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百姓之间，当年那一种互谅互恕是多么可贵呢！
大小是二小的哥哥。
一月底的一天上午，大约九点钟左右，我正打算伏案写作，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其实我已听到它响过两遍了。二十分钟前我正吃饭时听到了一遍。半小时前我正洗脸时听到了一遍。也许，在我还没起床时，门外来客也敲过门，只是我没听见罢了。由于去年厂里分房子，上下左右的楼层，都有调换住房新搬来的人家，且都进行装修。起初我将听到的两遍敲门声，当成那些人家装修时的凿砸声了……
我不记得我约了什么人上午光临。
也不到收煤气费的日子。
我满腹狐疑地起身去开了门，见门外站着一位穿旧皮夹克的“老小伙子”。说他是“老小伙子”，乃因他面无胡须，发色挺黑，脸上仍遗留着某种少壮时期的青春残痕。但是额头、眼角、嘴巴的几条深深的皱纹，告诉我他的实际年龄必已在四十岁开外无疑。
他开口便叫我“二哥”，叫得我不禁一怔。
“你是……”
“我是大小呀。老卢家的大小！”
我依稀地认出了他是谁。立刻联想到他的弟弟二小半年多以前也到过我家的情形——大小看去反倒比二小年轻些。身材看去比他的弟弟高大些。精神面貌似乎也不像二小那么颓丧。他左手拎一只皮箱，右手拎布兜。
在我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开篇第一段就提到我家的老邻居卢叔。大小和二小，都是卢叔的儿子。卢叔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二小的姐，一个是二小的妹。大小是卢家四子女中的老大。如今老街早已拆除。老邻居们早已分散搬迁。除了我在半年前见过二小，已十来年没见过大小和卢家的两个女儿了。只知二小和卢家的两个女儿也下过乡，卢叔和卢婶已去世……
我将大小请进门，待他坐定，问他是不是已敲过两遍门了。
他有些拘谨地笑笑，说他已敲过三遍门了。
我埋怨他说，怎么不敲重点啊？
他又笑笑，说怕我还没醒，搅了我的觉。
二小在我家里也是很拘谨的。尽管我的家简陋得和一般工人的家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拘谨使我内心里多少有点儿难受。并联想到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闰土》中，描写自己多年以后回家乡见到闰土时那种复杂的心情。对鲁迅而言，当年他是少爷，闰土是佃户的穷孩子。他们自小的关系，在友好之中，也是介入了难以达到平等的或尊或卑的因素的。可是我家和卢家的关系不是那样的呀！我们两家当年都是喘息在城市最底层的穷百姓呀！是仅仅一墙之隔的近邻呀！现在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家也都是下岗工人之家呀！我不过是写小说的，不是当官的。我们梁家，并没因出了我一个写小说的而改换门庭呀！想当年，在一个大杂院里住着的时候，他们“二哥二哥”地叫我，又是叫得多么亲啊！当年我下乡之前，经常躲在他们的父亲堆破烂儿的小棚子里翻看收来的旧报刊。而我下乡以后，每次探家，进家门一小时以后，转身就必去卢家看望卢叔卢婶。记得有一年我探家，适逢母亲和卢叔卢婶刚刚闹过矛盾，关系僵得甚至要由派出所来出面调解。起因是由于大小结婚，在他家窗前接出了一间房子，挡得我家的煤棚开不了门。我首先批评了母亲，说大小结婚，当然必得接出一间房子。事出无奈，实属可谅。接着去到卢家，替母亲主动说些和好的话。感动得卢叔卢婶一人拉住我一只手，不停地抖动着，连说：“也不能责怪你母亲，也不能责怪你母亲！……”感动得大小哭了，穿上鞋便冲出家门，闯入我家，向我母亲承认他和我母亲争吵是没大没小，是很不对的……
中国底层百姓之间，当年那一种互谅互恕是多么可贵呢！
但这一种关系，似乎已由于他们当年的“二哥”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在质量上有所嬗变了。我猜测大小的到来，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来一样有难事相求，并且估计到了可能是哪几方面的事。也许，正因为有难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样拘谨吧？同时想到，我除了说些体恤的话，肯定还是帮助不了什么的。而这，才正是我内心里多少有点儿难受的原因。
我问：“玉龙，你住下了么？”
他连说：“二哥，我住下了住下了。”
