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位军事爱好者，那么你会注意到，每当中国试射某种导弹、尤其是具有战略价值的东风中远程导弹的时候，世界主要大国都会表示密切关注，而且，时常会招来窃窃私语或者言辞抨击，而美国、俄罗斯每年都会进行大量的类似试验世界却习以为常，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位航天爱好者的话，你也会注意到，美国曾权力打压中国的卫星发射市场份额，这曾导致中国在一段数年的时间内仅仅得到区区几颗卫星发射服务的订单，而中国实际上一年就可以满足这些服务，为什么？
其实，中国是火箭的故乡。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公元8世纪，中国唐帝国的炼丹士们发明了火药，但火药在中国主要用来制作焰火，用于观赏。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火药，而正是火药的发明将人类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也正是火药的发明使战争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人类战争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了火器时代。火药也成为现代火箭的雏形——古代火箭的动力来源，这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得到发展的。据《子国志》记载，中国最早的“火箭”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实际上仅仅是将火药和箭简单地绑在一起；但在宋代，真正意义上的火箭才产生，据《宋史·兵志》等史书记述：在公元970年（太祖开宝三年），“兵部令文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可见此时火箭已经引起国家军备人员的重视，到了公元975年，宋军已经在用火箭、火炮与南唐军队作战。另据《武经总要》记载，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也就是正好一千年前，中国的宋帝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中，宋帝国的一名普通军官（神卫水师队长唐福献——此处疑应为唐福）研制出了几种更为实用的火器——火箭、火球、火英黎。到了公元1023一1063年（宋仁宗时），宋帝国军队中已配备了相当规模的火箭，这也是将火药绑在箭杆上（“施火药于箭首”），但是在利用火药的燃烧威力来杀伤敌军。
至北宋后期，民间已经开始流行两种能凭借火药提供的动力飞行的玩具，一种被称为“流星”，也被称为“起火”；另一种被称为“两响”，这两种玩具的原理其实就是现代火箭的工作原理，即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喷气反作用力上升。
在宋代，由于连年的战争，火药在军事上的价值渐渐体现出来，蒙古军队在西征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使用火药，因此火药得以传播至欧洲。但此时的“火箭”与现代火箭的意义差别很大，宋代多是用火药提供弓弩箭只提供动力，用以代替弓的作用，其制作其实只是简单地把装有火药的药筒绑在普通箭只的箭杆上。明代戚继光的军队就曾大量装备所谓的“三飞箭”，其射程大约在400米。
公元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建文帝命令李景隆统帅十万军队对抗其叔父燕王的反叛。当两军在白沟河（在今河北省境内）进行了会战。当时李景隆的部队中就有一支特殊的兵种，这支部队的每名士兵手中都持有一个木桶，当两军对阵的时候，士兵们将木桶排列成一排，然后点燃火引，每个木桶中立即飞射出几十支箭，燕王因此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箭”袭击。这场战役被称为“靖难之役”，《明太宗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敌军中举火器时，闪烁有光”，“着人马具穿”。（见《明太宗实录》卷六）
“靖难之役”中所使用的这种“火箭”被形象的称为“一窝蜂”，因每一个木桶中装有32支箭，桶内有分层箭格板，每支火箭位于一格，每支火箭的箭杆上都绑有火药筒，火药桶导火线伸出桶外，拧聚在一起，可以一起点燃。明代中国军队所使用的这种集中发射的火箭就已经有点类似于苏联发明的“喀秋莎”火箭。这种“火箭”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集群发射，而且威力要比弓弩大得多，其射程在百步以上，攻击力强，能够在有效射程内连人带马一起射穿。另外，由于可以集群发射，因此一桶的覆盖面就能达到一丈，而同时发射几十桶的话，其覆盖面积就可以达到一华里，这确实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野战武器。
此外，据明代《火龙经》记载，中国明代甚至已经发明了二级火箭，如“火龙出水”这大体相当于一种二级火箭。“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海战的“火箭”。火箭传播到印度后也曾让18世纪的英国军队大受其苦，后来英国人康格雷对印度的这种火箭进行了改进，并改进了黑火药的配方，这样，这种火箭的射程达到了3千米。“飞空砂筒”则是一种多极“火箭”。明代《武备志》中详细记载了多达20多种“火箭”，包括制作方法和使用方式等。
另外，明代的“火箭”技术也开始利用空气动力学，如明军中就有一种带有翼的“火箭”，其名为“神火飞鸦”、“飞空击贼震天雷”等。不但如此，其中“飞空击贼震天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炮弹，因为这种武器在击中目标后能够爆炸，这种飞雷已经不同于明代通常意义上的“火箭”，而是一种带有“雷”的武器，这种雷直径达到3.5寸，内装有爆炸物，同时混有涂有毒药的菱角，其动力是一个3寸长的纸筒，内装火药。这种“飞雷”的雷体上带有双翼。
中国人甚至可以说是最早尝试载人登月的国家，只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种谈月颇有点堂吉柯德式的风格——14世纪，中国人万户曾企图尝试利用火箭的推力升空，他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下面绑了许多火箭，然后他手持两个大扇子，他希望在空中像鸟一样飞翔，但在一片爆炸声中，一切都消失了，这也是世界第一次有人尝试利用火箭载人飞翔。月亮上的一个环形山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万户。
