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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十二岁到十五岁的生活

红白条布面笔记本,红蓝大理石花纹硬皮封面(大约6.5英寸×7.5英寸)。第一页上写着:“给爱·凯,你的玛·赫”。其中四十二页用红墨水书写,八页用铅笔书写,字迹颜色很淡。边缘部分已经弄得很脏,一到四页被撕破,不过内文没有缺损。

叙述凯利一家搬到格瑞塔区的情形。詹姆斯叔叔来访。非常详细地描绘詹姆斯叔叔因纵火被捕和在秋季巡回法庭被审判的情形。简略叙述内德·凯利和詹姆·凯利给艾伦·凯利家姐妹们干活儿的经历。满怀激情地讲述凯利太太如何选中“十一里湾”那块土地。毫不夸张地描述安妮·凯利的成长以及凯利太太的追求者各式各样的嘴脸。

你的饱受磨难的祖父就这样长眠于埃维内尔肥沃的土壤之下。你祖母对《达菲土地法》又一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没有人能够再阻拦她。我们都知道,奎恩家在金河岸边格棱莫瑞买了一千英亩土地。我们也想有地,就连丹也想有地种,尽管父亲的死最让他伤心。

安葬父亲之后,炎热的夏天的夜晚,母亲常常把我们聚拢到她身边。现在,她不再讲狄德瑞尔、梅布迪、库丘林的故事,而是讲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她说,我们将找到一条从山间奔涌而来的大河,河边是辽阔的平原,那里的土地十分肥沃,用不着精耕细作,双手插到泥土之中,就闻得到一股泥香。我们将和姨妈舅舅们再次成为邻居,一起驯马,驯好之后再卖出去,还要种玉米、小麦,把牛养得个个膘肥体壮,油光水滑。脚下的土地将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在这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谁也管不着。

我们没有谈论父亲,心里都清楚,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对先父的亵渎。他的灵魂已经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无时无刻不和我们在一起。我打结、剥兔子皮、骑马的时候,都觉得他正瞪着一双小眼睛,看我做的是否正确。

从埃维内尔到凯特姨妈和简姨妈的农场有六十英里。我们借了一辆大车,几个小弟弟小妹妹坐在车上。车上还装着锅碗瓢盆、毯子、斧子、锄、两麻袋种子。母亲坐在前面赶车,怀里抱着小格雷斯。

我们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照看那几头母牛和狗。猪跑了之后,把它捉回来也是我们的活儿。不过,一想到要去一座农场,便对能否找回这几口猪不太在意了。毫无疑问,母亲也是这么想的。终于到达格瑞塔镇之后,我们才知道,几个姨夫都被关进了监狱,姨妈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一家无照经营的旅馆。“淘金热”的时候,这家旅馆简直像座宫殿,现在却像一条破旧的大船搁浅在棕黄色的平原,任凭风吹雨打。可是在我眼里,它仍然是个豪华、奢侈的所在。

旅馆有十三个卧室,宽阔的走廊。这种体面和排场我以前只在谢尔顿家见过。表兄弟汤姆、杰克、小杰克和妹妹凯特高兴地嬉戏打闹,沿着楼梯跑上跑下。

如果母亲有点失望,她也从来不表现出来。她总是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唱歌,和她的父亲、兄弟骑着马四处转悠,商量该买哪块地。几个姨妈一定一直很穷,可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她们那阵儿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们能吃上鸭子、鸡蛋、肥羊肉炖土豆。凯特姨妈四英尺十英寸高,瘦得像根生牛皮鞭子。她把土豆和一大块奶油和在一起,捣成泥,做出一种父亲叫土豆泥、奎恩家叫奶油土豆的食物。她还有个菜园,她把土壤改良得非常肥沃,无论种什么都硕果累累。我们拔起洋葱,惊讶地发现,离地面只有十二英寸,便是未曾改造的土地。那里卵石成堆,很难想象能种出什么东西。

我来格瑞塔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现一匹没有打烙印的马。驯这匹马的时候,吉米·奎恩帮了我很大的忙。吉米虽然没有像老本·戈尔德那样,被警察在手上烫个T字[19],但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贼。格瑞塔人都说,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鉴定牲口的专家。谁都无法用一匹有毛病的马或者一头不健壮的牛骗过他。有的人为了卖个好价钱,在牛角上大做文章,他们用锉刀锉,烙铁烙,但是再聪明的把戏也瞒不过他那双眼睛。

吉米因为被无数次关进监狱,已经处于半疯的状态。他满嘴脏话,三句话不对头就动拳头。可是他对我非常耐心,非常和善。我对他说,我离开学校就是为了当个好农民。他没有嘲笑我。他说,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完全可以成为买卖马匹的好手。他帮助我驯了好几匹没打过烙印的马。这样一来,过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不大的驯马场,并且认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的马我卖了出去,换回的钱都给了母亲,帮她买地。后来我还养了几只羊,它们一直繁殖到十八只。

年纪大的人到纳瓦拉牧场剪羊毛的时候,我和弟弟詹姆也在家里干这活计。我用剪刀剪,詹姆手拿焦油锅站在旁边,有弄破的地方,就赶快用焦油抹一下。所以,你瞧,我已经成了一个认真做事的男孩儿。由于我的错误,我们永远失去了父亲,现在我已经代替他,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正在那家老旅馆的游廊里坐着。丹面色苍白,从牧场那边跑来。他才六岁,说不清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拉着我的袖子向他来的方向跑。

“怎么了?”

我向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张望着。母亲为圣布丽吉德[20]扯的一块红布挂在大街对面的金合欢树上,哗啦啦地飘拂着。

“是蛇?”

远处是瓦贝山脉,我们脚下的原野却十分平坦,绿草如茵,没过脚踝。我低下头找蛇。

“他在那儿!”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边儿!”

又走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黑影在桉树的树阴下晃动。起初,我以为是人,可是定睛细看,那个黑影走路时既无拘无束又小心谨慎。他骄傲地仰起脑袋,两条僵硬的胳膊从腰间伸出。我看了不由得心惊肉跳,连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是他!

