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设若没有明清易代，再退一步，倘若不是异族入侵，洪昇的人生之路从他一出生就已注定，那就是延续“三洪学士之世胄”的儒宗传承，走仕途经济之路，这也是摆在天下士子面前的一条进取正途。然而，当明清易代，社稷易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王朝更迭，从社稷颠覆势必会产生的价值倒置，也势必会产生身份焦虑，更何况这还是异族王朝取代汉族王朝，价值倒置和身份焦虑愈加强烈。文人士子对社会角色的重新认定，一个大前提是对清王朝的正统地位必须认定，这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空间来审视这段历史。而对于置身于历史夹缝中的那一代人，尤其对于江南士子，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一如屈原《楚辞·卜居》：“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如今一提江南，立马就让人想到多雨的江南，柔情似水的江南，还有温文尔雅的江南秀士。又如笔者在前文提及，南明降臣钱谦益等向南征江南的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这个江南大才子既不了解自己，以至于反复无常，忽而抗清忽而降清，他也不了解“吴下民风”，在吴越绅民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在他们的骨子里、血脉里，尚存那剽悍的、刚强的、充满了血性的天性。慎终追远，江南先民原本是尚武逞勇的战斗民族，又能忍辱负重以图霸业，那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越人标本，而他所持的一把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所向披靡的绝世兵刃——越王勾践剑，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剑”，既造就了勾践这位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也是越人的神圣图腾，而越人高超绝伦的铸剑工艺，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远胜于诗书。吴越文化从尚武转向崇文，一般认为是晋室永嘉南渡之后，把中原文明从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流域，随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一次大融合，晋室南渡带来的士族文化给吴越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逐渐改变了吴越文化强悍的一面。迨至宋室建炎南渡，又是一次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大融合，杭州作为南宋帝国的中枢，自然也成为了南宋的文化中心，从中枢神经到毛细血管都被宋室南渡带来的中原文化所渗透。大宋王朝原本就是一个把崇文尊儒、乐学重仕之风推向了极致的王朝，也把杭州这个首善之区推向了崇文尊儒、乐学重仕的极致。南宋一直想要恢复中原、还都汴京，而直至覆没，中原是回不去了，却把崇文尊儒、乐学重仕之风留了下来。到清初时，中原文化与江南吴越文化已在此风云际会五百余年，让吴越文化进一步向阴柔、温婉、清秀、恬静、精致的方向生长，直到今天，吴越或江浙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然而，当一个时代被强大的外力改变后，时代断裂与生命撕裂之感，生存的重负与精神的伤痛，几乎同时呈现，那种特殊的生存环境所激发出的生命能量，那种绝望而顽强的挣扎，每每遭逢这样的断裂与撕裂，江南子弟便凸显出他们骨子里的血性，爆发出势不可当的力量。否则，你就无法解释江浙一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书生满怀慷慨报国之志，投身于抗清战争的行列，更有无数忠烈为国殉节。
诚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忠烈义士，在无所适从的茫然与困惑之中，只能依据各自的价值取向作出自己的抉择，如湖广遗民杜濬所谓：“当时同学十数人，两人引颈先朝露。一人万里足重茧，一人入海随烟雾。三人灭迹逃空门，四人墙东长闭户。一人卖药不二价，一人佯狂以自污。黄生计划无复之，门前便是青山路。昆吾宝剑千金值，改铸腰镰应有数。黄生终日无踪迹，上山清晨下山暮。”
若要看清当时的士人何去何从，还得交代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背景。顺治元年（1644）四月，那个叛明降清的“千古贰臣”洪承畴随清军入关，在历史的转折点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明朝，这位进士出身的文臣，以其文韬武略把自己打造成为了一位以文驭武的大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连战连捷，俘杀高迎祥，屡败李自成，成为深受崇祯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他曾在厅堂挂出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身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在指挥松锦之战遭受惨败后，被清军俘虏，尽管他在内心里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作出了“识时务为俊杰”的选择，叛明降清，从此又深受清廷器重。清朝定鼎燕京后，洪承畴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并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大学士。其时顺治帝年幼，清廷由多尔衮摄政，他对洪承畴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为让他打消进言的顾虑，清廷还特意传谕他“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洪承畴在清朝入关后的第一大功德，就是劝谏清廷崇信孔孟之道，“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他还建议清廷沿袭了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他的这些建议大多为清廷信纳，加以推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尽快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巩固清廷的统治，而客观上，这也为满汉合流打下了基础，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应该说，洪承畴从建议清朝采用明朝典章制度到迅速稳定南方均功不可没。在清军入关之初，尤其攻打江南的清军统帅、清豫亲王多铎，对江南人民采取了残暴的铁血手腕，然而铁腕与高压之下江南形势却越来越难以收拾。为了迅速平定江南，清廷授予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并敕赐其“便宜行事”。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一则尽可能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血腥屠城，二则招抚并举荐大批明朝降官，他这策略已经历史验证，江南秩序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得以恢复，证明他这软硬兼施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史称“开清第一功”。
说来，洪承畴也是一个历史夹缝中的尴尬人物，在现实中，此公不愧为一位登峰造极的成功人士，人生如戏，无论是在明朝还是清朝，又无论扮演哪种角色，都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而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文人士子很看重的身后名上，他却很失败。对于明王朝和汉民族，他无疑是叛国投降的叛徒和汉奸，有人将他那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而对于清朝，在开创基业之初势必会争取这种叛明降清之人，这在当时就是弃暗投明啊，但历史的叙事方式往往是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清王朝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对洪承畴这种“贰臣”的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内心里瞧不起这种人，到乾隆皇帝时，就将洪承畴列于《贰臣传》之甲等。想来真是悲哀，汉人骂他是汉奸，满人斥他为“贰臣”。洪承畴为《明史》最初的纂修总裁官之一，但他最终却难以掌控历史对他的书写，沦为了一个被打入历史另册的“千古贰臣”。当然，历史还有改写和翻案的时候，今世又有学者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但至少，他所效忠的清朝对他已经盖棺论定。
所谓历史，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江山稳固，突出强调的是对君王与社稷的绝对效忠，而前朝忠烈大多为后朝所尊崇，他们曾经最痛恨的敌人大多得以追谥，彪炳青史。而在天下甫定或未定之际，则要招降纳叛，几乎不择手段笼络和网罗天下英雄为己所用，科举就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洪承畴与浙江总督张存仁都是清朝入关后开科取士的首倡者。对他们的建议，清廷倒也干脆爽快，在入关第一年（顺治元年，1644）即诏告天下，大清帝国将沿袭明朝惯例，按期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清廷先在已征服的北方数省举行乡试，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1646）又在北京举行殿试，录取了清朝入关后的首批进士。顺治四年（1647），此时江南基本上已被清军占领，清廷又加行会试，此举意在多取江南文士。
