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伴儿，印象也就渐渐地消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市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这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又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倒塌。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新的油毡纸，所用的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纸伸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曾有一个女人的头发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最后她男人用了半脸盆汽油才帮她洗开。
“脏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那条街上仅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右侧聊天，是等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等在外边的，往往还不只两个人，也有三个人五个人聊天一块儿等的时候。其中准有一个人两眼盯着厕所的入口，双脚不停颤动，脸上不时作出龇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这时候，厕所就仿佛变成了颇诡秘的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的满面歉意，进去的迫不及待。仿佛里面有一位什么神圣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一个人耐心可嘉地等待着的时候也有。如果没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谁，就会好心好意地告诉他：“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掉头就往家里奔，揣了手纸后，冲出家门，忙不迭地往厕所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也许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大好时机”的心理在催促。而跑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或排泄系统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倘厕所外只有一个人在等着，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会跟厕所里边那位聊。这种时候，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拉家常唠社会，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互相都认识，除非两家有什么芥蒂，谁跟对方主动聊天，对方都会表现得又友善又配合又热忱。当然，因为里边的人腹泻或大便干燥，等在外边的人实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于是相互口角乃至辱骂起来的不快事件也曾发生过……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就打过那么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言归于好了。所以我对当年“脏街”上的公共厕所，至今保留着较深的、近乎怀旧的记忆。打架的原因极其简单——某天我俩走碰头，彼此撞了个满怀。按说以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俩是不该打起架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心里不知窝了股什么邪火，一直寻找机会想发泄在某个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让我三分的。当时我认为发泄在他身上正对。彼此错身而过之后，我突然冲口吼出一句：“你给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头望我。
我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故意撞我？”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反正你撞了我就不行！”
分明地，他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乱冒金星。
事后，我母亲知道了，狠狠训了我一通，还罚我面壁跪了半个多小时。
母亲指斥我：“知道错不？”
我说：“知道了。”
又问：“为什么错了？”
我说：“不该先动手打人。”
“连子卿都打，今后你还不打遍这条街呀？你爸知道了，非揍你不可！你知道子卿他爸的腿是怎么残的？那是因为一次在一块儿干活的时候，出了险情，为了救你爸……”
我懂事以后，见到的子卿他爸就是个瘸子。整条街上的人都叫他“收破烂儿的翟瘸子”。母亲说的事，此前我半点儿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母亲扯着我，去子卿家向他赔不是。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穷。只一间小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在做饭时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那铁板大概是子卿的爸收破烂收回来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地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槛。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流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和门槛。经年累月，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槛倒是高出地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坐在家里朝外看，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倘正有人从窗前经过，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腿，连膝盖以上都看不到。
