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加里森既没有朋友的支持，也得不到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势力的帮助，于是，他长年累月地在那个城市孤军奋战。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在一间狭小的阁楼上开始了《解放者》的创办。看一看这个饥寒交迫、“毫无机会”的年轻人在第一期报纸上的铮铮宣言吧：“我将像真理一样严厉无情，像正义一样不屈不挠。我的情感发自肺腑。我既不会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也不会为自己寻找托词；我将坚守阵地，不退却半步：我相信，终有一天世界将听到我的声音并理解我。”噢，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年轻人啊！他孤军作战，凭着个人的努力与那个时代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战。
南卡罗来纳州的霍恩·海恩给波士顿市市长奥蒂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解放者》，并要求他核查一下出版者的名字。奥蒂斯回信说，他发现是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在一个光线昏暗的洞里印刷了这份不起眼的报纸，他唯一的助手是一个黑人男孩，支持他的是一些有着各种各样肤色的人，他们全都是无名小卒，不足挂虑”。
但是，这个贫困的年轻人，这个吃饭、睡觉和印刷都在那个“光线黑暗的洞里”的年轻人，却用他的努力、思想和文字，使得整个世界都开始思考。
但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危险分子必须被镇压！南卡罗来纳州的警戒机构悬赏1500美元，要求对所有被发现传播《解放者》的人予以逮捕和定罪。有一两个州的行政长官也悬赏捉拿编辑者。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明文告示对捉拿加里森的人给予5000美元的巨额赏金。加里森和他的助手到处受到人们的攻击和指责，几乎没有人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呐喊助威。
一个名叫洛弗乔尔的牧师因为支持加里森的事业，在保护加里森的印刷机时被一群暴民所杀。而在被称为“美国自由传统的摇篮”的马萨诸塞州，所有的实业巨头、权威人物和文化名流都聚集到了一起，愤怒地要求严惩这位“废奴主义者”。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温德尔·菲利普斯的大有前途的年轻律师，要求走上高高的讲台发言，他发表了这样一篇在法纳尔厅闻所未闻的演说。
“当我听说绅士们都确定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把在奥尔顿杀害了洛弗乔尔的凶手的名字与奥蒂斯、汉考克以及亚当斯这些熠熠闪烁的名字相提并论时，”温德尔·菲利普斯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挂在墙上的肖像，“我想这些画上原本紧闭的嘴唇一定会发出愤怒的声音，谴责那些胆小懦弱的美国人，谴责那些对死者进行造谣诽谤的无耻小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到处都洒满了清教徒和先驱者的鲜血，根据那个逝去的灵魂的所作所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每一片青翠的树叶，每一片沙滩，每一小片耕地，每一只鸣叫的昆虫，甚至就连树木中流淌的树汁，也将满载对他的记忆。”
整个国家都为那些火热的心灵所激动，所振奋。
在北方的先驱者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之间，一直存在着漫长而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两种势力的对立也是那么的明显，随着内战的爆发，这种冲突也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在战争结束之后，历经三十五年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加里森以国家贵宾的身份，受到了林肯总统的接见。他看到了星条旗重新在萨姆特要塞上迎风招展。一位被解放了的奴隶向他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而这个奴隶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如今再也不是奴隶的姑娘，把一个美丽的花冠戴在了加里森的头上，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无限感激。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点燃了火炬照亮了其他人的心灵，并且这火炬代代相传，直到最后亮彻人心。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被压迫着的又一位忠实正直的好朋友——刚好在伦敦逝世了。
科布登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九个嗷嗷待哺、一贫如洗的孩子。科布登在孩提时代就为一个邻居放羊，以此来自谋生计。一直到他十岁那年，他都没有机会来接受学校教育。后来，他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小男孩备受虐待，每天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要经过漫长的三个月才能给家里写一封信。十五岁时，他到了伦敦，在叔叔的店铺里做小职员。在这期间，靠着起早贪黑，他挤出了时间，争分夺秒地自学了法语。很快，他坐着一辆马车以商业人士的身份开始到各地工作。
科布登拜访了约翰·布莱特，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帮助，联手反对残酷的《谷物法》。因为他认为，这部不正义的法律是劫贫济富的，其作用就是把面包从穷人的口中夺走，并把它喂到富人的嘴里。但他发现布莱特先生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因为他的妻子刚刚离开人世。“在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跟您遭受了同样的不幸，”理查德·科布登劝说道，“有多少妻子、母亲和活泼可爱的孩子因为饥饿而濒临死亡。现在，在最初的巨大哀痛过去之后，请您擦干自己的泪水，跟我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永不妥协，永不松懈，直到《谷物法》被废止为止。”
科布登看到穷人那可怜巴巴的面包被迫在海关接受检查并被课以重税，而这些税收全部被富裕的大地主和农场主所占有，他再也难以忍受，他感到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浑身都充满了战斗的力量，怒不可遏地要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发起攻击。“这并不单纯是某一部分人的问题，”科布登说道，“社会各界都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抵抗。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衣食生存的问题——是涉及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人民与工人阶层同少数贵族之间关系的问题。”
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反谷物法同盟”，这一同盟的行动得到了爱尔兰饥民的大力拥护——正是饥饿本身冲破了原有法律规定的层层壁垒，并击败了顽固势力。1846年英国的《谷物法》被宣布废除。布莱特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英国所有的贫苦人可以吃上更大、更好、更便宜的面包，这要归功于理查德·科布登的努力和贡献。”
约翰·布莱特本人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工人的儿子，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高等教育的大门对穷人是紧闭着的。但是，当看到英国和爱尔兰无数的饥民在《谷物法》的压榨下不得不忍饥挨饿、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时，这个贵格会教徒那坚毅而高贵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中奔涌着对穷苦人无比深切的同情。