我又问：“住哪了，看你这样子像刚下火车似的啊！”
他说：“住在我弟上次来住的那个地方。我弟给我画了图。我昨天一下火车就去那儿了。”
在以上问答过程中，我的心里是很掺伪的。其实是挺怕他没住处，挺怕他要求住在我家的。倘他真的住在我家，我的写作计划肯定就被打乱了。而我正惜时如金地为某刊赶稿。这使我难免地先替自己考虑，像许多人一样，亲情正从我心中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失。
我常对自己说，比之其他，亲情才是最可宝贵的，可当亲情妨碍其他之时，又往往无可救药地将其他看得比亲情主要。仿佛亲情是核桃，是可以长久地放置的东西。而其他是葡萄，摆在面前，必须及时吃光，否则隔夜便会烂了。而烂了又会使自己十分惋惜。当代人的所重所要，往往是最实利的东西。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这个自认为也被认为珍视亲情的人，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利第一，亲情不知第几的人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凡事当前，先替自己着想的人了。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只够做与自己的实利相关的事的人了。
当然，大小不过是老邻居的儿子。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亲情中俯仰皆是的一种关系。但谁又能说这一种关系就不值得敞开襟怀真诚地予以拥抱呢？我通过一篇稿子与某刊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写作之人寻常日子里俯仰皆是的一种关系呢？为什么两种关系并列之时，在我这儿，在我的意识里，总是后一种关系“克”前一种关系呢？我分析自己，对自己的变，每每产生厌恶。
我又说：“玉龙，其实你也可以住在家里的，何必住在外边呢？”
大小说：“还是住在外边好。住在家里，太给二哥添乱了！”
我的话很虚伪。
他的话很真诚。
他又说：“二哥，没想到，你还能记住我大名！”
我说：“若忘了你的大名，那还是你的二哥么？”
其实，是由于二小半年前来过，他的大名才在我头脑中又成为一种较新的记忆。
他看了看我家的钟，不安地说：“二哥，我走了。再待下去就影响你写作了！”说着站起，往外便走。
我一把扯住他：“没关系没关系！再坐会儿。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他看了一眼我铺排在桌上的稿纸，执意要走。
“差点儿忘了。十多年没见了，也没什么好带的，只给二哥带了几只飞龙！”
他说着打开皮箱，竟是一皮箱叫飞龙的死禽。
我诧异地问：“你从哪儿搞的？这可是国家保护禽类呀！”
他说：“我知道二哥身体不好，特意去小兴安岭找猎户给二哥买的！”
他仅饮了几口茶，留下十只飞龙，匆匆告辞而去。
我一上午没再动笔，不得不收拾那十只飞龙。怕发出腐味儿，不能吃了，糟蹋了他千里迢迢一片心意。我想，那是珍贵野味儿，每只怎么也得二十元。去了一趟小兴安岭，再带到北京来，还要住旅店，尽管那是一家每张床仅二十元的街道小旅店，他此行怎么也得花费五六百元。五六百元起码是哈尔滨市下岗工人三个月至四个月的工资啊！而我，他的“二哥”，又将注定了什么也帮助不了他……
隔日是公休日，我亲自去那街道小旅店将大小接到家中，陪他看录像，陪他叙谈。妻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做菜做饭。依妻之见，莫如陪大小到街角的小酒店吃一顿。可我想，还是在家里招待他会使他感到亲切……
我陪了他整整一下午。没料到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看得出是真的烟酒不沾，不是故意在我面前装的。在他这种年龄的男人中，委实是不多的。
他仅小我六岁，四十二了。除了没下乡，和我一样，中国的其他什么灾难都经历过了。经历是时代的标志。许许多多贫穷百姓家长大的人，在中国的一场又一场天灾人祸中，除了学会毅忍，还往往同时学会了吸烟喝酒。大小的烟酒不沾，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这不禁使我从内心里非常地赞赏他。
吃罢饭，照了几张合影，他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星期一，上午我正欲出门去厂里开会，大小来电话了。