我母亲扯着我迈进子卿家的时候，我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外边的地面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连母亲也带倒，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眼疾手快，及时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子卿补鞋。他和我一样，没有第二双可换穿的鞋，也就只得老老实实坐在炕上，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地贴饼子，一边问：“谁呀？”
子卿母亲常年害眼病，视力很不好。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你老妹子。”
那时还没来电。当年为了节约居民用电，要到晚上七点钟才开始供电。锅里散发的蒸气，弥漫在小小的屋里。子卿母亲每贴一个饼子，要先往锅里吹一大口气。吹散蒸气，看清锅里的情形，她才不至于将饼子贴到锅外，或将两个饼子贴一起。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之下，子卿的父亲居然还能补鞋，使我当时不禁暗觉奇异。
子卿母亲往锅里贴完了饼子，盖上锅盖，推开家门散尽蒸气，接着在盆里洗手。她一边洗手，一边问我母亲：“老妹子，有事儿？”
我母亲说：“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咋才做饭？”
子卿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回答我母亲的问话，却很是有几分不安地说：“你领着儿子来，我就知道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经把他揍过一顿了！”
我和子卿都是随着我们的父亲们的山东人的叫法，称他们为“爹”，称母亲们为“娘”的。我们是整条街上仅有的两个不叫父母爸妈，而叫父母爹娘的孩子。别的孩子们因而叫我们“山东棒子”。我们的母亲们虽不是山东女人，但由于嫁给了两个正宗山东男人，也就早已接受并习惯爹娘的叫法了。
始终像个哑巴蹲在窗口补鞋的子卿父亲，这时才郑重地哼了一声，严厉地说：“打架还行？不揍还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不可！”
他光说了话，没抬起头。
子卿呢，则胆怯地往炕角缩去。
我母亲说：“我可不是领儿子来告你儿子状的。我是领儿子来向你儿子赔罪的。听我儿子说，把子卿的鼻子打出血了呢！”望着子卿又问，“子卿，是把你鼻子打出血了吗？”
子卿低声嘟哝了一个字：“是……”
母亲就使劲儿拧我脸：“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了一顿揍，你还觉得委屈！你倒是有什么值得委屈的？快给子卿说句赔罪的话儿！”
我嘟哝：“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子卿母亲赶紧把我扯到她身后，护着我，对我母亲说：“拉倒吧，拉倒吧，谁跟谁呀！俩孩子打架，一个不怨一个的事儿，赔的什么罪啊！亲哥俩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子卿父亲也说：“拉倒吧。”
他仍专心致志地补鞋，仍没抬头。
随后我母亲就和子卿母亲聊起来。无非都说些她们那个松花江边儿上的小小渔村，景致多么美好，人际多么友善，夏季里大人孩子洗衣服洗澡是多么方便。听她们那口气，仿佛迁到城里来住，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其实是件很吃亏的事。
子卿父亲这时抬起头来了，表情很郑重地问母亲们：“后悔了？”
两位母亲互相看看，子卿母亲便不作声了，而我母亲却说：“有点儿！”
子卿父亲说：“那你让晓声替你给我老弟写封信，跟他商议商议，干脆咱们两家再迁回你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去算了！”
两位母亲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和子卿也不禁互相看了一眼。我们都不留恋“脏街”，尽管我们都是在“脏街”出生的。我们都经常听母亲们在一起讲她们那个小小渔村里的人和事。既然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当然都希望父母们能下一个果断的决心，告别城市。更准确地说，是告别这条不值得人留恋的“脏街”，带领我们回到它那里去。哪怕是回到父亲们的山东老家去，也是我们非常心甘情愿的啊！据我们想来，中国的任何一处地方，与“脏街”比起来，肯定都不失为一个值得祖祖辈辈生活下去的好地方吧？
两位母亲的目光又缓缓地移在我和子卿身上。
子卿母亲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们那儿又没学校，他们不上学了吗？”
我母亲叹了口气，也说：“是啊是啊，一想到两个孩子，这决心就不好下了呢！”
子卿父亲说：“那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些你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多么多么好的话！说些你们后悔不后悔的话！我和晓声他爹，小小的年纪就一块儿‘闯关东’，先是在城边上赖着混，后来终于和老婆孩子混进了城里，是那么容易的吗？这其中的苦辣酸甜，别人不清楚，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我母亲抢白道：“咱们这儿也算城里呀？”
