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崭新的，他尚不能接受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农村里不讲家庭成分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一个信号，这样一来，他手中就缺了一件管治村里的法宝。
从薛翠芳生下马秀萍以后马生奇就怀疑这女儿不是他的骨血。马生奇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
1964年国庆节前夕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师工作的马生奇回到了松陵村，和薛家村的薛翠芳结了婚。婚礼由松陵村的支部书记田广荣主持。三十多岁的田广荣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能给这一对年轻人主持婚礼也算是马生奇一家的体面了。酒桌上，村里人不住地赞叹，长相平平的马生奇算是采了薛家村的一枝花。薛翠芳的漂亮简直就是松陵村的一面旗帜，年轻人的目光被召唤到这面旗帜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在酒桌上就开始嬉闹了。连田广荣似乎也有了三分醉意，失去了往昔的威严与冷峻，薛翠芳敬酒时，他竟然捏住了新人的手腕不放，他的失礼使同桌的长辈们尴尬了好一阵子，端着酒壶的马生奇蒜头鼻子也红了却无法张嘴，也不知说什么好。一脸娇羞的薛翠芳从容自若，没有忸怩，没有给人们难堪。她的随机应变落落大方使长辈们颇为反感，当时，就有人放出了话：马生奇恐怕是守不住这个媳妇的。
结婚头三天没大没小。即使薛翠芳在酒桌上的举动有点放肆，马生奇也不会在乎的。初次交欢，他如同将嘴伸进蜂蜜罐子里被甜糊涂了。在新疆的漫漫长夜里他曾经焦灼地渴望过茫然地想象过，一经实践，他才明白，那美妙是想象不到的；它比酒更容易醉人更容易上瘾。天一黑，他就和薛翠芳钻进了被窝。他简直像吃不饱的孩子。使马生奇遗憾的是在他归队的前两天薛翠芳来了月经，他想弄也弄不成了。他意犹未尽地踏上了归途。薛翠芳没有想到，她的这次“见血”会给马生奇的怀疑留下了间隙。
第二年国庆节马生奇回家探亲时，马秀萍已经出世了。他一时处在得到了女儿的欢欣之中不可能去想这女儿的血管里是否流淌着他的血液。他之所以不可能那么想，也因为他爱他的翠芳，爱得如痴如醉如癫似狂，就是她有什么过失也不能动摇他对她的爱。他在心里说，他爱她，要爱她一辈子。
1966年他从新疆回到了凤山县，在县卫生局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去县医院，和一位医生交上了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说，包括和女人做爱的事也会说得十分透彻十分粗鄙。是医生朋友提醒了他：你归队时薛翠芳正在例假中，怎么会怀上孩子呢？疑虑由此产生了：莫非她在松陵村有了相好？莫非他被戴上了绿帽子？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用审视的目光盯着薛翠芳，可他从薛翠芳身上并未发现一个放荡女人的蛛丝马迹。他能感觉到，除了自己的丈夫，她和松陵村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很深的交往，更不要说和谁暧昧了。他还是不放心，对她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半夜三更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到了松陵村。薛翠芳从被窝里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开了院门。在自己的房间他未曾嗅见一丝男人的气息更不要说捉奸了。女儿在炕那头熟睡着，薛翠芳的被子筒里尚有暖意。他上了炕，薛翠芳照常供他享用照常那么热烈那么贪婪。可是，他的疑团并未因此而消除。