火药和火器在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得到广泛应用，欧洲军队此时非常惊异于蒙古军队的火炮和其他火器，他们还处在步兵方阵的年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火箭”在明代达到最高水平后就停滞不前了，直到欧洲人利用中国的火药制造了更为强大的火炮后，中国人才在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下幡然醒悟。
中国重新发展火箭技术是在1949年建国后，而这时世界的火箭技术已经远远不是明代的“火箭”，第三帝国早在二战中就已经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伦敦，后来又改用第一代巡航导弹轰炸，这曾让英国人大为恐慌，当时许多伦敦居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武器能够突然从天而降，而且威力惊人。
中国尽管有辉煌的四大发明，但中国平稳的经济态势不同于欧洲外向扩张模式的体制，科学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欧洲在后来超越了整个世界。现代中国的火箭技术也是源自欧洲和美洲。
1956年10月8日，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其领导者就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关于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火箭之父，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闻：当1950年，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中国后，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恼怒地说道：“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的研究，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他到了那里，都顶得上三个师！”实际上，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位海军次长的说法的确毫不夸张。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也的确认识到了这个人的价值，因而为了换取这位导弹之父而愿意与当时的最强大的敌对国家作一笔交易：1954年7月，中美双方就有关遣送两国人员的问题举行了会谈，最终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定，即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阿基诺等11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而作为报答，美国答应放回一部分在美的华裔科研人员。这项协议在第二年得到执行，其中就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15名华裔科研人员，他们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于1955年回到中国大陆。
作为中国的“火箭之父”，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是从事当时最前沿的火箭研究，并且它得到了美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卡门的指导，这位著名的火箭专家在后面将会提到。钱学森和他的同事马林纳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特征，他们曾要求冯·卡门帮助建一个小型火箭发动机实验站，获得了冯·卡门的支持。此后，他们在帕萨迪那的阿洛约赛克建造了美国最早的火箭发射台。钱学森和马林纳不久利用这个实验站完成了一篇论文——《探空火箭（特别是有关连续脉冲式推进的）飞行分析》（发表在《航空科学杂志》上）。后来，钱学森和马林纳共同提出了一个设想，即火箭要想到达太空就需要三级结构，第三级可以最终完冲出大气层的任务，这个设想后来被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
在50年代初，由于美国和苏联都在研制新一代的战争武器——导弹，这也就为中国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导弹。在指定12年科学规划中，火箭技术、喷气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就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中国也决定开始研制弹道导弹。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就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规划设想；当月，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路任副主任，王士光、王净、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为委员。5月，中国航空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份《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同时建议成立国防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导弹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由于中国遭受了100年的战争和侵略，新中国的科学基础很薄弱，周边的压力也很大，因此，中国国防科研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作报告的时候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该确立“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
