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先生谓：“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这一判断，至关重要，之所以重要，因为其不仅关乎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意义，更包含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可能与转折的机遇。将大学制度建立，纳入百年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变迁的宏观视野，则其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枢纽乃至核心作用，不言自喻。
然而，即便是论述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实，其源流理路，也各有渊源，值得细加区分。北京大学在中国大学史上的地位首屈一指，杜威的话可以为此最好的注脚，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这里揄扬的虽然是蔡元培，但亦可见北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之特殊地位。至于说到“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更是确凿无疑地标示出北大的独特地位。不过，北大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作用，恐怕与它是第一所国立大学（皇家）大有关系。同样，清华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短短的时间迅速崛起，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渊源也是关系极大，而清华所代表的传统，则是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典型代表。这是中国大学史上第二种大势力，现在多半以教会大学的名分而引人注目。但还有第三种力量，同样值得关注，而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贯通百年，打通历史与当下的血脉，甚至是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中国大学史上“私立大学”的传统。
所谓“学在民间”，古已有典，章太炎对此总结道：“学术者，故不与政治相丽。夫东胶、虞庠、辟雍、泮宫之制，始自封建时代，礼乐射御皆为朝廷用。孔老起，与之格斗，学始移于庶民。自尔历代虽设大学，其术常为民间鄙笑。汉世古文诸师，所与交战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学诸师，所与交战者王氏之《三经新义》。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张衡、马钧之工艺，华佗、张机之医术，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导秒末，皆深造创获，卓然称良师。”说得更明白些，“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轻学校。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如此将官学、私学截然对立，未免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认同民间强于官学绝非章氏一人，吕思勉也曾断言：“学术之兴盛，皆人民所自为，而政府所能为力者实浅矣……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见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一书，不禁心甚喜之。因为这个题目，就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让我尤为兴奋的是，这部书的基本立意与思路，与我的期待相去并不太远。作者开宗明义，在导论中就明确提出本书要表达的三个核心思想，使我很快地能与作者进行思想的对话：1.现代大学理念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而承载着这一理念的现代大学重构，是制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20世纪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坎坷历史，折射出这个重要历史时段内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扭曲及其对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3.当代中国私立大学重建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办学者、教育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有赖于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国内语境的形成，有赖于教育全球化浪潮中国经验与本土实践间更加有效的结合与互动。一上来，就让我找到了兴奋点，作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重视，对制度现代化的关注，由宏观历史审视当下问题的视角，都引起我非常热烈的阅读兴趣。
全书八章，加一个导论，实际上是九章内容。章节编排可以看出作者理论设计的基本框架，我将其分为三大部分，导论与第一、二章构成第一部分，为宏观历史视角的审视。其中：导论为《从制度现代化角度看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第一章为《现代大学理念的历史承担者》，第二章为《历史的断裂：20世纪下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回顾》，分别从理论建构角度，以及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来探讨私立大学的位置与发展可能。第三到第七章构成本书主体，即当代私立大学的发展状况，作者给起了个名字叫做“艰难的再生”，其题目分别为：《私立大学如何冲破旧体制的牢笼》、《办大学，钱从哪儿来？》、《中国家长接受私立大学吗？》、《人格本位教育目标的重构》、《私立大学内部管理与行业集合》，实际上分别探讨了体制、资金、国民心态与生源、人格本位教育、内部管理与行业整合五大问题。第三部分为第八章，即从展望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与中国私立大学重建成功的制度前设。
我以为此书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最值得提及的当然是全书的创新意识与针砭时弊的勇气，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概念的突破上，从“民办”到“私立”，这是一个有勇气的提法。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毫无疑义的居于中心地位。有论者提出建立大学特区的问题，认为：“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构思中华民族的崛起，其焦点自然落在一批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中心的成长上。大学就是一个民族文明教化的中心，更是一个对全球最有影响力、说服力的文化平台。”“大学特区集文化、教育、科技及产业为一体，面对现代文明的现实，在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展开反省、探索、创造，为新的生存方式奠定全面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谁拥有大学文化中心，谁就拥有未来的社会精英，谁就能开拓未来。大学要像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当年北大、清华一样，首先不是从具体现实的需要出发，而是从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出发，从学理出发，从人类文明的延承与发展出发，不只是培养工具型人才，而要培养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大学还要成为领导社会潮流的文化中心。”对大学文化与精神功用的肯定，不言而喻，在本书中更是强调大学作为“制度与精神的建构，它与数百年来人类波澜壮阔的制度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并以其成功或挫折，辉煌或暗淡，反衬出自身所在的文化母体的历史兴衰”，而“大学如是，私立大学更加如是”。行文用语，不难看出作者对私立大学的“情有独钟”。不过，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纸背情怀，此处且不做申论，仅就本书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略加探讨，我认为以下几点尤其值得表彰：
