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1953）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公认的语言大师。由于复杂的世界观和侨居国外的经历，这位作家在自己的祖国曾经被冷落了几十年，直到去世之后才得以“回归”，而在今天又成为广大读者和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还在上世纪初，高尔基便指出：蒲宁是“贵族出身的最后一位作家”。当然，就蒲宁的自身经历而言，他既无殷实的家产，又无祖先的庇荫，不过是一个读了几年书便辍学谋生的年轻人；在他告别双亲，离开奥廖尔省老家的破落庄园时，“除了脖子上挂的十字架，一无所有”；他走南闯北，当过报社校对员、图书馆管理员、地方自治局统计员，还摆过书摊，全靠发奋自学，才成了作家，在一九〇三和一九〇九年两度获得普希金文学奖，并在一九〇九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但是，就内心世界而言，蒲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最后的贵族”：他始终不忘昔日显赫的家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家族中曾经出过两位文化名人——被卡拉姆辛誉为“俄罗斯的萨福[1]”的女诗人安娜·蒲宁娜（1774—1829）和被普希金奉为老师的俄国浪漫派大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1783—1852）。
然而，在实际上，当时蒲宁目睹的故园却是一片凋敝的景象：他的父亲闲散放荡，沉溺于酗酒和赌博，把家产挥霍殆尽，面对日益贫困的家境一筹莫展。再看看周围，落到破产境地的贵族庄园又何止蒲宁一家。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的几十年里，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无情地冲击着俄国农村，动摇了旧的经济基础，不仅使广大农民陷于赤贫境地，而且使那些一向过着优裕生活的贵族地主也手足无措：一个个“樱桃园”被拍卖、砍伐；许许多多公爵、男爵沦落到社会的“底层”。白云苍狗，万物无常——饱尝世态炎凉的蒲宁从年轻时起便倾向于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与此同时，不能忽视列夫·托尔斯泰对他的强烈影响。蒲宁后来回忆说：“在青年时代，我由于陶醉在对纯洁、健康和善良的生活的憧憬之中……更主要的是由于对托尔斯泰这位艺术家的热爱，我成了一名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2]一八九三年，年轻的作家在波尔塔瓦结识了几名托尔斯泰的弟子。不久，他又在莫斯科登门拜访托尔斯泰本人。蒲宁的父亲在一八五二年俄土战争中曾同托尔斯泰并肩作战，一起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城。当托尔斯泰获悉老战友的儿子在写作时，便对他说：“写吧，要是您喜欢写，那就写吧。不过要记住，这不能作为人生的目的。”“别对生活期望过多，对您来说，现在是再好不过的时候了……”老人还告诫他：想过一种淳朴的劳动生活固然很好，但不必勉强自己，不要把这种生活当作门面……蒲宁觉得，人们往往无意识地受着生物本能的支配，在尘世的琐事中忙忙碌碌，而对以死亡为结局的人生的意义却考虑甚少，只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哲人才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3]他要像托尔斯泰那样勤于思索，并且贯彻在创作之中。
此外，蒲宁又受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思想的熏陶。在上世纪的头十年里，蒲宁曾经周游过世界许多地方：多瑙河畔的中世纪城堡、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斗兽场、庞贝城的遗址、雅典的卫城和苏格拉底墓、埃及的金字塔和萨拉秦王宫、巴勒贝克的太阳神庙、耶路撒冷的圣地、君士坦丁堡的寺院、锡兰的阿纳拉特哈浦拉古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人类古老的文明引起蒲宁的种种遐想：印度的古代圣书、犹太先知的启示、释迦的教诲、古兰经的篇章使他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又深了一层。蒲宁认为：凡是生物皆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但只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才意识到，生命的结局必然是死亡；生存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是向死亡的接近。这种意识本身便带有某种悲剧性，千百年来它使无数人感到困惑和苦恼，也为宗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天堂与地狱，涅槃与轮回，因果与报应……这都是宗教为摆脱生、老、病、死这些现象给人带来的困惑而提供的答案。作为一个作家，蒲宁并没有拘泥于宗教的教义，他的心愿只在于艺术地表现人生的困惑，以及自己对这些困惑的看法。
蒲宁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既是人的出发点，也是人的归宿。人只有接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之中，才能体会到生活的崇高和幸福，才能找到和谐、合理、美好的人生真谛。他知道，“生活不会止步不前——旧的事物渐渐消亡，我们常常会怀着巨大的悲痛同其告别”，但生活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更新才显得美好”。问题在于：随着矿藏的开采、森林的砍伐、工厂烟囱的冒烟、铁路的四通八达……大自然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剥夺。安东诺夫卡苹果的香气正在消失，留下的只是对香气四溢的日子的回忆……那么，不禁要问：今后，树干洁白、枝叶繁茂、袅娜多姿的白桦树是否还会有一席之地？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松林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当人类在越来越膨胀的物欲支配下，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时，他们的精神支柱在哪里？蒲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当时的社会危机的。在我们选译的《在庄园里》、《祭文》、《安东诺夫卡苹果》、《松树》、《新路》等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的轨迹。
