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既设电报分局，郑观应担任总办，郑氏光绪七年受任，即于同年内命胡礼垣译出两种电学专书，一名：《万国电报通例》，一名：《量电浅说》，而胡礼垣实担任上海电报局译员。《盛世危言后编》，卷12，页17—18，光绪七年上李鸿章禀：“窃职道仰蒙委任，经理电局，数月以来，禀报稍稽。前月盛道宣怀来沪，具述钧旨，并前禀承机宜。仰见中堂经国利民，洪纤毕贯，下怀弥益钦懔。现在津沪之线，工作告竣。当以造就材艺，撙节费用为亟。盖经创始各局，不能不悉用洋人。而此项工资甚巨，势难久支。及此选集学徒，认真讲学，庶可渐省洋工。闻天津已设局，教习打报。其测量电气修理机器等事，均宜考究。职道购得泰西《万国电报通例》，测量浅说西文书数种，与盛道商定，由卑局译出，刊送各局。使未习洋文之人，亦可循诵讲解，递相传习。将来局费能省，自易扩充。其招商章程及电报四码新编，当与盛道广访众论，复加参订，俟拟定后，当即禀候宪裁。”
光绪八年由于扩充电线，联贯苏、浙、闽、粤四省，打报、量电、修护专才更需增加，遂于上海又设立电报学堂。委派谢家福任学堂总办，主持校务。而人才不足敷用，又自幼童出洋留美学童中郑观应：，先后征选十六名，分发各电局任用。《李文忠公奏稿》，卷45，页35，“学生宜请添习也：津沪电局管报学生，皆由天津学堂随时拨往。拟请现有学生赶紧教习外，再招谙习英文学生四五十名，一体教习，约于来年年底即可拨局派用。至测量学生，前于出洋学生二十名内挑出八名，交洋总管教习有效，即请再选八名发局教习，以备各分局总管报房之选。”同年镇江电线接至江宁，经南洋大臣左宗棠奏明，于江宁创设“同文电学馆”，招募生徒，教习电学。《洋务运动》，册6，页342—343，光绪八年十二月左宗棠奏。嗣后电线接至广州，广州亦设电报学堂（光绪九年设），接至兰州，兰州亦设电报学堂（光绪十五年）。当知技术之吸收转化，教导传习，最为重要，此即重视知识，亦即科技教育之重大价值，盛氏时代尚能了然，并肯用心，力争上游。不知今之倡议现代化者作何观感？
通报电码之设计：电讯打报，符号创自西人，不过用拉丁字母，或用0至9等简单数字，而表出何种文字，均可自由拼合，设计一套制度，发者收者，据相同底本，即可译成文辞。中国最早以汉字代洋字通报者，为光绪三年丁日昌在台湾通报使用，当时可用于打报者达万余字，实为中文电报前驱。盛宣怀既创津沪电局，首先即须设计电码代字法。就由0至9数字，编成四码一组，代表一个汉字，合若干汉字，即成文句。当日编成《电报四码新编》一书，发交各分局使用。嗣后总理衙门为保持电文机密计，曾多次改进，自编电报密码本，各自成独立密本。先后分发各省督抚、将军、出使大臣、海关道使用。是为中国政府密码本。《海防档》，丁编，《电线》，页334，光绪八年五月初二日，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文称：“据总办津沪等处电报事务各员详称：窃昭华文电报往来，必须翻成号码传寄。查外洋各国章程，通用三码作一字，即算一字之价。若用四码作一字，须算两字之价，职局所刊电报新编，以数目自一号起，至九九九九止，编成四码，又以英国字母二十六字错综变化，编成三码。听凭寄报者自己择用。乃中国官商已经惯用四码，在职局自津至沪所定报价，无论三码四码，均系一律。惟外洋则四码须算两字之价，吃亏甚大。是以寄外洋电报，莫如用字母编成三码，较为省费。查《万国电报通例》，商民不准以不成句之英文字母传递，幸中国商民所寄外洋电报，多用洋文，不致受此加倍之亏。宪台衙门以及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与出使各国大臣往来，系属官报，照万国公例，可用英文字母传递。”又，同前，页1472，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总署致李鸿章文：“查本衙门前刻电报新法，字码颇有遗漏。