中国当时唯一能获得导弹技术的外来地就是苏联。中国政府于1957年向苏联派遣了一个代表团，10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向中国提供P-2型近程地地导弹（北约称之为SS-2）和其他导弹，以及一个教学用的原子弹样品。
在当时，这是一个中苏联盟的产物，苏联有义务帮助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另一个新成员。1957年12月24日，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这列火车上载有两枚P-2型导弹，还有102名苏联导弹技术人员。这列火车在两国交界的满洲里换轨，当时在满洲里迎接的任新民回忆道：“其时，正值寒冬。满洲里一连几天下着大雪，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一片，车站建筑只有窗户和铁轨是异色，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哈气成霜。又刮着凛冽的朔风，把耳朵和鼻子都刮的红红的。导弹进站后，很神秘，没有举行什么仪式，而是忙着装卸，调车皮，因为两边的铁轨轨距不同。那时候，双方的关系还不错，苏联士兵还帮着我们卸车装车。”
但苏联不会将导弹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当中国要求得到苏联的支持的时候，苏联只提供了一些初级的帮助，如提供两枚供教学使用的P-1模型导弹（德国V-2导弹的仿制型），派遣一些援助专家，提供一些导弹资料和设备，接受50名导弹专业留学生等。但很快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全部撤走了，但这却坚定了中国自己发展导弹的决心。
中国科学院是从探空火箭开始，同时开展火箭研究和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就在苏联导弹专家撤走后的17天，即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枚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这枚导弹就是一枚苏制P-2型导弹，但其液体燃料却是中国制造。中国人以其卓有成效的仿制能力很快就在这年11月5日在此进行了一次发射，这一次，火箭箭体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这天上午9时，这枚导弹在酒泉的戈壁沙漠上发射成功，导弹飞行了约7分钟，准确命中59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
此后，国防部五院扩大规模，在北京南郊和西郊先后建立了三个分院，从中国的大学中征召了4000名大学生，开始研制中国自己型号的导弹。这种中国第一型号的导弹从1960年7月开始方案设计，1962年初完成了供试射的两枚导弹总装测试，这就是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之祖。然而，中国东风系列的第一枚导弹却没有给中国送来迫切需要的东风，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弹道导弹高昂地竖立在导弹发射架上，数千名导弹研究人员和试射人员集中在巴丹吉林沙漠，翘首以盼，当火箭成功点火升空后，基地上一片欢腾，然而，这枚被命名为“东风2号”的导弹却在飞行了仅仅十几秒后导弹发动机突然起火，随即，这枚导弹就从空中一头栽了下来，而且一头栽进距离发射台300米的一个厕所，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失败导致中国人更加严谨的设计和测试。1964年6月，中国的第一枚中程导弹终于发射成功。
与此同时，在60年代中期，中国的运载火箭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已经全面展开，同时还有核武器的研究，也相继步入收获期。1970年，中国第一枚两级中程导弹发射成功，1971年，第一枚远程导弹发射成功。
1980年5月18日，中国从西北的一个导弹基地向南太平洋发射导弹，数据舱准确在预定目标区域溅落，这枚导弹飞行距离达到9000公里，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洲际弹道能力。当时，中国和世界同时对这一试验进行了大幅报道，中国人的报道充满了自豪，而世界的报道则充满了惊愕和担忧。在导弹试验成功后，中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专门的隆重集会，庆祝中国拥有了洲际导弹。
中国在固体火箭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82年10月，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1988年，中国再次从核潜艇上发射固体燃料火箭。美国军事专家对此评价说，中国第一次具有了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在运载火箭方面，上海航天局研制出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后来发展出一个系列，可以为地球低、中、高、太阳同步轨道提供服务。从1990年起，中国运载火箭步入国际商用发射市场。
中国的卫星技术几乎与火箭技术同步发展，1964年6月，中国的远程导弹发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因此，在中国远程火箭发射的前一个月，中国成立了卫星和飞船研究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计划开始启动。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中国科学院为此成立了651设计院。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千克，近地点为439千米，远地点为2384千米，轨道倾角为68.50.