我握着丹的手慢慢地向前走着。这当儿,心里一直纳闷,父亲的鬼魂为什么跑到这儿了?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们吗?走近之后,我看见他受到可怕的伤害,地狱之火融化了他——溜肩膀,罗圈腿,连鼻尖儿也向下耷拉着。走到离他一臂之遥时,我才看清:把他置于死地的浮肿已经消失,但是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悲凉,只有一双蓝眼睛充满生命的活力。爸爸现在成了一个“幽默家”。

“你是内德。”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熟悉。

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你是丹?”

丹握着我的手,不敢答话。

“啊,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叔叔詹姆斯。我又热,又渴。我的马现在在比屈沃思牲畜栏。”

父亲那双眼睛似乎总不能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他已经把那些可怕的秘密带进坟墓。这个人却没什么秘密。我把他领进厨房,他毫不掩饰对母亲的“手足之情”,吻了吻在场的女人,抱了抱所有的孩子——除了丹。他还躲在门廊后面,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蒂尼·凯特·劳埃德提来一壶水,母亲给他沏了一杯茶。喝完之后,詹姆斯叔叔还觉得不解渴,寻思喝一杯朗姆酒也许能起点作用。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对什么都好奇,喜欢嗅嗅马脖子,嗅嗅小孩的头发,还爱揉碎黄杨的叶子,把红鼻头凑过去没完没了地闻。

我的父亲用坚硬的桉树桩打篱笆时,搞得非常结实,中间拉上八根绷紧的铁丝,篱笆桩纹丝不动。可是没用一天我们就看出,詹姆斯叔叔干不了这些活计。打篱笆时,要么坑挖得太浅,要么挖在沙土地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都歪歪扭扭。胳膊,肩膀,眉毛,都弯弯曲曲。他对侄儿、侄女的态度和蔼可亲。丹最喜欢这个叔叔,对他言听计从。他一肚子故事,丹听了以后又讲给我听:吉姆[21]叔叔能闻出哪儿有黄金,吉姆叔叔知道哪儿有矿脉,吉姆叔叔知道丛林里藏着一群没有打烙印的纯种马。

从打爸爸去世,丹脸上就一直挂着深受伤害、忿忿不平的表情——此刻,我给你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我脑海中他脸上依然这样一副表情。可是,见到詹姆斯叔叔,他又一次变成帮我往埃维内尔送奶油的那个可爱的小弟弟。

詹姆斯叔叔像一匹马,总也吃不饱。几个女人心甘情愿地供养着他。第一天早晨,他宣布他太累了,没法儿出去干活儿。第二天,他拿着一把斧子,提着一袋子干粮,到丛林里劈篱笆桩去了,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这天晚上,姐妹几个特别髙兴。她们给他的杯子里倒满酒,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把酒杯斟满。然后,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到星期日,他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母亲追得房前屋后地乱跑。没人挤奶,几头奶牛急得哞哞直叫。我只好亲自动手,为它们“排忧解难”。玛吉去照料猪和鸡,一边干活儿,一边抱怨屋子里传来的笑声简直吵翻了天。后来,我洗手的时候,听见母亲咯咯咯地笑着跑回她的房间,这时,已是黄昏。

母亲随手反锁了房门,詹姆斯叔叔一点儿也不生气。他从厨房拿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外给她唱起歌来。

我是杰克·斯特罗,

这样的男人你从来没见过。

穿过岩石,

穿过小河,

穿过绕线筒,

穿过古老的纺车,

穿过一袋子胡椒,

穿过沉重的石磨,

穿过绵羊的小腿骨,

穿过奶牛的牛角尖。

哦,这样的男人你从来没有见过!

起初,我没听出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可是几位姨妈在厨房里嘻嘻哈哈地大加评论。我渐渐明白,原来詹姆斯叔叔和奥尼尔警官以及那些半夜三更敲母亲门的家伙都是一样的货色。

我是杰克·斯特罗,

手握硬棒准备干活。

一夜生下十四个小孩,

个个健康活泼。

我因此开始恨他。那时候我十三岁,脑袋还不到詹姆斯叔叔的溜肩膀高。我知道,和他一对一地干仗,肯定打不过他。我便对他说,如果他跟我到厨房,我就给他倒一大杯威士忌酒。但是他欲火中烧,就像正在打架的狗,对他说什么也充耳不闻。

“快把你那根肮脏的硬棒子拿开!”母亲叫骂着。

詹姆斯叔叔咧开嘴嘻嘻嘻地笑,胡子朝两边扎煞着。“我的棒子又粗又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拉起叔叔就朝厨房走。“是奎恩外公的威士忌。”

他一定已经喝了一夸脱[22]酒。他伸出长满小斑点的胳膊,一把把我推得撞在墙上。

“我要把这根棒子戳进你的小火炉里。”

我不允许他再对母亲说这种污言秽语,便猛地扑过去,两只手抓住他的胡子,像爸爸打烙印时把小牛犊按到地上一样,把全身的重量压到他毛乎乎的脑袋上,想把他从那把椅子上拖下来。

“你这个笨蛋!”他叫喊着,朝我的脑袋狠打一拳。我一下子倒在地上,眼前直冒金花。

母亲猛地打开房门。“你这个杂种,别碰他!”

“吁——艾伦!吁——”他想抓她的胳膊。母亲不费吹灰之力便把他甩开了。“我不是马。”她说。

我从后面冲过去,朝他的腰部猛打。他一拳把我打开,硬把母亲拖回卧室,想把她按在床上。

“对,你不是马。你是头‘贞牛’。”

我知道,母亲也知道,他说的“贞牛”是指不肯和公牛交配的母牛。母亲像一架飞速旋转的风车,猛地扑过去,抓他那张脸,撕扯他的胸。我袭击他的下身。他还不肯就范,我便朝他的睾丸猛打一拳。他不是我们俩的对手,倒在地上之后又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跑进厨房。

后来,我看见叔叔坐在前面的游廊。暮色渐浓,姨妈们都要喝上一点威士忌。天还没有大黑,噪钟鹊[23]还在令人倍感凄凉的昏暗中鸣啭。夜色笼罩牧场,大家都回屋吃晚饭。詹姆斯叔叔不肯和我们一起用餐,结果弄得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母亲看见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丹叫他回来吃点儿布丁。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丹也没回来。我走到游廊,看见小弟弟握着叔叔那双打满老茧的手。他们俩都满脸怨恨,谁也不和我说话。