蒲宁同时还认识到，一个人活着的时间极为有限，作为个体的生命十分脆弱。只有依靠所有先辈的经验，人才能把自己微薄的才力加以扩展。离开了历史，人会变得十分渺小，因为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延续。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历史和记忆为主题，力图探究人类文明的源头和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在我们选译的《圣山》、《寂静》、《耶利哥的玫瑰》、《革尼撒勒湖》、《众王之王的城市》等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的作品中，正反映出了他对古老文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蒲宁同托尔斯泰一样，批评俄国东正教的官方教会，认为它是沙皇专制政权用来愚弄百姓的工具，所以在作品中不乏揶揄讽刺神父之词。但是，他也同托尔斯泰一样，并不否定基督教道德本身，而把上帝授予摩西的十诫[4]视为人类应该遵守的神圣准则。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蒲宁处在苦闷、彷徨之中，为俄罗斯的前途，为全人类的命运深怀忧虑。在我们选译的中篇小说《乡村》和短篇小说《在异乡》、《噩梦》、《王中王》、《快活的一家子》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看法，即不管是贵族地主，还是接替这些贵族地主而在农村渐渐发迹的新主人——富农都没有什么美妙的前景，而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进城之后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出路。作家不是从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而是从“斯拉夫灵魂”的抽象特征和俄罗斯性格来解释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并为贵族地主和庄稼汉的旧农村“唱挽歌”。他用冷峻的笔调描绘了旧俄农村贫穷、愚昧、落后的真实面貌，同时认为：整个俄罗斯“都是乡村”，对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还远未做好准备。这一认识决定了作家在后来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
蒲宁认为，由于人类忘掉了上帝授予摩西的十诫，一味沉溺于物质享受，忽视了对人生目的的追求，崇拜的是“金牛犊和铁牛犊（即金钱和暴力）”，导致普遍的人性沦丧，精神堕落。这正是产生种种罪孽和祸害的根本原因，而一次大战的劫难则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在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中有力地谴责了西方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贪婪、自私。在小说《圆耳朵》中，他塑造了人群中的一个败类——杀人惯犯的形象，并且由此批判了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西方文明世界。而在小说《轻轻的呼吸》中，作家通过一个花季少女毁灭的故事，对当时俄国世风日下，戕害后代的状况表达了无穷的遗憾。
蒲宁反对暴力，幻想用文化，用精神，用“上帝的准则”来拯救俄罗斯，并把阶级斗争视为全民族的灾难。然而，客观现实同蒲宁的思想追求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当迅速发展的俄国革命形势迫使作家回答“何去何从？”的问题时，他不得不作出最违心的选择：于一九二〇年永远地离开他如此热爱的祖国，这也是当时一大批俄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从个人而言，蒲宁的这一抉择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从总体而言，他流亡国外以及然后得以继续文学创作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许多留在国内的旧俄文化人不久便遭到了厄运，成了大饥荒中的饿殍或是“古拉格”集中营中的死囚。蒲宁自己的大哥叶甫盖尼、二哥尤里和妹妹玛丽亚便是在二三十年代相继遭难致死的。
蒲宁几经周折抵达巴黎，后来又移居到法国南方的格拉斯小镇上。远离祖国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不久前的种种遭遇使他积郁了满腹怨怼。作家在巴黎的俄侨报纸——《复兴报》上发表了他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在莫斯科和敖德萨所写的一组政论性的日记——《该死的日子》。这是一份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年代严酷现实的见证材料，强烈的政治倾向已经压倒了艺术上的要求。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理性女神》通过一位女演员在法国大革命年代的不平常经历，谴责了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极端行为，而在实际上则是把矛头对准了当时苏俄政权反宗教的过激措施。作家悲观失望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夜航途中》，流露出一种否定尘世生活的消极思想。
