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日，对田中角荣秘书榎本敏夫的审判开始了。重新面对检察官时，榎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紧张和慌乱，他沉着反驳，完全不承认接受过5亿日元。面对检方出示的自己签过字的口供，榎本表示，检察官当时故意将一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带进询问室，看到报纸后自己误认为“（田中）先生为了顾全大局，哪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承认了”，因此也跟着承认了收受5亿日元这一不存在的事实。榎本这样做不但是当庭翻供，而且还反过来指责检察院存在“诱供”嫌疑。对于检方来说，一旦法庭认定榎本敏夫确属在“诱供”之下做出了不实陈述，不但整个洛克希德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逆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可能因此陷入困境，反贪精英被打上“诱供能手”的烙印，其后果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东京地检的起诉团队毫不示弱，见招拆招，找来当年那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比对报纸出版日期与榎本在询问口供上签字的日期后表示，由于口供签字日期早于报纸出版日期，因此榎本不可能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诱供的。而榎本则否认自己看到的就是检方找来的这张报纸。
在随后的125次庭审中，田中角荣辩护团队不断就检方起诉书和证据材料中的细节问题提出反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检方起诉书中所提到的受贿地点存在明显瑕疵。根据检方的起诉书，5亿日元是由丸红公司时任专务（董事）伊藤宏分4次交给“榎本敏夫”的：①1973年8月10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伊藤宏于停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道路上的轿车中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②1973年10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自己住宅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前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③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Okura酒店的停车场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④1974年3月1日上午8时左右，伊藤宏在自己家里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
关于第一次行贿的地点，检方的说法是，根据田中角荣司机的行车记录，8月10日中午，榎本敏夫要去英国驻日大使馆附近的甜品店“村上开新堂”购买日式甜品，所以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并不十分隐秘的地点交付如此大额的现金。然而，辩方律师找来“村上开新堂”的老板娘村上寿美子当庭作证表示，8月10日，该店因为天气太热而关门停业了。关于第三次行贿的地点，辩方对起诉书中的指控提出了更多的质疑。首先，根据调查，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Okura酒店停车场外的宴会厅正在举行政治家前尾繁三郎的后援团宴会，有很多政界财界要人出席，选择这样一个熟人遍地的“险地”交付巨额贿金，有违常理。而且，1月21日东京大雪，根据检方起诉书的说法，伊藤宏与榎本敏夫两人在雪地里站着聊了半个小时，这么冷的天，如此反常的行为，在榎本敏夫的司机和伊藤宏的司机松冈克浩的证词里面却都没有提到，实属难以理解。
为了证明榎本敏夫不可能在检方指定的时间内出现在其他两个地点，1981年4月，辩方律师团先后找来了专为榎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以及商人斋藤清志、参议员山崎龙男、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人，以证明在检方指控的时间榎本敏夫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清水孝士的出现和这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为榎本敏夫提供“不在场证据”让检方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地位。与辩方律师团的步步为营，逐个击破战略不同，急于取得突破的日本检方当时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甚至派出警力监视作为辩方证人的松冈克浩和斋藤清志，并于开庭前将这两人带到东京地方检察院讯问。直接询问辩方证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限制，日后成为一些专家和媒体记者质疑洛克希德案存在“不公正”的重要理由之一。为了驳倒田中方面提出的榎本敏夫“不在场证据”，检方最后找来了榎本的前妻三惠子，她在法庭上公开作证称，1976年2月左右榎本敏夫在和自己的交谈中亲口承认，确曾收受了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日文原话「榎本は５億円受領を認める発言をしていた」）。榎本敏夫和田中角荣一样出身贫寒，发迹后与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娶了年轻貌美的三惠子为妻。洛克希德丑闻爆发后，三惠子与榎本敏夫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本来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没想到三惠子反而向身处悬崖边的自己重重地推了一把，不但可能毁了自己，而且使“恩人”田中角荣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深知问题严重性，备受打击的榎本敏夫一蹶不振，两个月后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直至去世。这样的情节，不禁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当然，三惠子出庭作证指证榎本敏夫，本身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其中所蕴涵的人情冷暖，就一言难尽了。在试图证明榎本敏夫具有“不在场证据”因而没有收5亿日元的努力失败后，田中角荣的辩护团队另辟战场，试图证明即使他收了钱也不构成所谓的受贿，而仅仅是政治献金。当时，不少同情田中角荣的日本高官也支持这种观点。1978年12月，与田中角荣“结盟”的大平正芳第一次组阁，其法务大臣古井喜实，任内一直宣扬所谓的“首相职务权限论”，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本书，其主旨就是阐明田中作为首相并无权“决定”全日空这样的民间公司购买什么样的飞机，即便他真的收受了5亿日元也只是政治献金，而不构成“收钱帮人办事”的受贿。
田中角荣律师团队认为，全日空公司决定采购洛克希德公司L-1011机型的过程是“自主”、“合理”的，并没有受到来自政界的不当影响。因为1972年10月7日全日空公司曾就采购何种机型召开过高层会议，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3名赞成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非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2人赞成麦道公司的DC-10机型、另有1人赞成波音公司的747机型、1人赞成L-1011机型。为了取得公司高管的一致同意，全日空决定于10月22日对几种机型的“噪音”大小进行测试，看看技术部提出的L-1101型飞机噪音小的理由是否成立。该测试由于天气不佳，大雨倾盆而未能如期举行。10月28日，在再次举行的公司高层全体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采购L-1011机型。如果时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真的是“受命”采购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10月7日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的票决结果（421）就完全可以了，何须节外生枝，再搞一次噪声测试呢？一旦测试L-1101机型噪声并不比其他公司的飞机小，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辩方律师认为，如此慎重、民主、公开的决策，又何谈受到了田中角荣和运输省大臣的不当影响呢？
