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皇后心里却不是十分愉快，她的不愉快不是冲着我母亲，而是冲着我叔叔。我叔叔陈白新自从搬到办公室去住后，几乎就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家，忘记了有个老婆，还有两个小儿子。我每次去那儿，施淑英就会使唤我，她说阿米，你去找找你叔叔，叫他回来一趟。这种跑跑腿的事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去了也是白去。我叔叔有时在，有时不在，他在的话也不是清清闲闲地呆在那里，通常他在开会，我从门外探进头，探了半天，我叔叔光是忙着讲话，看都不看我一眼，有一次好歹他看到了，出来问一声什么事，然后就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身又进去了，关上门。他说知道了，我当然就认为他知道了，但事实上他并不知道，因为最后他并没有回去。我婶婶左等右等，没等到人，挺不满的，她叫我再去找。我再找，已经找不到人了，别人告诉我陈副主任下乡抓春耕生产去了，陈副主任到县里开割资产阶级尾巴的会去了。有一次，我终于在路上碰到他，他刚下乡回来，裤管扎得高高的，上面还沾着泥巴，我拖着他就往家里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任务，我想把它尽快完成掉。
我婶婶看到我叔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眼泪，眼泪从她的眼睛里像一条小溪似的汩汩往外流。我叔叔却不以为然，他说怎么了怎么了？他的态度显然使我婶婶更加恼火，她嗓门一下子就提高了，她说，怎么了？你还管我们怎么了？你还知道我们会怎么了？你还明白我们怎么了跟你有关系？北方人的语言优势这时候又体现出来了，她脆脆的声音似一道闪电快捷而迅猛地划过。
我叔叔还是采取他一贯的守势，我婶婶的那些话像风一样从他耳边轻描淡写地刮过，不做任何停留，他把铁蛋抱起，举过头顶转一圈，放下，走到床前。铜蛋睡得正香，胖乎乎的，浑身都是奶香。我叔叔眼里显而易见地露出了欣喜，他俯下身子，伸出手，要抱铜蛋，但被我婶婶阻止了，我婶婶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把他的手一打，接着就哭起来了。
我叔叔直起身子，叹了口气，他说，怎么搞的，好好的哭什么哭！
我婶婶说，我哭我命苦，我就是死在这儿了，也没人管！
我叔叔说，你说什么话呀，嫂子自己家里的事都放下了，专门到这里照顾你和孩子，你还这么说，你这么说对得起嫂子吗？
我婶婶说，嫂子是嫂子，你是你！你是丈夫，是父亲，可你像个丈夫像个父亲吗？
我叔叔说，我得工作。
我婶婶说，就你会工作，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花岐镇就瘫痪了？
我叔叔说，话不能这么讲，大家都在认真工作，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嘛。你想想，我们是党的干部，我们不听党的话谁听党的话？我们不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谁为党工作？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什么，顿时严肃下来，他指着我婶婶说，尤其是你，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更应该自觉地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字一闪念，更不能拖后腿！
我婶婶被这话呛住了，她重重地咬着嘴唇，但眼泪还是止不住。这时候我母亲适时地走上前，我母亲把铜蛋抱起，放到我叔叔手中，笑眯眯地说，好哪好哪，快看看这个儿子，你瞧他多像你，这鼻子，这嘴巴，简直俊极了。然后她又返身，拍拍我婶婶的肩，对她使使眼色，小声说，白新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铜蛋这家伙挺没意思的，他本来睡得好好的，到了我叔叔手中，我叔叔一下子就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笑起来，拿自己的腮帮了去蹭铜蛋。我叔叔腮帮子有胡须，硬硬的，拉里拉杂的，也没怎么收拾，铜蛋在梦乡中被蹭醒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哭起来。这还不算，他一边哭，一边又屙出屎来，稀拉拉，黄橙橙的。我母亲赶紧过来接过铜蛋，我叔叔乐呵呵地去洗了手。这个臭小子！我叔叔说。屋里的气氛松弛了一些，施淑英眼睛里也干了，她躺在床上，这一阵子她一直都是躺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做月子的任务就是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叔叔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我叔叔说，你一满月就要开始工作，这一阵我挺焦急的，你听听那广播，一个新手去顶你，话说不清楚没关系，机器也弄不出清楚，老出错。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啊，错不得！错了就是政治问题啊。