此次重刻之电报新法，业经酌量增添。兹寄去二十本，请贵大臣查收分给。此项电书，着重在发递官报。应请贵大臣叮嘱分给之人，不可翻刻流传，仍将贵衙门留用若干本及分给之人，开单知照本衙门存案，以便通电，该人员等接到此书，可写电书已（转下页）至于电报局所发行明码电报本：《电报四码新码》，一直有人留意改进。主要因为西方通例，以三码计算一字，并不接受中国四码一字之制，如此折合报价，中国三字为十二码，必须照付西方四字之报价，累计日久，损费甚巨。故先后有洪钧、黄遵楷发明新法，报请总理衙门改用，而多半未被接受。（接上页）到四字。电知本衙门存案，届时即可将以前刻本，废置毋用。除由本衙门分寄各省督抚及各国应用外，相应咨行贵大臣查照也。”又，同前，页1487，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文称：“本衙门前刻电信新法，于光绪十四年改订通行在案。现在重加厘定，较前简便。相应咨行贵督抚、大臣、将军、都统查收应用。书到之日，即写电书已到四字。电知本衙门存案，以便专用新本。将以前刊本废置勿用，此书为发递官报起见，理宜秘密，勿令外间翻刻流传可也。”
①《海防档》，页1470—1471，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南洋大臣曾国荃更引出使俄、德、奥、和国大臣洪钧来咨云：“新二本大臣。准此。查西国电章，向以英、法、德诸国文字为通用之文。如用码数代字，或用西国字母，而不成文义者，皆以密电论，收费加昂。故定例每三码取一字之费，四码至六码，作两字计。七码至九码，作三字计。按此递增，牢不可破。中外往来电报，习用数码代字法。而数非四码不敷周转，以致一字，恒倍其费。常年并计，糜费实多。本大臣到洋后，审悉此情，即思设法变通，力求撙节之计。查《电报新编》中，每字于数码外，兼列泰西字母。译成华音，以三母为一字。原备各省与外洋通电之用。而自来公私电报，罕有用之者。良由爱比西谛等字，次第难分，检查不便。翻寻译写，动须假手象胥，以故良法成书，几同虚设。今夏本大臣与参赞官汪编修筹得一法，添酌变通，较为适用，业已编次成书，饬员缮正。于七月间函送总理衙门察夺排印施行在案。是编之辑，专为节省电费起见，与来咨用意相同。惜外洋无从刊印，一时不及多缮。”
当初中国电局由洋文转换通讯文字，创始以数码代汉字通报，自光绪七年设计起，虽历经改进，而其基本四码一字之法终无改变，应用直迄今兹。凡中文通报，始终仍用四码。此非顽固不改，实无更迅捷简易之法可以代替。
中国地名有长有短，四码代字，实为浪费，因而电局更编制全国地名代号，每一地名，只用三码即足敷用。若塔尔巴哈台一地，即用三码代替。此外则又创制韵目代日。当行用于光绪十四年以后，或出于总理衙门来往电本。发讯之日，即用一韵目。兹按通行韵目代日列表于后：
初一——东、先、董、送、屋
初二——冬、萧、肿、宋、沃
初三——江、肴、讲、绛、觉
初四——支、豪、纸、置、质
初五——微、歌、尾、未、物
初六——鱼、麻、语、御、月
初七——虞、阳、麌、遇、曷
初八——齐、庚、荠、霁、黠
初九——佳、青、蟹、泰、屑
初十——灰、蒸、贿、卦、药
十一——真、尤、轸、队、陌
十二——文、侵、吻、震、锡
十三——元、覃、阮、问、职
十四——寒、盐、旱、愿、缉
十五——删、咸、潸、翰、合
十六——铣、谏、叶
十七——筱、霰、洽
十八——巧、啸
十九——皓、效
二十——哿、号
二一——马、个
二二——养、祃
二三——梗、漾
二四——迥、敬
二五——有、径
二六——寝、宥
二七——感、沁
二八——俭、勘
二九——豏、艳
三十——陷
以上电报韵目代日表，系就常见诗韵韵目编排，容非当年原样，但习见于各书电稿者甚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各集电稿均可见之）。
