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起始的那一刻直至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史无前例的大变化来临，巨大的危机正静悄悄的临近。
1894年清朝战败的消息传出后，年过八旬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老泪纵横，在报纸上撰文支持日本一定要扩大战争，彻底打败中国，攻占北京，福泽谕吉认为，这日中之战就是文明对野蛮之战，进步对落后的胜利。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舆论界和学术界都基本认同这个观点，附和说，日本人征服中国人是进步淘汰落后的战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失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划出了近代中国人与日本人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担心中国崛起，对其进行狙击，使其支离破碎，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的崛起进程。
甲午之战之后，日本在列强环视的大变局下获得成功，清帝国的战败其影响深远的意义在于日本在数千年来第一次打破了朝鲜半岛的地缘平衡，继而导致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以及其对中国的大举进犯。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清王朝的没落和垮台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真正原因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指出，在十六世纪后，为什么中国失去了它的科技领先地位，为什么原本落后的欧洲后来居上？原因是“中国是如此执著的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因为欧洲是如此吵闹不已打来打去的一盘散沙。”即因为清朝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从而抑制了竞争。
鸦片战争以后，在各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慈禧认为用通商与利润迎合洋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他们，避免战争，这一策略称为“以商制夷”，即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中外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就能避免战争，当欧洲经济对清朝产生依赖，就会支持或顺从于清朝等等。此外，很多国外的商会或商人也会为了获得市场机会也会进行政治游说。还有一种策略是“以民制夷”，即激起民族情绪，老百姓仇视洋人从而进行排外的行动就合乎情理，因此，清朝利用老百姓对洋人的排外心理与忠君爱国思想，希望借力民众的力量排外，收服洋人，这即是义和团运动。但对于清朝来说，也担心百姓会和洋人联手推翻王朝的统治，鼓动排外就更有价值，义和团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向列强十一国宣战，开创了一个国家向世界宣战的先例。这次战争，联军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而驻军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淮军、练军、八旗、绿营各部。此外，配合清军作战的还有大批团练、义和团众。虽然清朝各种军队百万之众，而其中较有战斗力的练军、防军和新军的总数约为36万人。据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事实上，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军队却只有14万人，而其中已在直隶的清军就已达11万人。
因此，“1900年，正如1894至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事实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清朝廷拉着参战官军仓皇西窜的同时，东南各省派系隔岸观火，拥兵自重，并违背清廷的命令，拒与八国联军交战。东南各省并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而装备最精良的清军精锐部队袁世凯部于山东坐视不理，直至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被击垮。深究其原因，士兵不愿为清廷作战为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出现了仅2000人的八国联合军队，未等后续部队到达就敢面对数万清军的围追堵截，从天津租界向中国首都北京攻击，并有许多老百姓充当“带路党”的“咄咄怪事”。而八国联军北京菜市口斩杀清朝高官礼部尚书启秀和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还出现百姓竞相围观局面。
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也装备了优良的武器，据英国公使事后给其政府的报告：“……清军的武器装备质量之佳，弹药数量之足，并不比联军逊色。”而据英国米高·西摩海军中将所收到由意大利军官编制的报告，清军所装备的新型大炮及来福枪，较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枪型更为新式；而克鲁伯大炮较德国人所有的大炮更为新式。所缴获的装备包括数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其他还有各类大炮、速射机关炮等。当时拱卫京师的部队为晚清新式陆军武卫三军。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一触即溃，被八国联军打的一败涂地。
1906年，由于立宪与革命等运动风生水起，已成大趋势，迫使慈禧也要改革，实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并于当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然而，清王朝想以局部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却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改革因触犯一些利益集团最终以失败告终。深得慈禧信任，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曾主导体制改革，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门外，还将原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部撤销，新成立的机构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
这一方案一出，引起清廷官场的大震荡，大臣几乎都表示反对。反对力量的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角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会他们权力大大削弱。并且，袁世凯提出清朝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让他们在上议院充当议员的设想，也使这些清廷权力阶层愤怒异常。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在袁世凯胸前骂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庆亲王奕劻的调和，最后才作罢。由于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一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袁世凯招架不住，向庆亲王奕劻求救。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愤愤而去。
“政改”另一个反对力量来自瞿鸿禨、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与袁世凯有权力冲突，有的对袁世凯大权在握，结党营私愤怒已久，有的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等等。这样，清廷的权力阶层的上上下下，尽管所持想法不同，但基本都反对袁世凯的“政改”，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最终袁世凯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才避开大祸。袁世凯离京后，慈禧命令其余厘定官制的大臣继续制订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十一部的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七席，汉人仅占五席，蒙古一席，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这一政改等于“换汤不换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大清王朝崩溃。
甲午战争之后，研究“支那”、论证侵略合理性的日本文人也没闲着。在甲午战争之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大日本膨胀论》、《支那分割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相继出台，《东洋史》、《支那史》、《支那国民性研究》相继出炉。在日本文人的笔下，日本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运动”。
“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日本学者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日俄战争后，“大东亚主义”提出者之一小寺谦吉对日俄战争这样“解读”，“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当时，俄国以锐不可当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对白种人分割支那、显现其白人统治世界的理想，(日本)决不能坐视不管。”而在《支那论》中，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
“支那人有句俗话，‘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类似的看法还有：“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而从文学角度研究“支那国民性”的安冈秀福，更从中国文学《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找出中国人的负面性格，并以十大章篇幅将中国人定性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缺乏同情，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由此可以看出，甲午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达到了极点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