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一书生名为房德，生得方面大耳，伟干丰躯，家贫落魄，只能凭借老婆贝氏纺纱挣钱度日。时值深秋天气，贫而无衣，想要向老婆赊两个布匹儿做件衣服，却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憋着口气撞出门去。机缘巧合之下，误添画了破庙之中无头之鸟的鸟头，被一伙强人拉入伙，成为强盗头子。谁料第一次行盗就被官府捉获。审判官李勉看房德生得仪表堂堂，便起怜才之心，暗中设计放了房德。逃出的房德投靠了安禄山，并且谋到官位。李勉因为放了房德，被免官。数年之后，李勉穷困之时遇到了房德，房德一见救命恩人也是加倍礼遇，然而却听信老婆谗言，对李勉起了杀心。最终房德派去刺杀李勉的侠客发现房德才是背信弃义之人，手刃房德夫妇。
房德始于盗，终于死。
如果我们将这篇小说和《聊斋志异》卷十中的《申氏》对比，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书生面对无以为继的贫困状况，歹心顿起，做出为所受教育以及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事情——为盗。而这种现象之下，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申氏》中士子申氏，家窭贫，日恒不举火，夫妻相对，无以为计。妻子曰：“无已，子其盗乎？”申氏不允。妻子愤而答曰：“汝既不能为盗，吾无宁娼耳！”申氏念道：为男子不能谋两餐，至使妻子欲为娼，固不如死。而求死不能之后，申氏转而为盗。后于因缘巧合之下杀死了弄祟于富翁之女的龟精，获得富翁赠金，遂摆脱了困境。
从小受到儒家礼乐教化的书生，在面对贫困的考验之时会做出何种选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安稳环境中的人们，可以优裕从容地维持道德对人的要求——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只有特定的“油锅”才能炸炼人性的各种真实。贫苦的窘境，无力维持最基本的生计，以及强悍的妻子，这便是考验书生滚烫的“油锅”。当现实的残忍剥落道德仁义的表层，极端境遇中他们会做出何种价值选择？透过这种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画面？
从两则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都偏离了儒家教育对士子道德品质的要求，以为盗而向现实妥协。不同的是，作者让他们在精神考验的“独木桥”上到底走了多远。
房德落入贼伙之后，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当强盗们把一套锦衣、一顶新唐巾、一双新靴给房德穿上，房德顿时改头换面，“这般华服，从不曾着体，如今忽然焕然一新，不由移动其念”。只一套华服，就让房德动摇了读书人应有的操守。房德回想自己的生活困境，“及至仰告亲戚，又无一个肯慨然周济，倒不如这班人意气……若是随着他们胡作一场，到也落个半世快活”。再想到现实的利益，“只做两三次，寻了些财物，即便罢手，料必无人晓得。然后去打杨国忠的关节，觅的个官儿，岂不美哉”，更是觉得做强盗也不错。由此可见，房德的算盘打得美美的，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传统读书人通过熟读经史、科举取士的正规道路，而是想着如何利用打劫而来的财物打通关节达到做官的目的。这时候的房德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生，而是一个为功名利禄铤而走险的市井小民，为盗变成他发家致富的手段，完全摒弃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人操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现实利益的诱惑所陶醉、丧失了好坏判断的普通百姓。残存的理智也告诉他，做强盗是危险的，可是他想到“万一事情败露，也是享用过头。便吃刀子也心甘情愿”。即使事情败露，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枉费了圣贤的教育，不是有辱于祖宗门庭，甚至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享用过头”，就是说已经享受了富贵利禄，即使吃刀子也愿意。可见，房德面对诱惑，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道德，缴械投降。
房德为盗，事败被捕之后，同是贼伙，审判官李勉看到“内中有房德人材雄伟……就怀个矜怜之念……惜其才貌”，而房德一听审判官有怜惜自己的意思，马上“匍匐到案前含泪而言曰：‘小人自幼业儒，原非盗辈’……”这时的房德简直就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厚颜无耻的市井小民。而李勉不惜舍弃自己官职也要给房德行方便之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房德号称自己是“自幼业儒”的书生，出于书生之间的惺惺相惜。这简直是一大讽刺。
相对而言，《申氏》中的主人公申氏对于从盗之路所做的抗拒比房德多。面对妻子以为娼相逼，他想到的是“为男子不能谋两餐，至使妻子欲为娼，固不如死”，然后去寻死，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操守。寻死不成之后才转而为盗。可以说与房德相比，申氏更为传统，更接近于儒家对士子的要求。于是作为正统的士子，申氏没有再受到作者进一步的残酷考验，而是为他安排了转机之路：在为盗的过程中阴差阳错将作祟于富家小姐的龟精给解决了，从而获得富翁的赠金，摆脱了困境。可见上天对于书生特别垂怜，善有善报，所以蒲松龄最终将申氏从压榨深层性格的“油锅”里解放出来。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进一步压榨，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呢？申氏还能够保留他的操守吗？
蒲松龄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而冯梦龙则给了我们另外可能的解释。让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发生在房德身上的事情。获得李勉的帮助之后，房德马上投靠了安禄山，相谈投机，得到官位，可谓是实现了他的梦想。但是，这只是他朝毁灭之路更近了一步。几年之后，房德遇到李勉，听信妻子贝氏谗言，派侠客去暗杀李勉，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己反倒死于侠客之手。可以说冯梦龙的“油锅”更是鼎沸，将一个遵纪守法的书生一步步逼而为盗，又与乱党共谋，最终因背恩弃义而遭到死亡的惩罚。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聊斋志异》与“三言”的不同。作为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虽然也体现“俗文化”，体现市民意识，但是依然有着许多属于“雅文化”范畴的东西，对于现实的揭示，依然保持着典雅、庄重以及点到为止的优雅风度。而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市民意识更加浓厚，即使是书生的形象，其人格核心也是市井小民的功利和对现世享乐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更真实地体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状况。同样是违越礼法，《聊斋》倾向于用神话或灵异事件给主人公安排一条退路，以逃避礼法道德对他的现实制裁；而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就必须面对现实，以现实的力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而现实总是血淋淋的。
（何柳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