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迷糊鬼。母亲要我到菜市场买韭菜，我拿回一捆葱；坐公交去亲戚家，常常睡过站，被司机叫醒，下了车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父亲在我面前演示割稻子的细节，我没瞅几眼，就拍着胸膛说行了，结果手法不对割坏了一大片稻田，被父亲满田间追着打。
迷糊的表现，长大后仍不见好，想着这一生如果要一个人过，注定很艰难。
“你需要遇到一个能照顾好你的姑娘，有她陪伴你，我才放心。”母亲在我离开家去大学的前夜，一边缝着上衣内兜，一边跟我说。
那时母亲没有工作，每天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操持家务。我时常会看见她为上山干活的父亲缝补做工时扯坏的衣裤。母亲脚踩缝纫机踏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终日在屋子里回荡，我童年的时光也因此如幼童上下轻碰的牙齿，发出清脆的声响。
母亲第一次为我缝衣服内兜，是我六岁的时候，准备一个人去外婆家。她反复问：“确定不要我带着你去吗？”我点点头，露出小男孩自信的神色，回答：“妈妈，老师说我们长大了，可以自己出门了。”母亲听着，笑容底下仍藏着忧思。
我们家离外婆那儿路途不算远，母亲虽同意我独行，但还是怕我迷路、丢三落四，就在我的衣服内侧又缝了个兜，把钱跟写有家庭住址的纸条放了进去。我走之前，她又握着我的手，将它放到我的胸前，不断叮嘱：“买票时，迷路时，记得摸摸这，靠近心脏的位置。”我又点了点头。
上大学那年，母亲仍像过去一样，在我临走前为我缝制上衣内兜，她脚踩着缝纫机踏板，像踩在时间的琴弦上，为我弹奏出和从前一样生活的旋律。针头在衣上缝了一遍，她想想，又用力踩下踏板，来了第二遍。然后，母亲塞进一沓纸钞和一张银行卡，把衣服交给我，指着我的胸口，说：“要记得摸摸这，心脏跳动的地方。”口吻宛如昨日。
我读大二时，母亲先是到村里新开的超市当导购，起初生意还算不错，每回给她打电话，母亲总在笑，说老板喜欢她这样服务态度好、干活又勤快的员工，说自己又加了多少工资。但村子里很快又接连开了几家超市，竞争残酷，母亲工作的地方经营状况不佳，需裁员，母亲年纪大，被辞退了。她随后又去自己表妹办的纺织厂工作，成为“亲戚家的仆人”。
厂子在海边，母亲每天得很早起来，坐上乡下小巴士，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日常除了要挑纱、剪纱、看守机台外，她还要帮忙做饭、打扫厂里卫生。起初她怕我们担心，从不说后面的事，直到有天受了委屈，回来没忍住，流着泪，吐了苦水：“我的胃有点不好受，就把饭煮得久了点，结果那帮年轻工人就抱怨起来，说我做饭难吃，我表妹也不帮我，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父亲听完，说自己能养活一家人，不许母亲再到她表妹厂里干活。但翌日一早，母亲给父亲煮好锅里的粥之后，又匆匆忙忙赶车去了。
母亲的身体一直很柔弱，岁数一大，便显现各种问题，日常怕冷、易感冒、腿脚使不上劲儿、消化功能日渐衰弱……她像老旧的钟表，越来越多的部件都被日子损耗得不复当初，但母亲都挺过来了，于是时间狠狠加重了对她的欺凌。由于长期在外忙碌、回到家又得辛劳操持，母亲背负的压力太大，终于累垮了。
一天晚归后，她在厨房做菜，只听得菜刀在砧板上熟练剁了几下，突然咣当一声，刀掉到了地上，母亲晕倒在地。父亲连忙叫来村子里的医生，医生在开了一剂缓解贫血症状的药后，悄悄跟父亲说：“刚刚看她全身抽搐，估计神经方面有些问题，最好带她去城里大医院瞧瞧。”父亲的脸色变得有些沉重，第二天就放下山上的活儿，带母亲去了市医院，才知她有阿兹海默症的前兆。