一是合作意识。作者张博树、王桂兰两位，都长期在美国的大学中居留，所以对私立大学在美国大学体系中的作用及其地位有很深的了解，再印证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学状况，自然也就难免有感而发，感触良深了。但正如作者们在《序》中所指出的：“现代学术研究需要合作，也越来越依赖于合作——这一点，对于那些实证、经验考察占相当分量的当代研究领域来说，尤其如此。”我认为，两位作者的合作意识，是此书能取得目前水准的重要原因。如果注意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人生经历，就会意识到我为何如此评价。张博树博士，其专业为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长期致力于制度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和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历程的研究，其与私立大学本来关系不大，但从两个角度，他需要研究私立大学，一是作为制度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因素的大学制度；二是曾出任民办大学校长的切身体验，后者可能更直接。王桂兰博士，专业为教育学，但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曾在美国数所高校出任国际教育交流的管理职务，其长处在兼通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状况，且对中国改革与高教发展一直密切关注，而作为海外华人的中国赤子心，更促使他特别关注与期待私立大学的振兴问题。这样一种合作，体现了优势互补，能够起到“1 1＞2”的作用。
二是实践指向。我觉得这部书的重要价值，有相当部分在于其实践指向，这一评价，既是指作者之一曾经下海办学，有着担任民办大学校长的直接体验；也意味着对他们的研究方法的肯定，即作者之一曾亲身数次考察国内民办大学，并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提供了材料，这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书是来源于实践，又尝试从实践中寻找答案的可贵尝试，意义非同一般。作者自称在写作时调动了两种资源，“观察者的知识与参与者的体验”，确实是如此。而其例证，更表现为“促进中国私立大学理性重建的若干可行性建议”，作者一共提出了十条建议，分别为：
1.积极推进私立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使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
2.逐渐缩小对私立高等教育“管理”的国家一统体制的作用范围与“计划经济”成分，使私立大学合法身份的认可从政府“批准”向社会“承认”过渡。
3.尊重大学教育、学术独立的原则，形成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兼容并蓄、宽容异见与鼓励多元化的格局。
4.创造条件，疏通渠道，鼓励形成多元化的中国私立高等教育融资机制，逐步建立合理、健全的私立大学公共产权结构。
5.政府自身应明确承诺从经济上支持私立大学的义务，这不但构成私立大学融资渠道的一个新来源，而且有助于形成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平等竞争的新格局。
6.改革人事制度，建立教授自由流动的体制，使教授在大学之间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这不但有利于建立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以及各个私立高校之间合理的人才竞争机制，也有利于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保证教授在大学的崇高地位。
7.解放思想，大胆向前看，在办好应用型专、本科私立高等学校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向现代研究型大学发展。
8.积极推动“中间地带”发展，鼓励高等教育中“公立”部分与“私立”部分的融合交叉，鼓励公立院校的本身的改革、改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形成，同时警惕私立高校中的“学历校”向传统体制的回归。
9.加强私立高校彼此之间以及私立高校与包括媒体、其他公共机构、研究咨询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形成有利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领域，探索植根于民间的私立大学行业整合模式，在完善行业内部自律机制的基础上，有效地维护私立高等教育整体的合法权益。
10.深入展开、推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使中国私立大学重建的伟大事业建筑在更具前瞻性、客观性的科学认知与战略设计基础上。
之所以不惜笔墨，引用作者的长篇论述，因为我觉得这十条建议，实在是本书最具价值的部分。它们是作者的肺腑之言，更是经长期实践和研究探索后得出的理论结晶，值得特别关注。而其致用性的研究思路，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是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我以为，这十条建议，不但对于中国未来私立大学的发展来说，关系重大；即便是对21世纪中国大学的整体构建，亦同样很有参考价值，值得决策者仔细推敲。
三是历史眼光。我以为作者的历史意识在本书中表现得相当不错，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社会科学背景的话，这一点就尤其值得赞赏。作者通过一连串追问将其问题意识尽可能凸显出来：如果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不但拥有体制上的优势，更是贯彻现代大学理念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主角或主角之一，那么，近20年在中国大地重新崛起的“民办大学”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历史定位？它的发生背景、成长机制是怎样的？国家体制、政策环境、市场潮流、国民心态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它的发展？在什么意义上又阻碍其发展？为什么迄今为止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形象不佳？近年来出现的海外华人和国内私企投资办学对中国私立大学的整体发展有何影响？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行业整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和状态？中国当代私立大学的发展潜力到底有多大？在教育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前景如何？它又将给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发展以怎样的促进？虽然每个问题都离不开对私立大学现状与命运的苦苦追索，但仔细品味，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始终是在20世纪中国的百年框架内来考虑问题，历史使命与历史定位，就是作者暗示的可能答案。