从薛翠芳身上没有窥视出丝毫破绽，他又开始审视女儿。他将马秀萍叫到跟前来，左端详，右端详，怎么看，也在女儿的五官上看不出一丝半点自己的特征来。他是蒜头鼻子，他是细眯眯眼，他是厚嘴唇，而马秀萍的鼻子端端正正，眼睛黑亮黑亮，嘴唇不薄不厚，面部没有一处可挑剔的。就算她取了薛翠芳的全部优点面部也该有自己的一点痕迹，怎么从她身上连自己的影子也没有捕捉到？他极其失望极其沮丧，觉得很憋闷很冤枉却说不出口。随着马秀萍一天天地长大，他对她越来越疏远了。有了二女儿和儿子以后，他对马秀萍就很讨厌了，左看右看不顺眼，动不动就训斥她或者出手就打。马生奇一只手猛然抓住马秀萍脖颈上系“银牌”的银链子向前猛一拉，银链子勒得马秀萍又哭又叫。马生奇狠劲一揪，银链子揪断了。“银牌”到了他手中。这“银牌”是马生奇的祖母传下来的，有三个银元的分量。“银牌”状如青蛙，正面压印着“长命百岁”四个字。有“锁命”的意思。马秀萍满月那天马生奇将“银牌”系在了女儿身上。现在，他毫不留情地从女儿的脖颈上揪下来了。有一次，他出手太重了，孩子被打得尖声怪叫。薛翠芳将女儿搂进怀里流着眼泪问他，为啥要无缘无故地打孩子？他说：“她是我的女儿，我就该打。”薛翠芳说：“她就是你的女儿，你也不该打得那么狠，你的心肠咋硬得跟石头一样？”他说：“我只叫你说一句话，你说她是不是我的女儿？”薛翠芳不吭声。他口出粗言：“她是我日的，我就要打，她要是野汉日的，我就不打了。”薛翠芳知道他是借打女儿寻衅闹事，她一旦和他接上了话茬儿非吵个天翻地覆不可。她不和他较量，拉起女儿的手向院门外走去了。每逢这时候，薛翠芳就采取不战而逃的办法，她惹不起他总能躲得起他。她的愿望是尽量不让女儿遭受拳脚之苦，尽量不叫马生奇用带着毒汁的口舌扫荡马秀萍。至于说马秀萍是不是马生奇的女儿她不去和他较真，这事怎么能用嘴说得清呢？马生奇把她逼急了，她就说，你不相信，就去医院里检验。马生奇不去医院，他说他不愿意把人丢在凤山县城，他非要叫她说清楚不可。她看得很清，马生奇虽然骂得那么凶打得那么狠，其实很脆弱，他不但怕丢了他的面子，还怕失去她；她的漂亮使他自惭形秽。因为自卑，他就担心她会被别人占有，越担心疑心越重。马生奇如鲠在喉，想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他只能变着花样折磨薛翠芳。可以说折磨薛翠芳是他对她的爱的一种粗暴的方式。说他不爱薛翠芳那不公平，他是很爱她的，爱到了恨的地步，恨不能将她拿在手中自如地摆弄。在他看来，女人一旦嫁了人就得无条件地忠于丈夫，他把女人的贞操看得比活人过日子更重要。遗憾的是，几年了，他一次也没有完成捉奸的壮举，他恶狠狠地想，一旦他把那野汉捉住非把他撕成碎片不可。然而，他就是把薛翠芳打死，她也不露口风。他越折磨她，她越强硬。使他难以理解的是，薛翠芳一次也没有提出过离婚，他施暴之后，依旧爬上她的肚皮，她从不拒绝也不反抗。
受到了多次欺侮之后，薛翠芳就把田广荣找来了。在薛翠芳的哭诉声中，这位村支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沉下微黑的脸膛用肃穆而冷酷的目光将马生奇压住，像训斥他的社员一样训斥马生奇。马生奇不狡辩，低着头，似乎不敢面对田广荣，只是不停地抽烟。等田广荣训斥毕之后，他就到隔壁房间睡觉去了。
在父母的吵闹声中马秀萍长大了。她的心中过早地塞进去了许多杂芜而污秽的东西。
晚上，马秀萍常常从睡梦中被吵醒，一些场面一些记忆她想抹也抹不掉。她睁开眼一看，父亲和母亲都站在脚地都是一丝不挂。父亲端着尿盆要给母亲灌尿喝，母亲极力反抗着。父亲扭住母亲的手腕要叫母亲说出和她相好的那个男人是谁，母亲死不开口。父亲按住尿盆硬向她嘴里灌，母亲摇着头躲避，尿水没有灌进母亲的嘴里给她泼了一脸一身。马秀萍抱住父亲的腿求父亲放过母亲。父亲一脚将她蹬倒了。父亲蹲在木柜跟前点着一支烟吸了几口用烟头在母亲的奶头上烧，在母亲的肚皮上烧。母亲怪叫一声，长长地趴在了脚地；母亲惨然的叫声刀子一般刻进了她的心里，那时候她恨不能扑上去咬父亲一口。父亲的目光太可怕了，放着粗硬粗硬的光；她看一眼，就浑身发抖。