清廷开科取士，对于当时的江南士子还真是心理上的极大考验，崇祯尸骨未寒，亡国之恨未消，很多士人还在怀念明朝。而在当时，大多数汉族士人尤其是江南士子依然未把清朝视为一个正统的王朝，而是异族入侵者，何况南明政权还在延续，南有永历政权，一度取得桂林大捷，收复广西全境，东南沿海则有郑成功率师抗清，水陆并进，一度威逼南京、震撼东南，连早已剃发降清的钱谦益也一度看到了明朝复国的希望，慨然赋诗歌颂抗清之师，“杀尽羯奴才敛手”。倘若南明政权能够整合举国抗清义师，又能有文韬武略之人统率，顺应天下民心，彰显人间正道，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之机。这也是很多江南士子对朱明王朝一直还没有死心的原因之一。历史，还真是必须拉开距离才能看清真相。如我等后世，对于明清一代的的历史结果已是旁观者清，而置身于其间者却难免当局者迷。这里且不说什么国族与社稷，只说中国士人的心态，他们既看重生前功名，也顾及身后名，在尘埃尚未落定之际，除了那些毅然决然的抗清义士，大多数士子都抱有瞻前顾后的心态。因而，当清朝首次开科取士，天下士子便出现了分化，一种是抱着强烈的抵触心理，决不参加清朝的“伪科举”，不出仕“伪朝”，如洪昇的师执陆繁弨、毛先舒等就是这种矢志不移者；一种是在不确定的状态下犹豫观望，万一朱明王朝卷土重来，他们参加的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伪科举了，出仕的伪官职了，因此还是以小心谨慎为上策，走一步看一步，如洪昇之父洪起鲛很可能就属于此类；还有一种急于出仕者，也可谓是对天下大势看得非常明白的识时务者，他们则急不可耐地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洪昇的外公黄机就是“第三种人”，他在江南士子中率先应试，于顺治三年（1646）乡试中举，又于顺治四年（1647）一举登科，成为清朝入关后在江南录取的第一批进士，为清初江南士子中的第一批“引颈先朝露”者。
黄机中进士时只有三十六岁，而他的孙女黄蕙和外孙洪昇已经三岁了。在盛行早婚的时代，这并不稀罕，黄氏生洪昇时大约只有十六七岁。其实，黄机决意参加清朝的科考，其内心里也经历过一番挣扎，当一个王朝的正统地位尚未确立或为天下确认时，他必须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如其《元配赵夫人传》云：
予数困闱事。夫人常念王母年高，冀得荣禄以养，谓予曰：祖姑历三世科甲，享荣膴者数十年。今相继而作，家中微，寿益高，望诸孙有成。苟得通显以怡堂上，斯孝之至，又何论一身之厚为哉！予益自奋。丙子中副车，不得一第。方以才自负终不为人所弃，而王母悲痛，谓吾孙不患不显，患老人年齿衰，恐不得见耳。予闻之，与夫人俱泪下不自禁矣。……不虞癸未夏夫人以疾终，……又不虞乙酉春先王母寿百有四龄而终，予尚为诸生，不得一伸志以娱堂上而并慰夫人交勉之思，呜呼伤哉！
从此传中看出，黄家乃是一个“祖姑历三世科甲，享荣膴者数十年”的仕宦之家，而他祖母蔡氏在那个时代是一位极为罕见的长寿老人，寿高一百零四岁，既亲历了家世之荣华显贵，也经历了家道之中道衰微。这也是实情，一个家族若后继无人，哪怕三世科甲，也会成为过眼云烟，很快就会式微。黄机之父黄克谦于史无载，但有黄机与其父黄克谦、其子黄彦博“祖孙三进士”一说，黄克谦后官至广东参政、杭州右卫所指挥使，秩正三品。由于黄克谦去世得早，黄机在年少时便承担起了奉养祖母的职责，以孝道闻名钱塘。而古之孝子贤孙，不只是奉养侍亲，还要膝下承欢，他老祖母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盼着孙子能金榜题名。明崇祯九年（1636），黄机中丙子副车，所谓“不得一第”，也就是正榜无名，副车即副榜，也可谓是备选举人。他自我安慰，只要有真才实学终不为人所弃，而他祖母则悲痛地说，她不担心自己孙子日后没有显贵的一天，只怕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了。黄机与夫人赵氏闻听此言，不禁潸然流泪。结果是，祖母和夫人都没有等到他金榜题名时便相继撒手人寰，而直到明清易代，他依然只是一个副车，正式功名也就是一个诸生（秀才）。为了告慰祖母与夫人的在天之灵，他不能不继续参加科考。他没有交代此时的科举已是清朝的科举，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斯孝之至”的理由。而清廷于他进士及第的当年，还钦赐旌表建坊，以表彰蔡氏“教子孙慈惠有方”，这无疑也是对他“斯孝之至”的最高嘉奖。
对于黄机的这一番自我申辩，章培恒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追求利禄之情，跃然纸上。宜其为清廷怀柔政策所诱致，于民族矛盾至剧之时而出应科举也”。可见，黄机等“引颈先朝露”者，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均不看好，而他也确实在历史的夹缝中钻了一个空子，当时很多满腹经纶的士子都不愿意应试，科场竞争力大大减弱，否则“数困闱事”的黄机也不一定能够一举登科。
如果说黄机参加清廷的科考还“心有戚戚焉”，到其子黄彦博康熙三年（1664）中进士，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此时清朝入关已历二十余年，已将大明江山基本上收入囊中，又经历一个整饬秩序、走向大统的过程，清廷整饬并重建的这个秩序，其实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固有的秩序，这也意味着，一次摧枯拉朽的农民反叛，加上一次铁马金戈的外族入侵，依然没有打破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更没有中断孟子所谓的“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的道统，在短暂的动乱之后，一切又得以重建和恢复，明朝表面上看是覆没了，其实它依然活在大清帝国的躯壳内。所谓固本强基，这个道统就是大清帝国最根本的统治基础。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和满汉文化的逐渐融合，清王朝也渐渐为天下公认为一个正统的王朝，江南崇文尊儒、乐学重仕之风又得以复兴。此时的黄机已进礼部尚书，令天下士子高山仰止，而钱塘黄氏父子两进士，同朝为官，若排除对异族的异见，这也算是钱塘佳话了。不过，这也是后话。从黄机父子的命运看，其实也是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汉民族对异族的异见往往是暂时的，而对“学而优则仕”则是永恒的追求，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这都是天下士人骨子里最强大的动力。对于天下士子，这条路不是走不走的问题，而是能走多远、走不走得通的问题。这条路也确实是一条比登天还难的路，你必须从小开始穷究四书五经、研习八股文章，然后从童试、乡试、会试到殿试，过五关斩六将，若能在殿试中博得一个进士功名，那就称其为天子门生了，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封妻荫子。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洪昇又是怎样的心态呢？在这二十余年里，他已度过了游玩嬉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年方弱冠，他又该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抉择呢？说来话长，还特别复杂，若不将他这一段人生岁月和精神脉络厘清，也就难以解读洪昇复杂多变的性情和他一生坎坷乖蹇的命运。
二
洪昇一生转益多师，其思想谱系相当复杂。据《洪昇年谱》，顺治十一年（1654），洪昇“从陆繁弨受业。读书甚勤奋。母黄氏抚育周至”。这里且不说黄氏对洪昇的“抚育周至”，直接切入他转益多师的求学经历，并通过他师执们的命运来解读那一代文人士子在历史夹缝中的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这也是洪昇青少年时代成长和塑形的历程。
钱塘南庵陆氏乃书香名宦之家，据清人丁丙辑《北隅续录》载，明万历年间，陆繁弨的祖父陆运昌（初名鸣勋，字梦鹤）与弟鸣时、鸣煃先后中举，有“三凤齐鸣”之称。而陆运昌又于万历二年（1574）登进士榜，一说为崇祯甲戌科（1634）进士，先后任江西永丰、吉水知县，著有《易学》《西江治谱》《元圃集》等。陆运昌之子陆圻、陆培、陆堦，皆以文学、志行见重于时，时称“三陆”，又号称“陆氏三龙门”。不过，他们都是生不逢时，在一场陵谷之变中皆被抛入了命运的深渊。
陆圻，字丽京，一字景宣，号讲山，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明崇祯年间钱塘贡生，曾与夏完淳、陈子龙等在杭州西湖结为登楼社，后又与毛先舒等结为西泠社，并高居“西泠十子”之冠，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威凤堂集》等。清朝入关后，陆圻与夏完淳、陈子龙等江南士子毅然投身于抗清战争，事败后剃发为僧，隐逸逃禅于东南海滨，在母亲的催促下回归钱塘，其人“性至孝，尝割股为母疗疾，久而知医”。顺治十八年（1661），庄廷鑨私著《明史》遭人告发，此案为清初大狱之一。由于庄氏慕名而将陆圻等列之卷首，陆圻无辜遭此株连，举家被系入狱。直到康熙二年（1663）案情查清后，陆圻一家才被释归。陆圻原本在抗清失败后就已满怀绝望，而这次株连入狱，更让他陷入了对清廷之威压、命运之无常的双重绝望，于是“遁之黄山学道”。其子陆寅后来辗转千里，徒步入山寻父，长跪号泣哀求他回家扫墓，但他遁世之意已决，未久，“又往依岭南金堡于丹崖（广东丹霞山）精舍修道，忽易道士服遁去，遂不知所终”。陆圻子孙两代均未见有大出息者，直到其曾孙陆宗楷（字健先，号凫川）于雍正元年（1723）乡举夺魁，翌年中进士，后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赐三班九老宴于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职九人，致仕诸臣九人”，陆宗楷为“致仕诸臣九人”之一，后世亦云他被乾隆帝钦定为“文职九老”之一。对于钱塘陆氏，这是一个在仕途上登峰造极的人物。陆圻虽有高士之名，但毕竟无力拯救这个家族，而真正能让陆家复而再起的还是陆宗楷这种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士大夫。
陆堦，字梯霞，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在诸史中这是一笔掠过的人物，据说他出生时，掌纹极像“才人”二字，世有“才人”之誉。清朝入关后，由于其兄长陆圻隐逸逃禅而去，陆培又以身殉国，陆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奉养老母的责任，他除了“以渔佃奉母”，亦以教书课徒的菲薄收入作为奉养老母之资，“以资菽水欢也”。此外，他还要抚育陆繁弨、陆寅等子侄。在西溪沿山河北，距秦亭山不过二三里处，今有骆家庄，又称骆坞，当年陆堦便隐居于此，并建有陆庄。这方圆六十余亩的隐居之地，实为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非舟船不能通达”。洪昇的第二位老师毛先舒与陆氏三兄弟素有交游，曾作《过陆庄》诗二首，“修竹编篱席挂门，先生风节此中存。曾经患难名尤重，只爱幽栖道更尊”。透过他的诗句，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隐逸之士的生活境况与精神境界。陆堦著有《白凤堂集》，所谓诗意的栖居，其实也是隐逸的一种精神姿态。
在“三陆”之中，尤为人崇敬的则是陆培，字鲲庭，生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当清军南下、南京沦陷之际，陆培因父亲去世回籍丁忧，当时钱塘还是南明的天下，由潞王朱常淓监国，陆培“乃谋结壮士保乡土。旋闻潞王降”，清军占领杭州后下令剃发，陆培拒不从命，闭门不出，他写了三封遗书辞别母亲，又作《绝命词》：“谁谓朝廷一命轻？行人使节本皇明。春秋官叙诸侯上，周礼班从司马名。雍国尚惭双采石，荆胥无计求秦兵。荡阴徒有湔衣血，烈帝孤臣恨未平！”然后“冠带叩头，北向五，南向三，结绳坐方床，从容自缢”，年仅二十九岁。如此义士，连犬亦知义，“殓葬之后，犬不食，触树死”。其夫人陈氏在陆培殉难后，欲追随其夫殉节，“自堕楼，又自饿十余日，皆未死”，她最终只得认命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每念及亡夫，“哭不绝声”。洪昇入于陆繁弨门下，自然常常见到这位年轻守寡、国难守节的陆太师母，而陆培夫妇的高贵节操，在陆繁弨的言传身教之下，让少年洪昇从内心里接受并认同了这样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也渐渐化入了洪昇青少年时代的诗篇中，成就了他诗篇中乃至生命中的高贵内质，并从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激情和动力。康熙四年（1665），洪昇二十一岁时作《为陆太师母五旬作二首》，即为陆繁弨的母亲、那位大难不死的陈夫人而作：