四是人文关怀。由人文学者而发为对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关怀，史不绝书。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外有明证。德国学者洪堡即从新人文主义角度出发，强调修养，或者通识性修养（allgemeineBildung）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相反，任何专业性、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可以达至修养。他进而以“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durch Wis-senschaft）”来概括大学之双重任务，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作为达至修养的手段，大学从事科学之目的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精神和道德修养。本书作者同样将人格本位教育的重构当作大学的核心使命，因为“把学生培养为什么样的人，这永远是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作者们看来：“人格本位教育就是要把人的精神、品行、意志、情操的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专门技艺的学习并非仅仅为了谋生，学生应该具有‘一口不谋谋天下’的博大情怀，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一分子，成为捍卫正义与社会良知的勇士，成为对民族、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正是出于如此浓厚的人文关怀，所以使本书处处洋溢着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般专业著述中较少出现的。
综而论之，这部书的意义，如果能从全面反思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来考察，而不仅是就私立大学论私立大学，或将其封闭在民办教育的视野之内，其功用可能更为彰显。王英杰教授曾颇为尖锐地指出中国高教系统的“无序与失范”问题，提出重新构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在我看来，21世纪中国大学的构建，如何处理几种类型的大学关系，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重构传统，因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是公立、私立、教会三分天下；在21世纪，其基本架构很可能呈现为公立、外来、民办（或私立）的三足鼎立。如果仅就目前形势看，这种论调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公立大学明显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民办大学仍需为得到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资格而苦苦挣扎，外来大学基本上只有影子在晃动，只能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框架内活动。但，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开放的声势如此浩浩荡荡，又岂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能够设想的呢？同样，21世纪中国大学的发展，将出现较大的跨越式发展可能。这种可能源于时代的发展，也源于契机的出现。
一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高等教育的开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外国大学抢滩中国，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国政府的教育保护政策，应当是如何主动应对的问题，而绝不可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已经颁布，“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也同样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主导思想。“外来和尚”必然会来念经，只不过是有的只冲着中国巨大的教育市场，目光仅仅盯在高额利润上；而那些有眼光、有实力的名牌大学（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如果他们立足长远，多一点历史思维，继承一些上世纪教会教育的优良传统，那么情形则会不一样。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构成中国未来大学的三根支柱之一。当然，作为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调节、掌控乃至引导其发展，则是另外的重要话题。
而私立大学（这里包括民办大学），则毫无疑问非常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大学的重要支柱之一。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而仅凭国家的财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就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及对民间力量参与教育事业的认可。与一统天下的公立大学相比，就对体制的冲击性而言，私立大学更是首当其冲，比外来大学要处于体制挑战的最前沿。因为，外来大学毕竟有一个世贸规则的框架在那里，相对有一“费厄泼赖”的规则。而私立大学则不得不面对传统体制的种种束缚，正如本书作者所尖锐指出的：“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且触动了传统体制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部分神经。”作者列五章论述当代私立大学的困境，其实归根结底，其根本问题就是制度！当然，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多抱理解的态度，因为毕竟，大学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小可啊！
总之，私立大学这一命题，并非新鲜。而作者合二人之努力，集中西之智识，采书本实践之精华感慨，发为此书，所谈虽集中于“私立”，然纸背所见乃是忧国忧民的大写的“公益”。所以，也就难怪作者会谈及公民社会的诸问题了。好在私立大学之成功史有先例，现代大学史上南开的崛起与复旦、厦大的成功，都是很好的典范。虽然今非昔比，21世纪的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时代任务。但只要我们立足于传统，敢于直面现实，凭借现代的意识、智识和使命感，就多少能为21世纪中国现代大学建构这一历史命题做出自身的一些贡献。
当然，大力推荐此书，并非因此书白璧无瑕。任何一部著作都难免有值得商榷处。此书远非一部完整或成功的理论著作，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定程度的实证性与现实针对性。同样，此书的有些观点就颇值推敲商榷。私立大学当然重要，包括在未来中国大学体系的构建之中的地位，更可说是鼎足之力。但强调私立大学的重要，是否就意味着私立大学包办天下，惟我独尊？我看不是。作者当然也没有这么说，但我隐隐觉得字里行间，不管是所谓“担当起‘再造民魂’的伟大使命”，还是要“完成现代启蒙，培养个性独立与具有自主批判精神的‘勇士’型公民”，作者似乎给私立大学压上过于沉重的担子。毕竟，21世纪不是20世纪，即便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发端期，在启蒙、救亡诸种时代使命中扮演主角的，恐怕还是北大、中大（中央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作用更大些。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能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让他换一个私立大学，能做到这样“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功用吗？而在当代，虽然大学的威望与精神作用已无法与历史相比，但北大、清华等作为时代灯塔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私立大学，在目前阶段，恐怕还是首先要能“登堂入室”，能取得正当之地位，进入“大雅之堂”，至于“争奇斗艳”乃至“领袖群伦”，那还是放到下一步的好。指望还未成型的私立大学，就立刻成为未来之剑桥、牛津，既不现实，往往还会自添烦恼，倒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推进自己的目标。如此立论，并非要否定私立大学“志存高远”的理想，而是更希望立足于路在脚下的实干精神！能如此，则不但恢复昔日南开、复旦之风采有望，他日之哈佛、斯坦福，亦未必不可期而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