使她十分憎恨的是父亲和母亲在炕那头干那事从不回避她，父亲故意把那声音弄得很响把那气氛渲染得很淫荡，嘴里的脏话污水一样漫流，这是她最恶心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她提出要和父母亲分开睡，父亲偏偏不。后来，她才明白，父亲确实是故意那样做的，这是他惩罚一个不贞的妻子的方式，惩罚一个不该出生的孽种的方式。父亲的用心好毒好狠呀！母亲能够看出父亲用心不善，她对父亲说：“萍儿大了，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知道事情了，你咋整治我都行，不要害娃。”父亲还是那句老话：“你说她是不是我日的？她不是我日出来的，就叫她滚！”母亲一强辩，父亲就变本加厉了，他和母亲干那事，不再关灯，他把母亲身上的被子揭掉爬上了母亲的身体，两个人赤条条地在白晃晃的电灯下做着男女之事。马秀萍用被子蒙住头浑身颤抖着在被窝里啜泣。
秋天里，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父亲从县城里回来又和母亲闹事了。马秀萍从炕上下来，鞋也没顾上穿，一只手提着一只鞋，屏声敛气地出了院门。走在街道上，她才松了一口气，她穿上了鞋，拼命地向村外跑。她一口气跑上了通往县城里的乡村土路钻进了路旁的玉米地。刻薄的玉米叶子从她的脸庞上划过去，嫩嫩的脸被划出了一道一道的红印儿。她蹲下来喘着气，还没有哭出声来，抬眼一看玉米地里蹲着一个人，那个人撅着尻子在屙屎。马秀萍先是一惊，继而便被吓住了。她的一双眼睛盯住那个硕大的屁股盯住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男人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当她从一道塄坎上退下去，跌进塄坎下面那块低洼地里的时候如梦初醒了。秋雨在那块低洼地里形成了一个泥潭。她的浑身上下被污泥玷污了，跟伏天里在涝池的青泥中滚了几遍的猪崽儿一样，脏水像眼泪似的从身上向下滴。她这才哭出了声。她哭着从污泥中摸出了一双鞋，方口鞋的鞋口里灌满了黄而发灰的污泥。那双上了脚还没有穿几天的俊样的鞋面目全非了。她用手去抓鞋上的泥，结果越抓越脏了。她流着眼泪，提着鞋，进了村。
后来，马秀萍也知道了，尽管母亲已经不爱父亲，但父亲从不拈花惹草，从未和别的女人相好过。父亲的毛病再多，仅此一点，使马秀萍对父亲宽容了许多。
马秀萍回到家里时，薛翠芳正准备做午饭。
“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早？”
“还没到放学时间哩。”
“那你咋提前回来了？”
“是我爸把我叫回来的。”
“他叫你干啥呀？”
“他不叫我念书了。”
“他人呢？”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行，我去找你田叔。”
“妈——”马秀萍说，“田支书又不是咱的家长，你找他干啥呀？”
马秀萍觉得，他们家的事和田支书无关。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情愿叫田支书介入父亲和母亲的感情纠葛。对于松陵村人都很尊敬的这位村支书马秀萍并不喜欢，而且有几分讨厌，讨厌他说话时居高临下的态势，讨厌他那冷漠得如同石头一样的面孔，甚至讨厌他那硕大的脑袋和秃了的顶。
“我不找他，找谁去？他是村支书，就该管。”
薛翠芳放下没有择完的菜，抬脚出了院门。她走得有点急，迈出的步子并不大。她的双腿修长而匀称，三十三四的年龄了但身材很端正，只是双肩稍微有点向下滑。走上街道，薛翠芳故意挺了挺胸，面部的愠怒也打扫干净了。