子卿父亲瞪起了眼睛：“怎么不算？咱们两家有户口本儿没有？有粮本儿没有？都有！都有就是城里人！连政府也承认的城里人！你们当我们拖拽着你们往城里混是为啥？为我们自己？不是！是为他们！”
他用握在手里的锥子指指子卿，指指我，接着又说：“为他们将来有文化，出息成两个文明人，跟我们当父亲的不一样！我腿残了，就不说我了。那就说俺那老弟！他现如今是工人阶级了不是？是啦！可没有文化的工人又是什么？旧社会叫臭苦力，插上条尾巴人家就把你当成头驴！拼上我们这一辈子，有苦往肚子里咽，也得叫子卿和晓声跟我们不一样！”
子卿父亲涨红了脸，说得格外激动。
两位母亲听着他的话，表情渐渐地肃然起来。
我和子卿也不禁地都装出肃然的样子。我望着子卿，觉得父辈们是把什么无形的，却异常沉重的东西，压在我们的身上了。子卿的眼睛告诉我，他当时心里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一时刻，我们内心里都充满了对我们的父辈们、母亲们和我们自己的大的体恤。我们都明白了一点，无论我们多么地讨厌这一条城市边儿上的“脏街”，看来我们也得和它长相厮守了。
“外边有人等着没有？”
某天，子卿在公共厕所里大声地这么问。
我听出是他，不愿马上回答。
隔片刻，子卿又大声问：“外边就没人等着吗？”
我忍住笑说：“有人等着，你快点儿！”
分明地，子卿也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又隔片刻，在里边搭讪着说：“是你小子呀！”
我说：“不错，是我。”
子卿说：“求个事儿行不行？”
我很干脆地说：“不行！”——心想，你在里边屙屎，能求我什么好事儿？难道叫我帮你使劲儿不成？
子卿低声下气儿地说：“行吧！我忘带手纸了，分我一半手纸咋样？”
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幸灾乐祸，说：“活该！”
他说：“‘俺弟’，别跟哥这样嘛！”
只有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话才可能这么说。
我心想——“俺弟”是你叫的吗？跟我来这一套？来这一套也不给你面子。
我仍因前几天我们打那一架多少有点儿记他仇。
他说：“你就这么不重情分啊？你忘了我对你好的时候啦？”
我说：“忘啦！”
他说：“那，我出不去，你可也别想进来。”
我说：“那你就一辈子蹲在厕所里吧，我回家去了！”
我说完，绕着厕所跑了一圈。
子卿在厕所里高叫：“哎，哎，‘俺弟’！‘俺弟’！你别走嘛！”
我听了，心里又多了几分幸灾乐祸。
但是，比较而言，在忍耐力方面难以持久的，毕竟不是子卿，是我。
子卿猜测到了我其实并没离开，反而在厕所里大声唱起歌来……
他也唱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我开始觉得痛苦了。
我又憋了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终于不得不问：“你到底出来不出来哇？”
子卿说：“暂时又不想出去了！”
我说：“‘俺哥’，快点儿出来吧，我都要屙裤裆里了！”
他说：“活该！你屙裤裆里我才高兴！”
接下来自然轮到我央求他了。而结果是——我走入厕所，将我带的手纸一分为二，将面积明显大些的那一部分恭恭敬敬地奉献给他……
我从厕所出来时，见他站在厕所外，没走。
他说：“出来了？”
我说：“我又不想屙完了还蹲在里边唱歌！”
他得意地一笑：“我在等你。”
我说：“我可没求你等我。”
他说：“那就算我自己乐意等。‘俺弟’，咱俩以后别怄气了，啊？”
他说完，将胳膊亲昵地搭在我肩上……
从此，我们再也没互相闹过别扭。我们就像当年“脏街”上最亲爱的一对亲兄弟。
在我们全班，乃至我们全校，子卿始终是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小学三年级的期中考试，他又得了“双百”。全班仅他一个学生得“双百”。公布成绩时，老师照例对他大加夸奖。同时叫起了三个不及格的学生，教训得他们一个个低垂下了头。三个不及格的学生中，有一个还是留级生。
放学后，我和子卿刚走到一条胡同口，就被那三个不及格的同学拦住了。分明地，他们是预谋好了，专在那儿堵截我们的。
为首的留级生气势汹汹地对子卿说：“翟子卿，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不许你再考‘双百’，你为什么还故意考‘双百’？”
子卿说：“那我也不能故意往不及格考吧？”
对方一听更来气了，当胸捣了他一拳：“你让我们三个当众蒙羞，今天我们三个也非得羞羞你不可！”
我说：“你们干吗欺负人！”
他一推，将我推倒在地，恐吓道：“你又没考‘双百’，没你什么事儿，别找不自在！”
我爬起来，对子卿说：“子卿你别怕他们！要打就打，我帮你！”
子卿却说：“那，你们想怎么羞我？”
他们说，得子卿从他们胯下钻过去才肯放过我们。
子卿听了，默默将书包从身上取下，递给我。
他们以为子卿真想和他们打架，都防范地摆好了姿势。
我知道子卿是不敢和他们打架的。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多么怕他们。其实他是很能打架的。他内心里根本不至于怕他们。他是怕他的父亲。他实在是太怕他的父亲了。他父亲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位上帝似的。他因和我打那一架而挨了他父亲的揍以后，再受到挑衅甚至受人欺负，就学会了一个忍字。
子卿又默默脱下打了好几处补丁的裤子递给我。
这使他们非常困惑，面面相觑，搞不明白子卿究竟是要干什么。
子卿却说：“我钻……”
说完，子卿就双膝跪下去了。
而他们，这时都蛮横地笑了。他们一个个叉开两腿，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身后。
当子卿从他们第一个人的胯下钻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第二个人将手伸进裤裆里去了，我立刻明白了他想干什么！
我大叫起来：“子卿，别钻了，他要往你身上撒尿！”
可是尿已经撒到子卿身上了。
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之下，欺辱别人的心理快感表现在缺乏良好品德教育的孩子们身上，也是和大人们的罪过行为一样邪恶的。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将我自己的书包和子卿的书包、裤子往地上一抛，像一条掐断了链子的狼狗似的朝他们扑过去……
子卿见我已然和他们扭打作一团了，才开始和我一起勇猛无比地讨回他失去的公道。
三个同学自感无理，也意识到他们自己欺人太甚了，先自心虚，哪里还敢真和我们打下去，都吃了些亏，哀哀疼叫着，互相照应着摆脱了我们的无畏还击，仓皇而逃。