化碧于今二十秋，朝朝含泪掩空楼。
黄云城上悲风急，一夜霜乌尽白头。
回首横山落月孤，吴宫花草久荒芜。
囗囗欲化千年石，不独伤心为望夫。
这是洪昇青年时代的重要诗篇之一，其一借“苌弘化碧”之典形容以身殉国的陆培，苌弘为周敬王大臣、春秋时代刘国国君刘文公所属大夫，其人刚直忠正，后蒙冤为周人所杀，而其忠魂不散，血化为碧。据《庄子·外物》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伍子胥）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所谓丹心碧血，典出于此。洪昇抒写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未亡人“朝朝含泪掩空楼”的无尽悲怆，更突显了“黄云城上悲风急，一夜霜乌尽白头”的陵谷之变，命运是如此猝不及防。其二第三句前两字已为岁月磨灭，但依然可以看出洪昇对陆太师母“欲化千年石”的坚贞不屈充满了由衷的敬仰，一句“不独伤心为望夫”，其境界为之一变，从个人的命运一下升华到了阔大而悲悯之境，这也足以证明洪昇早年的诗歌已具有观照辽阔现实的空间和潜力，如此，方能在一个女人的伤心黯然的个人命运之中攒射出穿透灵魂、辐射出家国命运的力量。章培恒先生评此诗“抒写陈氏伤悼亡夫、眷念明室之痛，意颇感怆”。
陆繁弨，字拒石，号儇胡，钱塘南庵人，约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他是洪昇的第一个老师，也是一个载入了《清史列传》的人物，其生平事迹比洪昇更清楚。父亲殉难时，繁弨年仅十岁，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繁弨与其伯父陆圻一样性至孝，“以孝义为乡里表率”，又勤奋于经史诗文。据《杭州府志·陆繁弨传》载：“奉母陈，晨昏色养。暇则编摩经史，为诗文。最工骈体，有《善卷堂集》行世。尤善谈论，长筵广座中，吐佳言如玉屑，风流文采，奕奕动人。同学诸人先后掇高第去，繁弨泊如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得母亲和叔父陆堦的教养，还一直得其父好友、“西泠十子”之一陈廷会的悉心教育，加之他天资甚高，“年十五，作《春郊赋》，辞藻流美，笔不停挥”，世称“繁弨之诗，豪华精整”，而他最擅长的还是骈体文，对此他也毫不谦逊，自视甚高，“自许为海内无双”。待他成年后，虽无心于科举，但以其博学多才而闻名于钱塘，浙江提学佥事张安茂肩负“为国择士”之责，也曾三顾茅庐，邀请陆繁弨出任府县学官或教授一类的职务，繁弨以“有意负薪”而“无心对策”婉言谢绝。他既有一个为明朝壮烈殉国的父亲，又有一个坚贞不屈的母亲，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在内心里早已毅然决然绝意仕进。后来陆圻曾孙陆宗楷撰《陆繁弨传》，谓其“亲亡国破，万念尘灰，地厚天高，一身局蹐，效平原之舐血，如飞汤火之中。同卞壶之殉身，欲附云霄而上”，章培恒以此认为“繁弨实衔恨于清廷，誓不屈节出仕者也”。而不归顺、不屈服则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他与叔父陆堦一样，终其一生都是隐居于西溪骆坞“穷居著书”的陋室寒儒。但君子固穷，穷愁而不潦倒，那骨子里有一股精神在坚韧而顽强地支撑他。
陆繁弨仅比洪昇年长十一岁，洪昇入其门时，陆繁弨二十出头，却已博通经史，且是一个在诗文和音韵学上都有很高造诣的通才。洪昇从十岁到十五岁，在陆繁弨这里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而作为一个未来的诗人和戏曲家，他也从陆繁弨这里汲取了足以滋养一生的文学营养。陆繁弨对音韵要求极高，在其严格训练下，洪昇打下了音韵学基础，也为他后来的诗词乃至戏曲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童子功。尤为重要的是，陆繁弨作为洪昇的第一个老师，其坚守节操和孝义的品行，对洪昇的人格理想有着最初的塑形，这让生于清初的洪昇也有很深的遗民思想和忠孝节义情结。诚然，洪昇与跨越明清两代的父辈不同，他生于清朝死于清朝，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人，但这种遗民情怀也会蛰伏下来，在未来的岁月里，一旦与现实遭逢，就会触动他心理上的某个暗设机关。而他能够在十五岁“鸣笔为诗”，无疑也是陆繁弨悉心培育的结果，而且一开始就出手不凡。在洪昇早年的诗作中，有一组抒写家国兴亡的代表作，《钱塘秋感六首》，兹录其六：
晓陟南屏独振衣，丹霞出海露初晞。
几声老鹳盘容落，无数征鸿背日飞。
秋水荒湾悲太子，塞云孤塔吊王妃。
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
这一组诗作于何时，史上也有争议。据刘辉笺校，“作于康熙八年己酉（1669）”，即洪昇二十五岁那年所作。另有后世考证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即洪昇十五岁时所作，那么这一组诗堪称是洪昇五年来师事陆繁弨的毕业之作。其实，无论此诗作于何时，均可从诗中看出，洪昇深受陆繁弨遗民思想之浸染，尽管他对明清易代没有直接感受，但凭他少年的敏感和直感，也感受到了那一代士人内心的痛苦，他也下意识地像自己的老师一样以遗民心态审视异族入侵和满汉对峙，这是洪昇青少年时期诗作所抒写的重要主题。譬如此诗，从“秋水荒湾”到“塞云孤塔”，从“悲太子”到“吊王妃”，这对千古兴亡的沉痛悲吊，是那样悲怆和压抑，顷刻间，又以爆发的力量迸发出一句“山川满目南朝恨”。我无意对此诗作艺术欣赏，而是窥探洪昇青少年时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可以说，他的这首诗，是他青少年时代最有分量、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这力量并非源自悲秋之感，而是源自他内心的对异族入侵的悲愤。而随着年岁渐长，洪昇的这种遗民情怀将变得更加沉郁而苍凉，成为他生命中最持久的一种力量。
就在洪昇十五岁时，又拜“浙中三毛，东南文豪”之一的毛先舒为师。
毛先舒，原名骙，字驰黄，后改名先舒，字稚黄，仁和人，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为明末诸生。这是一个比少年早慧的洪昇更神奇的神童，他六岁能辨四声，八岁能咏诗，十岁能作文，十八岁就著刊《白榆堂诗集》。他曾师事陈子龙、夏完淳、刘宗周等矢志抗清的义士，其才华深得陈子龙等师执的赏识。而追溯洪昇的精神源头，又不能撇开他老师的老师陈子龙。
陈子龙，字人中，别号采山堂主人。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陈子龙与陈湖诸生陆世钥等聚众千余，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像，誓师抗清，军号振武。但书生报国，在军事上往往失之于谋略，又加之敌众我寡，振武军很快便为清兵击败，陈子龙只能潜伏下来，等待时机。顺治四年（1647）四月，一个机会来临了，此前叛明降清的清苏松提督吴胜兆因受排挤，密谋策划反正，命其部下戴之儁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致函联络南明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慨然应允。然而，吴胜兆尚未举兵便因事泄被捕，陈子龙逃往吴县（今苏州），改名换姓潜伏下来，但他却未剃发易服，这是很容易暴露的。当时清军江宁将军巴山欲乘吴胜兆反清之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并把陈子龙列为首位。五月上旬，陈子龙在吴县被捕。当巴山等人审讯他时，他“植立不屈，神色不变”。巴山问他：“何不剃发？”陈子龙凛然作答：“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江宁，在途中经松江境内的跨塘桥时，他乘押兵不备，突然从桥上跃入水中，等到清兵把他捞起来时他已经气绝。清兵觉得这也太便宜他了，又残暴地将其枭首凌迟，弃尸水中。这样一个“负旷世逸才”的民族英雄，活得壮烈，死得惨烈，其时才刚刚年届不惑。
陈子龙不只是一位抗清志士，更被后世公认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三子”及其所开创的“云间派”，是明末清初重要的诗歌流派。陈子龙诗词俱工，又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陈子龙等人的词创作对于纠正明代词风的卑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形成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词派“云间词派”，“开创了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局”。其文章气节，让毛先舒既备感悲怆又深受感染。古人特别讲究师承关系，毛先舒是陈子龙的弟子，洪昇是毛先舒的弟子，这其间必有一脉相承的影响。明亡后，毛先舒从此不求仕进，一心专注于音韵学与诗文，矢志于以古学振兴西泠，为“西泠十子”之一。
毛先舒虽未直接投身于抗清战争，但他感于陈子龙等师执的义节，有着矢志不移的的遗民情结，不过，同陆繁弨相比，他正统的儒家情怀则比遗民思想更为突出。洪昇入毛先舒门下时，在钱塘已“早擅作者之林”，难免有少年得志的轻狂之态，而毛先舒对洪昇要求甚严。据毛先舒《与洪昇》云：“李文靖为相，尝云：我于中外陈利害，唯一切报罢，此少以报国。今我于昉思，无大裨益，但不肯妄赞一语；及四方怀刺客欲来投谒，我辄止之，以此差不负耳。”李文靖，即李沆，为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名臣，被誉为“圣相”，他在执政过程中力主安静，尤为注意戒除人主骄奢之心，在选拔人才上建议真宗“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毛先舒寄望洪昇能秉承和延续“三洪学士之世胄”的儒宗传承，对洪昇从不妄赞一语，对那些从四方慕名而来造访洪昇者，他一概拒之门外。他还谆谆告诫洪昇一定要究心经籍，勿务虚名，又谓治学须秉“温雅忠爱”之心以求古人。所谓古人，也就是古之儒家圣贤。但洪昇这位严谨以至严厉的师执，又是一个很有胸怀的学者，除了经史子集，他也给洪昇传授那些无用之用的学问，并把洪昇这位得意门生引荐给“西泠十子”的其他同仁，这让洪昇得以“与邑中文人游处”，那也是洪昇青少年时代在钱塘最重要的文学交游。