从此，母亲过上了整日需要靠药物维持神经稳定的日子。其间，母亲曾想过对这样的生活进行反抗，她私自停过药，但带来的是令人悲伤的后果：她的身体、情绪都不受控制，全身痉挛，失去知觉，开始傻笑，呆呆望着这个世界。
有时，我宁愿她不是我的母亲，作为这个贫困家庭的女人，她过得实在太苦了。她困在“母亲”这样的角色里，身上带着不亚于男人的责任感，拾起受潮的火柴，用粗糙的布服一遍遍擦拭，又在现实这个冰冷喑哑的火柴盒两侧一遍遍试图划出声响。点出火光了，却是在燃烧着自己的青春、信仰、希望和爱，直至燃尽一个女人余生所有的喜乐悲欢。
从我呱呱坠地，她就是我的依靠，是承载我一切笑声与哭泣的船身。只因她是母亲，她要在我成长的漫漫长路上，付出多于父亲数十倍的细心、关怀，把自己投入岁月的熔炉，铸成我的后盾，承受我向前的目光无法瞥见的后方凶险。多少风雨中，她咬紧牙关，我看不见，多少暗夜里，她在哭，我的耳朵也听不见。
我时常在想，对于这个“母亲”的身份，一个年轻的女子是要有多勇敢才能去面对、去接受，去坚定迎接一个难以想象的人生境地！
那时的她还是个在海边礁石上挖牡蛎的小女孩，扎着两条辫子，面颊因常年海风吹袭略显得黑，但瞳孔莹亮，似乎装满万千星辰。她认真撬开一个个坚硬的牡蛎壳，一旦发现宝贝了，就快乐地唱起歌。大海在她身旁，年轻得如同她的姐妹。
那时的她是个跟邻居阿哥跑到厦门学粉刷的姑娘，一到下班时间，马上丢下刷子、油漆桶、头上那用报纸折的“济公帽”，脱下被颜料沾染的工作服，换上白底小碎花上衣、黑色喇叭裤，在鹭岛的大街小巷尽情溜达。偶尔一朵木棉轻轻落在肩上，都是世界给她的一个吻。
就是这样的少女，她想好要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不再被生活宠爱的女子了吗？谁也不知道答案，只是看着她被命运推进一扇锈色斑驳、裂纹遍布的大门，那个少女就永远没再出来。自此，她藏起所有的快乐、明媚、委屈、心酸，举过一个个脸盆，放在漏雨的房屋里，擦着身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的液体，沉默地听着爆竹响似的雨声，噼里啪啦。
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带母亲出门旅行，去了厦门。怕我们在人海中失散，我便在她的上衣内兜里放了一张联系卡，像小时候她交代我那样，我提醒着她碰到情况就拿出卡片请人帮助。母亲点点头。
厦门是母亲少女时待过的地方，如今再来，她有些认不出了，在一个地方站立许久，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她才恍然大悟，激动地喊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来过，来过的……”只是在这激动之后，我常听到她的叹息：“都变了，变了……”
走在中山路街头，人流如织，房影绰绰，母亲看得眼花缭乱，晕眩极了。突然，她抽开我的手，全身瑟缩，嘴里咀嚼起来，眼睛里充满婴孩似的虚无，呆呆看着人来人往，望着这个世界。母亲犯病了，她认不出我了。
我一只手紧紧牵住此时已变成孩子的母亲，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擦着她嘴角流下的一点口水，平和地看着眼前的她，真的太像个幼童了，让人心疼。也不知道是从哪一秒开始，母亲痉挛的手臂正努力抬起，最后紧紧按住身上的一个地方。
我看得很清楚，那是胸口，是心脏跳动的地方。
“买票时，迷路时，记得摸摸这，靠近心脏的位置。”
年少时，母亲常常嘱咐我的话，无论何时，她都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