子卿的裤子却在扭打中被踩破了。
子卿不敢直接回家，跟我到了我家里。
母亲听我讲述了一遍经过，抚摩着子卿的头说：“孩子，你也忒老实了！他们叫你从他们裤裆下钻过去，你就真钻啊？还脱了自己的裤子钻！”
子卿噙着泪说：“娘昨天夜里刚给我补好的裤子。娘说布已经‘绦’了，再也挂不住补丁了。娘嘱咐我要小心在意地穿，说穿两个月后才能给我做条新的。”
子卿说完，就哇地哭出了声。
我这才明白，子卿他不和他们打架，子卿他脱下自己的裤子钻他们的胯，不仅因为他怕他的父亲，还因为他那条补了好几处补丁的裤子在两个月内是万万破不得的。
子卿哭得我也难过起来，哭得母亲也落下了泪。母亲爬上炕，翻箱倒柜，找出一条父亲的肥大的旧劳动布裤子，剪去一尺多裤腿儿，粗针大线地给子卿改成了一条他勉强可以穿的裤子。子卿穿上了它，模样显得滑稽可笑，如同一只从母袋鼠腹袋之中探出上半身惊诧地张望世界的小袋鼠。
我和子卿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子卿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当年“癌”还是一个不太常听人提到的字。对于穷困人家来说，更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糊涂之症。子卿父亲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有时疼得在炕上滚来滚去，还大口大口地喷吐鲜血。那时子卿母亲便惊恐地替子卿父亲轻拍后心，或者抚他的胸口。那些做法当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丝毫减轻不了子卿父亲的痛苦。而小小的子卿，则双手端着脸盆，浑身抖抖瑟瑟地伫立在炕沿前，接着父亲口中喷吐出的鲜血。那对他是一件必须那样做而又极其害怕的事。他可怜自己的父亲，也可怜自己的母亲。父亲口中喷吐出的鲜血往往溅在他身上、手上和脸上。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正好碰上了那样的情形。目睹子卿双手哆哆嗦嗦端着的半盆鲜血，我几乎晕倒在他家里。我虽然并没晕倒在他家里，却亲眼见子卿因心里过分紧张而晕倒了，半盆鲜血泼在他身上。
非但子卿，连子卿母亲和我母亲，当年也不知他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他母亲和我母亲，在那条街上逢人便问——什么是癌？怎么得了癌？医生便说没法治了！只能等死了！有没有什么偏方可治？当年那条街上没有一个人能向他母亲或我母亲讲清楚什么是“癌”，更没有一个人向两位母亲介绍过某种治癌的偏方。穷困的老百姓对穷困的老百姓的同情，往往也只能是相与说几句劝慰的话，陪着唉声叹气，陪着掉几滴眼泪而已。子卿父亲死前已瘦得皮包骨。临死前他还以为，他是被肚子里的蛔虫害的。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给他父亲穿上寿衣的。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将他父亲发送了的。
冬天，我父亲从大西北建筑工地回来探亲，亲自去子卿父亲坟前磕过头。
当时我父亲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父亲对着坟头说：“俺哥，你就放心吧！嫂子和孩子往后的日子，有你弟妹照应着呢。我看子卿这孩子很懂事，学习又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一定会对得起你的养育之恩……”
子卿父亲活着的时候，在我们那条街上，他家的生活已是最穷的了。他父亲一死，他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最初靠街道的救济勉强度日，后来街道不救济了，不得不靠变卖家当了。当年的穷老百姓人家，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家当”可卖！所卖其实都是过穷日子离不了的东西，卖了也不值几个钱，不卖则连买粮的钱都没有。
不久，我母亲当上了街道居民组组长。那时街道上成立了一个把石棉加工成石棉线的小工厂。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居民，允许一部分街道妇女将石棉领回家去纺。这一名额不多，而希望挣那点儿钱的人却很多。我母亲利用居民组组长的小小权力，替子卿母亲争取到了优先权。
我再去子卿家，便常见他母亲缩踞屋角，械臂弓腰，纺线不止；纺车嗡嗡，飞絮满屋。而子卿盘膝于炕，伏在一张小矮桌上，专心致志地学习，仿佛一点儿也不觉得受影响。他母亲脸上扎着一块浸湿了的旧手绢，他脸上也扎着一块，母子二人都只露出双眼。生人到他家里去，准会吓一大跳，准会怀疑自己迈进了一户怪异的人家。手绢扎在脸上，掩住口鼻，是为了挡住石棉絮，不使吸入肺里。石棉絮不比一般的棉絮，吸入肺里是要中毒的。而浸湿了，据子卿当年告诉我，是为了透气好一点儿，呼吸时感觉到点儿凉意，不至于因长久憋闷而眩晕。铅灰色的石棉絮积落在他们母子二人头发上、衣服上，将他们母子变得像两只毛茸茸的大小灰猿一般。
子卿学习比以往更加用功。除了音乐，因他先天五音不全，仅能获得及格而外，其他各科大小考试，成绩定列前茅。班里公布分数时，每每令我大为汗颜。母亲也经常数落我：“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瞧人家子卿，瞧你，你怎么就哪一科的成绩都不如人家呢？”
某天，母亲还庄重地对子卿说：“子卿啊，你能答应婶儿一个请求吗？”
子卿仰脸注视着母亲，信赖地说：“婶儿你说吧，我一定答应！”
我母亲就摸着他头说：“子卿啊，你可一定要在学习上帮助你弟！他要是学习总这么差，连所像样的中学都考不上的话，婶儿对你叔没法交代啊！你弟也就没什么出息可指望了！”
母亲说着，将脸扭向一旁，竟很是伤感起来……
而子卿信誓旦旦地向我母亲保证：“婶儿你放心吧！我答应了。我一定做到！”
一次，班里组织集体看电影，还要写一篇观后感。子卿几经犹豫，不得不下决心开口向他母亲要一角钱。那天他母亲到收石棉线的小厂交活去了。子卿非让我陪他去找他母亲。我明白，如果我不陪他去，大概他一见了他母亲的面，要钱的勇气在他开口之前就会荡然无存的。我当然很乐意地陪他去了。在小厂院子里，见那个收活的男人正大声训斥他母亲，神色汹汹，言语厉厉，说他母亲纺的线连最次等也定不上，拒收。而我听我母亲讲过，那个男人经常敲诈交活的妇女们的钱物。谁没给他进过贡，他准找谁茬儿。鸡蛋里挑骨头，百般刁难。我也亲眼看到过，他在那小厂的门口，对交活的年轻女人动手动脚，放肆调笑。我早就认定他不是个好东西了！
于是我从旁大声说：“纺得这么均匀，你怎么敢瞪着眼睛说连次等都定不上？我看完全够得上一等了！”
