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以来，地球上几乎每天出现一座大坝，全世界已花费了两万亿美元建造了4.5万座大坝（按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定义，坝高在15米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大型水坝的国家，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开了世界大型水坝之先河。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水坝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各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大坝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优先选择。上世纪70年代，水坝建设达到了顶峰。到了上世纪80年代，水坝建设开始衰退，大家开始反思大坝带来的负面效应。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应该结束大坝时代。
世界知名的阿斯旺大坝的“悲喜”遭遇，即是上述论断的最现实佐证。
阿斯旺大坝曾是世界七大水坝之一，位于埃及，距开罗以南600英里处，大坝气势磅礴，犹如一条巨虹，将尼罗河拦腰截断。坝堤足有40层楼高，全长3830米，最宽处有980米。历经10年，耗费10亿美元，于1970年建成。
阿斯旺大坝被认为是埃及现代化的起点，它的建立一劳永逸地解决尼罗河年年发洪水的困扰，并且水位落差产生的巨大电力也成为尼罗河三角洲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动力。
尼罗河三角洲是尼罗河从发源地到注入地中海形成的扇形冲击平原，尽管尼罗河三角洲面积只占埃及全境的2.5%，但95％以上的人聚居在这里，全国的主要农业区也集中在这里，还拥有非洲最大城市开罗和重要商港亚历山大。因此，洪患曾经是埃及人最忧心的问题。
2000年6月初，在阿斯旺大坝建成30周年前夕，阿斯旺大坝管理局副局长穆罕默德如对世界宣告：“阿斯旺大坝的首要作用是防洪。大坝的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埃及的防洪问题。现在的埃及人已无须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为洪涝灾害而担忧了！”
穆罕默德如没有说出阿斯旺大坝的另一面。在纪录影片《大坝忧患》中，制作者提到了他们的发现：
历史上，尼罗河水每年泛滥携带而下的泥沙无形中为沿岸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肥料，而阿斯旺大坝在拦截河水的同时，也截住了河水携带而来的淤泥，下游的耕地失去了这些天然肥料而变得贫瘠，加之沿尼罗河两岸的土壤因缺少河水的冲刷，盐碱化日益严重，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因而抵消了因修建大坝而增加的农田。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了淤泥的堆积，自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三角洲正在以每年约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如果以这个速度下沉，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的耕地，1000万人口将不得不背井离乡。海岸线遭受海水任意侵蚀，平均每年后退3米，埃及国土在被悄悄吞蚀。
恶化坝与三角洲关系的发现还有：水库淤积造成的新洪灾隐患、血吸虫病流行、物种灭绝等等。
一份早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也阐述了类似观点：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下游河水的含沙量骤减，水中固态悬浮物由1600ppm（百万分之一）降至50ppm，混浊度由每升30至300毫克降为15至40毫克。河水中泥沙量减少，导致了尼罗河下游河床受到侵蚀，大坝建成后的12年中，从阿斯旺到开罗，河床每年平均被侵蚀掉2厘米。河水下游泥沙含量减少，再加上地中海环流把河口沉积的泥沙冲走，导致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岸线不断后退。一位原埃及士兵说，他曾站过岗的灯塔现在已陷入海中，距离目前的海岸竟然有1到2公里之遥。
该篇论文分析个中缘由时认为，河流搬运大量泥沙进入海岸带，以沿岸流的方式加入海滩，河流泥沙量的变化将引起附近海滩泥沙的收支平衡，而当修建水坝等造成泥沙来源减少时，海岸将会发生侵蚀。
三角洲一面下沉一面缩水，曾经大受裨益的尼罗河三角洲对阿斯旺大坝爱恨交加。
埃及人当然也注意到了上述现象，这个国家未费太多周折即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对尼罗河的水质监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保护尼罗河的主河道环境。
不过，根本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利治理。
埃及的思路是转移人口再造一个新埃及。
埃及有关专家一致认为，只有通过兴建新家园、改变人口分布过于集中的现状，才能真正缓解阿斯旺大坝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水资源的利用开发方面要放弃“固守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旧思路，把目光投向尼罗河两边的东西地区，“向沙漠进军”。
目前埃及政府已在着手修建两个大型引水和调水工程：“和平渠工程”和“新河谷工程”，计划将尼罗河水分别引到西奈半岛沙漠地带和西南部沙漠腹地，在那里开辟新的家园。
埃及人艰难地做出了决定：逐步离开他们热爱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不能说和阿斯旺大坝没有关系。
阿斯旺大坝在埃及文明强盛发展的版图上，曾发挥了一己之力，又因自己一手导致的“三角洲重症”从被膜拜的顶端走下神坛。
阿斯旺大坝和尼罗河三角洲错综复杂的关系、命运走向，或许是水坝与三角洲文明的一个典型的样本。
家园缩水的困惑不惟尼罗河三角洲。过去100多年来，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岸带损失的土地是获得的土地的4倍，其主要原因是大坝建成后，河流带入墨西哥湾泥沙的减少，引起了海岸发生侵蚀后退。在我国，由于修建水库和开采河道砂石，造成秦皇岛市附近的海岸入海泥沙补给减少，引起了海滩侵蚀加强，海滩变窄，海滩沙变粗，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位于海岸上的碉堡早已没入海水之中，远离今天海岸线60余米。类似的弊端也出现在肯尼亚的姆韦亚水电站、中国台湾地区的美浓水库等很多地方。
在中国，已有研究者对于上游泥沙积聚和三角洲的生长关系进行更详实的数据研究。
这项研究成果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2009年作出的，研究者彭俊和陈沈良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黄河三角洲。
他们发现，当入海总水沙量比在0.0257 t／m 左右时，河口附近岸线延伸，三角洲造陆面积增加。但近来年入海水沙量的急剧减少，特别是黄河口清8出汊以后，黄河入海年沙量仅为1.62亿t，总水沙量比只有0.0135 t／m ，河口三角洲整体已表现为侵蚀。
该项成果遗憾地宣布，约在1997年，整个黄河三角洲由淤积转变为侵蚀。