电报技术之过渡与转化为中国所拥有，当光绪七年创设电局之初已被考虑讨论，郑观应建议派人留学英美。后又嘱告天津、上海两电报学堂总办朱格仁、谢家福留意新器新技术之传授，并嘱派人出洋学习，足以见出前人培育专材之苦心。《盛世危言后编》，卷12，页4，光绪七年致盛宣怀书：“再，《万国电报通例》、《电量浅说》，均巳译就并四码《电报新编》，经付排印。惟电报所需材料皆购自外洋，亟请面禀李傅相，选通西文深于算学者，赴英美肄业。务求所用材料皆能自造，毋为外人掣肘，漏卮可塞。打报之学生，务嘱教习兼教其测量，以期日后不须雇洋匠也。”又，同前，页10，致朱格仁、谢家福书：“中国电线逐日推广，吾弟总理电报学堂事宜，招人学习打报测量，须考究近年所用机器以何样最精。然其打报测量，不过电报中之一端。鄙见必须选普通学生，出洋肄业，各专一门。凡所用水线陆线干湿电磁炮，一切材料，皆要自行制造，不需购自外洋，务使材料价廉，方可轻其成本，成本轻方可减收电费。若所收电费过昂，不独寄电信者少，且为外国人訾议也。”
五、结论
中国近代承受西方冲击，动力根源主要来自工商发展，关键更在于牟取中国财货。自世纪末鸦片渐成重要贸易商品起，中国近代史上之变化，即因应付西人通商而备受困扰与侵损。朝政中枢帝、后、王公大臣之无知无能，与因循敷衍之政风，使中国在适应西方冲击之中，不能因势利导，获取智能利益，反因故步自封，独承众敝，此中国近代衰弱致困之根本。
中国固有通讯工具，官方有制度，民间尽放任，就可靠记载，春秋时代已有驿传，《左传》、《国语》均有述及。嗣后历沿至于清代，代有改进，史不绝书。清代邮传发展至为庞大繁密。中央属兵部，地方为按察使督管，边疆设台站，内地立驿馆，短程用铺递，构成政府上下通信体系。一地设施用费，中央由部库、地方由藩库作为正饷开支，邮传之政，不但经管通讯，并负行旅之责。外国贡使，无不循各个驿道前来北京，一路由官方接待，供给食宿。乾隆五十八年（1893）英国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到华祝寿。来时行海程，返时乾隆帝则命其经运河至杭州再走陆路至广州，然后登船返国。凡论者多凭臆测，乃谓乾隆有意向英使夸示中国地方富裕，故令其走陆路至粤。其实并无深意，不过循西洋（实今南洋）贡使驿程旧贯，可以一路有人接待而已。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电线传音知识输入中国。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1年起，中国朝廷当局即开始承受列强架设电线之要求。主政者屡受此一冲击，竟不知考求利害，权衡优绌，设想改弦易辙，引为中华有用之物，渐次代替驿站之制，但计不出此，乃至因循迁延，延误达二十年之久。真正举步创设，已至光绪七年（1881）。
电报之利，上利军国，下便商民，中国并非没有知者，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建议自办，实具远识。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奏请福州厦门设线，亦为创制先驱。光绪三年（1877）丁日昌正式用本国工匠学生，在台湾架设电报，当为经营电报之前徽。不久而有光绪六年中国津沪电报局之创设。至此始进入全面推广，通行电报之时代，构成自强运动中工业建设之一面。
中国创设电线之艰难，外在竞争本为世界共有之常态，应长在计虑之中，并无特异。本身之困难，缺乏技术与资金，乃落后国家所共有之现象，旨要在以何种思考？何种方法制度？如何取得技术？如何筹措资金？关乎事业成败，实乃千变万化，难于揣度。在此中间，知识智慧最关重要，知识更远在智慧之上。而政府领导人之知识眼光尤关重要，惟中国电报事业之最大困难，不在外而在内，自上至下无知愚昧为其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