他吞吞吐吐地问：“二哥，我……这会儿可以来和你谈谈么？……我打算明天回去。”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他当然可以。于是诚心诚意在家里等他。
……
“二哥，我……是为我弟弟的工作才亲自来麻烦你的……”
我说二哥心里明白。说我答应过的事，总是认真办的。说我特意为二小将来存身立命的问题，调动起了一些社会关系，到北京郊区几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联系过，可都遭到了婉言的拒绝。我说的是实话。
“二小现在干什么呢？”
“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打短工呢！可他也快四十岁了，连个家还没成呢，这也不是常事儿啊！”
“是啊，是不是常事儿。他从北京回去时，我不是给他带上了几封信么？”
“那些信都没起作用。没谁愿真帮咱们忙啊！……”
这，也是我当时就估计到了的。下岗失业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况下，我一个写小说的人，再恳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么作用呢？当时不过是自欺欺人地给二小带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给赶集的人带了一沓假钞。
“玉龙，你可能也知道的，你三哥夫妇，还有你秀兰姐夫妇，都处在下岗半下岗之境啊！不是二哥不尽力……”
“二哥，你别说了。这件事，我也不难为你了。那么你就再写几封信，帮二小把住房问题解决了吧！四十出头的人了，他不能再没个自己的住处了啊！……”
“这……给哪方面的人写信呢？”
“随你便二哥！”
“怎么写呢？”
“让批给我弟一处住房。有一室就行啊！”
“可……”
“二哥，我弟那个人，自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他最不愿开口求人了！可他是我弟啊！所以我豁出自己的脸面，不怕你烦，亲自到北京来求你了！二哥，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这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常遭遇的情况，也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常面临的尴尬。这种时候，只有这种时候，我每每幻想自己是大富翁、大官吏，一句话，几行字，就足以超度人于苦海。可我不是啊！再幻想也没意义啊！
“玉龙，你应该明白，我的信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要不是赶上了动迁，你大娘和你三哥四哥秀兰姐他们，不是都还得挤住在耗子窝似的破房子里混日子么？……”
“二哥，现在不同了！”
“怎么不同了？”
“现在你出名了啊！见了你的信，有些人是肯给个面子的！”二小来北京找我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没明说罢了。
大小和二小，这些老百姓子弟啊！现实生活，使他们确信不疑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给个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他们直接求不到官吏名下，所以间接地一个继一个之后来求他们的“二哥”。仿佛“二哥”的面子，是任谁都不好意思驳的一种贵重面子似的。而他们所确信不疑的逻辑，又的的确确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的逻辑。这逻辑是连我这个整天排列组合语言的“熟练工”，也用语言推不倒的。
我简直没法儿使他们明白，对于能一句话几行字就解决了他们天大困难的某些官吏，我这个写小说的“二哥”的面子，其实是一文不值的。因为在社会上，在他们心目中，我的的确确已经算是个名人了。但那是浪得虚名啊！他们不明白，所谓名人，也是分类的。有的在官吏面前很有面子；有的毫无面子，甚至恰恰是官吏们疏远和反感的。而他们的“二哥”，其实不幸正属于后者。
“玉龙，这不好，即使二哥写了，你拿着谁也见不到的……”
“二哥这你别管！写吧写吧！只要你写了，其他是我的事儿！……”
我万般无奈，只有写。写了一封，不待他请求，又写第二封，第三封……