那男人倏地朝我转过脸，喝吼道：“谁家的小崽子，跑这儿来没大没小地撒野，快滚！”
我说：“你才撒野哪！”
那男人竟踢了我一脚。
子卿母亲怕我吃亏，忙将我扯过去。她诺诺连声，哀哀恳求。那男人却仍板着脸，一副倨傲不可一世的样子。子卿母亲万般无奈，就给他跪下了。他将头一扭，不理不睬。
子卿看得直发怔，一时间变傻了似的。
我生气地对子卿说：“你娘这么受人欺负，你还傻看着啊！你究竟还是不是你娘的儿子了？！”
我的话使子卿反应了过来。他冲上前去，指着那男人大骂：“你欺负我娘，将来不得好死！”
那一时刻，他双目圆睁，满面充血，脸一直红到脖子。
那男人狠狠扇了子卿一耳光，子卿则抓住他的手就咬。那男人疼叫不止，而子卿不松口，仿佛非把对方的手从腕部咬断下来不可。情形如同一只狗咬住了一条眼镜王蛇的脖颈。狗就是那么一口咬住眼镜王蛇不松口，要置气焰咄咄的眼镜王蛇于死地。我心中自是暗暗称快不已，在一旁蹦着高替子卿呐喊助威。子卿母亲见状却恓惶得不行，口中叫着儿子的名，对子卿又掐又拧。子卿仍不松口。他母亲一急，最后也咬起子卿的胳膊来。那汉子终于将自己的手腕从子卿口中挣脱了，腕部业已被咬得血淋淋的。子卿疯了似的，胳膊虽被母亲拼命拽住，却还欲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我从没见子卿那么暴烈过。我想他母亲肯定也是的。那男人恼羞之状可惧，将子卿母亲送交的线匹，一扎扎抛散于小厂门外，接着凶神恶煞似的将子卿母子和我推出院子，砰地关上了铁门。我捡起一块块砖头，一边砸向铁门，一边高声叫骂。而那男人再也没敢露面。子卿和他母亲都被推倒于地。他母亲和他抱头哭泣。他母亲边哭边说：“儿呀，儿呀，你怎么敢下口咬人家啊？娘从此断了挣钱的活计，今后可怎么养活你，怎么供你上学哇！”
子卿母亲哭得那么绝望。
子卿也哭得那么绝望，边哭边说：“娘呀，娘呀，我不上学了呀！我再也不让你为我受人家欺负了呀！娘呀，娘呀，咱们回农村去吧！”
我肃立一旁，睹之闻之，泪为其涌，情为其伤，心为其碎……
如果没有子卿刻苦学习对我的影响和他对我的实际帮助，我是不能和他同时考上重点中学的。在中学，我又很幸运地和子卿分在一班。他背的依然是小学时期的旧书包。那书包也和他穿的衣服裤子一样，这里那里补了好几处补丁。并且，不是买的，是子卿母亲用布给他做的。用的是他父亲去世那一年剩下的孝布，煮浅了再染成蓝色后做的。那书包对于中学生来说是太小了，装不下一个中学生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他装不了的就装在我的书包里。老师照顾他这一点，分配我们是同桌。他没有文具盒，用一个牙膏盒做文具盒。也没有吸水钢笔，使的是蘸水笔。蘸水笔的杆儿太长，牙膏盒放不下，只好剁掉了半截。每天放学上学，手里还得拿着一瓶钢笔水儿。不是真正的钢笔水儿，是用钢笔水儿片泡成的。当年商店里的文具柜台不但卖钢笔水儿，还卖钢笔水儿片。三分钱一片，三片差不多可以泡满一钢笔水儿瓶。用那种钢笔水儿写出的字，颜色不用说是很浅的了。其实，所谓钢笔水儿片，大概是洗衣粉之类的染料。子卿用那支剁去了半截杆儿的蘸水笔，蘸那种洗衣粉之类的东西泡成的钢笔水儿，在各科作业本的正面和背面，写满了工整隽秀的字。他的好些作业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再从最后一页翻回来，正反两面，全是“优”。他这样的一些作业本，常被同学们借去传抄。
老师曾在周末的班会课上这么表扬他：“论头脑，你们谁都不见得比谁笨多少。但是论勤奋，你们谁都比不上翟子卿。不笨的头脑加上自觉的勤奋，定可以造就一个将来成大器者！翟子卿，请你站起来对大家讲一讲，是什么作为动力，促使你那么勤奋那么刻苦地学习？”
子卿站起，低垂着头，在异常的肃静中沉默了半天，才嗫嚅着，很轻很轻地说出一个字：“娘——”
老师没听清，全班大多数同学也没听清，只有我和坐在附近的几个同学听清了。
老师问：“翟子卿你说什么？”
子卿却不肯开口了。
有同学替他回答：“他只说了一个‘娘’字。”
“娘？”老师重复着，似乎不解。
我替子卿回答：“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刻苦学习，就会觉得对不起他娘……”
我说罢，看了子卿一眼，却发现他脸上不但没有感谢我的表情，反而在狠狠地瞪我。
分明地，他不愿我替他那么直白地回答。
我不禁后悔自己的多嘴多舌……
那一年，他在全市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他成了班级的骄傲，学校的骄傲，老师的骄傲。而最替他感到骄傲的，当然是我。连平时在学习方面嫉妒他的同学，也都对他有几分肃然起敬了。
他出示获奖证书给我看时，发誓般地说：“我翟子卿将来要是考不上一所名牌大学，我就不算是我娘的儿子！我就等于辜负了我爹临死前对我的期望！等到我工作了，我要像那些迷信的人敬佛、敬观音菩萨一样孝敬我娘！”
他说得无比虔诚，无比自信。他说得令我十分感动。
那一天，他在我家里，和我一起完成作业的时候，我母亲背着一只手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说：“你还记得吗？娘曾答应过你，你考上了重点中学一定奖赏你！”
我说：“当然记得啰。”
母亲说：“那你为什么不提了呢？”
我说：“娘，你不提，我好意思提嘛！而且我也明白，俺爹的工资低，每月还要往山东老家寄，家里哪儿还有余钱给我买什么奖赏品啊！”
母亲欣慰地笑笑，说：“你确实大了几岁，懂事多了。娘答应过你的事，并没忘。你爹不是来信说他涨了一级工资吗？这个月多寄回十元钱，娘就给你买了一支笔。”
母亲说完，将背着的手伸到了我面前——手里是一支紫红色的崭新的吸水钢笔。
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支笔，一时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那是一支“英雄”牌的包尖儿的依金吸水笔。当年“英雄”牌吸水笔是名牌，而包尖儿的是最新式的，正如现在使用裸尖儿的吸水笔挺时髦一样。我早就希望能有这样的一支笔了。它的价格当年是三元六角多钱。这样价格的一支笔，是当年穷人家的中学生根本不敢问津的。获得或丢失它，是会使一个穷人家的中学生乐不可支或伤心哭泣的。
我欣赏着那支笔，爱不释手。
“子卿，你看它是这样吸水儿的！”
我将笔递向子卿。
子卿却用极小的声音说：“我不看，我知道。我在文具店里看过。”
他低着头，连眼也不抬，目光执著地注视在他的作业本上。手中那支剁掉了半截杆儿的蘸水儿笔，似乎握得更紧更紧了。笔下写出的字，也似乎更认真了，更隽秀了。我用再好的笔，也写不出子卿用他的蘸水儿笔写的那么漂亮的字。
我不禁怔住，缓缓缩回了我的手。
母亲此时又说：“子卿，婶儿也给你买了几样东西，不知你愿意接受不？”