当然，检方并不认可相关辩护理由。他们对全日空公司进行了搜查，发现全日空公司涉嫌收受洛克希德公司经由中间人交付的40万美元所谓“工作资金”，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了一个“公关费小金库”，其中2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佐藤孝行、5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桥本登美三郎，由此牵出了两外一桩行贿大案——全日空公司行贿案。
如果说，田中角荣所组建的豪华辩护律师团队在法庭上成功地给检方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的话，其在政治上的努力很快也得到了回报：1979年11月9日，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中，其法务大臣仓石忠雄公开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表明同情田中角荣的立场。1980年5月16日，自民党内反对派与社会党联合倒戈，大平正芳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其后的竞选活动期间，70岁的大平亲自披挂上阵与选民互动，为选举造势，却不幸突然死于心肌梗死。受大平正芳逝世所催生出的同情票影响，自民党在选举中胜出。1980年6月，大平派新领袖铃木善幸出任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公开批评检方找榎本敏夫的前妻三惠子指证其前夫的作法有违人伦。1982年10月，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秦野章公开表态，称洛克希德案有违法嫌疑，不排除启动司法指挥权对相关调查进行干预的可能。然而，经历了二战以来多次反腐败大案历练的日本检方并没有在压力下屈服，自民党内部反田中角荣的所谓非主流派与反对党社会党也联合起来为洛克希德案的最终宣判加油助威。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媒体对于政治家们涉及洛克希德案的一言一行都高度关注，有犬养健的前车之鉴，谁敢真的启动司法调查指挥权叫停对田中角荣的调查呢？
1982年检方首先将案情相对简单的“全日空行贿案”起诉到法院。6月8日，法庭做出一审判决，原交通大臣佐藤孝行、桥本登美三郎两人构成受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和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田中角荣的秘书榎本敏夫在此案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田中角荣的得力助手二阶堂进也收受了500万日元现金，但因“无法证明其职权与受托事项有关”而受贿罪名不成立。一审判决宣布后，佐藤孝行提出了上诉，后放弃上诉选择认罪。这一判决表明，全日空确有向田中角荣身边人“送礼”的行为。所谓无利不起早，全日空作为一个盈利性经营实体，如果不是有求于田中角荣，会给他们送礼吗？既然全日空有求于田中，他也就必然拥有了左右其采购决定的影响力。
在“肃清外围”之后，1983年1月12日，日本检方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宣读了对田中角荣的“论罪书”，“论罪书”旁征博引共约30万字，详细阐述了检方控诉田中角荣等人有罪的理由，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桧山广、榎本敏夫等人的口供是“完全自愿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检方没有逼供诱供；二、7年来检方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与美国方面提供的洛克希德公司原副总裁科赫、驻东京办事处代表等高管的口供内容一致，能够互相证明；三、律师团队对检方提出的榎本敏夫受贿时间和地点的质疑由于辩方证人证言“缺乏合法性、很不正常、证据不足”而无法成立；四、田中角荣作为内阁总负责人，完全能对交通大臣直接发号施令，进而影响所谓“民间企业”全日空的采购意向。全日空公司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更新换代本公司民用航空飞机的工作，是在日本运输省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田中角荣作为时任首相，通过运输大臣，对全日空的采购决定实施了不正当的影响。据此，检方建议法院判处田中角荣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虽然审判的形势对己方越来越不利，但田中的律师团队依然在1983年5月向法庭提出了一份约100万字的申辩书，“分为没有收受5亿日元”、“首相职权无法影响民营航空公司的采购决定”、“检方调查行为违法”等几部分，结论就是“田中首相无罪”，事件本身是人为捏造的，是陷害田中角荣的政治阴谋，“根本经不起后世的评判”。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701号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洛克希德案。上午10时，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田中角荣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同案的桧山广、大久保利春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榎本敏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从1977年1月27日第一次开庭，到一审最后宣判，整整用了6年9个月时间，可谓旷日持久，跌宕起伏。然而，由于美国方面最初披露的行贿金额是30亿日元，日本检方却仅仅查明了其中5亿日元的去向，且始终只盯着田中角荣不放，对其余25亿日元没有做出任何交代，因而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和批判。有评论就认为，作为行贿中间人的儿玉誉士夫，其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所谓“工作资金”不可能有25亿日元之巨，检方办案存在明显的“灯下黑”嫌疑。
七、从大右翼到大流氓——被称为“国士”的腐败掮客儿玉誉士夫田中角荣的命运暂且不表，笔者想先对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间人儿玉誉士夫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笔者认为，了解这个曾对日本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右翼” “黑 道”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二战后日本政治运行的“潜在法则”，特别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变迁，是有帮助的。
“国士”一词来源于我国，专指一个国家中智勇双全、才能出众的人。《战国策·赵策》就有“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表述。《史记》在描写韩信的《淮阴侯列传》中，也提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当行贿受贿“掮客”的儿玉誉士夫，当时就被称为日本的“国士”。表面上他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爱好哲学，痛恨官僚腐败，对金钱无欲无求的人。但实际上，儿玉二战前为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战后是日本多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政经界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对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鸠山一郎组建民主党时曾经得到过他的资金资助，岸信介则曾经是他在巢鸭拘留所时同为二战甲级战犯的狱友。政治家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人更是与他交情匪浅，1960年儿玉誉士夫给自己办了一个“生人葬”，对于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两位碍于情面，还亲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据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82年出版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儿玉为原型构思出来的。