研究者并指出，气候变化是入海水沙量年际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入海水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流域内水库或大坝建设对径流的调节和对泥沙的拦蓄，使入海水沙减少，河口三角洲因此延伸减缓或遭受侵蚀，给近岸工程和人类居住空间带来不利的影响。
该项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类似意思，研究者认为，河流入海水沙是河口地貌塑造、岸滩演变和近岸泥沙输移的主要影响因子，也对海岸带环境和河口附近的沉积体系造成深远的影响，河流入海泥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千万美元买来一次全球大吵架
水坝繁荣了三角洲，水坝也侵害了三角洲，怎么办？
对于水坝的态度，几十年来，世界并未达成共识。
绵延至今剑拔弩张的争吵，透露的信息是尚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不为公众所知的是，2000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轰动世界的大坝“斗争”。
这次“斗争”的导火索是花费了近1000万美元、历时两年半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大坝的弊端被史无前例地“曝光”到最高程度。
从报告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与之相关的争论便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它甚至成为了世界水坝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
这份报告名为《水坝与发展——决策框架》，共380页，发布者是世界大坝委员会（以下简称为WCD）。
这个世界组织1998年2月成立，人不多，委员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12名成员，在完成该份报告的任务后即解散。最初的发起者是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和水坝建设的主要货币支持方世界银行，出钱的有50多个单位，包括世界知名能源公司、世界环保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
这个组织包括来自工业界、水坝拥有者、政府和环境团体的代表，按照其官方网站的说法，该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而设立。1998年5月正式启动后，世界水坝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全世界123个大坝进行了分析和审核工作，对巴西、挪威、巴基斯坦、南非、泰国、土耳其、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8个大坝进行了立项研究，并将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以及新成立的中立国家作为研究参考。
2000年11月16日在伦敦举行报告，引起了轰动。报告发布会得到了世界著名政治家、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支持，当天共有400多人出席，包括90余家媒体，同时还有数千人通过世界水坝委员会网站了解会议。在随后近半个月时间里，委员会秘书处的许多委员和成员们环游世界宣传、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
这份报告评估的结论不局限于水坝阻挡泥沙续补三角洲这一问题，WCD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水坝在建成后都能实现预期的效益，其成本也往往远远超过预算，而且还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健康及经济的负担。
在三角洲的永续发展问题上，WCD的看法是人为调节的水流取代自然水流后，使土壤沉积中断，从而导致耕地及牧场的消失。
WCD发现的水坝其他“罪错”还有：所调查的52座灌溉型水坝，有半数以上未能实现预期的耕地灌溉目标。华盛顿州科罗拉多河上大古力坝，其灌溉的土地面积，仅为预期目标的一半；29座供水型水坝，有１/４的水坝所能提供的水源尚不足预期目标的一半。曾为环境保护组织资深科学家、WCD委员德博拉·摩尔（Deborah Moore）说，水电坝中也有一半未能实现预期的发电目标。
水坝的建造往往耗资巨大。WCD调查的水坝中，有三座水坝的造价都在60亿美元以上。这些大型项目的集资渠道非常广泛，包括银行贷款，如世界银行、亚洲、美洲、非洲发展银行，以及私营资本。并且，实际造价往往超出预算。摩尔说：“我们调查的81座水坝中，75%的水坝实际上都超出了预算，平均超出预算值为56%。”
WCD发现水坝造成的涉及面最广的危害还是其对人类生存的不利影响。WCD估计，由于建坝会淹没周围的土地，约有4000万至8000万人口，几乎是每年400万，被迫离开家园重新定居。
从水库区迁移出去的人口丧失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渔业及森林资源。根据WCD的报告，丧失基本生活资源会造成这部分人口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例如20世纪50年代，赞比亚—津巴布韦交界处修建卡里巴大坝，迫使5.7万人迁往一个资源贫乏的地区，使其生存受到威胁。
对于建坝而来的移民问题，中国科学院曾有类似的研究。在分析三峡工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时，中国科学院指出：工程最具破坏的方面是大规模的移民和大片土地被淹没。开工之前，相关单位就圈出了将被淹没的19个县的部分地区。2010年初，《中国日报》最新文章又指出，三峡工程会另外增加30万移民，此前113.8万移民已经动迁。
值得一提的是，百万移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转移至长江三角洲地区，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下三角洲令人忧心忡忡的命运，已经有外国研究者提出将三角洲人口内迁的建议，复杂的气候形势，给决策者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
在WCD研究之外，反坝者提出的大坝“恶行”还有：破坏河流生物多样性、诱发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破坏或淹没自然、文化景观资源和遗产；导致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高发；产生大量沼气和碳氧化物等等。
一篇被61个国家、247个组织使用，名为《大型水利工程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的12个理由》的文章还指出，大坝使得很多国家患上了水利发电依赖症。该文称，有63个国家一半以上的电力都是依赖水利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半球和前苏联国家。这些依靠水利的国家大多已经领教过了干旱，还包括能源短缺和停电，这个问题更被认为会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而加剧。然而，正是在这些国家，大型水利工程还在不断上马。
暴露的问题还在其次，WCD报告最引发争议的是其提到的建坝原则。WCD给水坝开发项目提供了具体的决策原则和实施细则，即赢得公众的认同等建坝的七项战略优先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