我婶婶很驯服地点点头，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女人，至少在我看来，她没有欺侮我叔叔，倒是我叔叔，有时候好像还真让她有些委屈的。
好吧，我叔叔站起来，你好好休息吧，我还有个会要开，我得去了，免得其他人等。
我婶婶马上脸又沉下来，她把我叔叔的手拉住，看看我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家里没钱了。你还有钱吧？
钱？我叔叔挺为难的，他说，我不是给你二十块钱了吗？
我婶婶说，那一点钱，哪里够？要买这个买那个，嫂子也一直帮着省省地花，可还是没钱了。
我叔叔低头想了想，他说这样吧，我现在身上只有三块钱了，先给你留下，其余的我再想想办法吧。他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叠钱，都是角票，每一元都方方正正地折成一叠，共三叠。我婶婶有点担心，她说，那你呢？我叔叔笑起来，他说，我写张借条，到会计那里先借点吧，我一会儿就去借。
如果我有三元钱，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我会认为自己是个富翁了，事实上即便三分钱我也不常得到的，我父母没钱，他们常为钱发愁，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叔叔也没钱，他身上只有三元钱。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在饭桌上把这件事对我父亲说了。我父亲饭正吃到一半，他猛地就把碗放下了，叼着烟斗啪叭啪叭地抽了半晌，然后起身，出了门。我问爸去哪里？他没有答。那天夜里我父亲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也没回来。到了下午，他回来了，脸色青青的，浑身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再问爸你去哪里了？他还是没有答，只是解下腰带，把长布捆成一团的腰带慢慢展开，里头居然包着好几张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不等的钱。他说，你给叔叔送去吧。想了想又改变主意，他站起来，身子晃了晃，趔趄两步，扶着墙壁才站住。他说，算了，你这丫头毛手毛脚的，做事不可靠，还是我自己送去吧。
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虚弱过，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这简直像变戏法一样，我父亲消失了一夜零大半天，然后，突然之间，他回来了，病秧秧的样子，而且变出了这么多钱。
10
公社在电影院里开大会，真正的大会，上千人参加。公社干部去了，老师去了，花岐中学的全体学生和花岐中心小学的部分学生也去了。我也属于部分学生之列，花岐中心小学只叫上文艺宣传队的十几个人。
电影院里密密麻麻的，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会场外贴了很多花花绿绿的标语，上面大都写着领袖的语录，还有一些高昂激烈的口号，后头加了很粗的感叹号。开会是件最无趣的事，不知道大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会。我一坐下就开始东张西望，我想看看花岐中学的男生群里有没有阿果。我没其它事可做，只好在人海中找找熟悉的脸，而阿果的脸是我最熟悉不过的。
我没找到阿果，花岐中学的男生凑在一起，他们跟阿果一样脸上都长满疙瘩，鼻孔下也都有一排嫩嫩的小胡子。我的眼光从长着疙瘩和小胡子的脸上扫过去时，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我看到吕佳薇了，她不知怎么的也坐在那里。她好像也看到我了，嘴角上翘，微微笑了笑，眼珠子却没有转过来。
这个会是我叔叔陈白新主持。我叔叔很严肃地沉着脸坐到主席台上，看上去他挺不高兴的。我叔叔单眼皮，他的眼白眼珠大面积被遮盖住了，只露出小小的一部份，这使他常常让人觉得他不好琢磨，不好琢磨就显得有些威力。
会场上先是乱轰轰的，很多人走过来走过去，偶尔还有人高声喊叫着以便告诉熟人自己的位置。等到我叔叔用手拍拍麦克风，又喂了两声，大家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同志们，我叔叔的声音很洪亮，他以很洪亮的声音介绍了国际国内包括花岐公社的大好形势，然后语调一转，说起了赤卫村、赤卫中学、赤卫中学的老师、赤卫中学的女学生。我拿着一根水红色的塑料线与邻座的一位女孩玩得津津有味，在手上互相别来别去，弄出各种几何图形。刚开始我真的不打算听我叔叔说什么，但后来，他的话断断续续进入我耳朵，我还是明白了，这个会是批斗会，批斗赤卫中学那么对女学生耍流氓的男教师。这下子，我感到有趣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的神情也不一样。我叔叔开的会下面总是很静，但今天却静得很特别，很多人都好像过节似的眼睛闪闪发亮。过了一会儿，那个男教师被推上来了，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叫杨练天。