子卿抬起了头——母亲转身打开一只箱子，取出了一个崭新的草绿色的书包，极其郑重地双手捧给子卿，书包上托着一个崭新的文具盒。
子卿当时的表情那么意外。这件事肯定是他连想也没想过的。
他一时间呆呆地愣愣地望着我母亲。
我说：“子卿，别让我娘总捧着呀，你接过去啊！”
他这才接了过去。他正面反面，将书包摩挲了半天，看了半天。而后，又拿起文具盒，正面反面地看。
母亲微笑地瞧着他说：“子卿，打开文具盒。”
子卿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文具盒，仿佛怕稍不注意，就会弄坏了它似的。文具盒里，有一支和母亲买给我的一样的笔，还有圆规、三角尺和半圆尺。子卿此前所用的，一直是自己做的三角尺和半圆尺，用贴上一层白纸的硬纸板做的。而圆规他一直用我的，也只有用我的。
然而子卿合上文具盒后，却双手捧起书包，低声对我母亲说：“婶儿，我……我不能收……这太……太……”
他红了脸，语无伦次起来。
母亲嗔道：“怎么不能收？婶儿送给你的还不能收吗？你跟婶儿还见外吗？”
子卿一个劲儿地摇头。分明地，不知如何才能表达清楚他那一时刻的复杂心情。
母亲又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说：“子卿啊，这也是婶儿的一片心意哩！如果不是你在学习上帮着你弟，带着你弟，他哪儿能和你一样考上重点中学呢？婶儿心里别提对你有多感激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常言道‘无功不受禄’，你心里这么想的，是不？可婶儿今天要说，你对你弟，对婶儿，对你叔，对我们一家，是有大功的呀！不但是功，还是恩哪！用句文话，你受之无愧的嘛！孩子，别想那么多，也别说什么，什么都不必说，乖乖地你得给我收下。你要敢不收，婶儿可就生气了。”
母亲的一大番话，使子卿捧着书包的双手，渐渐地垂落了……
我们又开始写作业时，我偷瞧子卿，见泪水正顺着他脸腮淌下来，一滴、两滴、三滴……不断地滴落在他的作业本儿上，发出豆子掉在纸上的那种响声。将他写下的一行行工整隽秀的字，浸润得一片模糊。
当时，我真觉得，我有一个能靠力气挣钱养家的父亲，而他失去了一个这样的父亲，我的家境又比他的家境略好一些，是我在他面前的一种罪过似的。
少年人是最善于替自己寻找到精神愉悦和安慰的。故无论怎样灰暗的少年时期，总是有几抹暖色和值得回忆的美好光阴的。人在中年以后回忆起来，它们便如封沉经年的酒，散发出格外的醇香。
从我们那条“脏街”往市里去，走到第三条街上，街角有一家小人书铺，它属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瘦而且高，仙风道骨的样子，陡直的鼻梁上架一副花镜，下巴留一缕古代式的胡须，胡梢长及第二颗衣扣，全白了。当年，据仿佛知道些底细的人们言传，他是解放前一所很著名的贵族子弟中学的校长。
自从我和子卿在那小人书铺看过一次小人书之后，它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他人为我们开辟的“三味书屋”。我们平时一有空儿，就结伴儿到某处建筑工地去捡废钉子、废铁丝，建筑工人们扔弃的劳保鞋、破手套什么的。凡是能卖几个钱的东西就捡，不论远近的建筑工地都去。有时，为了在下一次能看上我们非常想看的某一本小人书，我们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就出发，走到二三十里以外的郊区工地去捡。在我们的“三味书屋”，我们用两个少年的心灵接触了许多世界名著，尽管都不过是小人书。然而少年对于爱情、友情、亲情、高尚、卑鄙、正义、邪恶等需求理解的渴望，小人书里展示的古今中外的世界，已然称得上是大千世界了。在学校里，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我们是两个大人，而在我们的“三味书屋”里，我们却常常忘了自己的实际年龄，从内心里奇怪地萌生起仿佛自己早就是大人了的意识。尽管我们能在我们的“三味书屋”里度过的时间是那么少，但我们都曾感到过，我们似乎正是在那些短暂的时光里一次次十分明显地长大的。
除了某个星期日偶尔也去，通常我们总是在晚上去。星期日我们都要帮家里干许多活，往往非常想去，却难得如愿。而比较起来，我们在冬季晚上去的次数，肯定是要比夏季晚上去的次数多得多的。也许因为，对两个穷家少年而言，冬季的晚上是尤其漫长尤其寂寞的吧？或许还因为，我们的“三味书屋”在冬季的晚上是格外有“情调”的吧？当年之事，仅靠收集记忆的碎片，是连我自己如今也说不大清的了。
试想想吧，外边静静地飘落着雪花，“三味书屋”的小铁炉散发出使人懒洋洋的温暖，小铁炉上的水壶吱吱作响，壶嘴吐出的水汽，使小屋里的空气湿润润的，温暖而清爽，不至于燥热。在几排条凳上，坐的都是和我们年龄相近的少男少女。有两个我们在那儿常见到的少女，举止端庄，神情单纯可爱。我们和她们从没说过一句话。但是当我们从外边推开门的时候，如果她们已先在，首先迎接我们的定是她们的目光。她们那种眯起温柔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我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想主动开口和我们说话的无邪的友好愿望，又流露出几分心有所忌的少女本能的羞涩。她们差不多总是比我们先在，总是相偎相依地并坐在靠近小铁炉的条凳上。红色的和金橘色的毛围巾，绕过她们的脖子搭在她们胸前，分外鲜艳。即使你第一眼本不想朝她们看，受色彩的吸引，你的目光也不能不立即望向她们。我们的目光与她们的目光最先触碰的那一时刻，是“三味书屋”恩赐给我们的另一种精神享受。有好几次我们总想早早地去，以图占据小铁炉旁的那一条凳，以图能最靠近地坐在她们身旁。这种内心里的隐秘动机，我从没向子卿倾吐过，子卿也从没向我倾吐过。但我敢肯定，当年我心里想的，也正是他心存的念头。然而我们的目的只有一次算是达到了，另外许多次我们一心要达到的目的都落空了。不是我们去得过于早了，以为她们会随之而来，她们却没能随之而来，她们常坐的那一条凳，被先于她们来的少年占去了；就是我们去得迟了一步，离她们最近的条凳已属于别人了。长成了大人的我后来总不止一次想过——与当年那一种陌生而又互有好感的少男少女之间奇妙又奇异的心理波动相比，大人男女之间的所谓情与欲，实在是并不怎么值得重温的呢！
我们和她们几乎面对面地坐在小铁炉两边看小人书的情形，至今回忆起来仍是那么温馨那么美好。我们的鞋尖几乎挨着她们的鞋尖。我和子卿都没敢移动一下我们的双脚。我们的破旧的棉胶鞋像两对儿丑陋的小动物。在另两对小动物前，它们规规矩矩地表达着它们的敬意和卑微的温柔。她们的双脚以同样的姿势交叉着。她们穿的是黑条绒的布棉鞋，当年的女孩儿们冬季里普遍穿那种鞋。在棉鞋和裤角之间露出了一截她们的袜子。她们一个穿的是一双红袜子，而另一个穿的是一双白袜子。我们更不敢抬头瞧她们，只有勇气间或偷偷瞧一眼她们的鞋。
