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韦鸣，他躲了不见。这让我受不了，好痛心。我一直等下去，许多兵在注意我，但我不在乎。
天快黑时，韦鸣出现了。他说这里不同于别处，要考虑影响。连长好像知道这事。他仍旧说考学、入党、提干之类，要给首长留一个好印象。他的话让我觉得我一直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一颗绊脚石。
我现在仍能想起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叫我小名，末尾具名时他也用小名，就像我们以前彼此这样称呼对方。
快刀斩乱麻。相信一个叫欧仁·鲍狄埃的流浪汉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样想的时候，便会觉得韦鸣也许真算不了什么。自立者，天助之。请记住，你必须首先改变自已。经受一些磨炼和砥砺，你必将会长大，成熟起来。我对自己说。
2
李湘已经利用假期去过两次日本了。她发现那里的学生都在利用假日打工赚钱。在一些饭店随处可见这样的服务生，一张张脸很年轻，甚至透出几丝稚气。他们用充满自信的微笑和殷勤的“欢迎光临”的声音，辅之以谦逊漂亮的动作，深深赢得了食客的心。那一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在国内深受爷爷奶奶的影响，在飞机上她都反复不停地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句。她想起了奶奶曾经给她讲到的“尿盔”的故事。当年农村家家茅房墙上放着尿盔（尿盆），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做饭吃，没有厨具，就把每家茅房墙上的尿盔抢走做饭用。有人说，那是尿盔，不能用来做饭碗。日本鬼子听不懂，仍旧用。用完还盛了一些剩饭，又给奶奶送来。其中有个伙头军端着尿盔里放了很多酱油的剩米饭，对她奶奶皮笑肉不笑地说：“咪西咪西！”李湘听了之后，觉得日本鬼子既愚蠢又可笑。她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就开始了“全面抗战”，绝不说“鬼子话”。老爸老妈也拿她没办法。刚开始，她有些草木皆兵，处于一种“自闭”的阶段。她那种豪壮的气势让人侧目。如果配上《泰坦尼克号》里的曲子，恐怕这一届奥斯卡的“最具悲情奖”得主也自弗不如了！
“后来呢？”胡鹏一度成了李湘的一个忠实听众，经常跑到她的课桌这边来听她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听了“尿盔”的故事后，乐了好几天。
“后来，我就去叔叔那家的料理店打工。我死磨硬泡，叔叔答应我打两天工试试。试用期一个星期，一天干两个小时。”李湘说。她干得是钟点工。
胡鹏觉得她颇有传奇色彩。从她的打工经历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在自己的平庸生活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光亮。由此感到激动无比。他认为她与那些庸俗不堪而又斤斤计较的小女生不一样。让他觉得培养一种凡事都可为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她说：“有两个推销员去非洲卖鞋，第一个推销员给公司的回电中说：‘立即返回。这里没有人穿鞋。’第二个则说：‘绝好机会。急需100万双，因为这儿的人还没有鞋。’她在日本听了这个故事后，觉得从此对自己有了一种更高的要求。
“李湘，你什么时候还去日本？是不是这一走就再不回来了？”胡鹏问。
“爸妈还没有给我联系好学校。”
“那就说说你打工的事吧！”
夏季是日本饭店的淡季。李湘开始在叔叔的料理店打工。她身穿绿色制服，双手背在身后。日本人的礼数多，弯腰、点头、问好。她只应酬一会儿，就已经脸部肌肉发酸、脖颈发麻、嘴唇发干、双腿发木。她不时为一些零散食客送水和毛巾。没事时，她便笑容可掬地站在收款台旁像个牵线木偶。一天下来，单调、枯燥、无聊的感觉，让她受不了。
“叔叔，还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呢？”她问。
叔叔不吭声。但第二天他让她“跳槽”到二层试试。二层活动量大了，但干起来也并不见得轻松自由。她更加小心冀冀。二层是拉合式的日式小房间，送菜的规矩必须双膝跪地，然后把沉甸甸的一盘海鲜轻轻放在案上。“打扰一下！”她一边用日语说，一边把盘放好，然后颌首示意。随即退下。她小心地拉上拉门。到了门外，把食客的鞋子放好，再走到自动送菜机前等待下一盘菜。这样周而复始地没完没了干下来，她便觉得端盘子的手已开始吃不消了。那盘子越来越沉，两手向前递送时微微颤抖，脸憋得通红，连声音也走调了。她觉得客人已看出她是个生手。那笨手笨脚的样子，让她感到忐忑不安。她盼着早点打烊收工。
胡鹏看过李湘的一篇叫《海外打工记》的文章。她的笔名叫雨萌，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少年作家》上。她在那篇文章中对在日本打工有较为细致的记述。叔叔晚上开车送她回爸妈那儿。在路上，叔叔问：“怎么样？”“挺好，只是有点慌。”“哈哈，习惯就好了，以后到日本上学也是要打工的。”临走那天，叔叔让她在饭店里可以随意走走，也是对她的莫大“开恩”了。厨房显得又大又漂亮，空调、吸尘器之类的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整个环境可以说称得上一尘不染。厨师和服务生都自觉遵守“工作时间决不说话”的不成文规定。他们看到她都很有礼地点头笑笑。偌大的厨房除了忙忙碌碌的脚步声外，便是炒菜和洗刷碗筷的“叮铛”响声。她感到特别紧张，比国内节奏快多了。