我叔叔说，看看，他连天都敢练，他胆子有多大，简直色胆包天了！
轰堂大笑。我也跟着笑，不过我笑得有些不得要领。我叔叔接着一五一十地指出杨练天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他怎么把一个叫丁小玲的女学生经常单独留下来，怎么以借给她教功课为名摸了她身上的这里和那里，等等。我的好奇心到此时才开始被真正激发起来。一个男的，他摸了女的这里和那里，噢――！
我很想看看杨练天长得什么样子，他的五官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很多人都伸长了脖子，他们像一排排春笋似的挡在我面前。我只好站起来。但我还是看不到杨练天的脸，他低着头，垂着手，软绵绵的。我盯着他耳根看着，耳根旁的皮肤很嫩，粉红粉红的，有着花瓣般的质感，身架子也壮，他的岁数肯定比我叔叔还小。
我甚至还想看看女生丁小玲。是丁小玲的父亲带着人冲到学校要打杨练天的，但丁小玲没有到会场上。丁小玲长得什么样子？杨练天怎么摸丁小玲的？杨练天为什么单单摸丁小玲而没有摸其他人？我脑子里一串串问号像泉水似的往外冒，而且，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得很快。
如果仔细算起来，我青春的边缘大约就与这场批斗会重叠在一起。谁能想到呢，一场批斗竟将我的情窦打开了。
那天之后，我看阿果的眼光就不一样了，高高大大的阿果，他说话的声音沙沙的，粗粗的，他鼻孔下的小胡子密密的，毛绒绒的，而且，他身上还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这味道跟我一起跳斗笠的舞的女孩子们都没有，吕佳薇也没有。我跟阿果讲话不由得要后退半步。阿果是男的，我对男的开始感到有些害怕。
但我对我父亲没有这种感觉，对我叔叔也没有。
杨练天在公社的地下室里关了一阵，我常跑到附近转悠着，但每一次都只看到外面一道厚厚的铁门，铁门上有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有一天终于钥匙卸下了，铁门打开了，里头也空了，没有了杨练天。
批斗会后很久我才看到我叔叔，我很想向他打听打听杨练天和丁小玲，但还没开口，脸就红了。我叔叔打量着我，让我原地转两圈给他看，然后他笑了。他说，不错，阿米你变得好看起来了，看来是舞蹈给练的。
我叔叔是不太经常赞美谁的，他总是皱着眉，好像对什么人都不满，对什么事都不满。我十岁那年第一次被叔叔陈白新赞美，他的赞美在我心底溅起的快乐是铿锵有声的，一直到现在都伸手可及。但是第二天，他却以完全不同的表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皱眉头，说，阿米，你说实话，那包奶粉是不是你放在那里的？到底是谁叫你拿来放在那里的？
我怔怔地望着他。我母亲和我婶婶站在一旁也都怔怔的大气不敢出。
我叔叔突然举起手往桌子上狠狠一拍，他吼起来了：说，谁叫你把奶粉拿来的？
我没拿！不是我拿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起来，试图将音量超过我叔叔，而且手臂还很剧烈地在空中舞了几下。没有人教我这样，也没有预演过，只是本能地我觉得唯有这样才有出路。这是大难临头时的自救本能。
我叔叔盯着我，眼光像刀子一样。真不是你拿来的？他问。
我一跺脚，我说，我没有拿！没拿！
我叔叔转过身看着我婶婶和我母亲。我婶婶刚做完月子，不知是真胖还是发虚，整个人大了两圈，有点像发酵过的面团，她说，我跟你说过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个抽屉了，昨天我琢磨着准备上班了，所以去抽屉里找旧笔记本，才发现了奶粉。我母亲也赶紧说，我我我没有拿过，我不知道奶粉是谁拿来的。我认识几个人啊？就是有人拿来了，我敢接吗？
那谁拿来的？难道奶粉会自己长腿走到我家来的吗？啊？我叔叔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你们，啊，你们听着，这是糖衣炮弹知道吗？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们谁以后再敢拿别人的东西，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恶狠狠地扫了我们几眼，一转身，抓起桌上的奶粉，双手揪住塑料袋一扯，然后猛地往空中扔去。奶粉顿时散开了，像烟雾一样在屋里飘扬。而我叔叔则霍地站起，在奶粉纷飞中大步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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