那些方面的官吏我一个也不认识，概以“尊敬的”某某局、某某处、某某办公室领导统称。
写罢，又一一郑重其事地盖上我的印章。同时暗想——这是何等荒唐啊！商品时代，最便宜的一套住房也要十多万元啊！无家安身之人不止二小一个，我一个写小说的人的一封信，凭什么就值十多万呢？我又是在扮演一个多么滑稽可笑多么不识相的角色呢！
望着大小如获至宝地将那些信一一收入皮箱，我心中的难受顿增。替大小二小，也替自己。我分明地又是在送给他们假钞以博济穷的好名声一样。我觉得自己类乎骗子。我暗想，大小啊，二小啊，你们怎么还都像孩子似的呢！如果二哥体力精力充沛，其实是更愿多写一部书，用那稿费去替你们租房子的啊！小说家靠稿费是买不起商品房的。替自己也罢，替别人也罢，只能租。又暗想，这也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念头啊！在我的人际关系中，应该获得我帮助的，又岂止二小一人！一个写小说的人，妄图靠自己的一支笔充当济世救穷、遍播慈善的人物，又是多么想入非非不自量力啊！
“二哥，多谢你了！这我就不算白来求你一次了！”
大小感动得不知怎么表达才好。
我说：“玉龙，但愿如此吧！”
接着他就向我聊起他的工作情况，他夫妻的同舟共济的感情，他女儿的学习等等。
大小当年是卢家唯一没下乡的子女，分配在铁路上当卸货工。那是很累的重体力活儿。前几年机械化了，他被调到办公大楼当警卫。倒是不必再受累了，但是工资几乎少了一半儿，每月全加上三四百元。他说为了多挣点儿钱，他其实希望再干几年重体力活儿。他不但烟酒不沾，也不爱玩儿。在家里，他是一位典型的好丈夫、好父亲。在单位是那类从不惹是生非的好职工。在社区是安分守己的好居民。他妻子是小商店的店员。他很爱她，也很忠实于她。
“二哥，不瞒你，见过我那口子的，都对我说——你当初怎么不找个漂亮的啊？我心说，当初我家那么穷，漂亮的肯嫁给我么？她当初不嫌我家穷，我就够感激她的了。她就够值得我一辈子恩爱的了！就凭咱这形象，逢年过节，穿上西服，系上领带，也还是有几分帅气的是吧二哥？……”
我说：“是的。”
实事求是地讲，他的相貌是会讨女性喜欢的那一种。
“有些认识我的大姑娘小媳妇，对我挺有好感。这个约咱晚上看电影，那个情人节偷偷送咱个小礼物。晚上看电影的好意咱是从来不敢奉陪的。送咱小礼物的，咱也诚心诚意谢谢人家。但咱是有老婆有女儿的男人，才不扯别的呢！咱如今能有个家，二哥你清楚的，那多不容易呀！一天天往好了奔，太难了！可若连这个好不容易才过成现在这样儿的一个家也毁了，那还不比摔碎一只碗还简单呀？她们能真瞧得上咱么？不过一时心血来潮，想跟咱两厢情愿地玩玩罢了！咱一个过日子的人，能拿家不当一回事儿，凭着自己的长相儿就陪人家玩玩感情么？那也太对不起我那口子了吧？那我还怎么教育女儿将来有出息呢？有个开了几家饭馆儿的女人，寡妇，五十来岁了，听说钱可多了。几百万也不止！非让我去给她当二掌柜的。我明白她的意思，说什么也不去。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就嘲笑我傻。二哥你说我傻么？我想我不傻。人家钱再多，那也是人家的。咱能冲着钱，就撇妻弃女儿，图沾人家点儿钱的光，就去做她名不正言不顺关系不清不白的个男人么？那将来会有什么好下场呢？我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顾我那个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小家，永远做好丈夫、好父亲。我那口子身体不好，家务活几乎都让我抢着做了。我女儿很争气，学习一直挺好的。我辅导不了她，但可以督促她别松懈了学习的劲头呀！二哥，女儿是我将来的希望啊！现在，有些能耐的人，转眼几年就变成富人了。咱不眼红人家。各人有各人的命。咱没能耐，但咱用三代四代的时间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还不行么？我已经比我父母那一代过的日子好了。我相信将来我女儿那一代也会比我如今的日子过得再好点儿。我才小学文化，她将来的文化程度一定比我高，怎么会过得反而不如我呢？二哥，我常对我女儿讲这些道理。让她明白，将来要找一个像我这样对家对下一代负责任的丈夫，她也应该像我关心她的前途一样关心自己儿女的前途，为了自己儿女的前途，也应该像她的父母一样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做奉献。国家说二〇〇〇年，咱们大部分中国人都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大部分，那就不是全部呗。我常想，我得做好思想准备，到了二〇〇〇年，我一家不在大部分之中，而属于还达到不了小康生活水平的一些人家，那我也不怨天怨地。怨又有什么用呢？那就让我的女儿去努力争取达到吧！别人在二〇〇〇年达到了，咱家在二〇二〇年达到还不行么？二〇二〇年，我才六十多岁嘛！还能看见我女儿赶上了好日子，还能自己赶上过几天好日子。二哥，你说我经常这么想，这么劝自己，这么给自己吃宽心丸儿，对不对？……”