在爱尔兰发生的可怕的大饥荒中，有两百万爱尔兰人在一年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目睹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约翰·布莱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战斗，他的名字比英格兰任何社会名流和政治精英的名字都更有影响力。在他那不可辩驳的言辞、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坚忍不拔的品格面前，所有的贵族都为之战栗。或许除了科布登之外，与他相比，没有人在为劳动者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便宜的面包和更多的工资方面作出过更大的努力。
在伦敦一个破败不堪的马房里，住着一个名叫迈克尔·法拉第的穷孩子。他每日里背着一大捆报纸到街上叫卖，以一便士一份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路上的行人，以此来维持生计。他还曾在装订商和图书出版商那里当过七年的学徒。有一次，在装订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时，他的眼睛无意间看到了一篇介绍电的文章，这篇文章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直到他一口气读完为止。他找到了一个玻璃药水瓶、一个旧的平底锅，再加上几样简单的工具，就开始做起了实验。
一位顾客被这个小男孩的求知欲深深地感动了，他把法拉第带去听著名化学家汉弗雷·戴维先生的精彩讲座。迈克尔·法拉第鼓足了勇气，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作的讲座笔记送给戴维先生本人审阅。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正在迈克尔即将上床休息时，汉弗雷·戴维先生的马车停在了他那简陋的住处前，一位仆人下了车并递给他一封亲笔书写的邀请信——汉弗雷·戴维先生请法拉第在第二天早上去拜访他。迈克尔读着信上的内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次日早上，他如约拜访了汉弗雷·戴维先生，戴维先生想请他做一些清洗实验仪器和搬运设备的工作。戴维先生在用一些危险的爆炸性试剂做实验时，脸上戴了一副用玻璃制作的安全面具，而法拉第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那充满了求知欲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这位大科学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学习，法拉第自己也做起了实验。很快，因为法拉第超凡脱俗的悟性和突飞猛进的成绩，许多一流的科学研究人员邀请这位当初没有任何“机会”的穷孩子为他们做讲座。这个自强不息的男孩终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上了科学的巅峰。
由于其卓越的成就，迈克尔·法拉第被任命为伍尔韦奇皇家学院的教授，成为了他所在时代科学园地中最瑰丽的一棵奇葩。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对法拉第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实验哲学家。”法拉第的导师汉弗雷·戴维先生更是以他为荣，当被问及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时，戴维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发现就是迈克尔·法拉第。”
“前人能做到的我照样也能做到，”在常人眼里没有机会的男孩迪斯累利这样说，他后来成为了英国首相，“我不是一个奴隶，我也不是一个俘虏，凭着我的精力，我可以战胜和跨越一切障碍。”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子孙，迪斯累利的血管里流淌着犹太人顽强不屈的血液。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和他作对，他却牢牢地记住了那些不朽名字的光辉业绩：约瑟，他在四千多年前是埃及的最高主宰；丹尼尔，他在基督诞生前的五世纪是世界上最伟大帝国的元首。少年壮志犹如燎原之火，梦想成为一种激情，深深扎根于迪斯累利的现实生活之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抗争，迪斯累利从社会的最底层跨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接着又雄心勃勃地跻身于上流社会，直到最终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成为身居庙堂之上的主宰者。
当然，在他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遍布荆棘和坎坷，世人的指责、白眼、蔑视、嘲讽以及众议院里的嘘声，他都一一领教了。然而，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面对所有的挑战，他只是冷静地回答：“总有一天你们会认识到我的价值，这样的一刻终会到来。”是的，这样的一刻真的到来了，这位世人眼里根本没有机会的人，终于出人头地了。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主宰了英国政治的沉浮。
亨利·克莱的母亲是一个寡妇，除了他之外，家里还有六个兄弟姐妹。由于家境贫寒，克莱无法到较好的学校去读书，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乡下小学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到的只是一些最简单枯燥的拼写知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相反，他利用了所有课余的时间，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学。
这样，多年以后，他最终成为了自学成才的佼佼者，自力成功的典范。当年那个在畜棚里练习演说，只有一头奶牛和一匹马作为听众的男孩，如今已变成了美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政治家之一，成千上万的听众一边听着他的演说，一边给予如雷的掌声和喝彩。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普勒的故事吧。终其一生，他都在不停地与挫折作斗争。由于当局的命令，他的著作在公共场所被焚烧，他的图书馆被耶稣会人士查封，他本人则为公众舆论所谴责。在整整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地终日伏案，进行着紧张的思索和运算。他最终得出了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行定律。这个没有什么机会的男孩最终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
“当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黑人时，”亚历山大·杜马这样说，“我就下决心要像白人一样生活，并迫使那些人不是看重我的肤色，而是我的格调和内涵。”
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吧，当出身贫寒、名不见经传的赫歇耳把有关天王星运行轨道、运行速率以及土星的运行状况的发现写成报告，并递交给英国皇家协会时，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引起了多么大的震撼啊！赫歇耳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幸运之神垂青的人。为了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不得不到街头演奏双簧管，然而，他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同时代那些设备最为精良的天文学家都没有发现的科学事实。据说，为了能够得到一块理想的反射镜，他最多一次竟然磨碎了两百多块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