李湘干了三天，她要回国了。叔叔来机场送她。上机时，给她一个信封，是她打工三天的工钱。她向叔叔招手道别。在飞机上，她发现信封里装有一万多日元，一天平均三千多元，比大厨师还挣得多！欣喜激动之余，她觉得这钱并非全部是自己劳动所得。因为老板是我的叔叔的缘故吧，远道而来的她才受到这等“礼遇”。
3
在那桂花飘香枫林晚唱的季节里，胡鹏一个人来到了武当山下。这是他“逃”出来的第三天。他看到一个上山的小道。他想起了一些香港功夫片中的场面。淡黄而细碎的花朵，让他想起这几天来的经历。小道一步步拾级而上。
胡鹏刚跑出来的时候，先到了学校门口对面的一家游戏厅里。他把身上的钱换了币，然后坐在一个“打斗”的游戏机前，一边拼命揿按钮，一边嘴里喊：“杀呀，冲呀，跑呀！”但他还是慢了半拍，在“哎哟”的惨叫声中，自己的小人被敌人砍了一刀。每砍一刀都如同砍在自己身上。尽管他拼命“奔逃”，但最终“寡不敌众”，以至“倒地身亡”了。胡鹏一连打了好几个回合，总是穷于应付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覆没，他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他看看校门，撒起腿来就跑，嘴里喊着：“杀呀，冲呀，跑呀！”
“你还会去你叔叔那里打工吗？”胡鹏又记起了他问李湘的话。
“肯定会去的。但我更愿意选择别的地方试试。”
“从日本回来，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和那里比，你心里会有一种落差？”
李湘当时没回答，但胡鹏能看得出来。她脸上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
“我以后可以给你写信吗？”
“当然可以。”
“那太好了。可惜我不会用日语写信，用中文能收到吗？”
“会的，我会给你一个地址的，寄到我叔叔那里也行。”
那天，他们谈得很好。他们之间的心扉都是畅开的。那封信应该直接交她手里就好了。原来，他以为余杉会帮自己转送她手里。但没想到会落得个这样的结果，林老师还真想在他身上实践那些“宏韬方略”呢。他苦笑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跑出来后，向哪里去。
本来，他那天晚上想回家。但他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都没打通。怎么回事？后来他去梦石蹦迪去了。蹦了一晚上，很早，天还没亮，他又搭车离开市区前往武当山。他在山下一所乡村小学住了一晚上。在小学校园里，他发现了几株美丽的桂花树。
这所学校很小，只有十几名学生，一名老师。胡鹏走到那里时，看见年轻的女教师和她的所有学生在做游戏。他们围着桂花树欢笑、拍手、弯腰、抬腿，在跳舞。阳光打在女教师脸上，那一切都闪闪发光。他想起了以前的一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那是南京金陵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手拉手地做游戏。
胡鹏在那时候看到了虹姐。虹姐叫他小孩。她是那么神秘。让他想起一部自己曾经特别喜欢的国外片子，片名叫《神秘的黄玫瑰》。
“喂，小孩，你来这里干什么？”当时，虹姐早已来到他身后，脸上的笑让人有一种陶醉和迷乱的感觉。虹姐头戴一顶牛仔帽，向他走来。
“你就是虹姐吧？我认识你。我不是小孩，我早就不是小孩了。我现在长大了！”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你究竟是谁？”
他刚开始还不知道她是虹姐。她穿了那件红风衣。后来，她在风中和女教师及那些学生一起玩游戏。手中的牛仔帽在飞呀飞。
“你一定是虹姐！”
虹姐在桂花树下奔跑着，一些孩子在后边追她。红风衣在风中展开，如同一道彩虹一样绚丽无比，动人无比。
她就是虹姐。尽管她还没认出他来。他敢打保票。谁不信他敢和谁翻脸！他在爸爸那里见过她。爸爸说，她就是虹姐，让他叫一声虹姐。他不叫，他就是不叫。那时候他还小。爸爸拿他没办法，很尴尬地笑笑。他看着虹姐，一下子想起了妈妈为什么怕虹姐。他当时真得还很小。妈妈问他见没见虹姐，他摇摇头。他想不起来了。爸爸夸他很聪明。虹姐的家在很远的一个地方。爸爸说，虹姐的家就在美丽的北京，虹姐的家离令人向往的天安门不远。虹姐怎么会来到这里？虹姐还会不会回去？当年，虹姐总是那么默默无语，不住地朝他甜甜地笑。这一笑，让后来的他想起了《神秘的黄玫瑰》。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虹姐让他觉得不是这样。女人有钱，也不都变坏。
老胡和妻子在儿子还小的时候闹过离婚。
“我和你爸离婚之后，儿子，你跟谁？跟妈，还是跟爸？”
“那还用说，鹏鹏爱坐爸爸的小汽车，他一定会跟爸爸的。你别做美梦了！”
当年小鹏鹏偷偷从小指缝里看看财大气粗的爸爸，又看看可怜巴巴的妈妈，久久不说话。
“鹏鹏，你说呀，跟谁呀？跟爸，还是跟你妈？”
老胡和妻子都把目光投向小鹏鹏，充满了期待和祈盼。他们的命运让儿子来定夺。这乾坤掌握他们宝贝儿子手里。但他们失望了，儿子的回答出乎意料。
“我不跟你们，我恨你们！你们离婚吧！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去找虹姐，我跟虹姐！”
胡妻痛哭流涕，她指了丈夫骂：“你造的孽呀！”
老胡楞怔了半天，抬起手来要打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