明崇祯间，天下文社四起，杭州文士在西湖西泠桥（又称西陵桥）缔结西泠社，其诗词又称西泠派，尤以“西泠十子”著称于世。“西泠十子”为陆圻、柴绍炳、沈谦、陈廷会、毛先舒、孙治、张纲孙、丁澎、虞黄昊、吴百朋等十人，他们既是诗人也是词人，更是德高望重的钱塘名士。在文献史料中，亦有把陈子龙纳入西泠社的缔造者之一，无论其是否直接参与其间，这一江南著名的遗民诗群源于陈子龙的云间派，也可谓是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的一个分支，这是史上公认的。柴绍炳与毛先舒订有《西泠十子诗选》行世，其诗学“守唐人门户，音调浏亮，音律规整，有建安七子余风”，而在明清易代之际，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成为了他们诉诸笔端之最撼人心魄的主题，这也让西泠社超越了地域，具有了辽阔而博大的文学史意义。毛先舒为西泠派的核心人物，其诗论《诗辩坻》是“西泠十子”唯一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学理论上，毛先舒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贯穿始终，即在主观上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品德胸襟的修养，对于诗歌的法度格调他也有特别难能可贵的辩证认识，主张以通过学习古法为基础，又以不守成法，熟后生巧方为佳境。同时，他认为“诗贵自然，而又不害乎锤锻”，反对那种“不事雕饰，直写性情”的倾向。他针对明代前后七子“后起守文，职成拘敝”之弊端，提出“诗本无定法，亦不可以讲法”，这是对明末清初诗风的一次及时矫正。从洪昇一生的诗歌创作看，他深受“西泠十子”之潜移默化，尤其是毛先舒诗学理论的影响。
毛先舒在音韵、训诂上造诣精深，与萧山毛奇龄、遂安毛际可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而“稚黄居其一”。洪昇在音律之学上更深受毛先舒的影响，他于弱冠之年便写成了平生第一部音韵学著作《诗骚韵注》六卷，对《诗经》和《楚辞》这两大韵文文学之源头有探本溯源之功，毛先舒为之作序，他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从不妄赞一语，但对洪昇这部《诗骚韵注》却很是称道，赞其“穷极元古，旁参博稽”。如今存世的《诗骚韵注》已残缺不全，但依然可以窥见其在考证上下足了功夫，这也为他未来在词曲创作上大显身手而打下了基础。毛先舒也堪称是洪昇在词曲创作上的启蒙老师，在毛氏的《诗辩坻》中编有专论戏曲的文章。而毛先舒还与当时的戏曲大家袁于令、李渔等素有往来交游。按说，洪昇的老师毛先舒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一个儒士，应该不会与袁于令这种人打交道，但毛先舒既工音韵之学，对其戏曲欣赏有加，乃是于令难得的知音。而对于一位未来的戏曲大师，在顺治十八年（1661）发生了一件载入洪昇年谱乃至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袁于令来到杭州，游览西湖，“洪昇从之游”。那年洪昇十七岁，从现有文献史料看，这当是洪昇与一位戏曲大家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袁于令，原名韫玉，字令昭，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清朝入关时他已五十三岁，已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这还不包括南明。此人既是江南文士中的一个奇葩，也是明清戏曲家中的一大奇葩。从其人看，这是一个在名节与操守上皆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出身吴门仕宦世族，少年时便精通音律，名扬吴中，但他最大的名声还不是才名，而以其狂狷的性格和放浪风流而在吴中声名狼藉。这其中的一个奇葩事件，就是他与同郡公子沈同和争夺名妓周绮生，“争妓”既让他被褫夺了贡生学籍，也成为了他在名节上背负一生的污迹。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他又在操守上背负了一个更为人不齿的大污点。当时，吴地豪绅为保苏州免遭“扬州十日”屠城之劫，“浼于令草降表进呈，因功，授荆州太守”。这不只是归顺和出仕清朝的问题，而是起草降表以进呈，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降清之举了，而一道降表就让一介布衣换来了一个荆州太守，这也算是历史夹缝中的奇葩事件了，从世俗功利来看那可真是极大的成功，也可见清初入关之初，其招降纳叛之意是何其急切。
不过，袁于令这样一个奇葩实在不适合做官，据清代学者顾公燮《丹午笔记》云：于令“以京官议叙荆州太守。十年不调，惟纵情诗酒，不理公事。监司谓之曰：闻公署中有三声：弈棋声、唱曲声、骰子声。袁答曰：闻明公署中亦有三声：天秤声、算盘声、板子声”。那监司所谓当是真言，于令在荆州太守（知府）任上十余年未有升迁，其浪子性格始终未改，成天纵酒唱戏，嫖赌逍遥，换一种方式说，他是“大有晋人风度，绝无汉官威仪”。果真如此，那就莫要当官了。况且他对监司的诫勉不思改悔，反唇相讥，其下场就不用说了。而于令所言也是实话，所谓监司，就是负有监察辖区官吏之责的官员，他们常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对贪赃枉法的官吏进行清算，而于令终以“侵盗粮款”之罪名遭弹劾，被撤职。其时他已在六十开外，竟落到了“失职空囊，侨寓白下。扁舟归里，惆怅无家”的境地，这就怪了，他那“侵盗粮款”哪儿去了？很可能都在嫖赌逍遥中挥霍一空了，否则你真是无法解释他怎么会落得“惆怅无家”的狼狈境地。他晚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游历中度过的，说是游历实为游食，走到哪里吃喝到哪里，在“空囊返家”之后又常常要向朋友求告救济，其穷窘落魄竟至如此不堪的地步。他游杭州西湖时已年届古稀，却依然是一位老没正经的风流才子，时人董含在其笔记里以不屑的口气贬损袁于令：“其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强作少年态。喜谈闺阃事，每对客，淫词秽语，冲口而发，令人掩耳。”
洪昇见惯了满腹经纶的儒雅之士，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放荡不拘、风流成性的老顽童，而于令老翁这次还是携妓而游，那可是令“座客尽痴呆”的吴中名伶朱素月，洪昇称之为朱素月校书，而校书为文人雅士对妓女的雅称。那个时代，戏子歌妓原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差不多吧。洪昇当时正处于蠢蠢欲动的青春萌动期，一见素月那花容月貌，他还真是如痴如呆了，但毕竟还是少年，难免腼腆羞涩，而这样一位朱颜倩女竟然不爱武陵少年，偏爱白发老翁，这让洪昇对于令老翁的艳福又是羡叹又是惊妒，而一别之后，洪昇更是对素月朝思暮想，他日后作有《遥赠朱素月校书戏简袁令昭先生三首》，他那一段春心荡漾又怅恨不已的心绪，在生理与心理的交织中充盈其间：
亦知相见杳何期，无奈闻名即梦思。
一片月光横素影，画楼何处不堪疑。
玉步含娇不肯前，朱唇吹雪堕琼筵。
罗浮记得元相识，那不逢人说可怜。
想象朱颜隐画屏，夜阑灭烛酒微醒。
五陵年少春如海，不信偏怜老幔亭。
据刘辉笺校，这一组诗作于康熙七年（1668），那时洪昇已二十四岁，已是钱塘诗坛乃至浙中诗坛的青年领袖之一，自然也就更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与魅力，这也让他在女性面前从少年时的腼腆羞涩变得更加自信，他把自己十七岁时的那惊艳与惊妒之感直抒于朱素月，尤其是“五陵年少春如海，不信偏怜老幔亭”，这既是直接向素月示爱，也是向于令老翁直接挑衅了。那么，朱素月与于令老翁又是否真有什么风流韵事呢？仅有猜测是不够的，这里还有一个旁证，沈谦作有南曲《和袁令昭先生赠朱素月》一套，其词假素月之口，其情态惟妙惟肖，纤毫毕至：“垂怜多谢。我名儿呼为素月，无端误落莺花社，好些时受了轻亵。歌君妙词缘早结，相逢莫负良宵者，誓从今做袁家侍妾。”可见，于令、素月的忘年之恋，还真不是传说。
当然，洪昇同袁于令、朱素月的近距离接触，不只是一段风月趣谈，这对洪昇一生的影响不可小觑。一则是，他见到了文人士子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谓另类吧，而洪昇原本也是风流多情种子，在未来的生活中也难免会深受袁于令的感染。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未来的戏曲家，他也会受到袁于令的影响。袁于令十九岁时便写成了《西楼记》传奇，这既是他的第一部戏曲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全剧以书生于鹃与青楼女子穆素徽之恋为主线，于鹃满腹才情却无心于举业，元宵观灯归来，忽闻西楼曲声，侧耳倾听，竟是自己所作的《楚江情》。这让他得遇知音，乃往西楼探望那歌女，而素徽久慕于鹃之名，于鹃乃是她神交已久的知音，于是抱病出迎，两人琴瑟和鸣，在西楼同歌一曲《楚江情》。自此两人情投意合，而于鹃不只是爱慕穆素徽，还欲与之结为连理，这风尘之恋、“疯狂”之举，必然遭其父之极力阻扰。而就在这纠葛之间，池相国三公子趁机以巨款买通鸨母，强纳素徽为妾，素徽虽身受杖刑而坚拒不从。于鹃高中状元后，在侠士胥表的帮助下，才得与素徽结为伉俪，演绎了一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据《书隐丛说》等书记载，此剧实为袁于令“我手写我心”，于鹃就是他的自我写照，而剧中主人公“于鹃”的切音即为“袁”。他因“争妓”而让其父老羞成怒，并被其父送官下狱，《西楼记》即在狱中写成。这样的作品，在当时虽不能为大多数的传统、正统文人所接受，也可谓是情词艳曲之类，但《西楼记》突出了一个“情”字，把于鹃与穆素徽的红尘之恋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从而超越了所谓艳情，升华为人间最难得的真情与至情，因而引起了那个时代的观众的强烈共鸣。用现代话语诠释，这乃是一部追求“个性解放”的文本，而在那个充满了卫道士、伪君子的时代，此剧确是一曲直逼人性、抒写真情的经典之作，时人将《西楼记》与《西厢记》《还魂记》并举：“《西楼》一剧传天下，四十年来无作者。”毛先舒也是正统文人，但没有偏见，他在《赠袁箨庵七十序》里还写到了《西楼记》等剧当时的流行情形：“歌词一落笔，晨而脱稿，夕遍里巷。过数十日，而海内管弦而歌。”
袁于令当然不只创作一部《西楼记》，他一生著述甚丰，作有杂剧《双莺传》、《剑啸阁传奇》（为《西楼记》《金锁记》《玉符记》《珍珠记》《肃霜裘》五种合称）、《长生乐》及《瑞玉记》等，凡十部。他不仅是一位戏曲大家，还是一位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隋史遗文》，在“说唐”系列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夏志清称之为一部“明季崇祯年间刊行后一直从未再版过的小说杰作”。但其作品多已佚失，如今存世的只有传奇《西楼记》、杂剧《双莺传》及《隋史遗文》。其作品又大都作于明朝覆亡之前，而入清之后袁于令既背负着名节与操守的双重骂名，却依然享有盛名。张岱在《张岱诗文集》里有诗《为袁箨庵题旌停笔哭之》，末尾两句为“欲慰孝子呱呱泣，已享盛名八十一”。
史上对袁于令的生卒岁月争议颇多，比较可信的是，他约卒于康熙十三年（1674），病逝于告求会友的长旅之中。又一说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总之，他一生历经明清两代六朝，一生跌宕起伏，却得享八十余岁高寿。他本身的命运也是一部漫长的传奇。而清人对他的评价一直很低，或有歧视贬低的因素。由于古人对戏曲充满了歧视，一旦沾上了戏曲似乎都变得人品低下，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对另一位戏曲大家李渔的评价：“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常携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对清人笔记，可以作为参考，但须加以辨析。