1971年3月3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
1975年11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9年，中国第一艘航天测量船“远望”1号建成并投入使用；
1981年9月20日，中国第一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科学实验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的国家。
1984年4月8日，中国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
1986年2月1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实用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广播卫星。2月20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卫星通信技术由试验阶段进入了实用阶段。
1990年4月7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把美国制造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标志着中国航天发射服务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然而，就在中国人以为中国已经成功挤进国际卫星市场后，仅仅数年，中国人就发现世界各航天大国已经在排挤这个新来的伙伴。2003年，中国的一次卫星发射失败，使得本来就质量令人怀疑的“长征”系列火箭几乎信誉扫地，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7月30日，欧洲阿利亚娜空间公司突然宣布，他们已经与美国波音公司、日本三菱重工集团联合组成了一个卫星发射联盟，这不由得让中国倒吸一口冷气——原本国际卫星市场上是欧洲、美国、俄罗斯三大巨头鼎足而立，而现在欧洲和美国、日本建立联盟，那意味着俄罗斯将被孤立，而刚刚进入国际卫星市场的中国则更加前途暗淡。中国此时依靠的只有不太可靠的“长征”系列和低廉的价格，但现在，当美国-欧洲-日本建立联盟后，势必将具有更大的优势，从而获取更大份额的市场，那么留给俄罗斯的和中国的空间将十分有限，而其中最不利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毕竟是空间发展的后来者，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国际声誉上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也望尘莫及。
“我们联合在一起将重新定义21世纪卫星发射服务的概念！”阿利亚娜空间公司首席执行官勒加尔在联盟成立之日充满自信地说。依照新联盟协议，原来三方的各自客户将有权选择联盟中其他公司为其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而如果联盟中承担发射服务的公司无法按时进行发射时，联盟可以向客户提供联盟内其他公司代为发射。对客户而言，这就大为有力，客户不但可以选择最具实力的公司，而且也大大降低了发射风险，避免延误造成损失。这一协议自然是俄罗斯、中国等无法做到的，当然也会因此夺走许多发射订单。美国商业航天运输委员会因此预测，在未来10年历，全世界将有300多颗卫星等待发射，其总价值为数百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实力和市场份额计算，欧洲阿利亚娜空间公司是世界上占有商业卫星发射份额最多的公司，在成立联盟后，阿利亚娜空间公司和波音公司、三菱重工将垄断卫星发射市场，也就是说，这等于一举将原本居于第二位的俄罗斯排挤出了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而留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和即将加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的印度的份额就少的可怜了。
另外，对中国而言，日本尽管是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迟到者，其火箭在近些年屡遭挫折，但这不等于说日本的火箭技术落后于中国，相反，日本在固体火箭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多年来，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一直在苦心经营，小心翼翼地发展自己的火箭技术，但由于先天不足，其H－2火箭一直发展的跌跌撞撞，但日本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和科研实力，这种现象终于出现转折，几年前，改进型H－2A火箭终于发射成功。因此，在拥有了可靠的火箭后，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希望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卫星发射市场拥有一定份额后，也才能保障日本的宇航事业大力迈进，实际上，日本的太空梦想远比中国更加宏伟。
在加入联盟后，日本等于一举超越了中国，它的市场份额注定将会越来越多，而且也较为有保障，这将使得日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丰厚的利润，为其宇航事业赢得资金。并且，在加入联盟后，日本也可以扭转其发射场地的地理不利因素——日本的种子岛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发射地点，而阿利亚娜空间公司所属的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佳发射地点。据悉，与世界上其他发射地相比，在那里发射，卫星飞行可平均节省20％的能量，大大延长了卫星的寿命。因此日本很有可能借联盟之机与欧洲商讨租用发射地一事。
此外，中国还要在不远的将来面连来自印度的威胁，印度在最近几年中火箭技术获得了大步发展，因而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是迟早的事。
中国自在1990年将“亚洲1号”卫星送入太空后，中国就等于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此后，中国共用6种“长征”系列火箭发射了20多颗外国卫星。然而，这种开门红未能持续多久就遭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联合掣肘，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中可谓举步维艰。但好消息是，中国在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发射后，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终于重新赢得信任，但这仅仅是一个照亮未来的烛光，如果中国不调整战略，继续提高中国的火箭水平，那么美国-欧盟-日本联合吹出一口气就能轻易地吹灭这支可怜的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