我梦见自己下了地狱,热得要命,呛得难受,醒来之后,还心有余悸。屋子里都是烟,弟弟丹不见了。我推开门,跑到游廊,除了烟雾,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丹跑了过来。他吓得丢了魂似的,一边咳嗽,一边喊母亲。我告诉他不要大喊大叫,要不然会死的。我把詹姆摇醒了。

几个姐妹都在旁边那个屋子里睡觉。我一手拉着丹,一手拖着小凯特,大声叫喊着,让她们赶快逃命。安妮用不着再喊第二声,便像一只白母鸡,穿着睡衣冲进走廊。玛吉只穿着一条灯笼裤。她想抱丹,可是丹不愿意离开我,尽管瘦骨嶙峋的胸脯因为咳嗽,不停地震颤着。我们又一次冲进地狱般的走廊。这时候几个表兄弟也跑了过来,他们说,房子后面已经起火。我们在母亲那个房间追上安妮。门锁着,得用斧子砸开。谢天谢地,就在这时母亲走出房间。她想把格雷斯交给我,自己回去拿那个铁盒子。我不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想必无非是针头线脑、尺子剪刀之类的东西。我让她赶快把孩子领走,我去抢救她的“财宝”。我找了一会儿才找到那个铁盒子。这时,走廊里浓烟滚滚,热浪扑面而来,我只好退到另外一个房间。记得那个房间有一扇可以上下推拉的小窗户。我使劲推开它,好不容易才挤了出去。那天夜里,夜色很美,月光皎洁,夏日的牧场就像下了一场雪。

我去找母亲,结果发现了詹姆斯叔叔。他正睡眼惺忪,直瞪瞪地看着洗衣房那堵熊熊燃烧的墙。他跌跌撞撞,全然不管四周腾空而起的火苗。我想把他拉开,可是他的眼睛映着火光,他当胸给我一拳,使劲把我推开。我打了几个趔趄,看见他把瓶子里的东西浇到火里。虽然亲眼看见火苗腾地蹿起,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煤油。叔叔正在烧这幢房子,而且并不在乎被别人看见。他又向黑暗中冲去,回来的时候抱着松树枝,扔进熊熊燃烧的洗衣房。

我来不及考虑他是否会伤害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想把他推倒。他醉得一塌糊涂,像一头熟睡的牛,晃了两下便倒在地上。他恶狠狠地骂着我,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黑暗走去,回来的时候拿着更多的煤油。我急了,随手拿起一根铅管,在头顶舞着向他冲过去。这个老纵火犯只好落荒而逃。

窗户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哔啵作响。我拣起铁盒去追他。这时,整个一堵西墙已在烈火中化为乌有,叔叔也没了踪影。我打开牲口棚的大门,可是为时已晚,公鸡、母鸡躺在地上死了一大片,几头奶牛从我身边跑过,火光在它们的大眼睛里跳荡。

我终于找到母亲。她在大路上站着,孩子们都在她身边,平安无事。我把铁盒交给她。那个名叫希哈恩的警察骑着马来到现场,警服套在睡衣外面,看得一清二楚。

“出什么事了?”

这是废话,谁都看得见房顶正在坍塌。警察歪着脑袋看站在路边的那个陌生人,他两条长满小斑点的胳膊抱着吓坏了的弟弟丹。

“他是谁?”

“他是詹姆斯·凯利,”母亲说,“就是他烧了我们这幢房子。”

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就像被风吹散的灰烬,各奔东西。母亲带着几个小弟弟小妹妹到二十英里外的瓦加拉塔镇,希望找点活儿干。我和詹姆留在农庄给姨妈们干活儿。

几个姨夫被关进监狱之前,已经买下十五里湾的地。现在他们的妻子别无选择,只好马上搬到那儿平整土地,围栅栏,干所有那些极其繁重的活计。这便是贫穷的开拓者和农民的命运。杰克·奎恩和吉米·奎恩帮助他们的姐姐重新支撑起这个家。正是他们盖起那几间棚屋,我们才有了睡觉的地方。傍晚,边喝掺水烈酒,边聊天儿的时候,他们都很和善。可是平日里,两个舅舅都非常严厉,尤其不允许任何懒惰存在于这个贫穷的“王国”。我的弟弟詹姆才九岁,每天从格瑞塔学校放学回家后要做许多家庭作业,可是还得劈柴,喂猪,做数不清的家务。我们俩只能压低嗓门儿悄悄地咒骂,当初就是到东北部地区作牛作马像奴隶一样干活也比来这儿强!我们那么傻,以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就能从早到晚自由自在地溜达,就能遥望美丽的鹦鹉飞过天边的晚霞。自从离开埃维内尔,我们一直盼望很快就能拥有像黑缎子似的牛、圆臀长颈的纯种马,我一直想象着它们宛如画上的骏马,驰骋在自己的土地上,四蹄生风,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两位姨妈对我们也不怎么友好,总是说,母亲很快就会赚到钱,可过后她们又承认,她在瓦加拉塔不过是给人家洗衣服罢了。因此,我们的希望很快化为了泡影。

哦,我恨透了詹姆斯·凯利!是他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躺在粗麻布做的吊床上,弟弟的臭脚丫就在我脸前。我们俩想象出各式各样可怕的酷刑惩罚叔叔。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用鞭子揍他,让奔驰的骏马拖他。小哥俩只有这样恶狠狠地诅咒,才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我的女儿,长大之后,你会一天天地盼望圣诞节的到来。那时候你便会理解,我和詹姆是怀着怎样急切的心情盼望秋天巡回法庭的审判。这次审判将决定詹姆斯·凯利的命运。

巡回法庭的审判在比屈沃思举行。南边和东边有远比比屈沃思更繁华的城镇,但是没有人能到那儿去打官司。因为法律在这个小镇就有足够的威严,它所发表的高尚的意见就是最后的裁决,不可能有更高的机构加以评判。毫无疑问,这座小镇攫取了矿工和穷苦农民的血汗。那几幢石头建造的堂而皇之的楼房享有生死予夺的大权。它可以让你破产,也可以把你送上绞架。这里有一个法庭,一座监狱,一家医院,四个银行,两个酿酒厂,十五家旅馆。