薛翠芳走进田家院子的时候，田广荣正在房檐台的石头上十分起劲地磨一把锄头，锄头和石头相摩擦发出的响声缓慢而粗糙。他磨锄头不是为了使用起来方便，他在磨锄头中想心事，手臂的动作是机械的，思维却十分活跃。他的身材并不魁梧脑袋却很大。只要他没有入睡，秃了顶的脑袋就处于思索状态。一个崭新的，他尚不能接受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农村里不讲家庭成分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一个信号，这样一来，他手中就缺了一件管治村里的法宝。本来，对那些“黑五类”们，他出大声唬几句他们就乖觉了，可是，现在，他不能随意支使他们、随意训斥他们了。他是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斗争中走过来的，现在不斗了，他的村支书将怎么当呢？使他窝火的是他有看法也只能装在心里，嘴上必须有拥护的言词，必须用行动来表示。他打算在“社员”成分中发展几个党员，以作表示。祝永达是他物色的第一个对象。他“欣赏”祝永达，并不是因为祝永达有非凡的才能，而是因为祝永达温和，收敛着个性。尽管，他自己富有个性，却不喜欢、也不愿意接纳有个性的人。他身边的人只要听话、好使唤就行了，他不需要比他强的人。要巩固他在松陵村的地位就要不断地培植新势力，这个势力集团中需要田水祥那样的二杆子货，更需要祝永达这样的能赢得人心的很乖觉的人。他把祝永达作为“培养”对象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他还没有觉察到祝永达的绵里藏针。
薛翠芳进了院门，他没有察觉到，依然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直到薛翠芳走到他跟前连喊了两声田支书，田广荣才停止了磨动。田广荣舒展了浓而粗的眉毛上下打量了几眼薛翠芳，叫她去屋里坐。薛翠芳说她有事找他，薛翠芳简略地说了一遍她的“事”。田广荣一听，就躁了：
“马生奇咋能这样？”
“你去劝劝他，不要叫他给娃使瞎心。”
“劝他？要是在前两年，我早叫民兵小分队把他捆起来了。你先回去，我等一会儿就来了。”
马生奇回到家里时，田广荣已坐在院子里等他回来。马生奇只扫了田广荣一眼没有理他径直朝房间里走。田广荣拦住了他：
“你不叫秀萍念书了？”
“不叫她念了。我给县建筑队说好了，叫她去干小工。”
“你是胡弄哩。娃那么小，能干小工？”
“我像她那年龄给互助组里犁地哩。”
“不行，要叫娃念书。”田广荣的口气很强硬。
“我没钱供她。”
“你不供，松陵村掏钱供。”
“你们掏钱供好了，还和我说啥？”
“我说你是一脑子糨糊。你就没看看形势，形势不一样了，现在不讲成分了，连马子凯那样的人也给‘摘帽子’了，人人都扯平了，咱贫下中农的娃们不念书，还能像你一样当上国家干部吗？”
对国家形势什么的马生奇不感兴趣。他觉得田广荣扯得太远，他不叫马秀萍念书是因为他不能白白花钱供养野汉的孩子，就这么简单。
“这事说定了，你不要胡来。你要是胡来，我就去县卫生局找你们的局长。”
对于马生奇这样的人来说还怕局长吗？他之所以答应田广荣是为了叫他赶快走出他家的院门，他不愿意和松陵村的这个“山大王”费口舌。在他的心目中，田广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大王”。
田广荣刚一走，马生奇一脚将他刚坐过的凳子踢翻了。他火烧火燎地走到灶房门口，朝正在做饭的薛翠芳骂道：
“你动不动把田广荣叫来，得是吓我哩？田广荣是你爸还是你爷？”
“他是村支书。我叫他来评个理，叫错了？”
“我还以为他是把你×翻了的野汉！”
“你满嘴胡说。”
“你没叫田广荣×过，我就不姓马了。松陵村几千口人，哪一家没点事？谁能把他请得动？你一叫，他就像孙子一样来了？你说这为啥？”
薛翠芳连和面的手也没洗。她从灶房里出来，又要去找田广荣。马生奇不仅冤枉了她，连田支书也冤枉了。马生奇一把抓住她的领口抡起拳头就要打。不要看他在薛翠芳跟前硬八分，他是嘴硬尻子松，在田广荣面前他顺溜得跟长虫一样，他不敢去面对松陵村的这个“山大王”。马秀萍从房间里跑出来挡住了马生奇。她说：“你们不要闹了，我不念书还不行吗？”马生奇一把推开了她，说：“好啊，只要你不念书就行。”马生奇瞪了几眼，回房间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