的优势在于较早进行工业化，能得到先进技术，拥有优良海港，海运便利，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等。但日本也有其劣势。其劣势在于其孤悬海外，没有陆路与大陆相同。因此，在同等条件下，日本在从大陆获取资源、人力、市场上，要弱于沿海大陆型国家。中国目前正在铺天盖地的建设高速铁路，90%的城市将会被覆盖，即中国将形成亚洲的高速铁路经济圈，陆路交通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截至2011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已达约十万公里，包括京沪高铁等多条高铁贯通，高铁总里程逾1.3万公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高铁每天开行的动车组就有一千多列，运送旅客约百万人次。仅就中国高铁里程数而言，已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东西方史也是一部竞争史，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文明，西方与其他》一书中认为，1500年，世界十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东方，其中又以北京为首，北京当时的规模相比残破的伦敦10倍有余。伦敦人口至1500年时才达到5万。而当时在北京生活着近70万人。欧洲的起点很低，以鼠疫和战争为特征的欧洲在较短时期突然崛起为一个世界级的势力。400年后，大不列颠王国首都以超过600万人成为全球特大城市，至1900年，大城市又几乎都集中到了西方，伦敦4倍于东京这一亚洲最城都市。
东西方的分流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显现，后来成为现代全球帝国的欧洲10个国家在1500年时，其占地面积为世界领土的1/20，人口为全球的16%，产值所占世界份额略高于1/5。但到1913年，同样这些国家，另加上美国，控制了世界58%的陆地面积，拥有世界57%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4%，这时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惊人鸿沟，这一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转折的原因是什么，有6个最重要的因素：竞争、科学模式的创新、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合作社会、严格的工作道德规范。在尼尔·弗格森看来，这是说世界其他地方无法对抗的实践。这些杀手锏看起来和的手机软件一样简单，但是其背后隐藏着使西方获得巨大优势的复杂密码。
尼尔·弗格森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相继追随日本开始仿效西方的发展模式，主要以纺织品和钢铁为起点，基于此逐步深化价值链。而现在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也有取舍，内部竞争和代议制政府在亚洲的发展中并不突出，而科学、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却尤为重要。在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地区）近期竞争力的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三，中国香港位列11，随后是中国台湾（第13名），韩国（第21名），中国内地（第27名）。这个排名次序与这些国家开始以市场化经济进行复制的时间顺序大致吻合。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9%，而它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即已达到中国内地现今的水平，韩国也在1975年达到这一水平。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统计，新加坡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21%，日本低于美国25%，韩国低于美国36%。因此，中国内地在今后的数十年间也会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最大，发展也最快。短短26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之后的70年才实现了4倍的增长。在某些方面，亚洲时代已经到来。
被誉为“熟悉世界每个角落”的全球国际观察家法理德·扎卡里亚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在扎卡里亚看来，世界经济简直就像一辆昂贵的赛车。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驶能力，可以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驰。在过去的l0年间，无论任何人驾驶这辆车，都能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刺激和兴奋。问题只有一个：事实证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辆车开到哪里。10年来，全球经济的面貌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是一个由125个国家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且这些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体系中来，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发展。这辆车似乎有125个不同的司机，但谁也没有想到需要购买减震器。
在扎卡里亚看来，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过去的“成功”。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世界见证了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每10年就要翻一番，已经由1999年的31万亿美元飙升到2008年的62万亿美元；有“涨潮”必然有“退潮”。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扎卡里亚看来，一个冲撞和冒进的中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如果中国只是渐进地扩大经济关系，只追求提升实力、友谊和势力，行动既平静又温和，由于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时间越往后拖，对中国越有利，必将成为美国最可怕的对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在《霸权之争》一书也认为，中国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面对的最大的战略竞争者。德国和日本“都不拥有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人力、资源或工业基础”，苏联则“为灾难性的低效政策所累”。相比之下，中国的规模、经济成就和威权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强大挑战者。就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低调的政策，它试图在积累实力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展开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