我在这里和母亲团聚了。她从瓦加拉塔驿站的大马车上走下来,头戴漂亮的帽子,身穿蓝得耀眼的丝绸长裙,裙子后面的撑架鼓得很高。我非常惊讶地看到,她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你长高了,裤子显得那么短,”她说。

我不明白,她靠给人家洗衣服怎么能赚这么多钱,但我知道,最好别直接问她。总之,我们匆匆忙忙向法庭走去。走进那座阴森森的建筑物,我觉得仿佛走进一座教堂。我摘下帽子,低着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法官。法警让大家起立,我们都规规矩矩地站起来。法官走上审判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凶恶的敌人。他头戴假发,身穿红色长袍,在我看来更像红衣主教。他皮肤白晳、细腻,就像四周垫着棉花、羊毛,从外国运来的一个价格昂贵的古董。

雷德蒙德·巴里法官双目微闭,扫视着人头攒动的法庭。我们都屏声敛息,连劳埃德家的人和奎恩家的人都能感觉到他随时都可以加害于他们的力量。

警察把詹姆斯叔叔押上法庭。他瘦得皮包骨,就像一只拔了毛的白鹦鹉,非常可怜。看见我的眼睛,他连忙把目光移开。他被推上被告席之后,我对他的仇恨突然之间烟消云散。

母亲向法庭陈述了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她还想说点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法官制止了。她讲完之后,警察希哈恩出庭作证,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大声朗读。然后,法官问詹姆斯叔叔,愿不愿为自己辩护。

“我一定要娶凯利太太为妻。”

“你想为自己辩护吗?”

“是的,我要和她结婚。”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是的,没有了。”

“那么,我就宣判了。”雷德蒙德法官拿起一块黑布,放到詹姆斯叔叔头上。

母亲呻吟起来,我以为她一定是听了叔叔想娶她的话,心烦意乱,才这样哼哼唧唧。这时,法官宣布,把詹姆斯叔叔拉出去吊死。詹姆斯叔叔大张着嘴,伸出舌头舔着嘴角,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望着我们。我们惊恐地看着他被警察带出法庭。

女人们哭哭啼啼地走出法庭。我和詹姆默默地走着,为我们的诅咒终于变成现实而羞愧。

詹姆斯叔叔被判死刑后,母亲眼睛哭得通红,喝了点酒之后,情况更糟。她乘当晚的马车回到瓦加拉塔,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什么样儿,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间新移民居住的茅屋里,做母亲的不会有什么秘密,就是放个屁孩子们也能听见。可是现在,她住的地方离十五里湾很远,我无法猜测她的生活状况。听说,她给人家洗衣服。也许确实如此,也许另有谋生的手段,但是,无论如何,我心里都清楚,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她有母亲,有父亲,还有兄弟姐妹,唯独死了丈夫,成了可怜的寡妇。她有七个孩子,都过着动荡不安、惊魂难定的生活。丹还在尿床;安妮膝关节疼,一跑步骨头就嘎巴嘎巴地响;我虽然比较懂事,但也忍不住向她抱怨我给她两个妹妹作牛作马的痛苦。

我不知道个子已经长了两英寸,以为凯特姨妈给我洗衣服时煮得时间太长,缩了水,所以穿在身上紧紧巴巴的,特别难受。我只知道,我们俩像不拿工钱的农业工人,从早干到晚,又饿又累,苦不堪言。

詹姆斯叔叔被判死刑四个月之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十五里湾天高云淡。我正在上厕所,听见有人骑着马飞驰而来。我并不特别当回事儿,因为奎恩家和劳埃德家的人都喜欢纵马驰骋。他们举止粗俗,喜欢哗众取宠,经常在马背上表演那么一两个马术动作。跨越篱笆更是平常事,马鞭一扬,像擦鼻涕一样麻利。我蹲在臭烘烘的厕所里,干自己的事情,只听见一匹马绕着我们那座棚屋慢慢地跑着,还有一个女人快乐的喊声。紧接着,我就听见有人不耐烦地喊我的名字。我十分气恼,心里想,一天到晚连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我跌跌撞撞跑出厕所,一只手还揪扯着背带裤的带子,因为背带缩水,和扣子拉开一段距离,派不上用场。

原来是母亲!她骑着马绕着我兜圈子。太阳从她身后升起,她穿着一条崭新的大红丝绸长裙,特别漂亮。“地!我们有地了!”她快活地叫喊着。

她没有戴帽子,乌黑的头发编成辫子,满脸通红,一双黑眼睛亮光闪闪。她斜跨在她那匹漂亮的栗色母马上,裙裾在晨风中飘拂,露出光溜溜的膝盖。“地!”她欢呼着,“我们有自己的土地了!”

我朝新盖的牛奶房瞥了一眼,看见瘦削的凯特姨妈和丰满的简姨妈站在门口。凯特姨妈皱着眉头,简姨妈面带微笑,看着她们宛如皇后一样漂亮的姐姐。这时,詹姆从一堆木头后面悄悄地走了过来。他一直藏在那儿,看见来人是母亲之后,便向那匹马跑过去,脚趾蹬着马腿,纵身跃上马背,扑到母亲怀里。他一直非常非常想念母亲。

我问她租金是多少,她吻了吻詹姆的脑门和脖颈,勒着马缰又转了一圈儿。“没有租金!”她大声说,“是买的。昨天下午五点我已经把钱交到‘土地办公室’。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亲爱的孩子们!”

“妈,地在哪儿?”

“你会看到的,”她大声嚷嚷着,“我们现在就搬到那儿去住。”

“今天?”

“此刻!”