那一天我们看得很慢，很慢，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了一本薄薄的小人书，是莫泊桑的《卡尔曼》。
因为我们常去看小人书，那老人对我和子卿很熟悉了。有次我们带的零钱比平时多几分，贪婪地选了四本。待要看最后一本时，那老人说话了。
他说：“孩子们，你们不急着回家，也该替我着想着想吧？”
我们这才发现，小人书铺里已经只剩下我俩了，而窗台上的小闹表的时针已指在十点半了。
我和子卿很是难为情，不得不歉意地归还那本刚翻了三五页的小人书。那一本小人书是屠格涅夫的《木木》。
老人看看我的脸，又瞧瞧子卿的脸，问：“很想接着看完是不是？”
我和子卿同时点头不已。
老人说：“这我能理解。我小时候也这样。你们带回家看吧！”
我和子卿互相望了望，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人又说：“没听明白吗？允许你们带回家看了。”
我问：“真的？”以为老人在逗我们寻开心。
子卿也问：“您信得过我们？不怕我们再就不来了？”
老人说：“你们已经是我这儿的常客了，对常客应该有破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两个有信用的孩子。还觉得，咱们可能有某种缘分。别把书弄脏了弄破了就行。”
我们谢过老人，揣着《木木》离开了小人书铺。外面的雪下得很大，松软的大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着。我们的脸被小人书铺里的炉火烤得热乎乎的，大雪花一碰到脸上，顷刻就融化了。那一种感觉极舒服。
我说：“将来我也要开一家小人书铺，像咱们这样的穷人子弟看小人书，一律不收钱，一律可以带回家。”
子卿说：“那，我就要做一个为咱们这样的穷人子弟写书的人。”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当一位作家啰？”
子卿说：“你以为我是痴心妄想吗？”
我看他一眼，没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坦率说出来，怕过分的坦率伤了好友的自尊心。
第二天我把《木木》带到了学校里，不知被班里的哪一位同学在课间偷去了。我们又不敢要求老师逐个搜查同学们的课桌，因为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是不许带课外读物，尤其不得带小人书到校的。
为了尽早归还《木木》，我和子卿接连几天放学后在全市各个货运厂“拉小套”，也就是帮运送各种货物的人力车拉远程或拉上坡。那老人是唯一对我们同时给予极大信任的人。我们都清楚，倘不能归还他一本新的《木木》，我们是再也没有脸面再也没有资格去“三味书屋”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在新华书店买下了一本《木木》。
“你们为什么不守信用？”
老人见到我们时严肃地质问。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将目光投射在我和子卿身上，包括那两个我们非常想亲近又不知如何才能亲近的女孩儿。
子卿讷讷地解释了没能在第二天就归还书的原因，讷讷地说了些对不起的话，接着从兜里掏出那本新买的《木木》交给老人。
老人望着我们，沉吟地说：“据我看来，你们是属于那种没钱买小人书的孩子，你们不像她俩……”他指指那两个女孩儿，又说：“她们都有自己的小人书。她们还想买，她们的爸爸妈妈是会舍得给她们钱的。她们到我这儿看，是因为她们更喜欢这儿的氛围。老老实实坦白，你们买这本小人书的钱是怎么来的？”
老人指着那俩女孩儿说的时候，她们的猜疑的目光仍盯在我和子卿身上，使我们感到如芒在背。
我们只好向老人坦白。
老人往他的旧椅背上一靠，捻着他的长胡梢，目不转睛地把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又把子卿看了足足有半分钟，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如此。那么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承认我错怪了你们。看来你们还是两个守信誉的孩子。这本书，是你们自己的了。从今天起，你们没钱也可以常来看。想带回家看，打声招呼就可以。”
我和子卿的窘态顿时一扫而光。
我们情不自禁地笑了。
那两个女孩儿情不自禁地笑了。
老人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他又说：“谁叫咱们好像有什么缘分呢！爷爷精通面相学，为你们预见预见前程吧！”
他审视着子卿的脸，说出了一些令我们莫测高深的话。大意是断定子卿将来会成为心有孝根的什么可敬人物。还郑重其事地嘱咐子卿，将来别忘了他和他的小人书铺，能在显贵之后来看看他，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
子卿听得极认真，我看出他是很信老人的话的。
两个女孩儿的目光都离开了她们手中的小人书，也都听得极认真。我看出她们也是很信老人的话的。老人的话，似乎不必等到将来被证实，当时当刻便使子卿在她们心目中出类拔萃了，起码是比我出类拔萃了似的。
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大的失落。
我没容老人仔细端详我，便抽出一本小人书坐到角落去了。我唯恐老人对我的预见比对子卿的预见悲观太甚，使我在两个女孩儿注视之下大扫其兴。实际上我比子卿更信那老人的话。
他预见了子卿的人生后，仿佛根本就把我给忘了，竟连看我也没再看上一眼。那一天我坐在角落里心不在焉，究竟看了一本什么小人书连自己都不知道，不但失落，而且有些伤感，还有几分嫉妒，对子卿……
我们的政治老师，常在政治课上动员同学们畅谈理想。全班不少同学都畅谈过理想，我和子卿却没谈过。于我，是被心理上的自卑压迫着，没勇气谈出很令同学们刮目相看的理想。倘谈出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理想给大家听，又很不情愿。于子卿，我就不大明白是为什么了。我曾暗想，像子卿那样的人，无论谈出多么伟大的理想，同学们也肯定不会嘲笑他好高骛远吧。
在某一堂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将子卿叫了起来。
老师问：“翟子卿，你没有理想吗？”
子卿说：“有。”
老师问：“为什么不谈谈啊？”
子卿说：“我想等全班同学都谈过了再谈。”
老师问：“那又是为什么？”
子卿说：“想知道有没有谁和我有同样的理想。”
