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人物中，盛宣怀亦非寻常之辈，乃自强新政的首要推动者。盛氏追随李鸿章，从早期之轮船、电报，以至后期之铁路、银行，均参与或主持企业之开创。所开创实业，有朝旨授命，宗旨严肃正大，系为中国国家开创新局。当时李鸿章之实业政策为“官督商办” ，亦即官为提倡，商人经营。此一政策旨在鼓励商人投资合作，有其时代背景，不可以后世眼光妄议雌黄。我有专文讨论，不再赘言。《“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卷13，1982年印。又，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l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本书系研究”官督商办“观念的先驱著作。
就近代史观之，实业建设乃中国工业化之推动实践，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无论研究自强运动、工商业现代化或近代西式之教育，盛宣怀均为不容忽视的要角，不但有开创之功，而且实绩最多，其历史地位不容一味抹杀。邵循正乃学界领袖，等而下之者，尽可任其著作自然淘汰可也。
本人肯定盛宣怀之地位与贡献，非自今日始，早有论文持此立场。盛宣怀影响如此广阔，必须与其同时代人物比论高下，并评估其一代中之贡献。盛宣怀从光绪二年提出维护中国自主权之主张后，《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469，光绪二年上李鸿章禀云：“伏思彼族唯利是图，今既绝其扩充持久之奢望，又复删其将及十万之浮账，我以巨资买回不急之物，而彼尚怏怏不平。但求一年期内无罅可乘，收回后妥商办法，庶可保我自主之权。”其一生经营实业，即抱此一信念，形诸文字者，不下数十次，而诉诸行动之实例更不胜枚举。凭何理由诬指其卖国，诬指其勾结帝国主义？
光绪十八年（1892）盛宣怀担任天津海关道，为保护中国轮船及民间沙船，规定由其包运米谷。按清朝定制，凡筹赈灾民米粮，视为国家漕米，由指定中国商船包运。盛氏惟恐洋商洋船运米出口，乃致函江海关道聂缉规，不得享受免税优待：弟初三到任，查津关免照已咨发，倘英商难免争执，惟有请贵关函致税司，以江南粮价不平，除专案奉文采办济赈外，出口米麦仍应照章完税。则不装局船之别商，既不能领照，必赴商局分领津照，充平粜商人；而商局奉文自办之米麦，不装洋船，尽装局装（船），洋商断无借口，华商亦无向隅者。弟商之熟悉洋务约章诸君，均以中国自主之权，可以保护中国商人，在此一端。《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82—83。盛宣怀之外交手腕，自承办轮船招商局及电报局以来获得精进，有其一定之基本方法，而运用恰当，甚少让外国在企业交涉和外交谈判上占到便宜。光绪九年盛氏在与英商谈判电报海线后不久，致函李鸿章，说明其外交手法如下：职道与彼族议事，无不先立个主脑到底，与他磋磨，决不朝三暮四。且闽线之事，上游似肯放松；职道因要保全东、北两司合同，是以不避艰难，宁可目前多费唇舌，免得后来愈趋愈进。同上，上册，页217。 盛宣怀经营轮船、电报，督办铁路总公司，以至于谈判商约，其所持一贯立场，是以商对商，避免与外人作外交交涉。易言之，凡与外人交涉，均置于实业经营者层次，而避免达于国家层次，尤其避免列强外交公使之干预。如其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电告刘坤一，提议避免德使向总理衙门要求商谈津镇铁路合同：惟闻德使所议津镇合同，系由总理衙门内之路矿总局代中国国家与德华银行及汇丰共议者，是其属意欲离开商务为日后勒占地步。中国近日情形，交涉已无关拦，商务尚存公例。故遇有华商出面之事，国家尚可推诿斡旋，彼亦碍于公例，未便任情要挟。津镇既撇开公司，宁沪、粤汉正约未定，其势恐将援案效尤，即已定之卢汉，亦虑反覆，从此中国欲托商务公例为躲避之地，亦不可得矣。今英、德两使明言不愿与总公司商办，莫若由路矿总局另立公司，出名与该银行订办。总以销去总署、总局代中国国家字样，但使不能撇开商务，则将来勒占之患可免，各路效尤之患亦可免。《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1l—712。