我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如此快乐的一天。半个小时之后,我把马鞍交给詹姆,自己骑着光身子马向目的地飞驰而去。我才十三岁,母亲也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蹄声,她从我的身边跑过,穿过一道河床,踏上一条白色土路。露珠莹莹,薄雾绕膝,我们沿着一条小河继续向前奔,一缕缕阳光透过浓枝密叶照射下来,洒在碧绿的草地上。一座棚屋出现在眼前,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已经枯死。为了砍伐,人们在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露出白花花的木头。棚屋的墙壁用木板和粗糙的板条做成,潮湿的屋顶升起一缕缕水汽。我做梦也想不到,这里将是孕育你的地方。

六岁的弟弟丹没穿裤子,从敞开的房门跑了出来。健壮的玛吉咯咯咯地笑着跟在后面。阳光明媚,薄雾渐渐散去。他们一路欢呼着向我们跑来。哦!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我翻身下马,把那个欢笑着的光屁股小男孩儿紧紧抱在怀里。

母亲买的这块地离格瑞塔三英里远,和十一里湾相邻,因此这个地方就叫十一里湾。57A号地是五块面积相差无几的土地中的一块。小路附近树木稀少,可是再往前走,丛林就变得非常茂密。含黏土的土地平展展一片,一溜慢坡,渐渐向南延伸,在法特山脉两翼之间形成宽阔的盆地。

我们家这块地八十八英亩,比我想象的要小。不过母亲选择这块地主要考虑它的商业价值,面积大小还在其次。一是,这里已经盖好一座棚屋;二是,这里离大路很近,做买卖方便。詹姆和我进家门的这天,母亲已经买来一桶白兰地,一罗[24]葡萄酒,两打亮光闪闪的玻璃瓶。她已经开起了小酒店,当然没有办执照。没有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卖掺水烈酒是非法的。但是她别无选择,只能靠开这个小酒店赚点钱,“供养”那块土地——清理土地需要花钱,用围栏围起来需要花钱。

我抱着丹,母亲给他穿好裤子,然后把缰绳交给詹姆,自己走进棚屋。再看到母亲的时候,她已经脱下那条漂亮的红裙子,穿上一件衬衫和一条男人穿的裤子,腰间系着一根绳子。她说,我们现在必须干活儿,帮她用树粧、树枝扎篱笆,好让我们家那几头奶牛有个过夜的地方。一旦扎起篱笆,就可以把我们那一小群牛从十五里湾赶回来,生产的黄油能卖钱增加点收入。

来到这块地不到两个小时,我就砍倒一棵高大的桉树。鹦鹉喳喳喳地叫着,吓得四散而去,一只小袋貂掉下来摔死在地上。妹妹凯特和格雷斯把它埋在河湾旁边。母亲和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都顾不上伤感。我们都拼命干活儿,连安妮也不肯落后,尽管她平常连手都不愿意弄脏。

黄昏时分,篱笆还没围起来,可是母亲和兄弟姐妹都看出,我长了不少力气,已经顶个大人了。和大伙儿一样,我也累得筋疲力尽,但我没去做小孩子的杂活儿,而是在最后一缕阳光的照耀下,在磨石上磨我那把斧头。安妮本来应该帮母亲干活儿,可她没去,而是朝我大声叫喊着,说她在河湾发现一只螯虾。我告诉她取点熏肉皮做钓饵,再拿一根绳子,然后和她一起向河湾走去。我教她怎样装钓饵,可是她看也不看,我不禁有点奇怪。

“告诉她,不要卖掺水烈酒。”

我这才明白,根本没什么螯虾,她是为了单独和我说话,才把我骗到这儿的。

“她不能做这种买卖,会被警察抓走的。”她说,“倘若那样,政府就会把我们都送进工读学校。”安妮说出这样的话很符合她的性格,她总是胆小怕事。

“哎呀,安妮,事情没那么严重。”

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使劲拽着我的袖子。“我们家需要一个男人。”她说。

“需要一个男人,为什么?”

“跟她结婚,”她说,“救我们一家人。”

“安妮,安妮,别为这些事情烦恼。”

“烦恼个脚!你傻呀?”

“好安妮,你难道没有看见我砍倒多少树吗?你难道不知道,如果河里真有螯虾的话,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抓到它?我干的活儿不比任何一个你认识的男人差。我们一定可以在这里建起一座漂亮的农场,安妮!”

她哼了哼。我瞥了一眼她那张嘴唇薄薄的、令人悲哀的嘴巴,心里想,姐姐安妮从来看不到希望,对任何事情都只看到悲观的一面。这是她的性格,不是她的过错。

“你才十三岁,”她说,“对生活还一无所知。”

安妮自己才对生活一无所知。一个连蚂蚁、蜘蛛都害怕的人,能干成什么事情!不过,我不想刺痛她,便没有把这话说出口。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因此当太阳落山,暮色渐浓,母亲发现自己忘了买火柴的时候,我也还是保持了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乐观的心态——尽管没有火就意味着只能用河水拌点面粉充饥,然后就躺到落满尘土的小床上睡觉。母亲躺在床上,想象着、描绘着我们很快就会拥有的牛群。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设计的这张美好的蓝图。

就这样,我们满怀希望,快快乐乐地度过了这个冬天。一八六八年,我收到一件新蓝衬衫,一条灯芯绒裤子。这两件衣服是贝纳拉的沃尔神父送给母亲的。先前的主人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黑夜里骑马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我虽然比他小好几岁,可那条裤子非常合适。

母亲从爸爸留下的那堆破烂里找到一双靴子。靴底密密麻麻钉满了铁钉,靴帮的皮子皱皱巴巴,硬得硌脚。不过我很快就用猪油、羊油、威尼斯松节油把它弄软了。这是一位承包商——霍姆斯先生告诉我的“秘方”。我穿在脚上当然有点大,不过里面塞了一些柔软的草,还蛮舒服。至于它的重量,我更不在乎。十一里湾的第一个春天,无论多么沉重的担子,我都心甘情愿地挑在肩上。

我每天伐倒三棵树之后,就抽时间驯马。刚驯出来的那几匹马虽然不太驯服,但是弟弟妹妹很快就可以骑着到格瑞塔上学去了。我还送给母亲一匹非常漂亮的纯种马——也许有点阿拉伯血统。有一次母亲骑着这匹马到贝纳拉做弥撒,警察怀疑是偷来的,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只好作罢。

刚进九月,春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等到十月,天气渐渐变暖。母牛来到这座新牧场之后,产奶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警察像对待这一地区别的穷苦农民一样对待我们,还没有找更多的麻烦。

安妮已经开始发育,胸部高高隆起,女人味儿越来越足,可是心灵深处她还是个孩子。就我所见,她每个星期都是在惊恐中度过的,总是担心警察会突然袭击我们,把母亲带走,关进墨尔本监狱。

十二月,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夏日泥土与桉树特有的清香。“我听见马蹄声了,”安妮说,“有人在我们的棚屋四周悄悄走动。”