老师从讲台上踏下来，走到子卿跟前，不以为然地说：“你今天先谈，没谈的同学以后再谈，你也会知道的嘛。”
子卿说：“我不愿以我的自信，动摇了别人的自信。”
老师“嗯”了一声，缓缓转过身，思忖着回到了讲台上。
教室里一片肃静。
分明地，老师从子卿的话中，咀嚼到了一种极大的高傲的成分。我也从他的话里咀嚼到了这种成分。我想，当时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肯定从他的话里咀嚼到了这种成分。如果是另一个同学用那样的一些话回答老师，不管是男同学女同学，不引起一片嘘声和哄声才怪呢！
可站起来的是翟子卿。
没谁敢轻易嘘他，也没谁敢轻易哄他。不是因为他不好惹，多么厉害，而是因为他在全校、全区、全市的各类学习竞赛中，不但为他自己，也为全班、全校赢得了太多太大的荣誉。学校专门制作了一个荣誉橱窗，子卿获得的荣誉证书几乎摆满了其中。它简直等于是学校专为他一个人做的了。再谦虚的一个中学生，大概也难免会高傲起来的吧？何况我所了解的子卿，骨子里并不情愿总是在人前装出温良恭俭让的谦虚。实事求是地说，那时他已变得相当高傲了。他仿佛要以拒人千里的高傲使自己在全班孤立起来。他仿佛很是欣赏自己造成的孤立。
然而，尽管他自愿地使自己孤立起来，却没有哪一个同学公开地和他对立。他那种绝对有资格的高傲，似乎早已被公认是只属于他的特权了……
重新站在讲台上的政治老师说：“翟子卿，你谈出你的理想吧。我认为你无论多么自信，也不至于动摇了别人的自信。”
子卿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片刻的持续的肃静后，我听到有一个男同学“嘻嘻”地笑出了声，以滑稽的语调问：“是要当作家吗？”
于是全班嘘声和嘲笑声连成一片……
同学们仿佛终于盼望到了一个报复他的高傲的大好时机，仿佛终于可以集体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轻蔑他一番了。
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老师也没料到。
子卿他自己更没料到。
他却并没有显得多么窘，多么惊慌失措。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极其镇定自若地听着大家笑。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居然能在全班同学报复性的笑声中表现得那么镇定自若。多少年以后，我回忆起那一时刻，仍不能不认为子卿他当年的确是一个早熟的、心理力量十分特殊的少年。
他等到大家笑够了，笑声平息下去了，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清楚楚地说：“我发誓，我将来要当大作家。”
大家却不再笑了。
教室里又变得异常肃静。
尽管我是他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当时连我内心里也充满了快感和无奈——对他终于遭到了一次集体报复的快感和对他最终还是占了上风的自信与高傲的无奈……
他的自信是非凡的……
他的高傲是非凡的……
他的孤立是非凡的……
他似乎只有一种无奈，那就是穷。除了这一种无奈，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非凡的。仅仅因为他一个人的存在，对我们全班全校多少同学造成了冷峻的心理压迫啊！
不久后，我们全校又集体看电影。在儿童影院放映厅外的大宣传板上，“翟子卿”三个字赫然醒目，在那三个字下是一首长长的诗。
许许多多的同学都发现了。
“会不会是重名？”
“这还用问？明摆着是重名嘛！”
“不，不是重名。你们看，下边写着，是咱们学校的翟子卿！”
连老师们也在宣传板前驻足看，小声读。
而子卿那时正坐在他的座位上，弯着腰用鞋带捆扎他的鞋。他那只自己补了多处的鞋的鞋底儿，在路上几乎整个儿被一个同学踏掉。
自从他父亲去世，他就学着自己补鞋了。上了中学的他，补鞋的手艺已相当高明了，连我有时也求他补鞋。
之后，子卿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少年报》《少年时代》《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家里有收音机的同学还互相转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广播子卿写的散文。某天子卿将黑龙江出版社写给他的一封毛笔信出示给我看。写信的是一位专门编选少年儿童作品的老编辑。他鼓励子卿不断写下去，并诚恳地表达了他的愿望——他乐于专为子卿编一本小小的集子。
诗、童话、神话、寓言、散文、小小说——子卿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就是写、写、写……
那一年，他获得了由市少年宫和市教育局联合颁发的“优秀少年作者”荣誉证书。证书是寄到学校里的。在全校大会上，在全校同学目光的注视之下，子卿走上台，从校长的双手中接过了证书……
回家的路上，我问他：“子卿，你怎么偏偏想当作家？”
子卿说：“为我娘……”
我奇怪地又问：“你娘也从没指定地要求过你将来非当作家不可呀！”
子卿说：“我总想象着，等我娘老了，行动不方便了，我就每天几个小时守在她床边，读书给她听。而那些书，都是我，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写的。想来想去，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情形，比这种情形对我和我娘都更好。我做梦都梦到这样的情形。一想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里感受到的幸福就无边无际的。”
他说时，两眼熠熠闪光。那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的眼神……
我们毕业前几个月的一天，我们的“三味书屋”里的小人书，全部被堆在马路上烧得只剩下了一堆灰烬……
在我们的记忆中，对于我和子卿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那一天，那一把火开始的……
我和子卿站在马路对侧，站在许多人背后，望着那堆灰烬在一阵风后化作一只只黑而大的蝴蝶，漫天飞舞，然后旋落地面，贴着笔直的马路追随在一辆辆车尾后……
子卿无声地哭了。
我也是。
据说那老人于当天夜里上吊了……
不久我和子卿下乡了……
他这样嘱咐他母亲：“娘，千万把我那些证书好好保留着，有一天肯定还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