洪昇随从袁于令游西湖，只是他青少年求学生涯的一段短暂插曲，据文献所载，洪昇“曾就业于陆繁弨、毛先舒、朱之京等人”，那么朱之京当是洪昇的第三位业师。据《国朝杭郡诗续辑》卷一载，“朱之京，字子祁，号篁凤，又号渔友。原名孔昭，字子晋。郡诸生。渔友生前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十五”。说来此公还真是命苦，“生七岁而孤”，祖母、母亲两世孀居。他工诗文、书法，在时人诗文中偶见有“西陵朱之京篁凤”之谓，当为西泠诗社成员之一，但未跻身于“西泠十子”之列，也未见其以诗文传世，他辑有《明诗汇选》十三卷传世，从选家的视角看，他针对当时诗坛的竟陵余风，从正变角度出发，极力拥护七子复古。明代相继出现了“前后七子”，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种复古，实为拟古，他们凭着少年锐气，起身反抗明代钳制士人思想的八股文以及雅正有余、生气缺乏的台阁体。这又与西泠派是一脉相承的，而洪昇乃是西泠派一脉相承的传人，朱之京对其影响，既毋庸置疑也毋须赘言了。
洪昇又“与师执柴绍炳、徐继恩、张丹、沈谦、张竞光游处，与沈谦交尤密”。
沈谦，字去矜，号东江，仁和人，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与毛先舒同庚，卒于康熙九年（1670）。此公生于杏林之家，世代行医，他却是一个神童，“少颖慧，六岁能辨四声，九岁作文便有佳句”，但他从小便逃避科考，无意仕途，这与明清易代无关。清朝入关后，沈氏家道中落，沈谦“隐于临平之东乡，深居南楼二十年”，在音韵学上，他与柴绍炳、毛先舒比肩，柴绍炳作有《古韵通》，毛先舒作有《南曲正韵》，沈谦作有《东江词韵》，又与毛稚黄（毛先舒）、张祖望赋诗为乐，时称“南楼三子”，“其诗初喜温李（温庭筠、李商隐），后乃由盛唐以窥汉魏”，而他还擅长词曲，尤工于词，为西泠社的代表词人之一。在词学主张上，西泠派提出推尊词体的主张，他们取词之大雅，而不满词乃小道、末技和“卑体”的观念，并将词与经典文体相提并论。从词体特性看，西泠社以婉约派为正统，但兼容各类词风，高度推崇东坡词、稼轩词等悲壮豪放派。沈谦作为西泠社的代表词人之一，提出“词要不亢不卑，不触不悖，蓦然而来，悠然而逝。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如骄马弄衔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得之矣”。沈谦之词极为当时的大家所推许，如与王士禛齐名、时号“彭王”的彭孙遹，就特别欣赏他。沈谦不仅诗词俱佳，其人品亦为时人称道，他为人谦和，性孝友，他兄长家的房屋被盗贼焚毁了，他“分己宅以居”，在钱塘传为佳话。晚年，为了养家糊口，他继先人业行医，“居山食贫，亦能不改其乐”，有孔门圣徒颜回之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古人多纵情诗酒，沈谦“性不喜饮”，“但遇亲朋过从，即使典当衣物，总是招待备周”，“对门下弟子，每多提携奖励”。洪昇师事于他，对其人其学，其诗其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无论在诗词创作上，还是在人格心理的形成期，均影响至深。
说到洪昇与沈谦的交游，至少在十五岁时就开始了。据章培恒先生考证，顺治十六年（1659），沈谦妇卒，洪昇时年十五岁，作《为沈去矜先生悼亡四首》，这是洪昇诗集中有年代可考之最早者，也是他十五岁“鸣笔为诗”的证据之一，诗云：
西陵陵下草毵毵，怅望斜阳思不堪。
蝴蝶那知花落尽，还随春色到江南。
脉脉凭栏泪未休，夜深珠斗挂西楼。
无情最是填鹊桥，只见年年度女牛。
孤琴弹罢意凄凄，隔树明河望欲迷。
露落寒空秋水白，一声别鹤过楼西。
银烛青烟冷画屏，珠帘不卷见流萤。
可怜一夜西风起，碧沼芙蓉落不停。
当我反复品咂此诗，觉得洪昇“早擅作者之林”绝非徒有虚名，其诗中已全无青涩稚气，其遣词造句也不只是清新秀逸的少年才子之风，却有一种阅世已深的沧桑之感。他逼真地描述了一位遗世独立的隐者在丧妻之后的那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单，那怅望斜阳的苍凉与酸楚，那孤琴弹罢后难以言说的凄清，实在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所作，此中真意，绝不是一个天赋才情的少年才子所能呈现出来的，这需要阅历，需要历尽沧桑后的纵深思索和独到感悟，方能把那“一声别鹤过楼西”人生况味抒发出来。这是我的一个疑窦，对此，《洪昇集》的笺校者刘辉先生也表示怀疑，其笺校云：“沈妻徐氏死于顺治十六年，昉思尚幼，不能为诗。十年后，沈梦其妻，是夜即病（见《东江集钞》附录《先府君行状》）。盖昉思于徐氏忌日所作。”他因此认为此诗“疑作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也就是洪昇二十四岁那年。但这里又早已存在一个时间错位问题，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及，由于刘辉在《洪昇集》笺校中将他的出生年岁定为“顺治十四年（1657）”，从而导致其《洪昇集》笺校的编年整体错位。不过，我觉得刘辉对于此诗作于何时的推测还是比较合理的。
洪昇还有一位对其影响深远的师执，柴绍炳，字虎臣，号省轩，仁和人，约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康熙九年（1670）。他原为明末诸生，明亡后，弃诸生，隐居西湖南屏山，以教授著述为生。他兴趣广泛，天文、地理、历法、礼制、乐律、农田、水利、兵制、赋役，无不精通，尤究心于音韵学。康熙八年（1669），诏举天下博学鸿儒，巡抚范承谟将荐之，绍炳力辞不就，可见其遗民之志不移。在“西泠十子”中，“以绍炳名为最著”，其诗颇有冲淡平和的隐逸之风。走笔至此，又该交代前文埋下的一个伏笔了，在洪昇成婚后的第一个七夕，黄彦博在自己的府邸大宴宾朋，洪昇即席赋诗一首《宴外舅黄泰征宅》，只留下了一句“庭外长竿悬犊鼻”，为这一句诗，洪昇与绍炳还有一番论辩。据《洪昇年谱》载，柴绍炳认为这句诗不妥，与洪昇反复讨论，因作《与洪昉思论诗书》一文。这句诗典出《世说新语·任诞》，乃用“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字仲容）的掌故，“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竹林七贤皆以率性洒脱而驰名，洪昇借此典故来称道自己的舅父兼岳丈，但柴老先生却认为“以泰征才名志操，雅有门风，自可不至比方南阮。且发端以华堂箫鼓，宾筵甚设，而忽著犊鼻语，点次风景，未免龃龉耳”。此言确有道理，洪昇之诗也确有龃龉之处，由此可猜测洪昇之诗的开头，对黄彦博大宴宾朋已作了“华堂箫鼓”的渲染铺垫，如此豪庭盛筵，忽然冒出一根长竿挑出的犊鼻裈，实在是大煞风景，而穿犊鼻裈乃是穷人、粗人的象征，阮仲容此举虽说洒脱，毕竟居贫，以此来比喻进士及第、已为朝廷命官的黄彦博，实在是自相矛盾又大煞风景。柴老先生十分较真，而洪昇也很较真，对两人争辩的最终结果，据章培恒先生推测，此诗不载于洪昇诗集，当是“昉思遵绍炳教而删之也”，我也觉得这是实情。从洪昇与师执柴绍炳的这次争辩到他寓居北京后与其师王士禛的“意见多不合”，可以看出洪昇具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性格，甚至可谓是现代人的人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一旦发现他所坚持的并非真理，而是谬误，他也会自我矫正。
洪昇青少年时代在钱塘的师执还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一方面，他们在诗词创作和学养上各有千秋，一方面，洪昇能博采众家之长，加以融会贯通，从而转化为自己创作的精神资源，应该说，洪昇受过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又不只是文学；另一方面，透过洪昇在钱塘或耳闻或目睹的这些人物，让我等后世得以窥见，江南士子在明清易代之际对自我角色作出了不同选择。如陈子龙、夏完淳、刘宗周、陆培等，或矢志抗清，或以身殉节，无论怎么时过境迁，他们的反抗无疑是正义的反抗，皆被历史认定为爱国民族英雄；如陆繁弨、毛先舒等，他们虽说被迫剃发易服，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但骨子里怀有誓不屈节的遗民之志，对明朝有着难以割舍的记忆，在民族情感上对清朝入主中原有着不可弥合的裂痕，但他们又没有力量公然反抗，只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终其一生决不出仕清朝，而以闭户授徒或躬耕自给，这是他们一直到死都坚守的最后的底线；如陆圻、沈谦、柴绍炳等，或隐居，或逃禅，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大抵就是指这些坚守节操、持己端洁的隐逸之士；如黄机、袁于令等，则引颈先朝露，改仕新朝，对于他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如黄机也有“达则兼济天下”之意愿，之事功，足以名垂青史。
对于洪昇，这些前辈和师执的人生抉择与生存境域，让他的思想情怀既特别丰富也特别驳杂，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洪昇的人生走向，让他的自我角色一直难以确立。对于一位未来的戏曲大师，这是一个驳杂而漫长的塑形过程。
三
洪昇在顺治年间度过了十七年。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崩殂，由其第三子玄烨（1654—1722）即位，次年改元康熙，世称康熙帝。
说来，在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后的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爱新觉罗氏王气不振，两代帝王皆为冲龄嗣统。福临六岁即位，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出塞射猎，猝死滦河，年仅十四岁的福临提前亲政，他在位十八年，亲政近十年，死时年仅二十四岁，他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清帝中最短命的皇帝之一。玄烨八岁即位，也是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乃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历史上幼主登基，多为太后、大臣乃至太监擅政，皇位极不稳定，而擅政者在一念之间就有可能发生政变。又加之反清复明的势力一直延烧不断，清朝入关后经历了三十多年战争，才终于坐稳了江山。爱新觉罗氏能在金銮殿的一把龙椅上坐享二百六十八年江山，也是一部漫长的传奇，而这又归功于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是他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
在康熙即位之初的六年时间，清廷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原本仅列四位辅政大臣之末，但这位“满洲第一勇士”未久便乾纲独断，一手遮天。鳌拜辅政时期依然奉行“首崇满洲”“重满轻汉”的既定国策，对汉民族一直保持高度警戒，稍有风吹草动，清廷便如临大敌，立马施以残酷镇压。
就在康熙即位的顺治十八年（1661），在江南接连发生了两桩惊天大案。