玛吉说,一定是那匹刚刚被阉割了的马在捣乱。

“是该死的警察!”安妮大声说,“我知道,没错儿!”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最好在母亲和安妮争吵起来之前,平息这场“风波”。我是男子汉,因此义不容辞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那双沉重的靴子。这当儿,安妮像一只鹅似的一惊一乍的,让母亲赶快把白兰地藏起来。母亲让她住嘴。我拨开门栓,走进茫茫夜色。

月光下站着一个男人,他右手提着一把特制的马枪,身穿熊皮大衣,腰间扎着皮带,皮带上别着两把明晃晃的手枪。我问他要干什么。

男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膀大腰圆,留着铲形胡须,阔下巴,黑熊皮大衣长及膝盖。“这个地方很僻静。”他终于说。

棚屋里传来沙沙沙的响声,那是母亲正用炉台边的铲子武装自己。那人弯下腰,拔起一把蓟,喂他的马。我看出那是一匹骏马,白色的皮毛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就像一袭白袍在不太干净的玻璃窗上反射出幽幽的光。

我对他说,如果他有一先令,我就给他送一大杯掺水烈酒。

“你叫什么名字,小鬼?”

“内德·凯利。”

“你这个年纪,经营一家小酒店未免太小了吧,内德·凯利?”

“我帮母亲开店,先生。”

“现在就在帮她?”

“是的,先生。”

来人朝我微笑着,把马缰绳拴到门廊柱子上。“那么,告诉你母亲,哈里·鲍威尔看她来了。”

这个尽人皆知的名字立刻在棚屋里引起一阵混乱。安妮喊了一声“母亲!”母亲叫道:“住嘴!”

一分钟之后,我跟在大名鼎鼎的哈里·鲍威尔身后,走进黑洞洞的棚屋。母亲这时候已经从床上爬起来,穿着那条漂亮的红裙子坐在桌子旁边。“请进!”她说。骤然之间,小小的棚屋仿佛有一百枝蜡烛放射出耀人眼目的光华。

母亲不想点灯。客人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大堆子弹和火帽之后,找到一盒火柴,点燃了我们那支牛脂蜡烛。明灭不定的光在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烁。我们看见这个藏在丛林的逃犯把马枪放在桌子上。那是一件怪吓人的武器,枪膛口径就将近一英寸。枪柄锯掉一半,枪筒也比一般的马枪短。我以为母亲一定会让他把这个杀人的家伙拿到外面,可是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哈里说:“这个小伙子刚才答应卖我一杯酒,如果真能喝一杯白兰地,我将感激不尽。”母亲钻到帘子后面,亲自去拿他要的酒。

哈里·鲍威尔把子弹和火帽都捧到手里,然后把火帽装到左边的口袋,子弹装到右边的口袋,往椅子上一靠,坦然地看着一双双凝视他的眼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站在他后面,所以他看不见我。格雷斯和玛吉都被他吓得藏了起来。安妮和丹透过帘子的缝隙勇敢地看着他。丹大睁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凝视着这个传奇人物。姐姐安妮撇着嘴,毫不掩饰她的轻蔑。

“我是哈里·鲍威尔,逃犯,土匪。”

安妮没有被他吓倒,于是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把头转过来看我。我突然害起羞来,连忙脱下靴子,爬上我那张散发着霉味儿的床。昏暗的烛光下,我看见安妮两条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哈里·鲍威尔显然不是她希望娶母亲为妻的那种人。可是母亲很快活,我听见她迈着轻快的舞步从披屋走出来。我先听见一个玻璃杯放在桌子上的响声,然后是第二个杯子放下的声音。“喝点你想喝的东西,先生。”

哈里·鲍威尔问母亲还记不记得他。因为丹和詹姆一直嘁嘁喳喳地小声说话,他的话我没太听清。

“哦,当然记得,鲍威尔先生,记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

“我听汤姆说,你星期三从佩恩特里奇逃了出来。”

“他是个该死的强盗,”詹姆压低嗓门儿,悄悄地对丹说。“快闭上嘴睡觉去吧!”可是丹从我身上爬过去,爬到安妮的床上。安妮当然也不欢迎他。“小混蛋,别上我这儿,回你自个儿的床上去!”

丹又连忙爬到詹姆的床上。他兴奋得要命。“詹姆,詹姆,他还打着绑腿呢!”“住嘴!”詹姆说。

“住嘴!你们这几个小东西!”母亲呵斥着。但是没用,丹像只毛鼻袋熊,又爬到安妮的床上。我也跟了过去,听见母亲正向哈里·鲍威尔先生打听詹姆斯叔叔的消息。安妮也想听个究竟,不再恶狠狠地踢丹了。我们一家人都惦记着詹姆斯叔叔的命运。

“他还在监狱里关着,”哈里·鲍威尔说,“死亡之剑高悬在他的头顶。我在那里面见过许多被判了死刑的犯人,凯利太太。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你还记得瑞安恩和埃文思吗?他们合谋害死了埃文思的妻子。”

“没判死刑,”丹悄悄地说,“告诉他,他说错了。他们不再判叔叔死刑了。”

“我们只是在上诉,你这个白痴,”安妮说。母亲听见他们没完没了地说话,又喊了起来:“我要让该死的警察来抓你们!安妮·凯利,我发誓,一定让他们来抓你!”

哈里·鲍威尔停了一下,朝黑暗深处挂着的道道“帷幔”瞥了一眼。“我和瑞安恩的关系很好。他被判死刑后吃吃不下,睡睡不着,可怜的家伙。可是你那位小叔子和埃文思一样,总能从草料袋里找到慰藉。”

“詹姆斯从来就是个该死的大肚汉。”

“凯利太太,你知道,这样说可不礼貌。”

“为了给他雇律师,我已经花了二十英镑,可是还没把他弄出来。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狠狠心让那些家伙把他吊死算了。”

“哦,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说法就不同。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大肚汉,那个人是好胃口。”

母亲双臂抱在胸前,靠着椅背直挺挺地坐着。

“她不喜欢他。”丹悄悄地说。起初,我觉得他的话没错儿,母亲脸拉得很长。

“我这个人的胃口就不错,凯利太太。”

安妮哼哼了两声,拉过一个枕头堵上耳朵,又开始踢我们。

“可是,”哈里说,“我不能像他们那样随心所欲。我嫉妒任何一个能像詹姆斯·凯利那样自由自在大吃大喝的人。我总是约束着自己的肠胃。”

安妮的脑袋从枕头下面钻出来,对着我的耳朵咝咝地说,应当把丹弄回到他的床上。我没有理她,只顾看哈里解开腰间又宽又厚的皮带,让母亲看他怎样“约束自己的肠胃”。我还看到,他这番展示如何让母亲立刻软了下来,他使母亲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是吗?”母亲说。

后来,我经常看到哈里这样“宽衣解带”,对这个“约束肠胃”的玩意儿不再感到新奇。但是第一次看到母亲眼睛里的光芒和她歪着头,表现出女性那种威力无比的同情,那真是令人感到惊异。“你喜欢吃熏肉吗,哈里?”

