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和“天降祥瑞”一样，都是国人最熟悉的词语，二者都源于一个重要的理念——“天人合一”，以及由此引申的“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合一”在古老的东方文化里是一个相通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讲到它，印度的宗教哲学也提到它。就中国而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理念，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性，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焦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总体看来，“天”不外乎有两个方面：自然方面的“天”和精神领域的“天”。细分下来，“天”主要有五种含义：一是“物质之天”，即肉眼所见的与地相对的天；二是“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即宗教中所说的“至上神”，如玉皇大帝、上帝、释迦牟尼等；三是“命运之天”，即所谓的运气；四是“自然之天”，即唯物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自然；五是“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即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虚构的宇宙的道德法则。
“天人合一”思想很早就被我们的祖先演绎得淋漓尽致了，甚至建立了十分完备的时空模型。这种时空模型是以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为核心的一整套推算体系，例如中医。到了汉武帝时期，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将“天人合一”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天人感应”思想，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两汉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长足发展，“天人感应”思想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古人以“天”为至尊。这不仅仅是因为“天”厚赐了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住行，更主要的是“天”时刻都在慈悲地以各种天象预示、规范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人顺天而行，做了好事，“天”就现吉象，人间必会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若是逆天而为，干了坏事，“天”就降凶兆，人间就会干旱少雨、洪涝灾害、兵变民乱。
古人认为，天亦有喜怒哀乐之心，在人类犯下错误之时，拥有七情六欲的“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惩戒。“灾”、“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种不同的谴告方式，“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如若天降“灾”而没有达到效果，“异”就接踵而至；降“异”仍然被置若罔闻，“大异”即降临人间，比如“常星不见，地震，梁山沙鹿崩”等。这些“大异”现象的出现，是政权颠覆的先期征兆。
由于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被认为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古人认为，皇帝的行为和社会上所出现的“祥瑞”或“灾异”息息相关。如果君主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就会“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反之，“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天地阴阳》）。而由“灾”而“异”而“大异”的天意表达，和皇帝从小过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一一吻合。
“天人感应”思想一度成为儒家学者的“尚方宝剑”，用以批判当朝政治，借以匡正辅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专权，促进了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例如两汉时期“但有庸主，而无暴君”（《汉诏多惧词》）。但是自三国以降，在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的冲击挑战之下，“天人感应”思想日渐式微。再加上其本身的不严密，以及官方严厉的禁谶，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不敢再提灾异，甚至连学说层面上的议论也寥寥无几。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灾异”不是超自然的神的降命，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然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中有一点依然成立，那就是，灾异往往是环境“阴阳失调”的结果，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祥瑞”和“灾异”是自然界内部的“共振”、“共鸣”现象，就灾异来说，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没有和谐共处的必然结果，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虽然理解不到这一点，但是，他却意识到“天”和“人”必须和谐共处，“天人合一”要求统治者“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求雨》），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环保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最先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