二月初四日，正值顺治帝国丧期间，在吴县（今苏州）文庙里，江苏巡抚朱国治正在主持祭奠仪式。为防止国丧期间出现异动，当地官府戒备森严，加派了大量士兵在文庙四周巡逻。然而还是防不胜防，让金圣叹等吴县诸生钻了空子。在极为压抑肃穆的祭奠气氛中，顷刻间响起了一片呼天抢地的号啕声，他们如此号啕恸哭，不是为国丧而哭，而是为民请命，以哭庙的方式声讨吴县县令任维初的贪酷行径，史称“哭庙案”。而任维初的贪酷行径也确实令人发指，他以酷刑追逼釜炊告绝的农民缴纳钱粮，而且是变本加厉肆意加征，每次升堂，他都要命衙役准备数十块在尿水中浸泡过的竹条，一旦有人抗拒不缴或无力缴纳钱粮，任维初一声断喝，便扒掉那人的裤子打得皮开肉绽，而那绽裂的伤口遭尿毒感染，致使许多农民身体溃烂，或痛不欲生，或一命呜呼。而对那些加征的粮食，任维初又暗暗指使亲信衙役在米店里高价销售。金圣叹等书生在得知实情后义愤填膺，他们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情怀，以哭庙的方式向有司请愿，乞求抚台朱国治主持公道，惩贪肃腐，给老百姓一条生路。这原本是一种无力又无奈的请愿活动，结果却变成了“纠党千人，倡乱讦告”之大罪，金圣叹与哭庙诸生被“不分首从”一律斩决。据《辛丑纪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又有史载，金圣叹在临刑前泰然自若地向监斩官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六月初三日，江南又爆发了因催征积欠钱粮赋税而引发的“奏销案”。江南既是膏腴之地，亦为历代钱粮赋税征收之重地，人道是“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当清军南下时，在江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而清廷占领江南后，对江南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这种明显带有报复性的征收，让江南绅民不堪重负，年复一年，往往是旧赋未清而新赋又至，历年累积而造成巨额积欠。为应对清廷催征积欠之令，江南巡抚朱国治造了一份黑名单，罗列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溧阳县绅衿凡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另有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均为有积欠钱粮赋税未完者，请求朝廷按名单“严提究拟”。清廷随即批示：“绅衿抗粮，殊为可恶。”经刑部察议，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现任官员降二级调用，上述四府一县的在籍绅衿，无论诸生、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悉数按名黜革，涉案衙役均照章治罪，其中被械送刑部议处者逾三千人。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叶方霭，授翰林院编修，他还抒写了一首《授职翰林学士感恩述怀》诗：“麻衣席帽满尘埃，亲荷先皇衅沐来。敢道齐贤留异日，屡称苏轼是奇才。身离牛口惊还在，梦挽龙髯恨不回。今遇吾君重拂拭，孤桐果否爨余材。”然而这位对清廷感激涕零的探花郎，只因其家中欠赋税折银一厘，即被黜革功名，他为此而上疏陈情：“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却被清廷驳回。此事经民间演绎，便得出了一个荒诞的结果：“探花不值一文钱。”而历史也确实如此荒诞，一桩原本为催征积欠钱粮的经济案，却演变为一桩打击面极广、整个江南为之震动的政治事件，而清廷也确有以“抗粮”为借口，在政治上打压江南缙绅之意图。继江南“奏销案”后，清廷又下令对江南钱粮赋税施以“十年并征”，致使江南元气大伤，民不聊生，直至“三藩”之乱时，清廷为了对付更强大的敌人，才放松禁令，以争取江南绅民的支持，那些在“奏销案”中被黜降的官绅士子终得以纳银开复。而对于江南“奏销案”，由于实在荒诞不经，也成为清廷讳言、官书不载的一桩公案。
时至康熙二年（1663），洪昇十九岁那年，清廷对“庄氏明史狱”进行了残酷的惩处。此案的“罪魁祸首”为浙江乌程南浔（今属湖州市）贡生庄廷鑨（字子襄）。庄家为南浔富户，庄廷鑨十五岁为贡生，入国子监，因“少患疯疾”而双目失明，欲效“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于是购得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祯所撰《明史》，延聘吴炎、潘柽章等隐居故里、尤精于史学的名士十六人，以千字三十两白银为润笔，补写尚未载入史册的明天启、崇祯两朝和南明史事。吴炎、潘柽章等倒也不只是为了这不菲的润笔，他们原本就深怀遗民之志、对异族入侵痛心疾首。吴炎在明亡后改号赤民，隐居授业，潘柽章则经常拜谒南京明孝陵，在其诗文中称颂明太祖之伟绩，歌颂宋末名将陆秀夫、谢翱等人誓不仕元的民族气节，以自勉励。在他们所撰《明史》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帝为正朔，直斥洪承畴等叛明降清者为叛逆，更直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顺治十二年（1655），庄廷鑨卒，书尚未成。又五年，顺治十七年（1660）冬，庄廷鑨之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明史辑略》，开始于坊间传播。翌年，庄廷鑨父子私撰《明史》案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若同金圣叹等的哭庙案相比，“庄氏明史”还真是触犯了清廷的底线，犯有颠覆悖逆之大罪。庄允诚等涉案嫌犯被械捕上京，因不堪笞杖而死于狱中。庄氏父子虽逃脱了活剐之罪，但难逃凌迟之刑，皆被戮骨碎尸。吴炎、潘柽章等首犯等被凌迟处死于杭州弼教坊，牵连出来的七十余人被斩立决，还有两千余人遭遣戍流放。“明史狱”株连甚广，凡购过、看过此书者皆被系入狱，洪昇的多名亲友被牵连，如前文提及，陆圻举家被捕，连洪昇的挚友、时年十五岁的陆寅也没有放过。而以读闲书、“禁书”为乐事的洪昇，没有遭此株连真是三生有幸，却也毛骨悚然。
无论是血腥的镇压，还是荒诞的报复性打压，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压服江南绅民不忘故国的情怀。但在清廷如此严酷的高压之下，汉族士人必须屈服于这种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才能苟且偷生，还有一种方式便是如劫后余生的陆圻一样隐逸逃禅。如陆圻，原本是怀有救世之志的国士，而从国士到隐士，从遗民到逸民，虽经陵谷之变，却未必有丘壑之隔，这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转化。中国古典士人，几乎都是集儒释道于一身，隐逸从来不是什么独特的心路历程，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儒又是占主导的。当明清易代之际，天下士人遭逢杀伐酷烈的异族入侵，隐居逃禅，势所必然成为避世与避难的最佳方式，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避免与统治者对抗或合流的出路。尤其在清朝入关的最初一段时间，当他们正统的儒家情怀与异族入侵、剃发易服发生不可调和的遭逢，儒既不立，释道便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价值认同、文化选择和精神归依，从遗民到逸民，庶几可谓江南文士之主流。
所谓隐逸，隐，就是逃离他们备感压抑乃至绝望的又无可奈何的社会现实；逸，则意味着一种以独特的方式获得的精神自由。而隐逸的姿态则各有各的不同，也要看家世而论。那些家世优越者，或寄情于琴棋书画，只谈风月莫论国是，或沉醉于诗酒之中，飘飘乎入忘我之境也。说是归隐，实际上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既不出仕，倒也脱离了功名利禄的世俗纷扰，抵达了某种超然之境。而一些茅庐寒士，则优游于山水林泉，“乐与竹林为友”，在他们身上更凸现了安贫乐道的精神气质和遗世独立的人格特征。逸民情结谁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如陆繁弨这样坚定的遗民，也有逸民情结，如其《骆坞杂诗》之二，就是描摹其恬淡而宁静隐逸生活：“小隐归山去，秋风一草堂。双流溪水白，十里暮云黄。松鼠穿萝径，山鸡上石床。何须彭泽令，到处是柴桑。”但他更深厚、更典型的特征还是遗民。而如柴绍炳、沈谦，则有着明显的从遗民到逸民的精神嬗变，也可以说，这种隐逸情结在柴、沈二氏身上比洪昇的其他几位师执表现得更鲜明，也可谓有一种看得更穿的通透，洪昇后来曾这样描述柴绍炳的隐居生活：“遥羡柴桑遗世者，黄花篱畔醉斜曛。”这其实也是洪昇憧憬的一种生活方式。洪昇在师执的言传身教下，既有很深的遗民情怀，也有挥之不去的逸民情结。他的遗民情结和逸民情结几乎是同时萌生的，又自然而然地在为洪昇的青少年塑形，形成了他未来性情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饱受挫折之后，这种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说到这种隐逸的心态，又该说到洪昇之父洪起鲛了，他在历史的夹缝中又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呢？在洪起鲛四十初度时，笔者已在前文提及，其友人王嗣槐为他写了一篇《洪氏寿宴序》，我已援引了一个开头，还有一段下文，特意留待此处分解：“……武卫才绝时人，文倾流辈，乐与竹林为友。有时莲社同群，……以例授官，非其所好也。优游梓里，偃息湖干；非有季鹰忆鲙之赋，自逐秋风；颇同陶令种秫之怀，长眠夏月。令子昉思，英才特出，正平之交文举，自尔忘年，……今武卫不汲汲于名场，无营营于宦牒，抚琴书以自适，与花鸟而相亲。夫人偕老，笑牛衣相谪之谈，令子承颜，有鸡黍独供之乐。进可以浮沈执戟，不愧东方；退可以偃仰谈经，无殊长统……”
洪起鲛名不见经传，但王嗣槐却是一个载入了《清史列传》的博学鸿儒，他生卒不详，字仲昭，号桂山，仁和人，为明末诸生。据史载，其人“性慷慨，善谈论，书无不窥”，既有遗民情怀，又有隐逸之态，“性简脱，与俗忤，日偕友人散发袒裸，嬉笑怒骂，不复知人间事”。这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了。其“少工骈体，晚乃专为大家文，尤善作赋，诗与陆繁弨并推”。不过，这位遗民兼逸民，后来还是出仕清朝了，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内阁中书。——这是一段提前十五年交代的后话。回到眼下，正是他这篇《洪氏寿宴序》，把洪起鲛和洪昇的父子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了，在这篇文章发现之前，关于洪昇的身世，他父亲是谁，一直是后世争议纷纭的一个谜团，而在这篇序中明确提到“令子昉思”，洪昇，字昉思，这是确凿无疑的。
透过这篇序，洪昇之父那模糊的身影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才绝时人，文倾流辈”的士人，而“以例授官，非其所好也”，则交代了他已出仕清朝的仕宦身份。所谓“以例授官”，一般指恩荫授官，因祖辈、父辈的地位而使得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未能考取科举功名者，也能授予官职，官职大小又取决于祖辈、父辈的地位，但凡恩荫授官一般级别都不高。这也证明了我此前的一个猜测，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但在明朝世受国恩的钱塘洪氏并未遭遇灾难性的打击，清朝还继续保留了洪家从明朝沿袭下来的恩荫。依“按例授官”的一般规则而推测，洪起鲛当是袭父亲洪吉晖之恩荫，所任应为州县的低级官职。没有科举功名，一般都只能担任这种“些小衙门吏”，而且终生难以提拔超升，无论清朝还是前朝，这都是难以破例的。担任这种地位卑微的小官，既非科举正途，为官场所不屑，又没有什么前途，洪起鲛自然也难免灰心失望。而古典士人一旦官场失意，大多会憧憬陶渊明式的生活，“颇同陶令种秫之怀”。对洪起鲛的逸民情结我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样一位“才绝时人，文倾流辈”的士人，虽非达官，至少也是一方名士，与他交往的友人如陆繁弨、毛先舒等均有诗文存世，他们虽无科举仕途功名，却也未被历史遗忘，皆是载入了史册的人物，但洪起鲛既无诗文传世，只知他“好读书，喜谈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除了偶见时人诗文之中，于正史野史皆无点滴史载，岂不怪哉。