“求之不得,艾伦。”

“羊肉呢?”

“梦寐以求,”哈里说,“我喜欢粉红色的嫩羊肉。”

他舔了舔嘴唇,母亲出神地看着他,又问他牛肉怎么样?“也喜欢。”

母亲把能想到的动物都问了个遍。他们俩的对话把我搞得迷惑不解,如同坠入五里雾中。我看见母亲接过哈里递给她的腰带,整整齐齐地卷好,又在膝盖上打开,轻轻地抚摸着。我本来被哈里·鲍威尔深深吸引住了,但是他露出满嘴牙齿,看母亲的脖颈时,我觉得他那么讨厌。

“对不起。”我大声说。

“哦,天哪!”母亲喊了起来。

“鲍威尔先生,您认为詹姆斯叔叔能逃脱绞刑吗?”

哈里·鲍威尔恶狠狠地瞪着我:“你说什么,孩子?”

“我是说詹姆斯·凯利叔叔的事儿。我可不想让他被吊死。”

哈里从母亲膝盖上拿起皮带,又系在腰间。他看起来非常生气。

“麻烦在于,为你那位詹姆斯叔叔打官司的律师是个出名的大傻瓜。”

母亲听到哈里对她花那么多血汗钱雇来的律师评价如此之低,非常不高兴。

哈里杯子里还有点酒没喝完,母亲就毫不客气地拿起来,连同自己那个杯子一起送回到披屋。

“你说我该怎么办?”母亲大声说。

“金克。”

“什么意思?”

“比屈沃思有个律师,他可以帮我们的忙。这个家伙名叫金克,艾伦。”

母亲从披屋回来时,两手空空,一双黑眼睛就像两枚纽扣,闪烁着愤怒的光芒。“金克!”

就在以火爆脾气而著称的母亲要大发雷霆的关键时刻,哈里·鲍威尔伸出手,似乎抚摸了一下母亲的掌心,然后缩了回去。母亲立刻变得像一只抱窝的鸡一样温柔驯服。

“你把这个给金克先生,”他说,“他一定能让詹姆斯·凯利平安无事,一定不会让绞索套到他的脖子上。”

我的视线被安妮那张床挡着,看不见哈里给她的那十枚沙弗林[25],但是听见母亲抽抽搭搭地哭着,看见她捧着那家伙那双伤痕累累的大手,不停地亲吻,让泪水洒在他的手上。在一座穷移民的棚屋里,母亲动动眼皮,就会像风中的铁皮一样哗啦啦地响着,逃不脱孩子们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看见母亲的毯子下面露出两只男人的大脚,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说实话,我并不想让母亲的床上躺个新丈夫,可是眼见得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我宁愿让她嫁给老哈里·鲍威尔。“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认识我而倒霉,”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在我看来,他确实比那些一颠一颠地骑着马,沿着那条热浪蒸腾的小路来纠缠这位寡妇的男人们强得多。比如,莱斯巴伊的特克·莫里森,喜欢整洁的英国人比尔·福罗斯特。老特克喜欢给母亲唱情歌,比尔则坐在我们那张桌子旁边,对着母亲的耳朵喋喋不休,教给她如何克服少雨干旱带来的困难。他不过是个骑着马东游西逛、游手好闲的家伙,却把自个儿伪装成熟悉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他说,澳大利亚人干不了农活儿,素质低下,愚昧无知……

比尔·福罗斯特打扮得像个牧场主,整个夏天都穿着一件粗花呢外套,因此,安妮赞成他。但是一看到他那副无知妄言、指手画脚的样子,我就觉得受到天大的侮辱。母亲对他言听计从,更让我气得发疯。

她口口声声说:“哦,是的,比尔。没错儿,比尔。”

我双手打满血泡,一天能砍倒五棵树。你或许以为,一个大男人看见一个小孩儿这样没命地干活儿,一定羞得无地自容。可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拿起斧头帮我砍过一棵桉树。相反,他总是说三道四,发表些不着边际的建议。比方说,他告诉我,应该给整个牧场施肥;提醒我,只有下一场阵雨之前烧掉麦茬,才对庄稼有利。

哈里·鲍威尔的最大的优点恰恰在于从不放这种没用的废屁。你就是把圣约翰的麦芽种撒到地里,让丛林耗子和袋鼠交配,他也不会说长道短。他总是半夜三更来我们家,天刚亮就离开。他每次来总要带些礼物。如果他抢了一辆驿车,就会送给母亲一块金表,或者一枚蓝宝石戒指。如果他抢了一家酒馆,就会带来一桶朗姆酒或者几张散发着腐臭的纸币。这些东西都使我们家的生活多多少少有所改善,而且没有造成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矛盾和纷争。

可是,比尔·福罗斯特从来没带过什么有用的东西,最多拿来一张当地的破报纸——《贝纳拉新闻》。他和母亲凑在一起专心研究那上面的牲口价格,啧着舌头嘲笑殖民地农民的无知。我认为那是恶意攻击。

亚历克斯·冈是另外一个追求母亲的人。他第一次出现在格瑞塔镇到十一里湾的小路上,娶妻之心就“昭然若揭”。那是一个尘土飞扬、赤日炎炎的星期天,人们的喉咙被尘土呛得难受,苍蝇直往耳朵眼儿和鼻孔里钻。我正在半栏里哄那头生了病的泽西奶牛喝桶里的水,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人骑着马走过泥泞的河湾,走过我们那座棚屋,径直向我走来。

“这头牛得的是白斑病。”陌生人说。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怎么治吗?”