我说：“对……”
他又问：“是不是，太没志气了？……”
我说：“不是……”
“可别人总嘲笑我的想法迂腐……”
“玉龙，你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迂腐……”
我早已深深地被大小的话感动了。
大小和二小，从小便是穷困老百姓家的孩子。长大，四十来岁四十多岁了，一个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质量，几乎每一天都在中国水准的贫困线上浮动着，几乎每一天都有沉沦在那贫困线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识，几乎每一天都承受着那巨大可能的压迫。一个至今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栖身之所、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也没有。而且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从自己命运的明天，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像这城市里的一个人人视而不见的孤魂似的。
而城市本身，却在日新月异着。另外的一些人们，却在灯红酒绿着，狂歌劲舞着，追奢逐糜着，一掷千金地高消费着。你难以否定他们也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但他们不偷、不抢、不肯索性变成酒鬼和赌徒，不肯堕落为歹人恶人。对社会和时代也不心怀着深仇大恨似的。他们的灵魂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到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对堕落和犯罪的抵抗。在这一种抵抗过程中，他们有时真是表现得像战士一样顽强啊！他们的希望，正体现在他们抵抗堕落和犯罪的顽强之中。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许多大小和二小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数量，起码是比“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多的。他们和她们，我们的许多大小和二小一样的同胞兄弟和姐妹们所朝朝日日进行的，顽强抵抗堕落和犯罪的“持久战”，谁说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战争”呢？起码，应算是中华民族战胜贫穷落后的“战争”的一役吧？这也是中国安定的前提之一啊！
我的感动正在于此……
第二天，大小走了。我要给他带上几百元钱，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接受。
一想到我为他而写的那几封信的毫无意义，我心里不仅难受，而且感到些罪过了。
在大小和二小需要帮助，一个继一个之后来到北京请求于我的情况下，我竟什么也帮不上他们，再也没有比这种时候，尤其使我倍感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和……对他人的多余了！
大小，如果二哥的那几封煞有介事地盖了印章的信，非但无助于你和你的弟弟，反而使你受辱受奚落的话，千万要原谅二哥的并没什么面子可言啊！
相信你和二小，即使真的受辱受奚落了，也会以你们那仿佛天生的，顽强抵抗堕落和犯罪的胸怀，将世上的一切不公平包容的。
穷也不堕落！穷也不犯罪！——大小二小，你们也是在为一部分中国人做榜样啊！不能给予你们任何实际帮助的二哥由衷地替你们感到骄傲！
许多你们一样的咱们中国人，也许都正看着你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