盛宣怀未尝任外交宫，但其毕生无时不与列国外交人员交涉。最值称道者为晚清谈判商约，可惜尚未施行，而清祚已完。其次则推铁路交涉，盛氏对此最用心力，亦多得到实利之进展。盛氏曾在其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庆亲王禀中如此分析：窃尝统筹利弊：铁路历年久则利厚，枝路多则利广，初创之时能敷开销，未必能敷交息，故总公司与比银行第四款议定，造路时可在存款中提付利息也。越数年，能敷交息，未必能敷还本，故总公司与比银行议定，第十年起分开二十年摊还本款也。逮铁路年久，得利必重，声名必极好，学堂人材辈出，足以自强，不难另借轻利之款，提早还清，悉归华人自行管理。同上，下册，页483。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盛氏再次上书庆亲王，亦曾详述其承办铁路之艰苦历程，从中可见当日做官任事之为难。甚值后世深思：宣怀奉命以来，时深战惧。卢汉原派直、鄂两督合办，鄂帅为主，借比国款，宣怀遂赴武昌，即在督署订立合同。嗣因英、法觊觎粤汉铁路，直、鄂两督虑南端有失路权，（原删：联名）会疏借美国款，乃由驻美伍大臣选招合兴美公司订立原约，美国派人勘路后订立续约。嗣又奉饬与“怡和”订立“沪宁”合同，“道胜”订立“正太”合同，而汴河清道支路，皆缘卢汉而起。凡订一条款，无不内请部示，外商疆吏。自知智识庸愚，断难与外人抵制，然莫不竭力与争，各国使臣时至大部哓舌，此尤引以为愧憾也。在宣怀之愚，所以忍辱含垢不敢遽退者，因卢汉合同十年可先赎还，计自光绪二十四年售票起算，三十四年即可备款收回。原儗并粤汉、沪宁所入之车价一气先还比款，初不料中外局势有变（指庚子拳变），两路之迟成也。《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502。学者不察前人处境，不识其志节心怀，才识能力。逞笔墨之快，议论短长，可惜不切实际太甚。
光绪二十二、三年，国际情势已十分危殆，今人略知其概，但仍不知其严重程度。当时惟盛宣怀先知先觉，处此列强包围之恶劣环境，欲兴办铁路，既无人又无款，且乏技术人才，盛氏自需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盛氏即将当日劣势明白电告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兹引以为据：“西国干路，恒数道并行，非必有碍卢汉，何至因此停办？容谓与德商必受胁制，美商亦为难，欲即中止。执事请改换，岂有术制德耶？来电当轴均不谓然，仍照旧筹办为要。”云。潍县及博山、淄川各县煤矿、银矿，沂属金矿，甚美且富，近铁路处皆可造支路以就矿。闻德将立胶东总督，照香港免税，则烟台关税无矣。大连湾必照办，则天津、营口关税无矣。悉毕（Siberia）路通，恐南洋税亦必减。是（原删：贫弱之机）全局败坏，均肇于胶事矣。岂特铁路一事已哉？言之痛心！鄙见各国窃保护之名，分占边疆海口，渐入腹地。一国起争，数国效尤。牵制之法，不足破其阴谋，通商之利，不足抵其奢欲。处今日而欲散其瓜分之局，惟有照土耳其请各国公同保护，凡天下险要精华之地，皆为各国通商码头，特立铁路矿务衙门，统招中国及各国股分。聘请总铁路司、总矿务司，职分权力，悉如总税务司。似此悉毕路成，英、德不患俄独吞，缅滇路成，俄、法亦不患英独噬。……否则如今日俄之满洲路，法之粤西路，德之山东路，名虽华官合办，实则彼权独操。窃虑各国铁路所到之处，货利属彼，军权亦属彼。路利在人，路害在我。凡创办铁路者，皆吾中国之罪人，转不如拘迂旧习，犹得执民不愿造路之说以拒之矣。《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04—705。
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任事者实已难得，国人复不谅其处境，倾陷排挤。然而官场之中，盛氏亦不免明枪暗箭，有置身荆棘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