不过，蒲宁在紧张的精神探索中又渐渐恢复了常态。这位作家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本来便是多方面的。他钦佩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和道德追求，但不赞成后者的宗教禁欲主义说教。他在无数次目睹破坏、灾难、暴力和死亡之后热望为生活寻找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便是由人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这个支点便是拯救世界的“美”。“美拯救世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公式，但蒲宁不知不觉地把它接受了过来，再加以肯定，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蒲宁想告诉人们：人性应趋善，善应该是真实的，美好的，美能够激起爱的激情。爱不是自私的占有，而应该是最崇高的奉献，最充实的人世间的幸福。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创作中越来越注重于爱与死的主题。这类作品能够打动读者，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有着强烈的艺术表现力，而且还在于它包含着某种哲理性，以致出人意料地使作家那种清醒的、“无情”的现实主义风格增添了一重浪漫主义色彩。在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中，护林人的媳妇阿莲卡为了五个卢布委身于人，同米佳相爱的卡嘉则为了当名演员而投入戏剧学校校长的怀抱，米佳因失恋而绝望，终于开枪自杀。蒲宁以此批判了一切为了钱，一切都是买卖，甚至爱情和婚姻也不过是一种交易的社会现实。而在小说《中暑》中，他又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旅途中邂逅相遇，坠入情网，真正地做到不带任何自私动机的“两情相悦”。这种恋情是短暂的，但对人的一生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爱与死的主题不仅在蒲宁的自传性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有了延续，而且在作家的又一部小说集《幽暗的林荫小径》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值得注意的是，《幽暗的林荫小径》一书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二次大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当时，蒲宁困居在格拉斯镇，过着极为艰苦的“自愿流放”的生活：他拒绝去巴黎，同占领军合作，而是一心向往着处于浩劫中的俄罗斯祖国。作家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煎熬，日夜不断伏案写作，终于完成了这一部被誉为“爱情百科全书”的大作。在法西斯侵略势力到处横行的年代里，这种创作成了蒲宁对战争噩梦的一种反抗。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他在战乱期间写出这样一部有关爱情的书，就像当年薄伽丘在黑死病肆虐的日子里创作《十日谈》那样，面对严酷的现实，向往着一个充满真情的世界。
在我们选译的与该书同名的那篇小说中，男主人公面对三十多年前的恋人为自己的背信行为申辩：“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朋友……爱情啊，青春啊——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那是件庸俗的、平凡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通通都会过去的。”可是，女主人公却不同意，她说：“上帝给每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过去，但爱情，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小说《晚间的时候》中，主人公在梦境里回访故地，重温初恋的情景，刻画了当年所爱的姑娘那令人难忘的形象。蒲宁认为，这是小说集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作品。而小说《净罪的礼拜一》则引起许多评论家的瞩目，认为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了汇合东西方两股潮流的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反映出俄罗斯性格中那种东正教徒“受诱惑—堕落—赎罪”的行为模式。
蒲宁是以写诗开始其文学创作活动的。在所谓的俄国文学“白银时代”（1890—1917）派别林立的诗坛上，他以既能继承传统，又能推陈出新的特色而独树一帜。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的风格在许多方面是借助诗歌创作的经验而形成的。这里选译的早期散文作品《隘口》象征着蒲宁进行人生探索的艰苦经历，而名篇《耶利哥的玫瑰》则体现出了作家创作活动的纲领。蒲宁在其生前最后一本小说集中再次收入这篇作品，以此作为他的文学生涯的总结。
蒲宁的优秀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九三三年，瑞典科学院因其“以严谨的艺术才能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而授予这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并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伊凡·蒲宁在俄国文学史上已为自己确立了重要的地位。而且，长期以来，他无疑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他继承了十九世纪文学辉煌时期的光荣传统，开辟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蒲宁力求语言丰富、完美，而独到的精确观察是其描写现实生活的基础。他以最严谨的艺术创作态度抵御了单纯追求华丽辞藻的诱惑；尽管他生来是个抒情诗人，但从不粉饰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实地予以反映。他的语言朴实而富有韵味，正如他的同胞所说，此种韵味使其语言犹如醇酒一般，即便在译文里也会透出醉人的芳香。这种能力来自他的卓越的、出神入化的才华，并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世界名著的特点。”
确实，我们在阅读蒲宁的作品时，不能不为其塑造人物形象之生动、描写自然景色之细腻、表现心理过程之深刻而叹为观止。
冯玉律
二〇〇三年五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