要说其实这位一度权倾日本黑白两道的儿玉出身还是比较贫苦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阶层失去特权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武士家庭的儿玉誉士夫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本姓山田，后随当医生的养父改姓儿玉。青年时代，他还曾被送往在朝鲜半岛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儿玉的亲姐姐后来也嫁往朝鲜半岛。儿玉回到日本，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一度当了一段时间工人。这位“国士”儿玉誉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双全值得商榷，但作为二战前侵略性极强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他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时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大幅压缩军费得罪了日本军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将日本经济遇到的困难、国内国民生活的困苦都归咎于犬养毅政府，特别是井上这个主管经济的大藏大臣。年仅20岁的儿玉誉士夫给井上准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由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己自杀算了。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被判入狱5个月。出狱后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结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乘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逃走后遭人举报，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随后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个时期的日本，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获得狂热的拥戴。遭儿玉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日本国民不但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11名士官请愿，要求从轻发落这些“爱国”青年。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儿玉曾与狱友岸信介约定，后者将在辞职后把首相宝座交给儿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信介实际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儿玉誉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团体“大化会”原会员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庆祝仪式上试图刺杀岸信介未遂。二战后儿玉誉士夫还曾试图以“东亚同友会”的名义将日本国内的黑社会组织都统合起来，港台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反对此设想，结果，儿玉誉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其实说起来，山口组二战后的“中兴”还与儿玉的帮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会对于山口组“忘恩负义”、“不听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组起源于日本港口城市神户的码头工人地下组织，其第一代领导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领导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构建在执法者中的“人脉关系”，仗着有“保护伞”的优势，不断吞并神户港内的大小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对国内的地下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日本军部这个最大的“专业黑社会”面前，山口组等“民间业余选手”统统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组只剩下约30多名成员，其第三代领导人田冈一雄还是靠着日本皇纪2600年纪念活动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战结束后，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愿意为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这个哥们手底下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甚至贩卖海 洛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反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反 共，负责反 共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反 共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 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在二战后日本右翼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大背景下，出身基层，二战结束前就与“关根贤”、“阿部重作”等黑社会人物关系良好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儿玉誉士夫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二次崛起。作为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的总负责人，他大肆发行日本军票，疯狂盘剥中国人民，掠夺了大量金条及其他贵金属。这些财富都被儿玉运回了日本。儿玉事后承认，他原想将这份资产交给辞职前的海相米内党政，但是米内对他说：“接受这份资产的日本海军已经不存在了，可以将它们用在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需动员8万人，以当时的警力状况，缺口大约在4万人。因此必须借助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力量。具体负责与“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各位大佬交涉、协调的，正是儿玉誉士夫。
但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岸信介内阁的预期。6月15日，580万日本群众参加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签字活动，喊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口号。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年仅22岁的东京大学女学生、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桦美智子死亡，日本国内矛盾空前激化。16日，迫于无奈，担心无法确保美国总统安全的岸信介政府只得向美方提出，请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最终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的安排。《日美安保条约》采取自动延期的方式续约。如此一来，动员4万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也没有必要了。但自民党当时拨出的专项经费大约5亿—6亿日元却不翼而飞，民间传闻都称是被儿玉誉士夫中饱私囊了。日本右翼内部为此专门召开过“真相究明会”，由于遭到儿玉等人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一下子进账几个亿，这样的“爱国工作”，你说儿玉能没有积极性嘛！