又据张竞光《宠寿堂集》卷十《为洪昉思尊人作》云，洪昇之父秉承先世遗教，清操自守，以“闭门读我书”为乐事，又以“高谭（谈）自警众”而为时人尊重。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好读书、喜欢高谈阔论也颇有高见的士人，张竞光诗中还特别交代了洪昉思尊人出仕清朝的事实：“抚志凌霄上，仗剑游京都。矫迹聊捧檄，恬旷每有余。”清人常在诗中用典，捧檄之典，乃出东汉，“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这让慕名而来的张奉在心里很瞧不起他，“心贱之”。直到毛义之母逝世后，毛义无论怎么征召都坚辞不就，张奉这才恍然大悟，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他感叹自己对毛义太不理解了，因而产生了误解，毛义捧檄，乃是为奉养母亲而出仕啊。又不能不说，王嗣槐借用此典，也是意味深长，又与黄机出仕清朝不谋而合，他们都是为了尽孝，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人伦之道和人情味的缘由？诚然，对洪起鲛出仕清朝，也不能作出过于苛刻的评说，对于他，这很可能是无奈的、不情愿之举，或为生计所迫，毕竟一大家子人要靠他来养活，纵使家大业大也难免坐吃山空，而“自逐秋风”“长眠夏月”才是他的真性情。
洪起鲛四十初度时，洪昇已是弱冠之年，王嗣槐在这篇序中赞赏他“英才特出”，这既非应酬上的客套话，也非孤证，柴绍炳在《与洪昉思论诗书》中亦称洪昇“舞象之年，便能鸣笔为诗”。从舞象之年到弱冠之年，洪昇已创作了许多为时人交口称赞的诗文词曲，笔者在前文也已多有援引，那是名不虚传。然而，这都是与“仕途经济”无关的旁门左道。洪昇也勤奋于读书，但他最爱读的不是经史子集，而是诗赋词曲传奇一类，这是与举业无关的闲书或“杂览”。此时他已成家，又将如何立业呢？在那个唯家长是瞻的时代，一个儿子的命运，先取决于父亲的意愿。洪起鲛既“不汲汲于名场，无营营于宦牒”，也可谓是一位疏狂淡泊的才子，那么，他对儿子的人生取向又是何态度呢？这还真是很难说。至少在清朝入关之初的十来年里，他父亲对儿子的人生去向还态度暧昧，由于我所寻觅到的关于洪起鲛的行状事迹寥寥无几，对他的心态未敢妄自猜测、过度诠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洪起鲛交往密切的友人，还是他为儿子选择的老师，全都是决不仕清的遗民。
然而，当洪起鲛捧檄出仕、按例授官后，他的心态无疑发生了变化。此时清朝入关已二十余年，透过这样一个士人的命运与志向，也可以逼近那一代士人的心态变化。无论他是否还有遗民情怀或逸民情结，至少他没有对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既已出仕清朝，自然不反对儿子去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出仕清朝。而洪昇作为家中的正出嫡长子，这在任何一个家族都应该是寄予重望的继承人。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洪昇就将按部就班，通过科举考试，走仕途经济之路，然而，那也就没有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洪昇了。
性格即命运，而命运往往取决于人生抉择。从洪昇的性格发展成长史看，他的个性并不叛逆，他只是比较放纵自己的天性或个性，他这种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天然的。譬如说他从小就“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这皆是由家境、环境和天性自然生成。除了怡红公子情结，他优越的家世和天赋才情，也难免让他有少年轻狂之态，又从轻狂演绎为清高孤傲、疏狂淡泊之态，越到后来，越是狂狷。这一点其实也不奇怪，他的父亲“抚志凌霄上，仗剑游京都”“高谭自警众”，岂不是一副狂态？他的老师，哪一个不清高、不孤傲？而那个王嗣槐“日偕友人散发袒裸，嬉笑怒骂”，更是狂态十足了。而狂狷，就是放纵自我的天性而不遵礼法，这也是道家的典型特征，庄子就是中国的第一狂士。自他之后，狂狷之士源源不绝，竹林七贤哪一个不狂？又看唐人李白，还有谁比他更狂？尤其是在思想极为禁锢、士人备感压抑的时代，狂狷是可以抵抗人性失真的一种方式，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到以“异端”自居的明人李卓吾（李贽）提出“童心说”，他们以狂狷和异端的姿态，展现了自己的真性情，更展现了什么是完整的人格。
对于洪昇，若从真性情看，他对科考在心理上可能有厌恶抵触情绪，在兴趣上更是格格不入。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敏感，他的接受能力又特别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对长辈与师执的各种思想情怀他都接受了，如前文所述，他既有遗民情怀，又有逸民情结，还有怡红公子情结，对袁于令那种风流放荡的生活他也充满了羡慕和惊妒，对外公和岳父的仕途功名他也充满了敬佩。这么说吧，他此时的思想与性情既简单又复杂，还没有成型，还处于游移不明的状态。不仅是青少年时代，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性情和倾向似乎一直处于未成型的状态，很多倾向集于一身，一直是并存的，又在他内心里互相冲突，这也造成了洪昇思想和性格上很矛盾的一面，在他未来的人生与命运中都会体现出来。
如今有人说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这也是不符合实情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拒绝过走仕途经济道路，随着年岁见长，他心里越来越清楚，如果不走这条正途，他就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所虑的还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前程，还有这个家。而就在他还处于茫然彷徨之际，发生了一件大事。康熙四年（1665），对于洪昇与黄蕙，那是他们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黄彦博在京师病逝。章培恒先生认为“彦博当于甲辰冬病，乙巳夏秋间殁”。而在此前一年，黄彦博中进士，选庶吉士，“孰知英英髦士，才登鸳鹭之班”，“陈言见鲠直之风，揽辔有澄清之志”，谁料未及一年，一个英英髦士便遽尔早逝。洪昇痛彻心扉，作《遥哭黄泰征妇翁》诗七首，其一云：“旅榇荒原未得归，遥天酹酒泪沾衣。江南蓟北三千里，一夜寒霜雁不飞。”黄彦博英年早逝，以一种更让人绝望的方式完成了人生命运的逆转与颠覆，“曾闻簪笔向兰台，转眼松楸入望哀”，这也是洪昇有生以来对生死、生命的最深刻又最叵测的感受。而哀莫哀过于黄蕙，这出身显赫门第的小女子，说来也真是命苦，她幼年丧母，在婚后一年又痛失其父，而父亲弥留之际，还牵挂着她与洪昇小两口，伏在枕头上给他们写信，“可怜垂死天涯夕，伏枕犹裁尺素书”。可怜她才二十出头，就成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女。是的，她还有一个仕途正旺的祖父，然而那毕竟已经隔代了，对于子孙众多的黄机而言，也难以独怜这可怜的孤女。黄蕙终日以泪洗面，“相思骨肉便欷歔”，而一个弱女子在无依无靠的命运中，她最亲最亲的亲人只有夫君洪昇了。她对丈夫更加充满了依赖，这也是她一生一世的依赖了。
当生命中的一个骨肉亲人离去，既让洪昇有如切肤之痛般的生命体验，也会让他重新审视生命和命运。毕竟，他此时已经不是不更事的年岁了，他是否考虑过，如果他父亲一旦遭受不测的命运，作为家中长子，他能否撑得起这样一个大家庭？而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父亲无疑考虑到了这一点，这么一大家子人全靠他一个小官来供养，就是家底再殷实也会坐吃山空。这是很现实也很迫切的问题，人道是富不过三代，如果三代之中没有出现一个栋梁之才，一个大家族没有一根强有力的顶梁柱来支撑，这个家只能走向衰落以至没落。以洪父的身份地位，此时已年过不惑，还是一个“些小衙门吏”，最多能勉勉强强作为一个维持者，而这个强有力的支撑者，他只能寄望于长子洪昇，至少是首选。
康熙五年（1666），洪昇与仲弟洪昌及好友陆寅寄寓南屏僧舍读书。那闻名遐迩的“南屏晚钟”就在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内。净慈寺位于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洪昇和钱塘文士诗文中常以“湖南古寺”称之。这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因为寺内钟声洪亮，“南屏晚钟”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净慈寺也是济公修行和圆寂的地方，大雄宝殿西侧的济祖殿前是带有传奇色彩的运木古井，据说井底还留有济公运木时的最后一块木头。而洪昇兄弟及陆寅借这一方清净之地闭关读书，就是为了心无旁骛、潜心举业。据其好友胡大潆《访洪昉思、殷仲读书南屏》诗云：“掩关古刹里，兄弟自相师。芳草迷深径，垂杨弄短丝。幌摇湖水绿，窗面石峰奇。幸托同门谊，深谈未觉疲。”胡大潆即蕉园七子之张昊的夫君，据他诗中的描述，时值南屏之春，几人谈诗论文，不知疲倦，但他们所谈其实并非举业，而天性浪漫、随心所欲的洪昇，也实在受不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那种拘束。他在南屏读书的时间不短，与洪昌、陆寅及来访诸友“日与论文”，然在举业上无所精进。南屏山也是其师执柴绍炳的隐居之地，沈谦也曾来访，但洪昇的这两位隐逸之师，对洪昇在举业上的进取无所裨益，反而让他更沉迷于诗词曲赋。
当年秋天，洪昇创作了套曲《秋日南屏怀王丹麓》。据章培恒先生考证，洪昇散曲，今存五套，而这组套曲为洪昇散曲有年代可考之最早者。此曲中的王丹麓，乃是钱塘隐士。据《国朝杭郡诗辑》卷六载：“王晫，初名棐，字丹麓，号木庵，又号松溪。……年十二补诸生，稍长弃去。”王丹麓比洪昇年长九岁，于顺治四年（1647）补诸生，时年十二岁，这在科举功名上是洪昇远远不及的，而洪昇在二十二岁时尚无半点功名。不过，洪昇在此曲中所抒写的不是丹麓之功名，而是其旷达而通透的心态。他在这组套曲第一曲【北中吕·粉蝶儿】中一唱三叹：“秋到湖南，净长空雨疏云淡。隔寒林一带烟岚。柳添黄，损绿，红消菡萏。蓦地愁含，对西风独凭雕栏。”一个隐逸之士，没有如此之旷达和通透，又怎能抛却世俗功名，入超尘出俗之境？王丹麓隐居湖墅，堂号霞举，“四方士夫过武林者必造霞举堂，故座客常满”。武林，乃杭州之旧称，杭州十大古城门之武林门与西湖相望，王丹麓大隐隐于市，霞举堂“为往来舟车之冲”。但他如此广宴宾客，招待四方，日渐拮据，而他依然慷慨好客，“客至质衣命酒”，哪怕典当了衣物也要让四方宾客尽醉而归。如洪昇于此曲【煞尾】所唱：“蛩声不要听，秋光谁耐览。待驱车早暮还相探，怕只怕醉倒琼楼绣鸳毯。”洪昇曲中还有“潘令好容姿”之语，称誉王丹麓是一位如潘安般丰神俊逸的美男子。丹麓工于诗文，尤擅填词，有《墙东草堂词》行世，他还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之后继者自命，著有《今世说》八卷，“耆旧风流，藉资掌录”，记录了清顺康四十年间之士林生平言行为主，在历史的夹缝中，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那一代由明入清的历史人物之珍贵实录。但在当时，这一类杂著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王丹麓却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以此自炫而“傲形于色”。
