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其实首先是教授，所以谈校长，其实还是在谈教授。不过尽管如此，校长还是不同于教授，应当有所区分。大学校长确实不好当，但当好了，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事。蔡元培之出长北大，不但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转折，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之开端。我们谈校长，首先要谈的第一条原则“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就源自于蔡氏掌校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陈平原先生称：“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蔡元培强调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提倡思想自由，更为校内教授营造高深研究、百家争鸣的空间和氛围。仅此一条，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而不朽矣。其实，在我看来，做大学校长，最根本的是要有学理之高等常识和决断之高超见识。而“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则是这“两识”的根本所在，这里，且围绕这一条两点略作伸展。
所谓思想自由，其实颇有历史渊源，与蔡先生同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创中人的陈寅恪先生就说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由此可见，思想自由确实对学人而言贵重要超过生命本身。确实，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只有提倡百家争鸣、主张百花齐放、各家学说能争奇斗妍、辩难不止，这样的学术才有蒸蒸向上的气势，如果定学说于一尊，只能按照一个思维出成果，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这样的大学模式，还能有什么希望？所以，保证个体的思想自由是维持大学发展的最根本支柱所在。舍此，则无以谈独立的大学发展。所以，在那样的时代，蔡元培甫任校长，就提出了“思想自由”这一现代大学发展的根本原则，可以说是独具慧眼、意义深远的。
第二点“兼容并蓄”则尤可显出蔡氏的大度包容气象和“决断之高超见识”。蔡氏用的词是“兼容并包”，并无意义上的差别。最根本的要点，就在于此中蕴涵了蔡氏的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学理无止境，也无终极真理可言。任何一种学说，只要苟其成理，能自圆其说，就允许其在大学校园里占一席之地，这种大度包容的气象，可谓“前无古人”。中国文人历来有“相轻”的传统，其重大改变，当从蔡氏掌北大开始，因为这种“兼容”的选择，就意味着大度的包容，允许在自己当政的“象牙塔内”“众声喧哗”，既可以请陈独秀、胡适之等前来成为一种主流，但也不排除反对派辜鸿铭、林琴南等人的踯躅应对，发言于讲堂。而这种五色人种俱全的包容，竟然不但未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一团乱麻”，反而成就了五四时代继往开来的新北大气象。蔡氏的胸襟固然值得赞赏，而其一举奠定北大的品格和“兼容并蓄”作为校长价值的确立则尤为意义深远。
而值得细心推究的是，对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来说，口号好提，落实不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确实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心生向往。冯至回忆当年进入北大说：“我不怎么进步，却也怀着仰望的心情走进北大的校门。”北大其时正当蔡元培掌校，整顿改革后不久，已“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对于青年冯至来说，真是其运也何幸！他在晚年著文《但开风气不为师》，对当时北大风气推崇不已：“我刚到北大的时候，首先感到惊讶的是，我一向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的撰稿人都很钦佩，如今其中有不少人名列在北大教师的队伍中。我顿时觉得北大真是气象万千，别有天地，从此可以亲聆那些人的教诲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六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是北大开放了的风气给我的。”这才回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最为要紧的是通过这种大度气象构建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虽然行无影、去无踪，但对人产生影响之潜移默化，却深刻之极。而且它所能够触摸到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并不弱于“耳提面命”本身。作为我所提出的大学校长的第一要义，“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的深刻含义其实在此，不仅是要注重大学主体的思想开放和自由，校长本身的宽容大度，更在于构建一种大学之风气，这才是能够着力于长远，对一所大学的品格和发展关系久远的“浓墨重彩”，蔡氏真不愧是兼有“学理之高等常识”和“决断之高超见识”的北大校长，看似不经意的一步“闲子”竟然会收到如此意想不到的奇异效果。难怪，即便是对后来多少代的北大学子而言，“蔡（元培）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学校长做到了这个分上，可以说庶几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