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愍皇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
有流星出牵牛，入紫微，光烛地，坠于平阳北，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汉主聪恶之，以问公卿。陈元达以为：“女宠太盛，亡国之征。”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聪后刘氏贤明，聪所为不道，刘氏每规正之。己丑，刘氏卒，谥曰武宣。自是嬖宠竞进，后宫无序矣。
《晋书》多有怪异之事，而涉及胡人建立“谮伪诸朝”时，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晋书·刘聪载记》就有好多。有天降大肉于平阳，有刘后生一蛇一虎，有猪狗戴冠佩绶，衣冠楚楚地在相府（刘聪子刘粲任相国）门前表演三级片，那是相当的三俗。《晋书》完成于唐朝，比《宋书》《齐书》等南朝诸国史都出得晚，《后汉书》也是晚于《三国志》，中国的正史和朝代更迭有时并不同步进行。《晋书》应该是“深思熟虑”的作品，但神怪异闻仍多处出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也对一些怪异之事不加剔除，大概是这些故事有助于批倒批臭这些戎狄蛮夷吧。
晋帝国在立国之初，既没有按照儒家的那一套建立纲常礼教精神文明，也没有按照法家那一套运用“权、术、势”强化统治，所以腐化堕落得很快，失去控制也很快。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改朝换代就会顺理成章地进行，但是环视天下，居然就是没有真命天子。当时所谓的五胡，让他们提出的超越“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针对晋氏的奢侈腐烂，建立一个艰苦朴素的政权，应该可以做到。比如刘汉，既然是发端于俺们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弄个类似陕甘宁边区这样的东西，稍微讲讲政治、讲讲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也就有足够的竞争力了。但是他们腐败得极快，连三代都传不下来。刘渊、石勒虽有人君气象，一来命短，二来后事安排有问题，所以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乎。没有人君临天下，只有宵小祸百姓，老百姓做不了太平犬，进入了连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
刘聪好色，大臣们的女儿他一人全包了；刘聪也好玩，经常晨出暮归，这些对皇帝来说，严格地讲还不能算毛病，反而说明他精力过人和俺们的雄主秦皇汉武有一比。刘聪也喜欢大搞形象工程，兴造宫殿，大臣陈元达切谏，为了防止刘聪把自己一轰了事，他把自己锁在刘聪所住的逍遥园里的一棵树上，这么一闹腾，冒死犯颜的忠臣有了，“虚心纳谏”的明君也有了，逍遥园改名“纳贤园”，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了。闹腾完了，刘聪对陈元达实话实说：“他妈的，卿当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刘聪学着和汉人一样虚伪，他名义上立弟弟刘乂为皇太弟，而实际在培养儿子刘粲。他让刘粲一起和刘曜出征积累声望，后来任命刘粲出任相国，总揽朝政，这样的安排大大激发了大臣们挑拨离间的热情。
刘聪纵情声色，玩弄小权术，让儿子和弟弟内斗，但是对带兵在外的刘曜（陕西一带）、石勒（河北一带）、曹嶷（王弥大将，王弥被石勒杀后，自领余部在山东割据），根本没有办法节制，除了不断地升官加爵，还得特别注明“得专征伐”，也就是他们想打谁打谁，有发动战争的权力。也许刘聪以为这些军头们都应该无条件无限忠于他们父子，还做着一世二世以及万世的美梦。
世无英雄，遂使天下混乱不已。在中国式的治乱循环里，没有强人就没有稳定，久而久之，国人对威权政治就有一种心理依赖，对强人领袖就会匍匐崇拜。领导人一旦温和亲民，屁民们反而觉得他没有官样。哈耶克说极权主义必然会选择恶人上台，这不仅是竞争上台的需要，也是在更大背景下符合民众的期待。
在当代学者的语境里，有新儒家，有新左派，还有新权威主义。顺便说一下，最近有两个人被关押引发了不同人群的愤怒，一位是钓鱼岛的那位渔船船长，一位是写《大迁徙》的谢朝平。喊话声音最响的，前者是民族主义分子，后者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最后大家指望的还是权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