未知洪昇是否与这位大隐有过交游，但他对王丹麓的赞美与崇敬，这表明他在南屏僧舍读书期间，对隐逸逃禅有了进一步靠拢的倾向。而栖身僧舍，他对求道问禅也兴趣盎然。豁堂禅师为南屏高僧，在豁堂禅师的点化下，洪昇越来越觉得出世隐遁也是一种理想的归宿，他后来自号“南屏樵者”，当与这段经历和心结有关。但眼下，无论如何，他还得硬着头皮钻研举业。他的这段经历，恰好反映了两个洪昇之间那种难解的悖结。从理性上看，他有意举业，但从性情上看，他却无所用心，依然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吟诗填词作曲上，这对惯于“我手写我心”的洪昇是本性难改的。即便没有明清易代，没有遗民情结，凭他青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天性，他也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小圣人，他的心事从来没有放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上，从来不做正经功课。一方面，他打心眼里不愿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在另一方面他似乎根本不需要下功夫，譬如他喜爱那些诗词、音韵、戏曲、琴棋书画等，那才是他在内心里热爱的东西，他被其魅力自然吸引，甘之如饴，他的天性和天赋在这方面也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笔者在前文已援引了洪昇青少年时代的不少诗篇，而他在词曲创作上也已崭露头角，有不少佳作存世，如其《念奴娇·殷仲弟初度，兼怀季弟在燕》：
露浓霜冷，叶纷飞、楼外寒蝉将歇。况是菊花堪酿酒，那用长生桃核？健笔凌霄，高怀拨雾，年少真才杰。一声鸾啸，海天惊破秋月。
回忆昨岁河桥，骊驹初唱，执手难轻别。纵有茱萸谁待插？不记登高时节。两地都愁，三人各瘦，鸿雁应能说。何当欢聚，乘秋共醉瑶阙。
据章培恒先生考证，“此当（洪昇）早年乡居所作”，原注作“九月八日”，乃重阳节的前一天，既是“殷仲弟初度”，也是洪昌的生日。其上阕借《晋书·阮籍传》“鸾啸”之典：“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后遂以“鸾啸”为胸怀志趣更高的典故。洪昇以此形容或激励殷仲弟，赞其“健笔凌霄，高怀拨雾，年少真才杰”，并寄望于殷仲“一声鸾啸，海天惊破秋月”，这兴许也是他的自勉吧。无独有偶，洪昇日后的师执王士禛亦爱用“鸾啸”一词，如其《题乔子静桃花流水图》诗云：“傥遇避秦人，或逢鬼谷子，鸾啸一逌然，沙禽忽惊起。”洪昇与王士禛师徒俩，也可谓是“鸾啸”知音。此词下阕，则深情抒写了他对季弟中令的怀念。康熙四年（1665）深秋，其季弟中令随父入燕，洪昇作《别弟》一诗送行，“季也年十六，意气殊浩然。今将从父游，行行入幽燕”。这首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洪昇与中令难舍难分的手足之情，“兄弟牵裳衣，踟蹰不能前”，“执手一相视，泪下如流泉”，丝毫看不出兄弟间有什么嫡庶之别，而所谓嫡庶之别、兄弟阋墙，也是后世时常拿来做文章的，如土默热红学，就将洪中令比喻为那位赵姨娘所生的贾环。不过，洪昇在诗中对父亲为何入燕没有交代清楚，那时从杭州到北京天遥地远，“江南蓟北三千里”，水陆兼程，大约一个多月行程。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是不会轻易赴燕的，何况洪起鲛还是一家之主，不可能为游玩而去。而洪起鲛这次携季子中令入燕，一去经年，洪昇与中令契阔经年后，“回忆昨岁河桥，骊驹初唱，执手难轻别”，眼看重阳将至，洪昇难免有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之感伤，“纵有茱萸谁待插”？
对于洪昇，南屏僧舍的读书生活是他一生难以泯灭的记忆，他后来曾在《稗畦集·题画》一诗中追忆：“烟树渺无际，不辨南屏山。旧时读书屋，指点在其间。”而让其一生念念不忘的还有在南屏僧舍与他朝夕相处、“日与论文”的陆寅。洪昇在《重过南屏僧舍怀陆冠周》诗中写道：
僧楼高枕看雷峰，此地曾偕陆士龙。
湖面花开凉醉酒，山头月出静闻钟。
重随野鹤吟黄叶，独卧寒云对碧松。
惆怅故人今远客，一庭秋雨草茸茸。
陆寅，字冠周，生于顺治五年（1648），比洪昇小三岁。洪昇以陆氏先祖陆云（字士龙）比拟陆寅，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文，其兄陆机死于“八王之乱”而被夷三族后，陆云也被牵连入狱。那么陆寅的命运又如何呢？他幼而颖悟，能诗，在“庄史案”中，十五岁的陆寅亦被系入狱。据《钱塘县志》卷二十三《孝友》载，自其父陆圻遁迹远方后，“寅以一身，上事老母，下抚弱弟妹”，直到母亲去世，他又出门徒步访父，他此生的唯一意义仿佛就是为了寻找父亲的踪迹。他往来万里，苦寻数载，“历东粤、匡庐、洞庭、湘潭，远经天台、剡中，复登泰山，涉沂水，凡荒崖绝壑，深林穷谷，靡所不至，其最险几殆者，莫如海上成崂蓬莱为甚，如是者十余年，黧面重胝，水宿风餐，绝无踪迹”。对陆圻最终的去向，史上有两种说法，“或云武当为道士，或云岭南为僧，终莫能定”。洪昇后来有《答友》诗曰：“君问西泠陆讲山，飘然瓶钵不知还。乘云或作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
笔者于此援引洪昇的这些诗词散曲，一是交代他与洪昌、陆寅寄寓南屏僧舍的这段读书生活，也是为了验证一个事实，洪昇多才多艺，才情恣肆，具有广泛而丰富的情趣，但依然“不务正业”（举业），而他也以这种“不务正业”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接近自己一生的正业。只是他自己此时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正业是什么，谁又知道呢？或许，只有天知道。
是的，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的猜测其实也有佐证，洪昇之师毛先舒曾专门作过一首《水调歌头·与洪昇》，实为诫勉规劝之词：“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中不难看出，洪昇依然沉浸在“风云月露”“花笺彩笔”之中，追求那些虚薄的浮名，不做正经功课。毛先舒在读书上亦颇有心得：“读书有四要：一曰收，将心收在身子里，将身收在书房里是也。二曰简，惟简斯熟，若所治者多，则用力分而奏功少，精神疲而岁月耗矣。三曰专，置心一处，无事不办，二三其心，必无成就。四曰恒，虽专心致志于一矣，而苟无恒，时作时辍，有初鲜终，亦无成也，故存恒尤要焉。”在其《与子侄书》中，他诫勉后生：“年富力强，却涣散精神，肆应于外。多事无益妨有益，将岁月虚过，才情浪掷。及至晓得收拾精神，近里着己时，而年力向衰，途长日暮，已不堪发愤有为矣。回而思之，真可痛哭！汝等虽在少年，日月易逝，斯言常当猛省。”——这又何尝不是对弟子洪昇的谆谆教诲。但洪昇却不听教诲，而且“恶劝”——厌恶别人的规劝，可以说屡教不改，实在也是本性难移。而洪昇日后在其诗文中也曾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接近真相的。而洪昇后来遭遇“天伦之变”，被逐出家门，很可能就是他“背父母教育之恩”，至少是原因之一吧。
康熙七年（1668），洪昇二十四岁，从此告别了他在钱塘的求学生涯，入北京国子监就读。这是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清代科举沿袭明代科举制，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也可谓是愈加僵化了，四书五经的解释主要限于朱子注疏，而“制艺”（作文）则必须严格遵循程式的“八股文”，每个段落都必须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你只能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据孟森《心史丛刊》云：“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的确如此，清廷也明知这种八股文没什么实际用途，却又不愿放弃，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这位“千古一帝”还真是实话实说，“特以牢笼人才”才是大清帝国实行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又何尝不是历代王朝的目的。对于清廷，以科举取士是“舍此莫属”，对于欲出仕清朝的天下士子也是“舍此莫属”。
洪昇走科举正途，只能说是注定走不通的，到二十四岁时，这在当时已是老大不小的年岁了，他居然连个诸生也未得中，他父亲的失望可想而知。好在，当时还有另一条出路，入国子监。据《清史稿·选举志》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国子监生也可称为太学生。国子监为国中最高学府，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但除了考试，还可以恩荫或捐纳入监。按清制，文职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监读书，捐纳则须花费不菲的费用。洪昇到底是以哪一种方式入监，我没有搜寻到历史文献的记载，后世大多猜测他以恩荫入监。这又再次验证了，洪家在明代的恩荫在入清后依然得以世袭，其父“按例授官”，洪昇又以恩荫入监，清朝对钱塘洪氏还真是不薄。又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入监，对读书人而言，只要能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就意味着离仕途的距离拉近了，近在天子的眼皮底下了，虽说也要参加考试才能授官，但机率更高了。而国子监监生中有能力做到高官者亦大有人在，这也让洪家终于看到了后继有人的希望。
在一个难以确定的时日，洪昇拜祭了列祖列宗的牌位，拜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便是与妻子作别。此时，他们结婚已四年，洪昇还是平生第一次别家远行，对于冰雪聪明的黄蕙，她一眼就能看出丈夫去意已决，而在一个贤惠的妻子眼里，她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夫君“一声鸾啸，海天惊破秋月”，这也是丈夫应该走的一条路。在那个早春的清晨，当她目送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泪花在眼中颤颤跳动，她就像看一只在风中飞舞的纸鸢，是那样缥缈而又高远。她以为丈夫从此会走上祖父、父亲走过的那条路，她也憧憬着有朝一日随夫君赴燕，在京师的官邸里相夫教子，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想到，洪昇会走上一条钱塘洪氏所有前辈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