“我们给它抹了些黄油。”

“应该给它抹埃尔曼香脂,你们有埃尔曼香脂吗?”

“不知道。”

他骑在马背上,凝视着我,没有下来。他长着一双蓝眼睛,沙色头发,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不到二十八岁,比我母亲年轻得多。我以为他也要说长道短,指手画脚了,可是没有。他翻身下马,把马和我的病牛拴在一起,径直向我们那幢棚屋走去。他是罗圈腿,裤脚扎着带子。

我回转身又去侍弄奶牛。突然咔嚓一声,一根很粗的树枝从灰皮桉上掉下来,在屋顶上弹了一下,最后落到一群鸡里。还好,鸡没有被砸伤。这棵灰皮桉经常往下掉树枝,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这位客人却大惊失色,一个劲儿地嚷嚷,说他无法理解,人怎么可以住在如此危险的一棵大树之下。如果他是为了我好,才这样大喊大叫,实在无此必要,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过,他很快就在牛栏旁边发现了寡妇。他把她的孩子都召集到身边,似乎要训练自己如何做父亲。

我走过去,听见他正给他们讲,灰皮桉是桉树家族中的一种,因它的树枝常打死人而闻名。他还说,人们管这种树叫“寡妇制造者”,因为它常把正值壮年的男人打死。

“我们不怕。”我说。

陌生人瞥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脸看着母亲:“劳驾,能借一把斧子吗?”

“她没有斧子。”我说。

他长了个小鹰钩鼻子,有点儿像鹦鹉。他直瞪瞪地看了我半天。

“内德,”母亲说,“把你的斧子借给冈先生用用。”她一只手放在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抚摸着安妮的头。看得出,安妮对这个“候选人”挺满意。她对哈里·鲍威尔一直心怀不满。但我不允许他当我的“老子”,便告诉他,斧子在哪儿放着,想用就自个儿去找。

“好了,我去拿!”安妮边说边向棚屋跑去。大家都围着亚历克斯·冈,看他磨那把斧子,似乎要亲眼目睹什么奇观。“表演”结束之后,他劈了几块木板。母亲也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技艺。

我去喂猪,尽管那不是我的活儿。喂完之后,我看见追求者已经在灰皮桉树干上凿出几个“V”形槽口,又用那些木板做了一架梯子,每一级之间的距离为三十英寸,可以沿树干拾级而上。

现在,他该表演如何砍倒这棵大树了,可是母亲打发安妮请他进屋。等我到河湾把自己洗刷干净,再走进家门的时候,看见母亲正请他吃烤袋鼠。这天夜里,他睡在桌子上,离母亲很近。半夜里,他起来两次,每次我都点着灯,给他照亮。

第二天,亚历克斯·冈刚走,哈里·鲍威尔便来了。我们家就像一个该死的火车站。他又送给母亲一枚蓝宝石戒指。起初,母亲非常髙兴,两个人喝了一下午酒,半夜里却争吵起来,哈里·鲍威尔气咻咻地走了。

第二天,我没用任何人帮助又砍倒三棵很粗的桉树,还打下四只白鹦鹉。拔毛、开膛之后,安妮做了鹦鹉肉馅饼当晚饭。我得承认,很香。

哈里再来的时候,给母亲带来一只刚杀的小母羊。他是朝小母羊的脑袋开的枪,子弹一直穿过羊背。他没有解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晚上,他住在我们家,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也许是经过精心安排,也许纯属偶然,总之,哈里·鲍威尔刚走,亚历克斯·冈就来了。这一回,他带来一根没有用过的麻绳。母亲看见这根麻绳,比看见哈里送她的蓝宝石戒指还高兴。我们全家人一起看他拿着绳子,爬上大树。我真希望他掉下来,摔断脖颈。他在鸡舍之上三十英尺的地方绑好最粗、最危险的一根树枝,砍断之后,用绳子吊着慢慢放到屋顶上。母亲高兴得直拍手,夸赞他活儿干得真棒。她吩咐安妮赶快从哈里送来的那只小母羊身上切一块好肉,给亚历克斯煎着吃。肉煎好之后必须趁热吃,因此,直到天黑,他只从灰皮桉上砍下一根树枝。

亚历克斯·冈睡在桌子上。他每次起夜都把我惊醒。我像一条警惕的猎犬,总要陪伴在侧。

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和母亲到河边锯我已经砍倒的桉树。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又是推,又是撬,把比较粗的原木滚到一边,把树叶、细树枝堆在另外一边,准备晾干之后当柴烧。这活儿很重,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话题。大家只想谈论亚历克斯·冈。

一个星期之后,他给母亲和安妮带来裙子下摆用的裙环、玩具娃娃、丝绸围巾。送给我一把鲍伊猎刀[26]。我道了谢,没有再多看一眼,因为有个来花钱喝酒的家伙正拉我和他下跳棋。估计亚历克斯·冈一定答应今天把那棵树伐倒。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安妮开玩笑说,他会像星期天被上帝派到月亮上砍树的那个人一样,得到好报。

他说,这个故事对他毫无意义。

安妮说,他只需走出棚屋,她就会高高兴兴地指给他月亮上那个男人——手里拿着斧子,背上背着一捆柴,旁边跟着一条狗。

我只顾和那个老酒鬼下棋,没有听见他们出去,也没有听见他们回来,直到被亚历克斯和母亲说话的声音惊动。

“凯利太太,”他说,“你想不想出去散步?”

“想呀。”母亲说。她放下正缝补的衣裳,和亚历克斯·冈走进如水的月色。

我问安妮:“这家伙要耍什么花招呢?”

安妮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神秘地笑了笑。那个老酒鬼趁机跳了四步,赢了我一克朗。棋下到这儿,停了下来。母亲和亚历克斯·冈手挽手走进棚屋,两个人都满面红光。

安妮放下手里的活儿,面颊飞红,目光明亮,不无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母亲用清亮的声音宣布了一个消息。我怔怔地站着,半晌才明白,瘦骨伶仃的姐姐要嫁给亚历克斯·冈为妻!

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现在才明白,费了那么大劲儿,其实自己还是个孩子。我瞥了一眼姐姐,看见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乳峰在罩衫下高高隆起,我想到他们已经有权利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情,不由得满脸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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